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本序：1980年代的“民族记忆”

朱嘉明，经济学家，生于1950年，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1978年第一届研究生，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1984年莫干山会议发起人之一。

在中国经济改革四十周年之际，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再版，值得高兴。因为这本书记载了1980年代中国三代经济学人为中国改革所做的努力与贡献。近年来，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表现出一种对1980年代的怀念情感，而且呈现出愈来愈浓厚的趋势。这其实是一种“民族性”历史记忆的表现。一般来说，“民族性”的历史记忆有这样几个特征：跨越社会的阶级和阶层；涉及至少三代人；不断被重新解读和赋予新的历史含义，构成民族文化的反思现象；记忆可以传承更年轻的一代人，引起后人的共鸣。中国自20世纪开始至今，120年过去，从清朝到民国，再到共和国，历史事变多矣，几乎每个十年都有它的特色，没有任何上一个十年可以预测下一个十年。但是，属于“民族性”的历史记忆并不太多，大概有三次：第一次是抗日战争；第二次是“文化革命”；第三次是1980年代改革。抗日战争和“文化革命”所留下的“民族性”的历史记忆符号是灾难、困苦以及悲欢离合、家破人亡；而1980年代给人们留下的符号是宽松、理想、希望和热气腾腾的向上与进取。这是因为：1980年代建立新经济制度的框架，奠定经济起飞的基础，确立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的格局，整合了国家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开启全方位现代化转型。在这个意义上说，1980年代，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不可逾越的时期，更是中国未来历史的全方位坐标。今天中国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和现象最终都可以在1980年代中找到基因和逻辑。1980年代不仅吸引着经历过这个年代的人，同样吸引着没有经历过1980年代的年轻人。

在1980年代“民族性”的历史记忆背后，其实有着1980年代特有的“精神结构”，或者“精神范式”，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子。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历史中，绝大多数的岁月是平庸无奇的，能够被历史记载下来的时代其实并没有多少。被记载下来的年代，许多是精彩的和激动人心的，是与一种精神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基督教文明诞生，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工业革命。在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五四运动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说到底，是因为五四运动与“德先生”和“赛先生”联系在一起，民主和科学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精神和理想。相比较而言，与五四运动前后并行的实业救国运动，虽然有着非常正面的历史作用，却并不被人们崇尚，因为实业救国运动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和利益的运动。二战后的美国真正被历史高度肯定和记载的，其实就是1970年代的反战和学生运动，是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它们改变了西方的历史轨迹。

中国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丰厚和多元：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主义，以及民族复兴的理想主义。不同的社会群体也有着自己的理想：农民的理想是吃饱饭，穿好衣，孩子能上学；市民和工人的理想是涨工资，家里有上“三大件”；知青的理想，回城，读书，找到工作；在科学家那里，让科学的春天持续下去，就是理想。

总之，那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理想，不论是深刻的，偏重精神和思想的，还是朴实、简单、平常、偏重物质的，彼此相容，求同存异。人们持有一种共同接受的价值观，道德取向一致。从普通老百姓到政治精英，人人希望改革，每个人心里也都有自己对改革的理解和期待。最初改革的概念并不清晰，谁也无法定义改革，谁都不能说清楚什么叫改革，但是，每个人都赋予改革以某种理想主义的含义，于是，改革既抽象又具体，既美好又艰辛，既那么遥远又似乎触手可及。正是这样，人们对于改革的期望和理想，如同溪流汇成江河，成就了历史性大潮。不然，1980年代也不会激荡起那么多人的激情。这是个真实的历史过程，这是少有的历史现象。

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不可分割的还有浪漫主义。改革的浪漫主义和改革的理想主义是共通的。理想主义从来包含着浪漫主义的成分，浪漫主义从来和一种想象与精神联系在一起，每当一个时代被理想主义左右的时候，这个时代一定洋溢着浪漫主义和美好想象，从而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1980年代改革，是对计划经济和当时体制的一次解构，解构过程导致社会呈现出增加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只是当时人们对此并没有那么自觉的意识。于是，改革导致人们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的解放，最核心的是人性的解放，激发出丰满的、色彩斑斓、万象纷呈的历史时期。中国在1980年代的改革浪漫主义，与18世纪末欧洲兴起的浪漫主义，有些相似之处，基于对传统理念和理性的幻灭和批评，重新认知直觉和想象力，其中伴随着一种波及社会不同层面的精彩和活力：星星画展，朦胧诗，意识流，校园歌曲，沙龙，聚会，交谊舞，各类包含新思想的丛书，等等。连经过调整经济结构、增加轻工业品之后的商品消费，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对美的追求成为可能，广告、烫发、时装、色彩、商业都被赋予了浪漫主义。那时，经济学家也有他们的浪漫，为农民疾苦呼喊，为工人争取奖金，为企业扩权发声，为证明和结束短缺经济而思想、活动、写作、建言。与改革浪漫主义伴随的激情，甚至一度影响了改革进程。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家的“莫干山会议”，体现了改革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在1980年代，每个人理解的改革都不一样。每个人其实都是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糅合在一起来解释改革、期待改革。如今，1980年代的老人大都过世，那时四五十岁的人如今已经七八十岁，那时二三十岁的人已经五六十岁。但是，我们看到，1980年代已经被时间沉积为可以传承的文化，超越了“个体”性和“个人主义”的记忆，而成为一种民族和国民性的“历史记忆”。

人们怀念1980年代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怀念那个年代存在过的，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永远有魅力，现在人们的失落是基于这样一个反差。但是，如果就此以为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是脱离现实的，那是不对的。改革的真实历史场景是严酷的，人们需要改变思想，承认计划经济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还要承认，“文革”之后的中国经济陷入全面危机。改革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改革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命运。所以，从执政党的决策者到人民大众，都知道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者并将遭遇曲折，但是，仍然选择改革，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

改革需要直面严酷事实，所需要的恰恰是理想。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为例，他们之所以按手印，签生死状，决定包产到户，其实既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新的翻身，为了人的尊严，也是一种理想。蛇口工业区创办人袁庚，起初，就是为了一个理念：让内地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冒着丧生于退潮的海滩上的危险逃到港澳去讨生活。所以，现实和理想从来都是纠结在一起，只是后人在提及民族记忆的时候，会把理想主义背后的现实淡化。要知道，在历史的某种状态下，对多少年轻人来讲，能够吃饱穿暖，能够自由地唱歌跳舞，能够摆脱说话的恐惧，那就是理想。

当然，后来总结1980年代，还是需要反省的。1980年代改革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它们的共通之处包括一个高估和一个低估。高估，是指对目标合理性意义的高估；低估，是指对实现目标的成本和过程困难程度的低估。

十年前，柳红开始写“八〇年代”的人与事，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第一次向读者呈现1980年代宏大的改革场面。她的视角，不同于海外汉学研究较多关注的中国政治精英，更不是着眼于中国媒体上的“明星式”经济学家，而是写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涉及数百人之多，通过他们参与的一件一件事项，呈现时代的演变。在那个年代，是民众的现实主义唤起了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精英的理想主义，精英的理想主义再赋予大众的现实主义以更高层次的意义。

如果说，改革十年时，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未来改革和发展空间的想象和奋发有为，改革二十年时，人们开始投入商海，追逐和实现财富积累的快感，那么，在改革三十年时，一方面是奥运会推动的“崛起”高潮，一方面是贫富差别的扩大，在改革四十年时，政治和经济生态发生深刻改变，改革展现的是超出预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此时此刻，柳红书中所写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或逝去，或老去，或离开了舞台，曾经占据绝对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业已趋于沉默。经济学“显学”时代悄然结束。中国的经济学人是否需要有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沉思”，怎样继往开来，怎样在经济学领域有所创新，对中国社会转型有新的贡献？

研究1980年代，是个历史工程，需要分门别类。柳红对1980年代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学界，从人与事入手，搜集史料，记下众多被遗忘的前辈，写出他们的名字和经历，为逝者，为失去话语权的老者、边缘者记录了他们曾经的努力和奋斗，重新赋予1980年代以鲜活的生命，表达对于历史和人的尊重。她视这样的公共写作为一种社会责任，但她的研究也为建立1980年代研究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些史实基础和研究线索。并且她本人近年来也已转向将1980年代历史研究纳入社会科学领域加以系统地理论研究。1980年代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甚至说形成“1980年代学”都不为过。自2010年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出版，八年过去。这本书为中国1980年代的研究者所关注，为普通读者所接受，正是它再版的价值，期待柳红在1980年代研究方面的新成果。

2018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