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绽放的工经所

马洪和蒋一苇分别作为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研究两个方向的带头人，彼此鼎力相助，成就大事。他们都有足以服众的个人魅力和领导才能，联络和组合各路英才，形成智囊。

北京西城区月坛北小街2号院里有三座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四层红色砖楼。其中，2号楼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经济研究所的所在地。工业经济研究所在三、四层楼上。

工经所成立于1978年4月，马洪是第一任所长；第二任所长是蒋一苇，任期到1985年。在短短的7年里，工经所建功立业，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1977年4月5日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请示报告，要求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月后获得批准。胡乔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邓力群和于光远出任副院长。撤出“军宣队”、“工宣队”；恢复业务，专做研究。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开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许多学科尚待草创，他们打算在原有经济研究所的基础上，衍生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贸经济等研究所。

此时此刻，受于光远委托，马洪正率领一个考察组在大庆调研，写作《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和《大庆工业企业管理》两本著作。他接到北京的命令，让他筹建工业经济研究所。人们料想不到，工经所的面世，将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舞台上掀起怎样的风云来。

马洪延请了一批人才。他们中有的是老革命，是参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人、第一批探索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人，具有实际经验、领导才能和学术基础。比如，担任过副所长的陆斐文，曾是延安女兵、沈阳第一机床厂总支书记、国家计委机械局副局长和经济研究所领导。因为资格老，有威信，人称“老太太”。她跟78级研究生朱嘉明和黄江南讲过自己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情景，“你们不能想象中国的工业基础是什么样的。开国大典时，根本找不着那么大的吊车往天安门城楼上挂毛主席像，那是用滑轮拉上去的”。还有来自国家计委的张宣三，他思想解放，知识丰富，1979年曾和许良英等人编译出版过《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薛宝鼎，是1948年归来的留美学生，156项工程建设时期，在国家计委重工业局工作。他辅佐马洪，使工经所的研究成果得到姚依林副总理的重视。因而，姚依林指定工经所研究人员参加国家计委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担任过副所长的还有蒋一苇、周叔莲、吴家骏、裴叔平等，以及曾经是康生秘书的李鑫。

不能不提1998年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到了东北工业部。马洪那时是中共东北局委员和副秘书长；朱镕基担任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马洪1952年进京，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后，朱镕基也被调入国家计委，在燃动局和综合局工作。1978年，马洪将朱镕基从廊坊的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调入工经所。

马洪设立了三个研究室——国内室、国外室和综合室，调来一批懂英、日、俄语的人才，专门搜集、研究国外管理理论和动向。

经济改革有两大块，一是农村，一是城市。无疑，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旗手。回过头看，马洪和蒋一苇领导工经所，在推进城市改革，在探索工业和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上，有着卓越的历史贡献。一上任，马洪就直奔主题。1978年9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论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一文，认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应当把发挥企业主动性作为基本出发点，不能只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兜圈子。1979年他在《改革经济体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一文中又指出：“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社会主义企业“是商品生产的基本单位”，“企业必须实现经营管理的‘自动化’”，即“企业能够经常充分地发挥主动性，实行自主管理，自动调节”。与此同时，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虽毁誉参半，也影响巨大。有一段时间，马洪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又是工经所所长，还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这样的官学两界集于一身，实属罕见。这使他得以调动很多资源，来完成重大的研究项目。在工经所内，马洪和蒋一苇分别作为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研究两个方向的带头人，彼此鼎力相助，成就大事。他们都有足以服众的个人魅力和领导才能，联络和组合各路英才，形成智囊。1979年的经济结构调查，马洪任结构组组长，经济所的孙尚清辅助；1981年作为宝钢论证组负责人，马洪带领部委和研究机构的各方面专家开展论证；之后，产业结构、产业政策、工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也都做得有声有色。

1978年6月，陕西财经学院刘廉生、陈维满，辽宁财经学院汪祥春，辽宁大学戴伯勋，在马洪的支持下，联合倡议有关院校协作编写工业经济教材，由工经所牵头。马洪决定成立“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究会”，挂靠工经所，代表工经所与各校联系，决定立即动手编写《中国工业经济管理》教材。

1982年以后，马洪不再兼任工经所所长。蒋一苇的办所方针是，必须为中国经济实践服务，必须为企业服务。自1982年起，企管室对首都钢铁公司、成都量具刃具厂、第二汽车制造厂、上海机床厂等企业进行了系统的考察。首钢是北京市第一批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企业之一，成效显著，到了1982年试点期结束时，蒋一苇和四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林凌带着研究队伍，在首钢工作了40天。毕业留所的78级研究生陈佳贵、周绍朋、郑海航等都参加了调研。他们写了一份关于首钢实行利润递增包干试点的报告，通过马洪送给国务院领导。不久，这个报告被批准。他们在报告中提到的关于在重庆进行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的建议，也得到“原则同意”的批示。于是，蒋一苇又带着这班人马去重庆。这里经济权限小，条块分割，阻碍了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必须扩大中心城市的经济管理权限。还是通过马洪递交请示报告，很快，也被批准下来。1984年，蒋一苇去二汽考察之后，写了《企业自由联合的一种有效形式——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在自愿基础上搞好联合的调查报告》，胡耀邦总书记看到后，批示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对于促进企业联合，冲破条块分割起了推动作用。1986年，蒋一苇去欧洲访问。在飞机上，蒋一苇告诉同行的王元：行前，国务院总理找他，让他借这次机会了解关于股份制企业的情况。他们的调研主题，也因此有了改变。回国后，蒋一苇带着邱靖基、刘纪鹏等人去重庆嘉陵机器厂搞股份制和企业集团试验，提出了全面构思和设计。讨论中，蒋一苇提出要成立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承担国有资产经营。

从扩大企业自主权、承包制到企业联合、股份制，国企改革的这条道路，是在实践中一步步研究探索走出来的，两年一个台阶。马洪和蒋一苇都有把调查研究成果变成政策建议的高超本领。80年代的经济改革，依靠来自四面八方的合力，其中有中央和地方官员、有经济学家、有企业人士，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政治智慧，争取改革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突破。而马洪和蒋一苇是非常典型的人物，有着老派共产党员的赤诚，极富建设和创造力，极富感召和行动力。

在今天，MBA已经时髦过了；在那时，人们还没有听说。追根溯源，中国最早的MBA教育发生在工经所。1979年10—11月，马洪率“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考察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宾州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的管理教育。团员有国家计委的廖季立、庞川，鞍钢副总经理孙传志，社科院工经所的周叔莲，经济所的何建章，清华大学的王应洛，武汉大学的吴红先，上海机械学院的戴鸣钟，等等。在哈佛大学，他们坐进教室，听美国教授讲企业管理。周叔莲记得特别清楚，外面下着雪。教授讲的是最一般的常识，可是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新鲜的。回国后，他们到鞍钢住了一个月，写出了一本《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的书，于1980年出版，介绍美国的管理教育体系，学制、课程、学生概况、教学方法、教师队伍、科研工作，以及美国公司培训管理人员的情况。周叔莲说：这本定价0.73元、230页的小册子，“是中国第一本MBA教材”。他们看到，美国的企管人士都受过高等教育；而同行的鞍钢负责人说，他们那里处级以上干部中有近60%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

这次访美是中美隔绝30年之后迈出的一大步。美国方面格外重视。麻省理工学院保罗·格雷院长甚至向马洪提出了不情之请——写一本关于美国的书，不是学术性的，而是由他们出资，请一位作者来美体验生活，写一本活泼、有趣的书。马洪接受了这个请求。社科院推荐外文局的王作民女士完成此任。王作民是1949年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回国的。1982年至1983年，她赴美采访，写出了介绍美国地理、历史、社会生活的《美国万花筒》，并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受到广泛好评。王作民的先生段连城还将它译成英文出版。这是一段插曲。

蒋一苇做过一个调查，在国营企业担任管理工作的350多万人中，受过管理教育的不到10%，其余是由工人提拔起来、部队转业过来、行政部门调来、技术干部转来的。而当时有管理专业的院校很少，企管人员又不能脱产学习。为此，蒋一苇提出“八路进军”——高校、职大、业大、电大、函大、刊大、夜校和培训中心。早在1979年下半年，蒋一苇就倡议并主持了与中央电视台经济部合办的“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基本知识讲座”，据统计，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听讲的超过200万人，发行了800多万册教材。1983年，马洪和蒋一苇以工经所的《经济管理》杂志为依托，开办《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在全国设立了60多所分校，共4期，培训了4万人。由此，国家才开始在高校设立工商管理系，增设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点。后来，蒋一苇又创办了企业高层次管理人才研修中心。工经所除了两本杂志《中国工业经济研究》、《经济管理》，两份报纸《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还成立了经济管理出版社。

马洪和蒋一苇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工经所，是他们在改革时代实现鸿鹄之志的起点，也因为他们，背负了历史使命，光荣绽放。1985年，周叔莲成为第三任工经所所长。与马洪和蒋一苇的风格不同，他是脚踏实地的纯粹学者。长期担任工经所副所长的是吴家骏、裴叔平。

如果讲80年代早期工经所的耀眼，那么除了这些精彩的老人，还有一批精彩的青年。78级研究生杨沐，1988年3月被任命为工经所副所长，他说：“马洪是共产党内懂经济懂企业的专家，是能出政策的专家，这使工经所和其他经济所有很大不同，并使工经所在社科院中处于独特的地位。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在经济发展、企业改革等方面，都很依赖于马洪提出的建议。”杨沐还说：“在80年代初，工经所的朱嘉明和黄江南成为著名的‘四君子’中人；1984年，他们筹备召开了莫干山会议，我负责企业组；会后，北京的青年学者，形成了几个互相支持的圈子，代表人物是：体改所的陈一谘、王小强，发展所的王岐山、周其仁，中信国际所的李湘鲁、朱嘉明，经济所的华生、何家成，工经所的杨沐。”当年的青年，如今已步入老年。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在科研教育、实业金融、中央地方的各个岗位上曾经和依然发挥着骨干作用。

1980年代早期，工经所是一个既没有学院气息，也没有学部传统，又没有国家机关限制的研究所，是认真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先驱。就像78级研究生王元所说：“那时候的工经所每天都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