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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创立于1982年并于当年评出首届获奖作品，计有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魏巍的《东方》和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以下文论述的方便为序）等六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的构思和写作，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四五年间，如《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冬天里的春天》等；一部分则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或之前的60年代初中期乃至50年代后期，如《将军吟》《李自成》《东方》等。创作过程的这种特殊性，无疑使这些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打上了特定时期社会历史的深刻烙印。
就“文化大革命”前开始构思写作的两部作品而言，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自然不能脱离已于1963年出版的第一卷作孤立的讨论。这部作品不但在主题、情节和人物等主要构成要素方面与第一卷和此后各卷保持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而且其艺术旨趣和创作方法也与第一卷和此后各卷存在着一种美学上的和风格上的有机联系。因此，就总体而言，这部作品应当属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史至少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史，而不应当仅仅属于“文化大革命”后的新时期文学。这亦即是说，对这部作品的讨论不应当仅仅停留在一个短促的时间阶段，而应当把它提到一个具有一定深广程度的历史时空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自成》在“五四”以来“新”历史小说的创作史上，无疑是一座艺术的高峰，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转折意义。众所周知，现代文学史上的“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本来就不十分丰富，而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更属凤毛麟角。建国以后则因对《武训传》等作品的批判，使作家在这一领域的创作活动更其谨慎小心。《李自成》的创作动机虽然萌发于40年代，但它的写作和第一卷的出版时间，却都是中国社会政治的一个特殊的敏感期。以作者的正处于政治逆境之中的特殊的社会身份，在一个特殊敏感的政治环境之中，创作和出版一部特殊题材（不是当时普遍强调的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巨浪袭来时，还能受到一种特殊的庇护，继续其未完成的创作，终于有以后各卷在新时期陆续出版问世，这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史上，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对这种奇迹，历来的评论者和研究者并不十分在意，但这其中无疑隐含着《李自成》创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艺术秘密。
以今天的眼光来揭示这个秘密，首先便应当是它的“古为今用”的创作原则。《李自成》虽然不是一部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但它的强烈的现实性显然是不应当受到怀疑的。这种强烈的现实性无须作过多的论证，我们只要看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关头，郭沫若的一篇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论文《甲申三百年祭》是如何受到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就不难明白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尤其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义军的经验、教训，对于共产党人“观今鉴古”具有何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创作和出版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但这种历史的“情结”却并未完全消失，而且李自成义军的经验、教训对于已经成为执政党和致力于巩固国家政权并保持其阶级的性质永不“变色”的共产党人来说，事实上比在夺取政权的年代显得重要得多。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告诫共产党人要“戒骄、戒躁”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发动“反修、防修”斗争，在这个贯穿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与明末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历史的暗示性和某些内在的精神联系。这是《李自成》在作者遭遇政治厄运和复杂多变、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仍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当代历史小说贯彻“古为今用”的创作原则，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典型表现。《李自成》第二卷的创作、出版虽然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之后，但作为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种原则精神并未发生根本的转换，故而它仍然应当属于这一文学时代的历史小说的创作典范。
其次便应当是它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民族化的艺术风格。对于历史小说的作者来说，现实主义首先便意味着要严格地忠实于历史的事实。如同生活的真实一样，历史的真实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同样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艺术问题，而是同时也是一个与世界观的阶级属性有关的政治问题。《李自成》的作者在这方面的认真和严谨、科学和求实的精神绝对是无懈可击的。甚至无须从正面列举他从40年代以来为创作这部小说所做的搜集资料、实地勘察和研究甄别等等方面的非常人所能胜任的大量创作准备工作，仅就第一卷出版后数年间的社会反应而言，在一个政治上高度敏感和惯于挑剔的反常的年代，包括一些文艺批判的高手在内，竟无人能指出《李自成》的创作有违背历史事实之处，就足以证明这部历史小说的特殊的存在自有它的不可动摇的内在根据。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近乎是科学的真实的基础上，《李自成》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才有真实性可言，它才能凭借这种无可辩驳的真实的艺术描写，深入历史事件的本质，揭示历史事件的规律性。《李自成》把现实主义的原则精神运用于历史小说的创作，无疑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尤其是在处理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和典型化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在新文学史上，实无人能出其右。
《李自成》在艺术上对民族化所作的诸多追求，作者本人和众多的研究者已有详论，兹不赘述。重读此书，我只想指出一个文学接受史上的事实，即中国的读者历来习惯于看小说作“信史”和以小说作观察和了解社会的“百科全书”，看历史小说的眼光，尤其如此。前者当然是一种读历史演义的习惯，后者则与后世的“世情小说”培养的阅读趣味大有关系。《李自成》可谓深得其中三昧。如上所述，它一方面无疑是“信史”的“演义”，另一方面又兼有“百科全书”式的“世情小说”的艺术格局，如果说前述各点是它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得以存活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这些方面也是它在当代读者中能够广为流传的重要根据。
关于重读《李自成》，还有很多可谈的话题，但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部多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虽然只是其中的第二卷，但却不能忽视它赖以存在的那个统一的有机的艺术整体。正是这个整体，代表了一个文学时代历史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标志着这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处此历史转折之际，作为一个即将逝去的文学时代的产物，《李自成》也不免要遇到一些重新评价的尴尬和困惑。首先便是人们已经指出的它对于古代农民战争的某些过于“现代”的认识和描写，这当然要归咎于作者对“古为今用”的创作原则的掌握和运用尚存在某些失“度”之处；其次则是同样也有人已经指出的它的艺术形态的归属问题，把《李自成》完全等同于历史题材的通俗文学甚至与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不分轩轾，无疑是混淆了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学作品的艺术评价标准。不管个人的主观好恶如何，都无法改变《李自成》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这一基本的文学事实，正如历史小说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艺术形态，不能因此而否定前此时期的现实主义和其他形态的历史小说一样，不论历史小说今后还将发生何种变化，《李自成》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小说的典型形态，其意义和价值都是不会泯灭的。
就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氛围和艺术风尚对文学的影响而言，《东方》的创作和出版与《李自成》有诸多相似之处。这部作品的构思和动笔写作是在50年代末，中经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才得以完成，因此，这部小说无疑留下了这期间革命战争题材尤其是长篇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创作的诸多艺术影响的印记。众所周知，革命战争题材的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发展较为充分、取得的成就较大的艺术门类。特别是长篇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更在50年代末把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推上了一个高潮阶段。这期间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和逐渐形成的艺术规范，无疑对《东方》的构思和创作产生了许多有形无形的作用和影响。一般说来，当代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创作，有两种主要的表现形态，一种是英雄史诗，一种是革命传奇。前者以人物的典型化取胜，属于现实主义的小说形态；后者以故事的传奇性见长，属于浪漫主义的艺术范畴。《东方》显然是属于前者而不是属于后者。正因为如此，它的全部注意就在于通过郭祥这个志愿军英雄典型的塑造，真实地本质地再现抗美援朝战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性质以及崛起于东方的中国和朝鲜在国际舞台上所显示的巨大力量。就对这场震撼世界的战争的真实地本质地艺术再现而言，《东方》确实是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尤其是它对战争的全过程所作的全景式的艺术描写，无疑也具有史诗的规模。但相对而言，在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的典型化方面，却远远没有达到50年代末某些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所达到的艺术高度。造成这种矛盾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有作者主观努力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当代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创作在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在经历了50年代的创作高潮，创造了若干经典的作品，取得了重要的艺术成就之后，继起者要跨过这样的艺术高峰，达到一个新的超越和突破，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更何况《东方》的创作迭经从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诸多政治风云的变幻，其思想观念和艺术旨趣不可能不受时潮的左右和影响。仅仅说《东方》的创作受“‘左’的限制”并无多大意义，问题在于在对《东方》的创作产生“左”的影响的那个年代，是如何以其对文学的独特的影响作用促使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创作发生嬗变和向新的艺术形态转化的。在新时期的开始阶段刚刚复兴的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创作高潮中，《东方》无疑是此中翘楚并代表了这一阶段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创作的最高成就，但当这一传统的题材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创作形态之后，《东方》很快便退居历史的深处，成为过去时代在这一文学领域盛行的艺术时尚的最后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