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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的《钟鼓楼》之所以获取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大概是得力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当时来说《钟鼓楼》是第一部不以重大矛盾冲突、激烈斗争为营构核心，而是反映城市普通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其二是在结构上围绕薛家办喜事只集中写了人们于一天中的活动。这两点就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来说，都显得比较有新意，并为此而得到评委会的肯定亦是能够理解的。

不过，刘心武从来不是一个艺术感觉细腻的作家。他的创作历来都是侧重于社会学层面的反映，往往以提出问题的社会代言人为己任。这样，他的作品多是图解生活而不是表现生活，《钟鼓楼》同样如此。作品通过居住在大杂院七八户人家平凡而琐碎的生活，提出了多种多样的问题。像办喜事的薛家，就写到了婆媳关系，妯娌矛盾，而新郎薛纪跃除了厌恶吃鱼外，还有性冷淡的问题；他的大哥薛纪徽有工作上的烦累，也有必须调解母亲与妻子矛盾的苦恼；当过右派的詹丽颖面临着解决不了与丈夫两地分居的烦闷；掌握了高级厨师手艺的路喜纯存在着父母亲出身于龟奴、妓女的自卑情结；戏剧演员澹台智珠不仅有醋坛子丈夫的干扰，而且事业上的竞争也使之身心疲惫；当上了外事翻译的荀磊虽然因有上进心与努力追求而博得邻居们的称赞，但自由恋爱不把父亲为他定下的娃娃亲当一回事，又使得父亲很不高兴；张奇林局长那条线写到了用人问题、干部制度，由他的部下庞其彬在外人面前、公众场合不敢讲话，又点到了心理障碍；而慕樱的出现及她单相思齐壮思副部长，又引出了婚姻、家庭及情感问题。即使是与世无争的老编辑韩一潭，亦遇到了刁顽作者的威胁。

无疑，作者是想通过这些描述去反映普通市民的生活及心态，并由办喜事和某些历史关系的追述，表现出一些北京市民文化的蕴涵。主观意图虽然不错，但由于缺乏艺术的提炼而成为一种素材的堆积。为此，作者除了罗列出一大堆平凡人生于现实社会难以避免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外，没能组织成比较精彩并具有一定艺术容量的情节，而是一种十分勉强的拼凑。此外，人物虽多，但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艺术形象的描写，而只是作者用之去提出某一个问题的角色。人物没有独立的意志，更谈不上性格的内涵。这样的作品，从严格意义上说，离真正的艺术创作还有一定的距离。而由于缺乏情节的营构及人物性格的绘雕，想表现出市民日常生活、心态及透示文化蕴涵的愿望，也就很难实现。

认识到真正的文学有时往往只是一些凡人小事的描述，刘心武于《钟鼓楼》转向普通市民生活的视域，确是表现出一定的创作新意。注意隐去“教师”面孔，不再自以为是地教导读者应该怎样，不该怎样，也在《钟鼓楼》中表现出更多一点的平常心。不过，侧重扫描社会现象而不重视深入人的灵魂之创作习惯，仍然制约着他。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七情六欲，无疑是文学永久的艺术视域。而要文学化地表现人的七情六欲，又得通过人的行为际遇，由具体的细节去体现，只靠作者直接说出哪个人有什么样的烦恼，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而没有人物于某种境况中的具体描述，不仅显得空泛，而且容易流之于图解生活的生硬。

《钟鼓楼》的最大不足正是在这。作者只是想告诉人们北京的一般市民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烦恼，而没能具体表现出北京市民是如何过日子的。这样，作品对北京市民生活的反映，也就是浮光掠影的平面化介绍。缺少深入与细致，不仅描述不出具体而富有生活质感的人物，而且对于生活的反映也是一些十分表层的东西。文化蕴涵也好，人生无奈亦罢，如果没有人物性格作为体现的依托，也就谈不上艺术的表现，而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渴想而已。

《钟鼓楼》无疑是一部一般层面的创作，除了比较早就切入普通市民生活的表现而不乏一定的新意外，作品从人物到内容都没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阅读上的艺术享受。至于命运感和历史感，更是与主观愿望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从作品本身是不大容易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