三本书的命运

三位开路先锋：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三幅人物肖像：一位犀利，一位沉稳，一位潇洒。他们风格互补，是一个组合、一个团队、一道风景。可惜，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么精彩的风景了。

人们都知道，中国改革不是从先有一套理论、设计、蓝图和规划开始的。但是，却不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没有理论准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经济理论准备方面有三位开路先锋：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质疑、总结，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还在于为探索和写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产生的思想矛盾和冲突、觉悟和突破，发出的改革理论先声。

早在1955年，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就交派了一项任务，请薛暮桥、于光远、孙冶方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人分头准备，搭班子，研讨、探索，历经数十载，无论在监狱、在干校、在病榻都念兹在兹。然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始终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更耐人寻味的是，由此出发，三个人三条路：孙冶方试图按《资本论》的逻辑写，几起几落，直至拼死一搏；薛暮桥改弦更张，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行销千万册；于光远皓首穷经半个世纪，出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七卷。

在薛暮桥保存的文档中有自50年代起，大约“一五”时期，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资料；1959年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人到外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国人喜欢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势必要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同时，为了摆脱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控制，找到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依据，也需要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刘少奇曾说：不懂政治经济学是要垮台的！“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理论基础。”

孙冶方版本

如今，即使经济系的学生，知道孙冶方的也不多了。然而，孙冶方曾经是中国经济学界最著名的人物，不仅因为他自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所长，还因为在60年代初期和“文革”中，他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著名经济学家中，遭受牢狱之灾的，恐怕孙冶方独一无二。他是那个时代中国经济学家悲剧命运的典型和缩影。

1959年冬，刘少奇带领一些人在南方读《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回京后，1959年12月14日，刘少奇请薛暮桥、王学文、邓力群、于光远、孙冶方、许涤新等去他家座谈，听取他们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意见。他说：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理论基础。恩格斯早就说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孙冶方告诉刘少奇，他正和经济所的同志编一本《社会主义经济论》，刘少奇很赞赏，嘱咐他抓紧时间赶快把书写出来。那年11月，孙冶方组织所里29位研究人员集体写书。三个月后的1960年2月，他们写出40万字，然而，怎么都觉得不像政治经济学，像政策论文集，干巴巴的，要么是政策汇编，要么是规律汇编，只是下定义。孙冶方决定重写，写一本有血有肉的书。

1960年5—6月，孙冶方组织全所近百人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讨论书的提纲。7月，集中一部分人开始写作，因开展整风运动而暂停。1960年10月至1961年1月，他集中了37人在中央党校写出110万字的初稿。正值大饥荒时期，主副食都短缺，暖气时有时停，孙冶方拖着患肝病多年的身体和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贫乏的营养已经支持不了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了，眼看着一些人开始消瘦、浮肿。孙冶方要求总支书记冯秉珊保证写书人员按时休息。入夜，每个房间都是一再催促才熄灯，只有孙冶方房间有时灯亮到半夜，一早人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操场练罢太极拳回来了。3—5月，他们移师香山，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讨论意见和二稿的初步设想》。自始至终参加讨论的，除孙冶方本人外，有刘国光、江冬、孙尚清、杨坚白、何建章、赵效民、骆耕漠、桂世镛、董辅礽。孙冶方还邀请了刚刚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因庐山会议被罢官的张闻天参加并指导编写工作。有一天，张闻天来指导，当他和年轻的桂世镛握手时，一旁的孙尚清情不自禁说了句：“两个总书记握手了！”时年60岁的张闻天，曾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25岁的桂世镛，时任团支部书记。这句亦真亦玩笑的话，后来成了孙尚清的一个“罪状”，这是后话。这期间，孙冶方两次向李立三汇报编写情况和争论。

《资本论》有一根贯穿全书的红线，就是剩余价值。孙冶方也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找到一条红线：“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简称“最小—最大”理论）起初，他们还设计了一个富有激情的导言——“我们的时代”，想开宗明义地宣告，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孙冶方带着初稿和二稿的设想，去上海、南京召开经济学家座谈会。1962年和1963年上半年，他给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班学生讲《社会主义经济论》，形成了15万字的记录稿。几个回合下来，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按照《资本论》的逻辑，先分析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最后是整个生产过程。其中，流通篇是个难点。因为受自然经济论的影响，当时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有无流通？”一种压倒性的意见是认为：没有流通。

1963年1月，孙冶方明确指出，经济所要以政治经济学为中心任务，不排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他还要求公开翻译出版波兰经济学家明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继续在人大讲授《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流通概论。

此时，批判修正主义的浪潮滚滚而来，孙冶方的“最小—最大”理论被斥为否定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利润是“牛鼻子”的观点，被斥为“利润挂帅”和否定“政治挂帅”；加上他面对批判大义凛然，“我应战，我就喜欢赤膊上阵”的态度，致使1964年10月，康生派出70人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围剿孙冶方，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孙冶方就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8年4月被公安部以“特务”、“里通外国”罪名逮捕，关进秦城监狱。

孙冶方是一位既有组织能力，又有学术能力的人物。他出生于1908年，无锡人。16岁入党，17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参与陈翰笙创立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中国农村》杂志，与王学文、薛暮桥、陈翰笙等人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1949年以后，先后担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和经济研究所所长。

从入狱第二天起，孙冶方就按着过程法的顺序，开始在脑中回忆思考《社会主义经济论》，一共21章183节。曾经，他以为只要给他纸笔，只要给他马恩列斯著作，他就能很快把书写出来。他唯恐这些思想烂在肚子里。然而，终究是没有给他写的机会。直到1975年4月获释，狱中7年，孙冶方打了85遍腹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啊！

1975—1976年，孙冶方将狱中的腹稿追忆下来。“文革”一结束，他就进入又一个拼命工作的高峰。照样是英雄虎胆，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79年3月2日，在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上，孙冶方再次批判自然经济论，“那种没有交换观念，没有流通观念，要把货币批臭的思想，就是自然经济思想”。“体制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1979年9月，有几十年肝病史、受过摧残的身体，以一个肝癌把正在高负荷运转的孙冶方送进了医院。社科院和经济所的人首先想到要抢救他在狱中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所打的腹稿。孙尚清等到医院同他谈写作计划，同时成立了包括吴敬琏、张卓元、冒天启、高涤陈、林泉水、林青松、霍俊超的7人编写小组。从1980年1月14日起，这7人便到医院来工作，孙冶方躺在病床上口授，助手们记录和录音，他们在北京协和医院附近租了一大一小两间房子，以便随时交流。

孙冶方在日记中写道：“进展速度极慢。……要抢时间呀！”当谈完《流通篇》的提纲之后，写作遇到了瓶颈，孙冶方建议写作小组停下来，用两个星期的时间阅读《资本论》第2卷的一、二篇。病房成了一个思想抢救室，室内回荡着孙冶方喜欢的贝多芬交响乐。经过一个冬春，1980年夏，写作组起草出了15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共20多章。同年7月，孙冶方出院转到青岛疗养院疗养，写作小组随同前往。

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又住进北京医院。他知道时间不多了，更加发奋地工作。《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亲自部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科学家的宣传，要求尽最大可能在孙冶方在世时见报。1983年1—3月，《光明日报》以《孙冶方颂》为总标题，发表了20多篇、约7万字的文章和几组照片。孙冶方深感不安，亲自给《光明日报》和中宣部写信，提出对他的经济理论可以进行宣传和评论，但不要对他个人进行宣传赞颂。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逝世。

按照孙冶方的设想，似乎可以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他们越写越发现理论上的障碍难以逾越。困难来自何方呢？直到参加了后期的写作，吴敬琏才发现了孙冶方思想体系中的深刻矛盾。一方面，他感到，按传统理论组织经济运行不畅，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矛盾，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孙冶方从小在无锡长大，对于市场规律的力量、市场经济的活力深有感受，那是一种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在苏联接受经济学训练，经历了斯大林主义批判布哈林时代，传统的苏联式政治经济学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他固执地认为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是可以用计划协调的，他所讲的“价值”，不是第一号价值，即市场价值，而是第二号价值，只是计算的工具，不需要通过市场的价格波动来起作用。因此，他的“价值”理论不彻底，一接触实际问题，就难以自圆其说。孙冶方从一只手打倒自然经济、另一只手打倒市场经济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慢慢地往市场经济靠拢，然而天不假年，他没能完成自己的思想和理论长征。

孙冶方曾经说，在民主革命时期，自己写文章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甚至是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写文章变得下笔艰难，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写几个月，怎么也写不出来。孙冶方和另外一些老派共产党员一样，是骨子里的民主主义者。在青年时代，他们的这种追求和社会主义理想是完全融和的，但在步入新社会以后，却难以摆脱与现实体制的不融洽。

孙冶方力图创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一个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经济模式，然而他没有找到出路。但是，无疑，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导。他的理论体系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打开了思想牢笼。

1999年出版的《孙冶方全集》共五卷，其中四、五两卷是历次《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稿本。这一套话语体系和《资本论》的逻辑对如今的经济系学生来说已经十分陌生了。读来，既有感佩又有感伤。感佩于他，以赤诚之心不懈追求真理；感伤于他，鞠躬尽瘁而求之不得。

李昭这样评价养父孙冶方：“虽然是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是他的性格中更多的是艺术家的激情，他像一个‘牛虻’，总是在与旧社会、旧体制对垒中开辟一个个新战场，呼啸着屡败屡战，用他清癯的身体为其他后来人撕开对方的防线。”真是入木三分。英雄成为学者的很少，而学者具有英雄特征、带有唐吉诃德特征的，孙冶方是一个。曾有人这样发问，如果孙冶方在世，他会支持市场化改革吗？我想，如果给他时间，以他的智慧，以他开放的胸襟，一定能走出早先的理论陷阱。他其实是最早走向真理的人之一。流通、价值规律、利润都是他的题中之义，正是因此，他才受到了最严厉的清洗和折磨。把这么多新东西塞在一个旧框架里塞不进去，需要打破旧框架。这好比破茧成蝶，很痛苦，需要时间。

薛暮桥版本

除了《毛泽东选集》等政治读物，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三年销量千万的纪录，在出版界和经济学界大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人人都有“奢侈”的爱好，薛暮桥爱吃西瓜。看见家里地上码着七八个西瓜，他就笑眯眯的；看见少了，就要孩子们去买。西瓜水多，有人探究这和薛暮桥的长寿、性格、思想有联系。还真是，若要用一种自然之物和薛暮桥相提并论，莫过于水了。他清澈、平静、绵长、隐忍，逆来顺受，水滴石穿，以一个世纪的漫长生命，一点一滴，确立他的历史地位。要想理解这一整段历史，从建立计划经济到向市场经济转轨，薛暮桥是关键人物，没有任何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可以和他比拟。

1948年在西柏坡时，薛暮桥就已经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始筹建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了。1955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让他参与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薛暮桥也正热情地执行自己参与起草的“一五”计划，试看计划体制怎么运转。作为准备，他和苏星、林子力先写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向国庆10周年献礼。然而，社会主义实践并非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写书，对于身兼国家统计局局长、计委副主任这两个计划体制要职的薛暮桥来说，根本排不上。

“文化大革命”一来，批判薛暮桥的大字报被刷到了天安门上。他的罪名包括：“三反分子”、“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贩卖苏联统计的祖师爷”和“叛变出狱的叛徒”。这位靠边站的“修正主义者”，在牛棚，除了“毛选”，其他书一概不许读，薛暮桥就老老实实地把《毛泽东选集》四卷读了四遍，写出《毛泽东主席论社会主义经济》。

1969年12月，他去国家计委在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时，没人读书，干一天活儿，收工就歇了。只有薛暮桥，拿个小马扎趴在床边写书。很多人反对他写，他也不辩驳，那不是他的个性，只是默默不停地写。年过六旬的薛暮桥虽说被分派干“轻活”，有些“轻活”却实在不轻。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没人愿意去看花生地，就派他这个老“走资派”去了。他坐在小板凳上，浑身湿透，冻得发抖，一边看着，脑子里一边想白天写的书，突然有了思路，清晨回宿舍赶紧把夜里想的写下来。每一稿写完，订起来，包上皮，用美术字写上书名。回北京探亲时，拿块黑底红花头巾包上，放在行李里，是他最呵护的一件东西。薛暮桥曾一度获准回到北京，无事可做，在家写书。夫人罗琼是“文革”前全国妇联第一书记，此时虽未官复原职，已开始上班。她特别反对丈夫写书，唯恐再因言获罪，不明白他在写什么，究竟能写出什么来。薛暮桥不想让家人担心，趁她上班，赶紧写；等她一下班，就把书稿藏进抽屉里。好景不长，他又因为“历史问题”，被勒令返回干校。不抵抗，服从，只是无论走到哪儿，他都带着那个花包袱。直到1976年，8年中写了6稿。起初，薛暮桥是想写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但越写越困难，没办法摆脱斯大林的定论，加上不能碰的禁区，写出来的稿子他不满意，觉得跟“文革”前相比进步不多。

1975年国庆，薛暮桥和许涤新受邀参加国庆宴会，次日，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等于宣布他被解放了。随后，他成为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时年71岁。1977年，薛暮桥去找中央党校校长借房子，和徐禾、吴树青、余学本住在里面三个月，引经据典，写出新稿。但是，经典著作并不能给出中国经济问题的答案，还是不满意。薛暮桥是从上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起家的，要解决现存的经济问题，必须到基层去调查研究。

这时的中国，还有“两个凡是”当道，总结历史教训、纠正“左”的错误还是禁区。薛暮桥说：“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错误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经过再三考虑，他在1978年4月18日给邓小平、李先念写了一封信，其中谈道：“需要认真总结过去28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接着所做调整工作的经验教训。”而“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是很难打破这个‘禁区’的”。没想到，没过多少天，一个对中国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发生了。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全国各地的报纸陆续转载。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了。

1978年初夏，薛暮桥和王耕今、何建章、吴凯泰等去安徽、江苏调查。万里（1916—2015）正在安徽开始搞农村改革；江苏首先试行了财政承包责任制、苏南社队工业和上海协作。这些打开了薛暮桥的思想，他提出扩散城市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准许私商长途贩运等建议，支持安徽包产到户，非得系统地清理“左”倾思想，总结经验教训，才能迈出新的步子来。1978年10月，他向计委党组提出再组班子到外地写书。苏星、何建章、余学本、吴凯泰参加。这一回，薛暮桥下决心抛弃写教科书的夙愿，取而代之，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不长，发展不成熟，缺乏实践经验，很难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想根据亲身经历提出一些自己认为必须探索、解决的问题。他说，这样做，“可能对于今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写作，有一点用处”。即使是放弃，还是为了教科书。

写作小组在杭州，上午8—12点、下午2—6点写作。三个月后，他们向100多位经济学家和主管经济的官员发出征求意见稿，一个月内，就接到近百封回信。1979年4月，再去无锡修改。此时，孙冶方也带着4个人在同一家宾馆同一层楼里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两班人马，时而交换意见。薛暮桥说：“这是一段愉快相聚的时日。”没想到，回到北京，孙冶方就查出患有肝癌。论辈分，薛暮桥是孙冶方（原名薛萼果）的堂兄。两人，同样的赤子之心，同样的激情。薛暮桥不像孙冶方那样暴风骤雨般地倾泻而出，而是含蓄地、深沉地表达。薛暮桥曾不无得意地笑谈孙冶方常常带着写作班子白天黑夜地争论，海阔天空，时间过去了，东西没写出来。而薛暮桥则是一板一眼，定好计划就要完成。高度专心是他的特征。女儿小时，趁他伏案写作，在他后背缝上一串扣子，薛暮桥就带着红红绿绿的扣子出门。“文革”时，他和另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办公室里，那人在办公室内的卫生间自杀了，而薛暮桥在读“毛选”，竟全然不知。专心，是他入定的方式，所以，他长寿。

1979年12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不到两个月就一抢而空。人民出版社印300万册还是供不应求，只好提供纸型，让各省人民出版社翻印。

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步骤很快，不久，薛暮桥就觉得书落后于实践。1983年初，完成了修订稿，他登门请30年前交派任务的陆定一作序。此时，历史已经跨越了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也进入了耄耋之年，站在新的历史门口，继续兑现当年的千金一诺。曾被毛泽东称为“阎王”、担任了22年中宣部部长、被关押过13年的陆定一有些激动，连夜写就序言，其中写道：“既然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性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点的革命政治理论和革命战争理论，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中国共产党不能建立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呢？”原来，这才是中共党内理论家的情结。年底，修订本出版。

1987年8月，薛暮桥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手稿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并给所长董辅礽一信，尽数历时二十载的成书历程：“这本书的前后十稿和两个‘跋’，不但反映我个人思想的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时代的变化。我当然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可以自慰的是经常走在时代的前列，有些方面还起了一点‘开路先锋’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旧稿还有保存价值，给后人去考证10多年来时代的变化。”

薛暮桥，既有科学家的严谨、献身真理的精神，又有始自青年时代的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二者时有矛盾。为此，他不免常常在党内受批评做检讨。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女儿薛小和说：“父亲这样一个老计委，怎么能如此坚定地主张商品经济，其实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相悖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1989年以后，反对市场经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力抬头。此时的薛暮桥已是一位坚定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捍卫者。1990年底，87岁的薛暮桥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他写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一个成熟的模式，可以探索它的发展规律，而且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可供参考。现在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具备这样好的条件……要有几个（至少我们自己）改革完全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写出一本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文中，他对10个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分析，被赞为“把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还是说，这是“为将来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积累一些历史资料。如果在这方面有所贡献，我就心满意足了”。

纵观薛暮桥的思想和1949年以来经济制度的演变，有交叉有分离，有平行有逆行，他曾经想解释，想修正，想扬弃，想否定，最终实现了飞跃。他既懂得市场经济理论，又见过市场经济运行；既懂得计划经济理论，又主导过计划经济运行。和时代的进步相比，他把自己滞后的时间缩得最短，追得最快。说到底，薛暮桥一生奋斗追求的是人民幸福、社会公正，是接近普遍价值的社会主义。而接近这样社会形态的，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

于光远版本

和于光远这个名字相连的有一个“机构”，叫“于光远编写组”，就是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的小组。书，终究没有编出来；只留下于光远所著7卷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以下简称《探索》）。

于光远不像孙冶方那样烈士般地悲壮，也不像薛暮桥那种水滴石穿地专注，而是游刃有余地在众多领域里出来进去，以“人生何处无乐趣”的心态，过“丰富多彩、热热闹闹”的人生。于光远1915年生于上海，早年就读清华大学物理系，和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同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去延安；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担任过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科学处处长；“文革”后，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是经济学和自然辩证法两界的领头人，涉及领域包罗万象，连“笼养苍蝇”也在其中。

因为涉及领域宽，“文革”中，他的“罪行很全面”（于光远语），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有农经分站、心理学分站、科技分站，好协调各个分站对他的批斗。说起这些，于光远不是一脸“苦大仇深”，而是调侃。有一次，别人讲，在电视上看见他在“文革”中戴高帽、挂牌子挨斗的镜头，他兴致勃勃，说“真想看看自己那时的光辉形象”。

于光远不拘一格，爱琢磨，讲科学，发明创造特别多。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这么拗口的说法，就是于光远发明的，连苏联人都跟着这么叫了。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不能把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称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属于社会主义学说体系；同样，也不能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要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放到后面去。

于光远想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心愿始于1953年，那是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来以后。在其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写作起起落落。1956年，他在中宣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碰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而中止；1958年重新拾起来，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度，中国经济学界写教科书的热情高涨，1960年达到顶峰，在高级党校召开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会，然而，不久又中断了。最后一次努力是在1960年底到1966年的五年半时间。于光远说：“我们花的时间不少，写下来的东西也很多，但始终没敢拿出来征求意见。”

那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央宣传部双重领导，行政归中科院管，业务归中宣部管。于光远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副处长是林涧青。于光远领导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集中在厂桥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工作。按照《资本论》的思路，他们只花了一个月就写完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并在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量极大。“文革”中，于光远在宁夏干校劳动，有一次去银川看病。医生看见病历上的名字，大为惊讶：“你就是写《政治经济学》的那个于光远吗？”“是啊！”医生顿时对他充满敬意，细心治疗。

而社会主义部分却始终没有写出来。编写组的人反复研读马恩列斯毛的原著，也只写出了一些阶段性的篇章。从中科院经济所来参加编写的吴敬琏总觉得气氛有些特别：一方面，于光远骨子里倾向自由主义，他在编写组里培育自由讨论的气氛，几乎任何问题都能讨论；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宣部在科学方面的总管，需要贯彻党中央的政治意图。

于光远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贡献，要属1977—1979年拨乱反正期间，发起对“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组织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按劳分配四次全国讨论会。在中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于光远，无疑是一个闪光的名字。

“文革”一结束，于光远就向国务院领导提出，要完成当年接受的任务，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社科院一成立，就有了一个编书组，设在院写作组里。于光远说：“十年‘文革’使我懂得了不少原先并不真正懂得的道理，使我思考了不少过去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的思想境界提高了一个层次。”他感到，实践给他的启发和提出的问题让他应接不暇。1979年9月，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兼职了马列所所长，于光远编书组也跟着转移到了马列所。然而，“20年过去了，好像离开写出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目标还是很远很远”。于光远提出化整为零的办法，先研究范畴。比如，写一本辞典，使大家有一个讨论问题的共同语言。同时，建立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亲任会长，宋涛、骆耕漠、冯兰瑞为副会长，薛暮桥、孙冶方和许涤新为顾问。这是早年被称作“经济学界四大名旦”的薛、孙、于、许短暂的一次齐聚这个事业。到了80年代初，于光远就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们取得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于写出一部有高度科学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来说是很不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有一门课叫“于光远经济著作选读”。1983年12月2日，于光远和研究生们有一场谈话专门谈他在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历程和想法。他依然雄心勃勃，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当作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1985年，他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上发出倡议，用通信方式，举行为期半年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学术讨论会”。

然而，事与愿违，他看到的是政治经济学的悄然退场。1988年，于光远说：“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明确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经济学家已经很少，许多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置于很不重要的地位。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不敢苟同。”他的奋斗变得越来越孤单，1987—1988年，他下了很大功夫，在《探索》四、五、六卷中，约有100万字的内容与此课题相关。在他这儿，这是统一的，一面执着于政治经济学探索，一面论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所有制问题，呼唤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在《探索》第七卷里，股份制是重点，还有“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初稿”。2000年4月，85岁的于光远又发表了《呼唤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宣称：“这篇文章是我对政治经济学新一轮研究的开始。”如此激情，痴心不改！

著作等身的人不多，于光远是一个。有人戏称“自然辩证法”为“自然变戏法”。于光远就像个变戏法的人，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在学科之间，在人际之间，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变出一张张好牌来。他曾给女儿小东记《终生日记》，编《小东小字典》；在干校给一位爱酒之人编《马克思论酒》，好让他喝酒有依据；还为外孙女非非出版了一本《非非——我的观赏动物》，被书店放到了宠物类书里。他得过癌症、肝炎，还得过“大玩学家”称号。我们很难再见到这样的人了。他的思维既是科学的、严谨的，又是发散的、跳跃的、天马行空的。他，官员兼学者，开怀大笑，口若悬河，幽默风趣，真心童趣。从1986年起，于光远每年给亲友写贺年信，汇报过去一年的情况，他报告：“我的心情一如既往地那样愉快”。

关于于光远的笑话，最著名的是那个查无实据而流传甚广的“厕所政变”。说的是，70年代末，社科院高层讨论接替胡乔木的院长人选，不少人提于光远。正在节骨眼上，偏巧，于光远起身如厕。这时，座中有人说了，于光远有错误思想倾向。待于回来，已是花落他人。

于光远以“世界真奇妙，后来才知道”的“活命哲学”，以“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方式，快乐而勤勉地活到98岁，于2013年逝世。

尾声

中国经济学家从1956年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曾经是经济学界的“三巨头”，他们不仅是三个有智慧的大脑，而且是可以调动资源组织力量的人。他们穷毕生之力，没有完成1955年所接受的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不能不说他们的努力已经走到了极限。这有点像三个人从三个角度研究“永动机”，命中注定，走不出来。他们所要完成的课题，是人类智慧和思想资源尚没有办法对付的。但是，他们都创造了新的高度，给人们打开新的视野；他们用他们没有走出来的路，启发和告诉人们，为我们，为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探索的记忆和思想的财富。

三幅人物肖像：一位犀利，一位沉稳，一位潇洒。他们风格互补，是一个组合、一个团队、一道风景。可惜，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么精彩的风景线了。

附记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黄范章先生读罢这篇文章，曾致信给我：“感慨深沉，老一辈为探索改革历尽磨难。他们既要顶住政治摧残，更要克服历史加诸他们的思想局限性，多难呀！”“改革开放30年不应忘掉老一辈（以孙冶方为代表）的贡献。现在我们坐在沙发上讨论改革，当年老一辈是在政治刀尖上探讨改革。”我深有同感。

孙冶方先生，我没有见过。我的先生朱嘉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78年第一届研究生，听过孙冶方的课。他记得，孙冶方走进教室时，全体同学起立鼓掌。在学术界，一个人被尊敬，不仅因为他的思想，还因为他的人格和他的传奇人生。孙冶方的面容，具有古希腊雕刻的美感——深沉的眼神，挺拔的鼻子。而这样的形象，合成于他的天赋与人格之美。在北京西城区月坛北小街二号院3号楼二层的经济所走廊中央，摆放着孙冶方雕像。每一次走过，我都会注目，而另一幅雕像——罗丹的《思想者》也会同时跃入脑海。

1999年，在一次抢救中被切开气管后，薛暮桥恳切地对医护人员和家人说：“我不要拖累国家，拖累医院，拖累家里”，“我不是病，是老，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老，让我早点死吧”。然而，这是由不得他选择的生命。此后，他一直在病床上躺着，躺了6年。

拜见薛老，是长念在心的事。自2004年开始，我也多在医院里照看生病的孩子。每一次约好可以去看时，都因为我这里情况突变而走不开。直到2005年5月27日，终于了了心愿。

那天，我们穿着布鞋，轻轻地走进病房。他躺在那里，躺得很舒服，呼吸均匀，心律60，血氧饱和度100，血压125/46。他闭着眼睛，但是醒着。护理人员帮薛老睁开眼睛，说：“你看，谁来了？”走近他，仔细端详——肤色健康，面容安详，脸颊饱满，嘴闭着，时而动一动。没有皱纹，那双手特别光滑细嫩，像婴儿的皮肤。薛小和在一旁说：他的手握了一辈子笔，什么也没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给了四位经济学家，薛暮桥是首位。薛小和曾用毛笔写下这个消息，举在父亲眼前，只见薛暮桥的目光一遍一遍地往复，随后，淡然地闭上眼睛。2005年7月，薛暮桥辞世，享年101岁。

在各种会议上，见过于光远先生多次，他是笑口常开、妙趣横生之人。写作本文时，有意采访他，然而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