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公墓和城市公园的音乐家

维也纳中央公墓（Zentralfriedhof）因为有许多在维也纳逝去的著名音乐家在此安息而成为城市名胜，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巴黎的拉雪兹神父、蒙帕纳尔和蒙马特三处公墓合在一处大概勉强堪与之相比。到过维也纳的人都一定会前往位于城市近郊东南方向的中央公墓瞻仰，当我在几年前去波恩瞻仰了贝多芬出生的小屋之时，我就期待着来维也纳向“乐圣”的墓碑献上我心中崇敬的花朵。

从萨尔茨堡开往维也纳的火车抵达中央车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曾经听一位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敬仰贝多芬的朋友说，她在旅行途中路过维也纳时恰逢黄昏，等她急匆匆赶到贝多芬等音乐家安息的中央公墓时，天完全黑了，她就在黑夜里走进了公墓，而且还奇迹般地被“神灵”引到了贝多芬的墓前。敬爱的严宝瑜老师曾经和我讲过多次他为贝多芬墓碑献花的往事，他和他的家人只要去维也纳，就一定要去看看“乐圣”，他还像喊口号一样振臂高呼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我们全家都爱贝多芬！”

维也纳中央公墓建于十九世纪下半叶，1874年11月1日万圣节正式启用。维也纳市政当局从公共卫生角度考虑，将维也纳市内的五个墓地集中到此地，并在中心位置专门为音乐家划出一个区域。

我到维也纳的第二天清晨，便将去中央公墓祭拜长眠那里的音乐家当作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那天正赶上周六，又恰在万圣节的前两天，所以乘车往中央公墓方向去的多为携带鲜花松柏花环的扫墓人。我从面向齐梅林格大街（Simmeringer Hauptstraße）的第二门进入之前，也在门口花市买了一大捧黄菊花。

这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墓园因为规划得体，本来就像花园一样美丽，现在到处都是人，便一点没有墓地的阴森感觉。音乐家集中的墓群在入门不远的主道旁边第32A区，因为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不断向那边涌去，所以根本无须询问，很自然地就被引到那里。

从前在画册和书籍上看到的熟悉的墓碑现在就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贝多芬与舒伯特的墓碑比肩而立，这是舒伯特的临终遗愿，它们从新瓦伦公墓迁到中央公墓仍保持原来格局，只是墓碑更见庄重高贵；勃拉姆斯与约翰·施特劳斯相依为邻，继续他们的生前友情，二人之间的“肉麻吹捧”常常使人疑惑，似乎施特劳斯显得更真诚一些。勃拉姆斯扶首沉思的胸前竟然还像我曾见到的画册里那样，有一枝鲜红的玫瑰安卧；胡戈·沃尔夫与贝多芬背靠背，能将他们联系起来的只有德语艺术歌曲（Lieder）了，这正是该音乐体裁一头一尾的呼应；“圆舞曲之父”老约翰·施特劳斯和另一位“圆舞曲之王”约瑟夫·兰纳在另一个世界也联手并排，他们生前的竞争是暂时的，友谊却是永远的；小儿子爱德华·施特劳斯就长眠在父亲的对面，作为施特劳斯家族的最后一人，他是犯下了销毁父兄乐谱的罪孽的，但老施特劳斯也许出于对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妒意，可能会原谅爱德华因气量狭小而导致的失去理智的行径；与他们相比，格鲁克孤独地占着最后排的位置，以至于被许多人错过。

近代维也纳的音乐宠儿阿诺德·勋伯格和罗伯特·施托兹因为去世年代较晚，被安排到相邻区域的角落。这二人的墓碑设计风格颇具现代感，特别是勋伯格的墓碑乃著名雕塑家沃尔特鲁巴的作品，与他在1960年代设计的名闻遐迩的乔治巷教堂风格极为近似，像雕塑艺术品一样令人一见难忘。

“维也纳的骄傲”——沃尔夫冈·阿马迪乌斯·莫扎特的衣冠冢处于音乐家墓群的中心位置，墓碑上方坐着沉思的缪斯女神，它的前方安睡着热爱并赞助音乐的列支敦士登亲王。我为每一位音乐家都献上一枝大黄菊花，它们与“音乐之友协会”敬献的花环并置一处。在这个类似我国清明节的特殊日子，我来到这里祭拜我尊重的音乐家使我感到欣慰。

耐人寻味的是，传说中莫扎特的死敌安东尼奥·萨里耶利也葬在这个墓园，只是远远离开了这一供万众敬仰的荣誉之所，也许宫廷乐长的职位使他与这些平民音乐家即便在另一个世界也享受不一样的待遇吧？

除了中央公墓之外，维也纳另外一个与音乐家有关的名胜是东南部的城市公园（Stadtpark），这里虽紧邻车流滚滚的环城马路（Parkring），但茂密的树木及遍地花香鸟语却将尘嚣与之隔绝。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来到这里，四周寂静，杳无人迹，花木倒垂的水面上，天鹅、野鸭和鸳鸯们的悠闲身姿与花色繁复的水中倒影图案叠映在一起，光怪陆离，动静相宜，如诗如画。在天地间如此静谧的氛围里，那著名的金色的“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拉琴全身塑像给我全无热闹的印象，喧腾的圆舞曲旋律却似涓涓细流悄悄沁入心田。清新而凉爽的空气吸进胸腔，周身有说不出的安适与惬意。望着塑像周围宽阔的场地，我的眼前浮现出夏日夜晚舞影翩翩的欢欣场面。充满动感的塑像即使在与我只影相对的时候，也毫无孤独落寞之感，它的身上仍散发出音乐的光芒，它的琴弓未停，小提琴的琴弦震动，我在会心的微笑中听到了什么？是《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还是《艺术家的生活》？在狭长形的公园里，散步的小径总是与小河流水相邻，不断出现的包括音乐家在内的名人塑像与移步换景般的水中美丽争抢着我的镜头。此时，我深切感受到生活在维也纳的幸福，这种幸福不应该有照相机，似乎无休止贪婪地将美景摄入镜头，把我与眼前的美好关系割断了。在这里我终究是一个旁观者而非享受者，特别是当我竭尽全力拍摄舒伯特、布鲁克纳、雷哈尔、罗伯特·施托兹塑像的每一个细部、每一个角度的时候，我被我恐怖的占有欲所折磨。摄影，是一种任务，也是一种痛苦，当它形成一种惯性而使我身不由己的时候。在没有任何干扰的环境里，我被自己坏了心情，这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