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从狄更斯死了谈起——当代外国文学评论问题杂感（节选）

陈焜

一

据说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派留学生出国，外国人发了些议论。一位英国记者说，他们欢迎中国留学生去英国，因为到了英国，中国人就可以知道狄更斯已经死了。妙语成趣，这句俏皮话当然把我们挖苦得很苦。不过，幽默嘛，也没有什么关系，何况除了玩笑以外，这句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他的意思大概是讲，狄更斯是十九世纪的作家了，不要再用他看当日英国的眼光来看今天的英国了；情况改变了，不要再把奥列佛尔要求多给一点食物的英国看成现在的英国了。这些意思提出了应该怎样认识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但是，狄更斯是不是死了，可以请我们的留学生回来再谈。我们着重谈文学方面的问题。文学作品的认识意义当然是不能否定的，但是，能不能把文学和历史完全等同起来？一位卓越的作家，可以对现实做出非常深刻的反映，犹如狄更斯已经做到的那样，但是，能不能把狄更斯对当日英国的描写看成一种完整的历史？狄更斯诚然已经死了，但是在今天，那些成就上不能与狄更斯相比，然而对现实同样采取批判和暴露态度的狄更斯仍然是活着的，能不能把他们的作品看作今日世界的完整的历史呢？这些问题恐怕也是需要考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时期的捷克德语作家卡夫卡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变形记》，主要描写一个可怜的小职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硕大的甲虫，不久忧郁和绝望地死去。故事的含义是颇有争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位小职员过去虽然维持着人的外表，但是他早已在困苦的压力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实质上是一只甲虫。抽象意义上的甲虫变成了肉体上的甲虫，人变成非人，这就是异化。现在，几乎很少有人不承认这个形象的揭露和控诉力量。但是，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一个形象完全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一个非人的社会呢？一个低级的小职员，就他的社会存在所具有的历史内容来说，他可能比封建社会的农奴具有多得不可比拟的自由，他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对于处境更加悲惨的人们来说也许要优越得多。那些更加贫困的人们会不会不把这种地位看成非人的地位，反而看成是向着人的生活前进了一步的步骤呢？一位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家，他抱着人道主义的理想，期待使人的本质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发展，认为周围的世界是非人的异化世界，这个异化世界和实际世界是不是有一些区别呢？

又比如危机。危机的观念，即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精神等各个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危机的观念，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的一个中心内容，欧洲和北美的现代文学有大量作品描写了各种危机不断深化的情况，例如其中出现较早、影响比较深远的作品就是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荒原》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是怀着思念的感情回顾文学中的古典世界，把古典世界纯洁高尚的爱情和现代生活的荒淫、堕落进行对比，把现代社会描写为没有生命的荒原，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沉沦。《荒原》的中心思想，就是表现了社会面临着道德和文化危机的意识，它是后来被称为荒原观念的核心。如果我们看不见资本主义社会的溃烂，把它设想为二十世纪的净土，那么看一看这类作品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也还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把危机和沉沦的情况绝对化，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为历史淘汰之前危机和发展都还要继续存在的情况缺乏具体的分析，并且绝对地把西方社会都看成淫乱污秽的社会，看成是处于车要翻了、船要沉了的绝境，那么，也许就难以说明，当资产阶级文学于二十年代就表现了危机的意识，当这种危机在当代所谓福利国家和丰裕社会中还在继续深化的情况下，为什么西方社会在物质生产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发展？为什么大多数人民群众在道德方面不能够被认为是堕落的？

问题是在于：愤怒出诗人。恩格斯曾经指出：“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6]但是，道德上的愤怒不能被当成社会历史的科学说明：“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成象征。”同时，恩格斯还指出：“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7]当然，这种欢迎正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较少看到的方面。根据恩格斯的说明，我们自然有理由认为，即使我们到今天还能从狄更斯的愤怒中学到许多重要的东西，我们还是不能把他的作品当成他对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的说明；对于今天的狄更斯，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时候，对文学和历史以及文学和社会学的差别是需要注意的，要在文学的意义上来了解文学的认识意义，否则，我们的错误也许会像堂吉诃德先生一样可笑。这位先生对世界的看法不是来自现实，是来自骑士文学，而且是过去的骑士文学。

四

是不是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好像只有现实主义才是唯一可以肯定的东西？凡是好的东西都是现实主义，连神话也属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虽然也还可以，但总是差一点；至于西方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派，那就只能够嗤之以鼻，拒之于千里之外了。有一则希腊神话说，一个名叫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强盗有一张尺寸固定不变的床榻。过路人被他捉住，都要按到床上来加以比量，长了的就要锯掉，短了的就要拉长。不消说，没有什么人符合这个永恒的标准，那些不幸的人都被他用锯断或拉长的办法弄死了。

在文艺问题上使用定于一尊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我们无须否定现实主义，它是否定不掉的；我们也勿需全盘肯定现代派，西方人自己也是争论不休的。但是，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反映的办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差别呢？现实主义的魅力当然是不朽的，它在十九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现代派的某些手法在表现现代人复杂的意识、经验和感受方面是不是也有独到的创造和发展呢？现代派的某些作品是不是不但可以在思想上达到一定的深度，就是在艺术上也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呢？这些问题应该是可以研究的，不能够一律戴上反现实主义的帽子而加以否定。

不久前看到意大利影片《等待审判的人》，也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一个例子。

一位意大利工程师工作在遥远的北欧边陲，对意大利由衷地一往情深，度假时，他带着妻子儿女回祖国游览。不料一过边境，就在哨卡被警察逮捕，不知道为了什么，立即被投入监狱。这位工程师愤怒地提出抗议和质问，但是没有人能说明他犯了什么罪行。所有的执法人员都照章办事，把他从甲地转移到乙地，从一个监狱押运到另一个监狱。工程师的妻子在哨卡外面等待到深夜，得不到丈夫的消息，最后才知道丈夫已经被逮捕。她来自异乡，人地生疏，语言又有隔阂。但是她是世界上唯一关心着丈夫命运的亲人，一个人坚毅地到处设法打听他的消息和下落。工程师在狱中逐渐了解到，好像是有人认为他在一个模糊的时间和地点弄死过一个什么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然而他见不到处理此案的法官，没有地方提出自己的申诉。他被关押在一道一道铁门紧锁起来的监狱深处，每关上一道铁门就是把他从人的生活隔离了一步，几尺见方的牢笼把他严密地封闭起来。他在狱中受尽了污辱和虐待，逐渐从一个企图维护自己尊严的人变成了一个忍气吞声的不敢稍示反抗的囚徒，噙着眼泪说自己的情况很好。后来被关到盗匪和杀人犯的牢房，受到狠毒的殴打，虽然幸免于打死，但是已濒临精神失常的边缘。最后他忽然得到暗示，只要肯承认有一桩虽然与他无关，但是却真正发生过的死人事件，他就可以得到释放。他没有承认，然而还是得到了释放。出狱以后，他目光呆滞、神情萎靡，妻子无言地照料着他，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和哀怜。又到了边境的哨卡，他紧张万分，产生了自己再次被捕，在逃跑时遭到枪杀的幻觉，然而警察只是微笑着对他说，欢迎你明年再来意大利游览。

卡夫卡写过著名的《审判》（1922），其中的主人公也是遭到莫名其妙的逮捕，然而他永远找不到高不可及的法官在哪里，最后像狗一样地被人处决。《等待审判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审判》脱胎而来的作品。

从一定的角度看，这部电影可以解释成为从政治上暴露意大利司法黑暗的作品，作者当然也未必完全没有这样的用意。但是，如果意大利法院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那么这也可能是不大容易想象的事情。事实上，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哲学性的。从他受到的待遇看，这位工程师并不是一种阶级压迫、政治迫害或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就个人说来，并没有哪个机构或个人对他抱着特别的恶意，那些和他打交道的人员与他素来并没有瓜葛或冤仇。问题在于有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之内，不知道什么高不可及的地方作出了一种决定，庞大的机器就运转起来。所有的人不过是等因奉此地照章办事，没有哪个人触犯了律法，或者道义上代表着邪恶，但是一切都丧失了人性的因素，具有一种难以动摇的极其冷酷的性质。就工程师个人来说，他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是比较抽象的，既不代表邪恶和罪行，又不代表正义和善良，他不过是作为非英雄的“现代人”无能为力地受到了迫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情节是，他抱着无限的深情，然而这个体制却无动于衷；一旦要受到惩罚，则抗议或乞怜都不能动摇这种惩罚于丝毫。对这个体制说来，一个人的冤枉算不了什么事情，它伤害了，又怎么样？然而，它对一个人的命运就具有非常可怕的含义。这一种超道德的体制和被迫害的非英雄的人的形象具有怎样的含义呢？它的含义基本上是抽象和象征性的。非英雄的个人在作者的意图中代表一般的“现代人”；作者选择法院作为一种象征，也许是因为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力量可以恰当地体现这种体制的残酷性质，使一些抽象的观念借助于法院的形象而得到了依附。这种抽象的观念是荒谬和异化。在存在主义哲学看来，世界并没有可以认识的本质，就好像电影中法院迫害工程师并没有可以认识的理由一样，它的存在是荒谬的，对人说来是异己的，是一个与人的本质相对立的异化的世界；而人在世界上的处境是孤独的、无能为力的，他总是被抛进荒谬的存在中，不能实现人的本质而异化为非人，就像工程师一样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在这里不能够讨论荒谬和异化的长短，那样会扯得太远，单就这部电影的情节和表现方法看来，这种荒诞和非现实主义的表现是不是也有可以肯定的东西呢？事实上，在荒诞的情节中的确有一种真实的东西，一种深入到现象深处去的东西。在日常的实际世界，一个人受到迫害也许常常是事出有因，可以举出政治、法律或其他各种方面的理由和借口，但是，既然是非正义的迫害，任何娓娓动听的理由实质上都一样荒谬。文艺作品抽象掉那些被合理化的理由，而径情直遂地表现出荒谬的核心，这难道不是也很深刻地反映了一种真实吗？传统的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都具有符合一般理性和逻辑的思维结构，它们在真实性方面当然达到过伟大的深度；现代派文艺诉诸非理性无逻辑的荒诞手法，对表现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的复杂与混乱是不是也有独到的地方呢？实际上，荒谬也可能是生活中确实存在的东西，存在主义抽象掉荒谬的社会历史内容，把荒谬看成人类绝对的生存条件，这些问题我们不深入地细谈，但是既然荒谬的概括也体现了一种洞察，它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种最能够表现自己的形式呢？文学作品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某些对事物的描写很像它在实际中可能发生的那种样子，然而这样的描写在艺术上可能是不真实的；某些对事物的描写在实际中不可能照那种样子发生，它因为受到曲扭和抽象而显得荒谬，但是仔细想一想又可能是真实的。荒谬而又有真实性，现代派非现实主义的抽象手法是不是也以自己的方式反映了现实生活的一些特征呢？

五

一九七二年，美国女作家尤朵拉·维尔蒂发表的中篇小说《乐观者的女儿》受到比较广泛的赞扬。维尔蒂是美国南方作家，她的作品和“南方文艺复兴”其他作家一样，时常流露出怀旧的感情。《乐观者的女儿》描写一位成年的女儿从远方赶来看望病重的父亲，她的母亲早已去世，现在和继母相遇，感到关系很不协调。这位继母实际上是他们生活中的局外人，她既不了解也不同情原来的一对夫妇和女儿之间的甜蜜而和谐的天伦感情，她的粗鲁和冷漠处处触动了女儿敏感的心，引起她对往昔幸福时光的回忆。父亲去世以后，继母即将占有全部留下的产业，这位女儿低回流连在她们过去的老宅。她再也不能重新踏进这一所房屋，房屋将属于与她疏远而没有感情的人，她心中充满了惜别的感情。

对于《乐观者的女儿》这样的作品应该做怎样的评价呢？小说的怀旧情绪是不是具有政治的含义呢？

《乐观者的女儿》的内容，就其实际的情况看来，主要是属于家庭生活和个人感情的范围。它所表现的是一位来自北方的粗鲁冷漠的妇女和温情脉脉的南方家庭柔情之间的冲突，对于这位女儿说来，老家的亲人和环境是她的生存的一种依托。她失掉了这种依托，就要消失到茫茫的人海中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怅惘，这是美国南方文学一个典型的主题。维尔蒂对这种经验所引起的感受是描写得细腻动人的，因此有人认为她可能会因为这一部作品而进入二十世纪美国主要作家的行列。

我们外国文学评论中的某些看法是不是太政治化了，很容易把这种描写家庭生活和个人内心感情的作品，解释为表现了帝国主义的崩溃和垄断资产阶级留恋过去的反动心理的小说。这种看法作为一种观点超出了我们要加以讨论的范围，我们只讨论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这种评论方法体现了一种理论，好像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表现一种政治观念的工具，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政治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如果文艺只能够反映政治，岂不是变成了反映的反映和现实隔着两层？我们不能把文艺反映现实了解为反映政治，虽然政治对现实有很大的影响。文艺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不应该完全和一个具体的政治观念等同起来，因为现实比政治更丰富、更复杂。在西方文化中，对于文学是应该表现社会非个人的公众生活还是个人生活；是表现客观世界的社会活动还是主观世界的内心活动，文学界向来有不同的看法，特别在现代更是如此，何况对于什么是现象世界，什么是真实世界，哪一种描写才反映最高的真实，不同的意见就更多了。虽然这些看法和一定的政治倾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我们也可以具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要弄清事实，那么这些对文学和生活的不同的观点是需要加以注意和区别的。一般地讲，现代西方作家也并不都具有我们所设想的政治意识，他们的政治化不一定达到了我们所设想的程度。我们不必把自己熟悉而别人不了解的东西加到别人身上，也不必把我们所了解而别人并没有的观念说成是别人的想法。黑格尔说过：“我们太容易倾向拿我们的思想方式去改铸古代哲学家”[8]，这种情况到现在还是经常发生的。要肯定的东西，就把它说成和自己的政治意识所肯定的东西完全一样；要否定的东西也是采取相应的办法：仿佛别人和自己有一样的思想方式。在和其他的文化发生接触时，我们当然需要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会不会歪曲其他文化本来的面目呢？

结束语

狄更斯死于1870年，这是很容易知道的事实，无须到英国去。但是，对于用狄更斯的作品来解释过去和现在的思想方法进行讨论，情况就很复杂了。

人需要对知识的对象有一种恰当的了解，而不是用虚假的观念强加于它。然而，按本来的面目认识事物何尝是易如反掌的遐举：即使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只能近似而断然不能得到恰如原状的认识，何况没有这样的态度！至于说束缚于一种偏狭的概念，倾向于一种安全的公式，情况就更加令人沮丧了。习惯了一种概念，不能再发现概念和事实的矛盾，无论事实是什么样子，都安然搬出用滥了的公式；即使发现了矛盾，认识能力受到了摧残，也已无从知道如何是好。理论脱离了实际，不能够说明实际的情况；实际不能上升到理论，得不到理论的说明：除掉不真实的概念以外，手里有什么理论？所以，说起来是一种讽刺，“四人帮”当道的时候，他们也喊过“实事求是”的口号，然而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实事求是”是一种绝对不准实行的装饰品。不准实行倒也罢了，他们还要高唱，把闭着眼睛瞎说也叫作实事求是，并且变出许多花样，大言不惭地立论说，没落阶级都不敢面对现实，都宣传唯心主义，唯有新兴阶级才敢面对现实，讲唯物主义。亏他们讲得出来，他们是什么阶级呢？这些年来，我们外国文学工作在“左倾”机会主义的猖獗下曾经遭遇到一种危机，这是一场伤痕累累的浩劫。到了现在，我们还须做更大的努力，才能真的摆脱那种使思想窒息和僵化的路子，发扬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教训是难以忘记的：我们必须使概念符合事实，而不是歪曲事实以迎合概念；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