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斯翁毕竟是诗人——走进柳亚子
一
柳亚子平生倾心革命，生死以之，故被推尊为“今屈原”“近代稀有的爱国者”，星辰毓秀，河岳钟灵，此之谓也。其逸群颖出者，尤在自清以还，皆以诗鸣，可谓“半纪玄黄事，诗底尚历历”；称为“诗史”，确非虚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柳亚子安车蒲轮，入秉钧轴，彼时旧体诗几成绝响，坛坫阒寂，唯柳亚子与毛泽东时相投赠唱和，流誉甚广。作为蜚声诗坛的一代词宗，柳亚子始终以“推翻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相期许；与此同时，又复以“一流政治家”自居，政治激情与文学理想的缠绕、纠结，民主斗士与名士情结的角色冲突，几乎伴随着他的一生，由此演化出一幕幕雷动风响的人生传奇……
二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清末秀才。原名慰高，字安如。后因读了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家卢梭的《民约论》，对其所主张之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民主自由之观念备极钦仰，遂以“亚洲的卢梭”自期，改名弃疾，欲“效颦辛弃疾，想学他从耿京起兵反正”（柳亚子《五十七年·之五》）的精神。辛亥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盛兴，柳氏受其影响，又将笔名改为“侠少年”，明示对侠义精神之倾慕。至于“柳亚子”之名，则由高天梅最初提出，所谓“子者，男子之美称”（柳亚子《五十七年·之五》），自此，“柳亚子”一名便被叫开了。其后，柳氏还分别用过“青兕”“愤民”诸笔名……并将其书斋榜其颜为“磨剑室”——仅透过这些名号、斋号，亦足可窥寻柳氏光焰逼人的革命精神。
“毳服毡冠拜冕旒，谓他人母不知羞。江东几辈小儿女，却解申申詈国仇。”柳氏17岁即愤作《纪事诗二首》，将矛头直指正值“万寿”之日的慈禧太后，可谓惊世骇俗，无怪乎端方后来要逮捕他。以论革命，柳氏早年似受父亲影响，倾心康梁变法维新，年甫16即私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发表《郑成功传》（《江苏》第4期，1903年5月），撰写《中国灭亡小史》，此皆可视为肇其排满革命思想端倪的发轫之作。至于次年他与同学共筹印费、出版的邹容《革命军》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则不啻是在一泓死水中砉然掷进巨石，振聋而发聩！
三
柳亚子乃一典型的江南才子，生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风神俊朗，宛若玉树临风，见者莫不叹为卫玠（西晋美男子）再世。但这位经常被人误认作窈窕女子的青年才俊，其内心所掀动的却是暴力的狂飙。
1905年暑期，醉心于暗杀等“非常之手段”的柳氏与两位同学联袂赴上海，在中国教育会所办的通学所学习催眠术，为日后实施暗杀做准备。不料该所教授所谓催眠术，不过是个由头，意在为实行革命暴动筹备资金，柳氏折腾了一阵，并未遂其初愿，只好铩羽而归。他尝赋诗叹道：“一事思量真自痛，只凭文学扫妖魔。”
1906年初，柳氏进上海理化速成科学习炸弹制造，并在此期间结识了高天梅、朱少屏，并由他们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旋即加入光复会，诚如他本人所言，乃一“双料的革命党”。但上苍似乎在冥冥中已注定了柳氏只能做一个“只凭文字扫妖魔”的书生，就在他专力学习制造炸弹时，竟罹患伤寒，且来势凶猛，只好暂返乡里治病。待痊愈后，学业也已中辍。此前，他还曾与同学约定东渡日本学习陆军军事。总之，他所预设的种种尚武计划均因病一一流产。
四
1909年11月13日，一支画舫，带着船菜，容与中流，直向虎丘而去[1]，阅尽千劫的虎丘塔下，又一次腾跃起沉埋已久的剑气，这一天南社宣告成立。以这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为标志，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抗争精神，伴随着忧愤、悲叹、屈辱和仇恨，以一种自愿结社的形式，在唏嘘扼腕的文人志士心目中复活了。在救亡图存的近代中国，“政治”往往凌驾于一切之上，职是之故，南社这个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见《南社条例》，即《第六次修改条例》）为宗旨的文学团体，竟成为“与同盟会互为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国民革命成功”的政治团体。
“登高能赋寻常事，要挽银河注酒杯。”（柳亚子诗）在南社成立大会上，柳氏当选为书记，社友们雅集一堂，共襄其盛。正当他们觥筹交错、逸兴喘飞之际，讵料柳氏却因南宋词的一些问题，与好友庞树柏、蔡哲夫大吵了起来。柳氏的性情本来就卞急偏激，加上口吃严重，期期艾艾，而在一旁帮腔助阵的朱梁任，亦一口不能言的结巴，这样他们于激烈的争论中只能渐趋下风，情急之下，柳氏竟干脆号啕大哭起来，所谓“众客酬酢一客欷”（庞檗子诗），盖纪实也。酒兴大败的同人们在领受之下，都不禁暗吃一惊。不久，高天梅在一次雅集中戏称自己为“江南第一诗人”，柳氏一听就来了气，竟当众赋诗相讥：“自诩江南诗第一，可怜竟与我同时。”弄得高氏甚为难堪。此类异行在柳氏身上可谓不胜枚举。
五
作为“南社盟主”，柳亚子绝非“能草檄而不能任事”的纯粹书生，举凡编稿、校对、筹备雅集等社务，皆一身而任之。南社虽说从甫创之时便与革命结下不解之缘，但对以南社起家树誉的柳氏来说，这种“革命性”主要还是通过文化行为来体现：作为一代诗雄，柳氏有一个怪脾气：不愿刊行自己的著作[2]。柳非杞当年拟为他编刊《柳亚子书简集》，遭到柳氏的一口回绝，说：“等我死了以后再讲吧。”实则柳氏性子太急，故写字往往贪快，“像冲锋一般，喜欢赤膊上阵，杀了一下，胜败不问，也就完蛋，管他写得像样不像样呢”。柳氏还说自己的字“只是扶乩与画符”（《我的诗和字》）；以故，他驰函友人，往往会在信末注明：如有不认得的字，过几日我到府上念给你听。其实，到最后有些字竟连他本人都不认得了。但对先贤与友人遗稿的搜求、辨识、誊抄与出版，柳氏却分外热心，不遗余力，乃一出色的编辑家，在同人中极征口碑[3]。此前，柳氏还编辑过《复报》《警报》，为便于印刷发行，柳氏往往是在日本将报纸印好，再运到上海发行。
六
1912年10月27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七次雅集。柳亚子鉴于陈去病和高天梅因“书生习气重”“做事马虎”所导致的一二集或“参差错落”或“比例不均”的“一塌胡涂”的状况，故在这次雅集上尝试“进一步改革”“把编辑员制改为主任制”，也就是说，要改编辑员三头制（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为一头制，以免推定后总是虚挂名义，不料高天梅突然反对，并在会上讽刺柳氏独揽大权，极口与之争辩。高天梅在辛亥革命初，曾担任过金山司法长，滔滔善辩，结果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而柳氏为了南社的前途，不避大权独揽的嫌疑，这种“毛遂自荐”的做法本身就表明柳氏作为书生的天真。其实，在高天梅看来，南社是由他与陈去病等几位元老创办的，而柳氏不过一小字辈，跑跑腿的“书记员”而已。但对心高气傲的柳氏来说，眼看着提议遭到否决，选出来的编辑员又不称心，一怒之下，遂登报声明永远退出南社。
事后，高天梅亦隐然感到几分后悔，遂请人疏通、劝解，但柳氏一倔到底，绝不理睬。后来姚石子与其他社员又做出种种努力，均未奏效，柳氏只是一味醉心于追捧伶人冯春航、陆子美，并出资为他们出版专辑。叶楚伧、庞树柏等人讥讽亚子此举近乎堕落痴狂，但其仍不改其故。直到后来社员们完全接受了他由“主任”一人总揽社务并拥有绝对权威地位的条件，这才改变态度。
柳氏的复社，大大改变了南社以往那种像“满盘散沙”、各自为政的散漫状态，《南社丛刻》的编排、校对质量也大大提高[4]。但南社高层领袖之间的裂痕，与高吹万、蔡哲夫等老友关系失和，乃至南社后来的分化与消亡，皆于此际埋下了根苗，而柳氏对此一直浑然不觉。从柳氏重登南社主任之位后，不断倩人作《分湖旧隐图》并广征题咏这一现象看，固属文人积习，但也隐喻着一种扬眉吐气的得意之态。柳氏尝为高天梅《变雅楼三十年诗征》撰序道：“吾两人（指作者与高天梅）皆年少，气甚锐，酒酣耳热，高自标榜，辄谓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所交相期许者，盖不在琐琐李杜、韩柳间也。”（《南社丛刻》，第4期）大睨狂言，足徵柳氏身上的名士情结之浓重。
七
“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老友林庚白书赠柳亚子的这两句诗，可谓知人之言。
柳氏的性格，大抵可用以下三个关键词综括之：一是狂，派头大，脾气大，且自傲自负，目无余子。二曰倔，柳氏做事往往纵情任性，名士气、才子气十足，倔强偏激，不肯屈就。三曰真，柳氏善怒能狂，胸无城府，喜怒毁誉，皆由中发，若按巴甫洛夫对人的神经系统的四种基本类型的划分，柳氏无疑当归于多血质和胆汁质一类，其主要特点为：刚烈、勇猛、激奋、狂放；对此，南社社员陆世宜在《书春航集后》一文中尝谓：“亚子有一僻性焉，念天下事不可为，辄仰天大恸。一腔抑郁不平之气，化泪夺眶以出，致力竭声嘶而后已。旁观者或悯之，或笑之，或狂之，不顾也。”深知柳氏其人的陈去病则有如下描绘：“年少好事，任侠慷慨”“貌恂恂如十八九好女儿，而口吃甚，性复卞急，语辄□纠不可吐，人多意解之。顾极诚恳，凡欲有所为，必尽其愿乃止，不则狂号痛哭，谓且陵侮已”（《高柳两君子传》）。身为南社盟主，果真如是，恐难孚众望。兹略举一二如下：
一日，林庚白来到柳寓，闲聊中问起柳氏：“南社当年为什么不拉张一麐、黄炎培、章士钊、金鹤望等人入社？”柳氏答道：“曾经直接或间接征请过，他们都婉言辞谢，不肯入社。”林庚白身为京师大学堂的才子，说话有时不免略显刻薄：“那时恐怕你的文学地位不够高，不能号召他们吧？”柳氏一听，顿呈不悦之色，认为林庚白意在挖苦，使自己难堪，遂与之绝交（好在柳氏乃一性情中人，并未一直耿耿于怀，后又重归于好）。而最典型的一次是在民国元年，柳氏应邀赴宁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总理孙中山的骈文秘书，但不悉是孙中山对眼前这位“前发至额，后发披肩，穿一袭红色大斗篷”的年轻人并未表现出特别的赏识，还是诗人气质浓厚的柳氏实在不适应官场生活，反正在秘书任上未满三天便拂袖而去。
八
柳亚子既然目高于顶，派头十足，那么，如果只是在“磨剑室”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番也就罢了；但身为南社盟主，依然是这样一副狂奴故态，没有一点实现“角色位移”的准备，这就要不得了。事实证明，他的那种浓重的“才子气”与“名士情结”在主持南社社务活动期间便不断显露出来。
首先，南社并无明确的宗旨可依，柳氏似乎过于注重延揽名流、壮大声威，以期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之效。至于所谓“品行文学两优”，不过是一种大而泛之的笼统提法。[5]又，自民党领袖黄兴加入南社后，不少“革命巨子”于民初陆续入社，致使南社一度出现了五院院长与中央党部秘书长皆为社友的阵势，柳氏不禁大为得意道：“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柳氏此言，未免有几分拉政治之旗自壮门面的江湖气了。其实，对于民党诸巨子来说，所谓南社社友的身份是相当次要的；况且他们政务繁忙，即使入社也不过挂名而已，不能将他们的政治活动与南社硬扯在一起。不过，从客观上说，他们的入社确实大大提高了南社与柳氏本人在民初的声望。
其次，从南社内部的组织管理情况看，也大成问题，据《南社条例》规定：“赞成本社之宗旨，得社友介绍者，即可入社。”如此广开门户，大有三教九流皆可随意进出之势，显然远逊于“贤大夫必审择而定衿契，然后进之于社”的复社。尤其当南社势头正盛时，入社则成为士人奔竞之一途。如民国初年，在乡间选举县参议员的选民榜上，竟出现了有人在自己的姓氏下标明“南社社友”的现象[6]。柳氏因此慨叹道：“文人结纳，藉标榜为声华，宾朋湖海，非不盛极一时，究之历岁寒而不渝者，能有几人？”（《沈长公诗集序》）一个“为革命结社”的社团，如此良莠不辨，鱼龙混杂，显然大非佳朕。
九
从南社的存在方式与活动形式看，大多是依循晚明几社、复社的模式来运行，南社诸子将成立地点选在苏州虎丘明季起兵抗虏殉节的烈士张国维的祠堂，与三百年前复社虎丘雅集遥相呼应，这无疑是上法“几、复”的最具姿态性的行为。在柳氏看来，“板荡以来，文武道丧，社学悬禁，士气日熸”（《神交社雅集图记》），欲砥砺气节，反抗异族，振起清季萎靡之士气，必当恢复明季几、复社事。因此，几、复记忆始终承担着一种巨大的型范功能与价值指向。但从总体上看，南社毕竟是一个由文人自愿结成的自由联盟，其主要活动无非是雅集与办刊（关于后者，前已具论，兹不赘述）。所谓“不隶属于同盟会之社友，素乏政治之趣味，其加入南社者，不过文酒唱和而已”[7]。如此看来，南社又确有“文学俱乐部”的味道；尤其是在中后期，更成为一个由纯粹的文化人构成的以唱酬为主的松散组织。这当然有时代的原因。民元后，一部分具有狭隘的“排满”意识的南社社员，以为革命目的已达，不复与时俱进。另有一部分利欲熏心的攀龙附凤之徒，“朝成美新之文，夕上劝进之表”，堕落为卖身求荣的官僚政客。面对政黯民怨、令人窒息的现实，就连柳氏本人亦感“无事可做”，遂开始纵酒狂歌，盖“舍此百斝黄醅，畴能浇尽胸头块垒哉！”[8]他尝谓：
宿酒未醒，加以新醉，文人雅集，如是而已。[9]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柳氏参加雅集时那种林下名士的心态；盟主尚且如此，遑论其他社友。这不禁使笔者想起1910年5月柳氏欲拉时在爪哇的苏曼殊入社的信中所透示的一段自白：“弃疾蛰居乡曲，每以无聊为苦。去岁天梅、佩忍怂恿，乃有南社之创，辄望吾师助吾曹张目。耿耿之怀，谅不见拒！昔人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明知文字无灵，而饶舌不能自已，惟师哀而怜之，勿嗤其庸妄也。”[10]当然，旧式文人作书，往往多情至兴到之语，此属文人积习，固不必过于“当真”，下断尤宜慎重；但作为“性情中人”的柳氏，其书信往往会透露出某种“心理真实”，并非全然出于矫情与虚饰。倘若如此，那岂不是连“南社主盟”都将入社视作风流自赏、排遣“无聊”的辅助方式了吗？说到究竟，柳氏毕竟是一位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浓烈的浪漫气质的诗人，从政固非所宜，主社恐怕也大成问题。
十
柳氏论诗一向崇尚唐音，但南社却有一大批崇尚宋诗的诗人，如林庚白、诸宗元、黄节等重要社友，皆受益于宋诗，且不脱“同光体”的体势、骨骼；这也就是说，南社社员本身的创作，并非皆为叫嚣亢厉之音，而是多彩多姿的。诚如柳氏本人所言：“南社之作为海内言文学者之集合体，其途径甚广，其门户甚宽，譬如群山赴壑，万流归海，初不以派别自限。”[11]但作为盟主，柳氏却无意包容各种流派，使其“群芳争妍”。在“南社诗人点将录”中，他尝以“及时雨宋江”自居，自命“诗坛草寇”，自誓要“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这种一味强调文学的革命性和政治功利性、强调以诗文为武器的诗歌观念，让文学承载了太多的政治使命，严重影响与阻碍了南社在文学上蓬勃发展的活力。废雅在《说诗一昔话》中就慨乎言道：“亚子宗唐之说益孤掌矣！余尝与刘生雪耘言，谓诗移于宋，殆气运使然，莫之能强。”（《长沙日报》1916年8月8日）此言极是。
作为“南社盟主”，柳氏的一举一动皆关乎社事，牵动全局；但柳氏一向恃才傲物、动与人忤，这种“霸气”，自然难孚众口。即以他与高吹万因为《三子游草》的版权纠纷为例。一次，柳氏在松江的地方报上看到了《三子游草》的寄售广告，便写信质问高吹万，要他取消广告，停止出售，理由是此书的印费是他们共同出的，版权也应共同享有，不应擅自出售。而高吹万则认为他本人所分得的那一部分书有自由处置的主权。为此区区小事，二人竟互不相让，大动肝火，愈闹愈僵，后来索性在报上登载广告，相互破口大骂起来。柳氏一怒之下，于报上刊登广告，宣布与高吹万绝交——如此自负任性，难以容人，这与一个社团领袖所应具的政治智慧、调协能力、团队精神以及大而能容、和而能断的领导才干，已相去甚远。
十一
“讲南社的历史，倒有一部分是‘内讧’的历史。”（柳亚子《南社纪略》）作为“南社灵魂”，柳氏在回顾南社历史的这番自省之语是相当坦诚的。在多次“内讧”中，最为典型、也是“搅得最厉害”的一次，当属发生于1917年夏的那场关于“同光体”的论争。[12]当时在南社中不少社员皆有一种苦学龚诗的倾向，将龚自珍视为偶像，但所为诗歌，往往激情有余而沉潜不足，即钱基博所谓“徒为貌似而失其胜概”，朱鸳雏径直地揭破了这一点，而这正是力主盛唐之音、欲为“民国骚坛树先声”的柳氏等人所难以容忍的。在柳氏看来，“民国肇兴，正宜博综今古，创为堂皇矞丽之作，黄钟大吕，朗然有开国气象”[13]，故对朱鸳雏、成舍我等人大肆鼓吹“同光体”的“荒谬绝伦”的“谰言”予以怒斥，声言对此“复欲再亡我中华民国”的复辟行径“必须鸣鼓而击之”。朱鸳雏恼羞成怒后，竟对柳氏大肆攻击，径言“反对同光体者，是执蝘蜓以嘲龟龙也”，柳氏大怒，遂在报上大开笔战。朱氏吹捧郑孝胥在民国建立后能“敛迹自好”，谩骂柳亚子、吴虞为“狗党狐群，物以类聚”[14]，柳氏则以章太炎痛詈吴稚晖的话予以回击：“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一场文学之争骤然转为意气用事的谩骂攻击，以致连一些社友都看不下去了，如丁福田便慨叹“彼此皆以秽语相骂……实乖风雅之道”。但事情远未就此止息，7月31日朱鸳雏在《中华新报》上发表《论诗斥柳亚子》七绝六首，继续开骂，在第四首中，甚至影射柳氏与名伶陆子美、冯春航有不正当关系，不啻是对柳氏直接进行人身攻击了，这大大激怒了柳氏，遂一不做二不休，擅自以南社主任的名义宣布将朱鸳雏驱逐出社，并附上邵力子、叶楚伧的私人信件，要求《民国日报》一定予以刊登，否则，“唯有蹈东海而死”。叶楚伧一看事已至此，遂让成舍我办理发稿之事；在整个事件中一直站在朱氏一边的成舍我，既难违总编之意，又不愿改易初衷，便另附一份公告，强调南社社章中并无开除社员的规定。叶楚伧深知柳氏的脾气，一见此公告，一气之下将其扯成碎片。成舍我遂以典衣之资在《中华新报》上买了版面，将公告发布出去。柳氏看罢大怒，随即宣布将成舍我“驱逐出社”。对此，南社社员丁湘田在《中华新报》上公开撰文指斥柳氏的“独裁”做法：“亚子竟滥用主任之权，将鸳雏驱逐出社。读其布告，竟有‘布告天下，咸使闻之’之句，语气酷似袁皇帝之命令。不料于诗坛文社之间，忽有帝制自为之人出现……即在政党党魁，尚无此权力。何物亚子，其视南社为私产耶？其视一己为党魁耶？西人云：中国人一有所凭借，无不逞其强权者。不关于风骚之结社，亦复见之，窃叹吾国人道德之沦丧也。”措辞如此严厉，几至戟指怒张了；显然，丁氏绝非代表他个人向柳氏“发难”[15]。
十二
1918年秋，柳亚子辞去南社主任之职，暂隐乡间。除斥巨资狂购古籍与乡邦文献外，大部分都是在迷楼，与一班新朋旧友纵酒轰谈，狂歌酬唱。其实，早在此前，柳氏便在家乡有“酒社”之创，彼时袁世凯正紧锣密鼓地复辟帝制，酒社社员蒿目时艰，扼腕不已，相与纵酒浇愁，长歌当哭，借以发泄胸中愤懑。酒社连续雇佣画舫集会十余次，柳氏与友人在舟中轰饮三昼夜，“意在效信陵祈死耳”。一次，与李叔同、姚石子泛舟西湖，柳氏狂态毕露，先是抚膺大哭，襟袖俱湿，竟要跳入西湖，效屈原自尽汨罗。幸赖李叔同等人极力劝阻才作罢。
1916年夏，柳氏邀约三五诗友，雅集于黎里金镜湖头，日夕以集龚自珍句为遣，先后共集成二十四首，然后将此结集，且名之曰《寱词》，“寱”乃“呓”之本字，意谓犹如酒醉后所说的酒话、梦话，足见其深忧大恸，确有远逾常人者。柳氏还多次与酒社同人集醉“迷楼”，仅“叠杯天韵”所制七律便有百五十首，无法具引，摘句如下：“莽莽神州无乐土，熙熙酒国有长春”“三升红泪酬知己，十万黄金付侠游”“已办狂名惊俗世，宁劳幻梦证虚缘”“猖狂久已疏名教，磊落终怜负霸才”“真能蠲恨无如死，便欲安心岂证禅”“偶尔风花成跌宕，都缘湖海不纵横”“灌夫骂座何关醉，不识逢迎岂值钱”“稍喜胆从天外大，尽教身被世间猜”“霸才不遇空搔鬓，词客能狂值几钱”“剩有闲情托词赋，苦无奇计狎风雷”……名士故态，莫此为甚！
十三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以每票五千元的价格收买议员。南社同人竟然十九人在案，包括三大发起人之一的高天梅及重要成员景耀月、马小进、景定成，皆堕落为令人唾弃的“猪仔议员”。为此，柳氏痛慨道：“荃蕙化茅，不乏旧侣，最所心痛！”[16]“虽倾西江之水，不足以洗之！”至此，南社元气大伤，难于振起。历史，居然在此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向以“气节”相标榜的南社，“不出于外侮，而出于内讧”，最终竟不得不以反败行辱节收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柳氏不同意人们把南社评价过高，倒也不无道理[17]。
逮至1923年，曾经风云一时的南社已无形解体，不少南社社友仍醉心于旧文学，甘愿抱残守缺。而柳氏则与时俱进地加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同年10月，他在上海与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人发起组织“新南社”，宣布与旧南社中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社员“分家”（《新南社成立布告》），并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明确指出：“新南社的成立，是旧南社中一部分的旧朋友，和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的新朋友，联合起来，共同组织的。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18]
但从《新南社丛刊》的目录看，显然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从社员的组成情况看，其中既具政治理论水平又擅长著述者甚少（就连柳氏本人，虽赞成白话诗，却无法进行创作），故《新南社丛刊》只出了一册便难以为继。再者，新南社对国学的态度暧昧，也引起旧南社社员的普遍不满。胡朴安当时就指出：“一群文人又不是政治家，做政论文章做得过《新青年》《东方杂志》吗？文人就是浪漫，硬往新文化运动上靠，恐非不伦不类。”胡氏此语倒真的有点“旁观者清”的意味。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当时代已进入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新的主义、思潮及文学流派应运而生，但南社却无法以一种开放精神与其进行有效对话。再者，当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不少与“传统”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层联系的南社员遂产生一种强烈的文化失范感，由此衍生的文化疲惫、文化焦虑，终究导致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向旧文化，以实现文化自救。1924年，以“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为宗旨”的南社湘集在长沙成立，这不啻是在向柳氏公开叫板了！
尽管柳氏以诗人的激情，在新南社成立大会上振臂高呼：“新南社万岁！”但新南社实际上仅存活了一年多，出刊一期，奈何！
十四
1936年2月7日，南社纪念会在上海福州路同兴楼举行第二次聚餐。柳亚子于觥筹交错间起身致辞，虽期期艾艾犹不脱诗家声口，他感情激越地说：“南社是革命的，纪念南社，即所以纪念革命。记得南社发起者共三人，一陈巢南先生，已故世。一高天梅先生，亦早作古，仅本人柳亚子没有死！”新南社社员徐蔚南接过话头道：“‘柳亚子没有死’一句话，简而有力，表明了他个人的意志与气概，同时也代表了南社的意志与气概！”柳氏接道：“今日忝长社事，恐多陨越，兹已函请蔡孑民先生为名誉社长，俾得多所指示。打算出版《南社纪念会月刊》和《南社纪念会丛书》。”与会者皆鼓掌欢迎。林庚白也在会上做了发言，他动情地说：“……惟有一事，堪为各社友一提的，即柳君亚子，今年为五秩大庆，南社固值得我们纪念，柳君更为我们值得纪念之一人，凡我社友，都宜为之称觞祝寿。”大家一致鼓掌赞同，气氛极其热烈。（郑逸梅《南社丛谈·南社纪念会》）
1940年，南社纪念会名誉社长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其后不久，柳非杞曾向柳氏谈及南社纪念会名誉社长的继任人问题，并提出宋庆龄、冯玉祥、郭沫若数人，请选一人。柳氏坦诚地答复道：“沫若先生我极喜欢他，但要他做南社纪念会名誉会长，老实讲，怕资格不够吧！因为他的年龄等等，都比我为小。我想，倘然鲁迅先生不死，倒是一个最适宜者，可惜他比蔡先生早死了。宋一定不会肯的，我也不想碰这个钉子。冯是一个兵，如何能做，你也有点瞎来来。现在还是不要名誉会长好了。让它不名誉一下吧，哈哈！”（郑逸梅《南社丛谈·南社纪念会》）胸无城府，率性见真，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正是典型的诗人气质！
十五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武装政变，实行“清党”大屠杀，缇骑四出，柳亚子亦被蒋军指名搜捕，因藏于家中“复壁”得以幸免，遂化名唐隐芝携家逃亡日本，次年回国。此后，作为“政治家”的柳氏便频繁地活跃在国共两党斗争的舞台上。其时，布尔什维克主张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大为盛兴，这与柳氏那种崇尚暴力、醉心于通过极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倾向若有夙契，故一拍即合。这一点，迹化在他的诗歌文本上，便是“直捣黄龙”“易水萧萧”“钱塘怒涛”“苌弘化碧”之类充满雄强、悲壮的古典意象的频繁出现，这表明柳氏于流连万象之始，直到谋篇布局、“成于字句”的灵感迸发，皆有与其崇尚剑与火的政治激情作为审美意象选择的引航。
自命有宰辅之才的柳氏，踌躇满志地亟欲在政治上一展身手；可由于政治原则上的严重分歧，已出任国民党江苏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央监察委员的柳氏不可能得到国民党内一号实权人物蒋介石的重用；其后，柳氏又以政事与蒋介石约谈，最后还是话不投机。衔恨而去的柳氏，旋即出现在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的恽代英家中，面献杀蒋之策，这当然是正在谋求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中共方面所碍难接受的。恽代英笑对柳氏说：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过激呢！不知柳氏听罢此言会作何反应，但他辞行前向恽代英撂下的那句“你不杀他，将来他要杀你”的话却不幸言中，这使得柳氏益加自命不凡；在为恽代英所做的挽诗中，他曾自注道：“余在广州，曾建议非常骇人之事，君不能用。”这足以表明：虽事隔多年，柳氏心中仍存有“囊底奇谋嗟不用”的巨大遗憾。“欲报友仇惟有血，要平国乱不宜恩。”（《蒋家三首》）依笔者之见，所谓“倒蒋”的政治操作性大可置而不论，可称道的是诗人那种“英雄造事”的惊人气魄。此激壮之举，雄杰之态，无疑与诗人崇尚血火的政治激情互为表里。
十六
如前所述，柳亚子在本质上是一个“哀乐过于人”的典型诗人，如果他能极早地认清这一点，以他的天分、器识、才干与影响力，足以管领文坛，尽显风流。倘若借助报刊这一媒体，充分发挥手中那支笔“胜于十万毛瑟枪”的战斗作用，则无疑是一种理想的价值选择；可他本人却偏偏以“一流政治家”自诩，并不甘心一味沉浸在挟策求售、致君尧舜的古典政治梦想中。他尝谓“不论本党和中共，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又云：“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19]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
且不论柳氏能否称得上“一流政治家”，但作为“近代稀有的爱国者”，其强项的风骨与峻整人格，却是颇有口碑的。
“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上海沦陷，各国租界处于日军包围之中，被称为“孤岛”。此时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柳氏，开始研究南明史，自署其居室曰“活埋庵”，取意于南明大儒王船山“六经待我开新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之意。又，清代有一和尚曾将自己的僧庵称为“活埋”，并题诗一首：“谁把庵名号活埋，令人千古费疑猜。我今岂是轻生者，只是从前死过来。”柳氏再度以此室号命名，显寓作为“南社盟主”弗计生死、永葆气节之意。柳氏尝谓：将来胜利到来，或是我本人离开上海，这时活死人是自由行动，无须埋起来，这“活埋庵”也就用不着了。后来柳氏到了重庆，徐泽人望着他那一脸长胡子，不胜惊讶，柳氏解嘲道：“从香港逃出来，样样东西都丢了，可胡子没有丢。”由此可见柳氏苦中寻乐、幽默风趣的一面。
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柳氏自知随时都会遭遇不测，遂于1939年11月立下遗嘱：
余以病废之身，静观时变，不拟离沪。敌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垂；束发读书，初衷具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书付儿辈。亚子。
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此种风范，大有来自明季地方乡贤盛德懿行的陶染熏化。
十七
“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延安一首》），早在20世纪20年代起，柳亚子便开始了与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长期合作。自视为“一流政治家”的柳氏，其可贵处在于并非徒托空言，而是及身行之。抗战爆发后，他频频与何香凝等往来，并公开接见记者，发表政见，力主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皖南事变”发生后，柳氏立即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人联名通电反对。国民党电邀其赴渝出席五届八中全会，柳氏以快邮代电答复，要求“严惩祸首，厚抚遗黎，然后公开大政，团结友党”[20]，否则即拒绝出席会议。柳氏还在电文中怒斥国民党“借整顿军纪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慨叹“长城自坏，悲道济之先亡；三字含冤，知岳侯之无罪”。最后明示自己坚定的政治态度：“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豪气干云，侠骨峥嵘，此乃倚天长剑的自许，足见柳氏履险犯难、凌厉无前的一腔抗争雄气。
且说当柳氏的这一代电到达重庆时，与柳氏关系契密的南社社友、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因病入院，代行其职务的副秘书长狄膺（亦为柳氏的南社挚友）恰巧也不在职，遂由程沧波代呈蒋介石。如此一来，柳氏便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但对一贯视蒋氏为“背盟窃国”之“独夫”的柳氏来说，这非但不能使其屈从，反倒激起新一轮的精神反弹，使其本来就善骂敢怒的“狂气”得到更充分的彰显。一次，有人谈及他与蒋介石同庚，柳氏一听便怒火中烧，遂赋诗泄愤道：“薰莸异类羞同齿，马谲曹奸举世诃。”此后又不断赋诗痛詈道：“千刀应正元凶罪，万死难偿吾友亡。”“闲煞龙文新宝剑，几时砍断逆臣头。”与蒋氏真可谓不共戴天。又据相关材料显示：就在国民党中央发出邀请电不久，吴铁城由南洋返渝路过香港，奉蒋氏之命，约与柳氏为近邻的杜月笙一道同往柳宅，邀其赴渝出席全会，谁知到了柳寓，刚一开口，柳氏便勃然大怒，在客厅里拍案道：“我宁可做史量才！（申报社长，后被特务杀害——引者注）决不参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你们给我滚出去！”（徐文烈《皖南事变与柳亚子》）
柳氏这类行迹，时人往往乐于引述，但应当看到，柳氏爱憎分明，言辞激烈，情绪极端，“善怒能狂”的劲头一上来，往往以怒骂为快，无所怛怖，乃一不畏斧钺的血性男儿！但对青年朋友，柳氏却一再告诫他们切莫逞匹夫之勇，作无谓之牺牲：“抱石怀沙事可伤，千秋余意尚旁皇。希文忧乐关天下，莫但哀时作国殇。”（《赠文怀沙》）可事情一旦摊到他本人身上，那种动辄“豁出去”的做派，与他本人“一流政治家”的自我期许颇不相称，只不过柳氏性格上的这一缺憾在战争时期尚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激情所弥合罢了。由此不禁使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悖反效应——一个欲与毛泽东“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人，竟然连自己的行为也管控不了（这一点后面还要论及）。无怪乎柳氏的外甥徐孝穆在私下总称其老舅为“神经病患者”。
对于柳氏这种生死以之的“赤膊上阵”，毛泽东亦曾多次予以提醒：“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而柳氏则函复道：“‘我以我血荐轩辕’，迅翁旧句，润之不许余‘赤膊上阵’，余甚引为憾事也。”[21]当时身居重庆的郭沫若，因深慕柳氏之风义，曾赋诗极赞其为“今屈原”，不料竟引得柳氏狂态大发，作诗回应道：“亚子先生今屈原，鼎堂此论我衔冤。匡时自具回天手，忍作怀沙抱石看。”——意谓将我与屈原相比颇有些不伦，那位投江而死的屈原岂有我这样的政治才略。顾盼自雄如此，夫复何言！
十八
“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柳亚子赠毛泽东诗）说到柳亚子与毛泽东的关系，似应追溯到1926年5月，其时二人共同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于会议倥偬间，二人曾相约于广州南堤二马路的南园酒家，啜茗交谈。虽系初次聚晤，但彼此披肝沥胆，纵论国事。柳氏向毛泽东坦陈了他与陈英士为南社旧友的关系，并将他从陈英士那里了解到的蒋介石的底细直言相告：其人善变，忽而革命，忽而经商；忽而隐退，忽而锐进，忽来忽去……，如今手握军权，实不可靠。柳氏还向毛泽东献计，当以非常手段除掉此人。毛泽东则认为这样会损害国共两党的合作，婉言拒之。柳氏遂正色道：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是要上当的[22]。
此次茶叙，彼此在内心中都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这从毛泽东后来的“饮茶奥海未能忘”之句及二人的相与唱和中足可推知。就在这次茶叙后不久，蒋介石便在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意在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柳氏闻后挺身而出，当面责问蒋介石：“到底是总理的信徒还是总理的叛徒？”[2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柳氏甘冒白刃以行之，愤然声讨蒋介石的弥天罪行，盛赞发动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在毛泽东尚未成为党的领袖之前，柳氏便对其予以如此高度的评价，慧眼如炬，识见超卓，在近代诗人中可谓罕有其俦。全会结束后，柳氏前去晋谒廖仲恺先生墓，向亡友倾吐心迹，他愤然写道：“何止成名嗤阮籍，最怜作贼是王敦”，把蒋介石与国民党中的假左派真右派全给骂到了。
十九
从年龄上说，柳亚子比毛泽东大6岁，出道也早得多；当毛泽东还在湖南师范读书时，柳氏已有南社之创了。依恃着这种革命资历，柳氏往往以姜子牙、伊尹自比，不时向毛泽东进谏忠言。大概是惺惺相惜吧，同样自负的毛泽东，似乎颇为赏识柳氏对革命的一片丹忱，早在1936年6月便盛赞柳氏为“真正忠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左派，硬骨头”，是“人中麟凤”（《致何香凝的信》），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柳氏在党内外的政治声望，使得一向自负的柳氏益加顾盼自雄，并在诗中频频出现下列的“快语”：“后车载我过磻溪”“平生管乐襟期在，倘遇桓昭试一匡”，俨然以“姜子牙”“管仲”“乐毅”自况了。在《怀人四截》中，他甚至借用战国毛遂的典故，将毛泽东比作自己的门生；尽管如此，但对“开天辟地”的毛泽东，柳氏还是至为服膺的。在重庆的一次宴会上，当听到有人谈到延安近事，柳氏竟高兴得跳起来，三呼“毛主席万岁”，并赋诗“尊前跋扈飞扬意，低首擎天一柱来”。半年后，柳氏在中苏友好协会举办“柳诗尹画展览会”，《新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印特刊，毛泽东亲自为刊头题字，此时，柳氏深感用“擎天一柱”一词已不足以表达对毛泽东的敬慕，遂改为“延都一柱”——在柳氏看来，领导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延安，所谓“延都”，即有一国首都之意；而重庆虽被称为陪都，其实只能称为渝州，此乃出自大诗人的戛戛创发，亦可视为柳氏独到的“春秋笔法”。
二十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应蒋介石之邀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8月30日，毛泽东约请柳亚子到曾家岩到八路军办事处晤谈，诗人激情难抑，遂以诗叙怀道：“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1945年8月28日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倾慕赞誉之情，俱见乎辞。其后，柳氏又迭番向毛泽东赠诗。同年10月，毛泽东亲笔复函，盛赞其诗道：“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又云：“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为自豪了。”自此，两人情谊益笃，文字交往亦愈加密切。在此期间，柳氏曾请曹立庵镌刻了如下两方印章，一为“兄事斯大林，弟蓄毛泽东”，一为“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24]，作为文人旧习，柳氏此举意诚心正，固无可厚非，但细味之，仍使人感到其骨子里所透出那种“狂奴故态”。至于“倘用伊吾定霸齐”“倘遇桓昭试一匡”诸句，均作于抗战期间，则更是诗人这种自负心态的豁然朗现。
二十一
在重庆期间，柳亚子为完成亡友林庚白的遗愿，正着手编辑《民国诗选》，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毛泽东那首著名的《长征》。当柳氏根据当时流传的版本抄了一份，拟请毛主席校正传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字时，却没想到毛泽东居然亲笔书写了那阕后来轰动山城的《沁园春·雪》相赠（这迅疾演化为当年中国文化界的重大事件），该词的结句云：“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柳氏读罢，“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并当即依韵奉和了一首，结句同样以壮语出之：“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由此可见，柳氏俨然以政治家自期，在一种强烈的革命激情的驱策下，竟要与毛泽东并肩“把握今朝”了。
时隔几日，当画家尹瘦石向柳氏索求毛泽东词作手迹时，柳氏慨然相赠，并题写以下跋语：“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唐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固哉高叟，暇日当与润之详论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歉，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郐下之（无）讥欤？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瘦石既为润之绘像，以志崇拜英雄之慨；更爱此词，欲乞其无路以去，余忍痛诺之，并写和作，庶几词坛双璧欤！瘦石其永宝之！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亚子记于渝州津南村寓庐。”纵观此跋，皆一派一吐为快的诗人声口，率性而天真。但作为“一流政治家”，是否也应考虑重庆当时复杂紧张的政治情势呢？
应当看到，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之所以乐与柳氏交往，固有对前辈诗人推崇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出于作为政治家的现实考虑；也就是说，毛、柳的关系并非柳氏所想象的那种简单的、对等的诗人交往，二者的基点本来就不同，但诗人气质浓厚的柳氏因“昧于知己”，故无法在他与毛泽东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契合点。这一点，在战争时期尚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热情所弥合，他尽可发几句“后车载我过磻溪”之类的“大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狂气不改，且动辄就咄咄逼人地声称要“归隐分湖”，可就有欠斟酌了。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二十二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柳亚子应毛泽东电邀，自香港回京。当这位“早作飞腾想”的诗人面对冰化雪消、春阳和煦的新气象做着深呼吸时，不禁愕然而惊、肃然而思、泣然而喜了。“老夫最喜葡萄酿，恨不诗肠化大江”，诗人感兴飙发，新作如泉，其老而弥健的豪情胜慨，确乎令人称道。甫抵北平后，柳氏下榻于六国饭店，旧友新朋，咸集于京，其酬酢之繁忙，不难想见。一天，廖承志、章乃器前来拜望，廖承志执子侄礼甚恭，而一向以桀骜不驯著称的章乃器，亦对柳氏其人其诗盛赞有加，甚至声称李白、杜甫亦当退避先生一头之地，柳氏闻之大悦，故有“二字天真君谥我，杜陵李白太寻常”之句[25]。他甚至迳直言道：“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纷余子虎从龙”，圈内同人恐怕未必会将其视作柳氏作为诗人的“一时情至之语”；何况他还自矜“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黄壚早哭林庚白，青史今推柳亚庐”，这肯定会招致不少人的反感。
二十三
柳亚子对自身的一些缺点、积习一直习焉不察，但旁观者清；尤其是那些熟知柳氏秉性的契友，对柳氏于1949年进城后“做的过火”的一些事情看在眼里，不忍缄口，遂提出一些善意的忠告。如宋云彬在致柳氏的长函中，便将“今昔”作了一番对比，认为在延安时期，一谈到国民党的老前辈像亚老、孙夫人、廖夫人，没有不表示敬意的。但亚老又是一个热情洋溢，尤其是在神经兴奋的时候常常感情盖过理智的人，现在颇有人利用他的这样一个弱点，来抬高自己的身份，或作进身的阶梯。而亚老又往往不多加考虑，纯凭一腔热情，或挺身而出替人家打抱不平，或替人家作保荐，于是抗议之书，介绍之函，日必数通。一些怕招惹是非的朋友便不敢多与他接近了，而那些来历不明、心怀鬼胎的人则一味阿谀奉承，起哄头，掉花枪，非把亚老置于炉火之上不可。而常常接到亚老的抗议书或介绍信的领袖，也觉得亚老太难侍候了，太多事了。后来也渐渐懒得作复了。[26]
而柳氏本人对此似乎不以为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北京饭店，“听恩来报告，极滑稽突梯之致，可儿也。”“毛主席来信，颇有啼笑皆非之慨。”[27]柳氏在日记中习惯称毛泽东为“老毛”“润之”，“润”更是寻常，足见在柳氏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他推心置腹的“挚友”，但对那些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而习惯于对领袖采取仰视角度的人们来说，则显然是碍难接受的。
二十四
但正是这位目高于顶的柳亚子，入京后不久，便发现所受礼遇和倚重程度与他本人的“自我期许”相距甚远——例如抵京当日（1949年3月18日），他便亟欲以国民党元老身份赴西山恭谒孙中山衣冠冢，却因有关部门无法配备小车而告流产，“只是碧云成禁地，天涯咫尺感迢遥”，当然，这还只是小牢骚。早在此前，即2月28日（据他到北平前二十天），李济深主持民革第一次中央联席会议，推选出席新政协代表，柳氏被排除在外。而在中共中央邀请各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上，柳氏名列第五，何况他曾是民革的秘书长，当时还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如今却连代表都不是，其内心之不满不难想见。3月20日，在由李维汉、周扬召集的全国文联筹委会议上，柳氏居然“未列名常委”;3月24日，他应邀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恐怕也是大为不快（当天日记有“尚未垮台为幸”之语）。当然，令其不快的实非一端（如国共和谈问题），这大大超过了他的忍受底线。
又据宋云彬日记载：3月25日，“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28]
鉴于“愈之”（胡愈之）作为长期在文化界从事统战工作的“特别党员”的身份，他与柳氏的这番“深谈”，显然是针对柳氏总是不忘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以及与领袖密切来往的关系、处处以“革命先进自居”“居功自傲”而发，不过是借张申府的例子敲山震虎。
对此，宋云彬却颇不以为然。他始终认定：“人能不忘其过去之光荣历史，必知自惜羽毛。张申府在政协失败后，不惜与国民党特务周旋，甚且假民盟之名向各处捐款，以饱其私囊。”所以张申府的问题恰恰在于忘记了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他接着说：“微闻平津解放后，毛泽东戒其党人，须忘其前功，而努力于建设。愈之殆闻人转述毛氏之言，而加以演绎者也。初不知毛氏此言系对其党人而发，若夫一般知识分子，正惟恐其忘记过去之光荣历史，而自甘堕落耳。”[29]这分明是在指责胡愈之对毛泽东本意的误解。
但从胡愈之与柳氏这番“深谈”的实际效果看，显然无助于柳氏牢骚的消解，反倒使他动了归隐之念——以至于被人荒谬地读解为一种带有要挟性质的更大的“牢骚”。
二十五
是年3月28日，柳氏中夜难寐，万感撄心，遂濡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感事》诗：
开天辟地君真健，俯仰依违我大难。
醉尉夜行呵李广，无车弹铗怨冯。
周旋早悔平生拙，生死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弛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30]
此即柳氏著名的所谓“牢骚诗”。此诗作罢后并未即时发表，直到1957年毛泽东的诗词公开发表后才渐渐为人所知。职是之故，一时论者蜂起，但因昧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加之对柳氏其人缺乏真解，所论似皆无当。至于所谓向毛泽东“要官”“要颐和园”云云，在时间上皆对不上榫头，乖悖可知。依笔者之见，柳氏的《感事》诗既然是直接呈示给毛泽东的，那么，他们之间肯定拥有某种心照不宣的语言符码；即使柳氏是在藉诗发“牢骚”，也绝非仅仅关乎一己之私利，而是某种“所挟持者甚大”的东西。兹略陈鄙见，以俟公论。
柳氏进城后，一直反对国共和谈，他坚信毛泽东深具远见卓识，断不会与蒋介石进行和谈。但3月26日（1949年），国共代表团正式举行和平谈判，消息传来，柳氏闻之大惊，他认为目前形势一片大好，理应打过长江去，取得全面胜利（柳氏表达此一意向的诗甚多，兹不具引），如今却要和谈，岂不是中了蒋介石的缓兵之计。从《感事》的创作时间来考量，柳氏的“牢骚”显然与和谈大有干系。
又，柳氏一向不赞成郭沫若的“尾巴主义”，1945年，他在重庆时，就曾撰《答客难》一文，公然声称：“我虽然同情中共，但我只能做中共的‘严师诤友’，而决不做中共的‘孝子顺孙’。”“老实讲，中共是中共，我柳亚子是柳亚子。”[31]在柳氏看来，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是民主革命的正统；以故，他要“卷土重来树立中山旗帜”。而恢复国民党二大，乃是“继绝世”，唯其如此，新成立的民革才有“名分”，才有独立的话语权。诚如柳氏本人所言：“好像毛先生也承认过新民主主义并没有超出三民主义的范围。那么，在我看来，倒正是中共在做我们的尾巴，哪儿是我们做中共的尾巴呢？”（《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值得注意的是，柳氏在此再次强调了他的“政治家”资历：“对外，只做中共的严师益友，而不做他们的尾巴，如旧而已（又一度冒犯了郭先生，万分抱歉。不过，郭先生是文学家，而我自己自命是政治家而兼文学家的，也许意见上有些出入。好在在英美传统中，有时候，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但出了巴力门，大家还是好朋友，希望郭先生能够原谅这一点，那我就负荆请罪，也是心甘情愿的了）。”[32]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柳氏的“牢骚”所在。而这正是”“俯仰依违”（后改为“说项”“依刘”）的隐喻所在，“大难”所由。
颔联的“夺席”句，原稿为“醉尉夜行呵李广”，主要是针对某人“妄评大作”（毛泽东语）而发。柳氏后改为“夺席谈经非五鹿”，以戴凭自况，意谓自己的才识、专长皆不得其用，有一种被闲置起来的感觉。柳氏所用的这两个典故，虽皆有受人侵辱之意，但侧重点明显不同。
“无车弹铗怨冯”，这一句倒是道出了柳氏发“牢骚”的直接缘由。对此，柳氏本人已然做出解释：“孙先生灵堂及苏联所赠铜棺未用者，犹陈列碧云寺畔，余颇思驱车一奠也。”由此可见，柳氏的“谒灵”之举，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表态，意在昭示同人，他就是要继续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道统，续写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国共合作。但这与共产党希望在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成立一个新组织的主张不同。因此，柳氏以民革秘书长的身份召集开会竟也开不起来。即使如此，他仍不愿放弃政党独立自主性的立场，故辞去民革筹委会秘书长之职。
柳氏的“无车”之叹，还来自与某些“有车”者（如李济深）的比照；以故，柳氏慨乎言道：“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宜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33]
《感事》诗的颈联亦一直被注家曲解。其实，在柳氏的心头，一直盘绕着一个拂拭不去的情结，那就是：“四一二事变”后，他复壁逃生，没有死在“清党”的屠刀之下，深感在“蒋匪中正篡党时，余以不死为恨，草间偷活”，愧对廖仲恺、朱执信、侯绍裘、张应春等先烈，故“每诵吴梅村‘故人慷慨多奇节’句，不知吾涕之何从也”。——此即颈联“周旋早悔平生拙”的意涵所在，从中亦可窥寻出柳氏与胡愈之“深谈”后所作出的某种回应。明乎此，尾联的意思也就豁然朗现——什么时刻南征胜利了，我便将“汾湖”（代指老家）作为退隐之所了。至此，诗中所有的矛盾皆趋于消解，柳氏以“退隐”这种个人化的方式平息了内心的尖锐冲突。
二十六
但《感事》一出，訾议遂至。竟有人据此作出柳亚子“要颐和园”的怪论，并煞有介事地编造出一段毫无根据的毛泽东气呼呼地质问柳氏的原话：我没有权力给你，就是有权力给你，把造兵舰用的八百万两银子都给你，让你像慈禧太后那样好不好？”
其实，对《感事》的种种曲解、妄论，柳氏当时就有所耳闻，他不屑置辩地对其堂侄柳义南笑道：“倘然我要了颐和园，也付不起那么大的房租呀！”[34]后来，柳氏曾就此驰函毛泽东征求看法，毛泽东于同年5月21日复信道：“某同志妄评大作，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更好些。在主政者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35]这足以表明，作为“受话者”（毛泽东）与发话者（柳亚子），他们之间具有一种相同的话语背景、相近的古典文学修养，且双方都拥有相当一致的语言符码，故诗中的典故也好，隐喻也罢，不仅“不隔”，反而成为一种互通款曲的有效媒介，所谓“相视一笑，莫逆于心”，其一点灵犀正在于这种微妙的心灵领悟。
二十七
就在柳亚子的《感事》诗送呈毛泽东后，随即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再次让柳氏感到莫名的憋屈、愤懑——1949年4月3日，毛泽东在香山别墅频频接见李济深、马叙伦、蔡廷锴、傅作义等民主人士；消息传到柳氏那里，自然会激起柳氏强烈的情绪反应。
又据《宋云彬日记》载：“亚老近来颇牢落。昨日罗迈（即李维汉——引者）报告毕，彼即发表冗长之演词，历述彼与民革关系及在民革之地位，结语则谓余愿归入文化界，请罗先生今后不以余为党派人物云云。因罗氏今天未邀党派人士出席，柳老作不速之客也。”[36]由此可见，柳氏之所以大谈自己与民革、民盟的关系以及他本人在民革中的地位，仍是基于他本人那种“第一流的政治家”的自负；在柳氏看来，且不论他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仅凭他作为民国元老与民盟创始人的身份，在即将组建的新政府坐把交椅，殊非奢望；而他之所以请求李维汉不要把他当作党派人物而愿归入文化界，实际上也是在延续着他的那种柳牌“牢骚”。
“牢骚”一盛，难免有损健康；“对此，柳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矣。”[37]柳氏在当天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38]
二十八
柳亚子的“牢骚”之由来，固不止一端。但从总体上看，作为一位驰誉吟坛的大诗人，柳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毕竟不同于政治家。由于淑世之心綦切，柳氏自觉地向“政治角色”认同，可骨子里还是眷恋着那份无从割舍的癖好。甫抵北平，他便痛心地发现许多颇有价值的古旧书籍都在琉璃厂一带都当作废纸出售，遂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筹组中央文史研究机关，拟出任苏南文管会名誉会长，却被“泼冷水”。又，柳氏身为南明史研究专家，对南明史一直未能忘情，可当他向主管部门提出重修南明史的建议后，也被恝置起来。在此，我们不妨引述一下宋云彬给柳氏的一封信，以窥个中端倪，信云：
……我觉得您的那篇《文研会缘起》写得不大实际，而且容易引起误会，容易被人当作把柄来攻击您。例如您说“残劫之余，艰于匡复，司农仰屋，干部乏材，国脉所关，敝屣视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绎一番，那么，“司农仰屋”不就是说人民政府的经济没有办法吗？“干部乏材”不就是说干部都是无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吗？最后两句，不是说人民政府轻视文化吗？幸而您写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则流传出去，被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记者看到了，他们会立刻翻译出来，向全世界宣传说：“你们瞧，连一向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先生都这样说了，难道还是我们造谣言吗？”亚老请您想想，万一真的被反动派当作把柄来作反宣传，您不是要懊悔吗？（《宋云彬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136页）
信写就后，宋云彬又征求叶圣陶的意见，叶圣陶看后连称“好极了”，宋云彬这才将信发出。柳氏读罢复道：“辱荷惠笺，深感厚爱，昔称诤友，于兄见之矣。”足见柳氏对宋云彬的意见还是听进去了。但他又谓：“事之委曲不尽然者”，则又透发出柳氏的牢骚并未完全平息，可接下来的一系列人事安排更是大大出乎他的意外：对此，深知个中情由的夏衍曾叹道：“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39]一时间，柳氏因“看不顺眼的事情太多，往往骂座为快”[40]。
二十九
一个月后（柳氏《感事》诗作于1949年3月28日），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前来拜访，并送来了他本人的一封亲笔信。柳亚子发缄启读，竟是毛泽东的一首和诗：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诗后还有附言：“奉和柳先生三月二十八日之作，敬请教正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当柳氏读到“牢骚太盛防肠断”一句时，感慨万千，老眼湿润，内心之感受难以言表，当即叠韵奉和一首，赞许毛泽东“风度元戎海水量”，而上句“离骚屈子幽兰怨”，则隐含着自我检讨之意；而毛诗中的“观鱼胜过富春江”，则又不免让头脑原本浪漫的柳氏产生不少丰富的联想。
更令柳氏喜出望外的是：仅隔一日（5月1日中午），毛泽东便携带妻女拨冗前来颐和园探望；其时适逢柳氏午休，毛泽东不许任何人打扰，甚至不许警卫发出轻微的声响，站在院内足足等了40分钟，充分体现出其“礼贤下士”的雅怀。接下来，毛泽东与柳氏“谈诗甚畅”，然后到昆明湖上泛舟，“而未能先加准备，余尚能支持，润之则汗珠流面，颇觉过意不去也……润已疲倦，不及长谈，登岸即坐汽车返，约定双五节以车来迓，谒总理衣冠墓于碧云寺，希望其不开空头支票也。”[41]显然，柳氏在兴奋之余也不无对领袖开“空头支票”的担心。
是月5日，毛泽东又命田家英率卫士摄影员若干人，以双车来迓，足证毛泽东虽日理万机，却并未将此置诸脑后；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于是日中午，专门宴请柳氏，并请朱德总司令作陪，谈宴极欢。至此，柳氏对毛泽东不禁再次陡生“最难鲍叔能知管”的知遇之感。在《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赴毛泽东宴集》一诗的小序中，柳氏写道：“谈诗论政，言笑极欢。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42]是夜，柳氏虽“倦极不堪”，仍兴奋不已，并写信数封，足见其所谓“平生未有此乐”，洵非虚言。
三十
此后，柳亚子的情绪从总体上看基本趋于稳定，但面对一个新的政治环境，他仍不时感到陌生和不适，心境或好或坏。他那种敢言敢怒、率性见真的“名士气”也并未随着政权的更迭而改变。甫抵北平，柳氏便向有关方面提出以政府名义聘请范志超做他的私人秘书，后又直接向毛泽东提出这一要求，毛泽东答应予以考虑；未几，性情卞急的柳氏在未接到上级通知的情况下，索性自发聘书，落款竟然是“吴江一品大臣柳亚子”！
4月27日，即柳氏搬入颐和园的第三天，路过乐善堂，门卫不肯放行，柳氏“一怒冲锋”，看门者竟也无可奈何。柳氏不无得意地将此事记入当天日记中。
6月5日，柳氏夫妇到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所在地（东四附近的一个院落）走访宋云彬，被警卫人员拦住，要他登记之后才能进去。柳氏大怒，认为这是官僚作风，不顾阻拦径自往里走，警卫员跟着进来，到了办公室，柳氏随手拿起桌上的墨水瓶，愤然向警卫人员掷去，却溅在柳夫人的身上。傅彬然和金灿然闻声而出，赶紧向柳氏道歉，并将警卫员申斥一番。当时正在午睡的宋云彬，被吵声惊醒，遂披衣而出，“则柳老余怒未息，柳太太满身蓝墨水，金灿然正向柳老道歉。柳老立片刻即辞去，余送之登车。”当晚，宋云彬又前去向柳氏道歉，柳夫人说：“今日警卫员确有不是，因彼曾持所佩木壳枪作恐吓状也。”宋云彬回来后，与叶圣陶（时任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说起此事，叶圣陶当即表示“我们不需要武装警卫，今后须将警卫员之武装解除，灿然同意”。[43]
“北平文史探讨委员会”被周总理“叫停”，也是令柳氏甚感不快之事。为此，他直接上书毛泽东告状，表面上是“埋怨总理”，其实是冲着毛泽东而来（他料定此乃毛泽东之意，总理不过具体执行而已）。周总理为此专门宴请柳氏，并带来毛的批示，大意是柳氏是革命的，要团结他。周总理对柳氏说：“你看，毛泽东对你多好，你对我发牢骚可以，你怎么可以对毛泽东发牢骚！”柳氏连声道：“死罪，死罪！”（《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次年，柳氏在给友人齐燕铭的信中还提及此事，云：“冒昧陈词，死罪！死罪！（周公最讨厌此四字，讥为掉书袋，去夏在万寿山昆明湖还骂了我一顿。然而周公尽管反对，柳亚子偏偏要用，看他能不能枪毙我，呵呵！）”（《磨剑室文录》下册，第1613页）此虽为谑语，也足见其不肯屈就的名士性情。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最令柳氏愤懑的事情：就在柳氏极力为范志超工作一事奔走时，却有人提醒范志超，叫她以后少和柳氏接近，致使范志超甚感痛苦。（参见方土人《缅怀柳亚老的三位女弟子》）此后，前来益寿堂探望的友人日渐稀少，柳氏遂以颐和园“冬天太冷”为由，主动请求迁往北京饭店暂住。当他驻足在名园门口，向笼罩在一片苍茫暮色中的益寿堂投去不胜依依的一瞥时，恐怕连他本人也未意识到：这个姿态，意味着将与政治生涯告别。
三十一
北京北长街89号。一座宽敞、僻静的四合院，红砖绿瓦，雕梁画栋，此处位于北海之南，故宫之西，风景幽绝，柳亚子于1950年9月11日定居于此。此后，柳氏虽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但基本上是赋闲在家，门庭也日渐冷落，只有门额上那块由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上天下地之庐”，仍能勾起这位老人与开国领袖之间的种种怀想。年华逝水，世故惊涛，这位疲癃的老人，逮至晚年，似乎犹未解开缠绕其一生的政治情结。一次，民革开会纪念孙中山先生，邵力子在讲话中言及亚老长于文学，不懂政治，柳氏听罢大怒，随即书一长函，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后经人劝阻，才未发出[4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之际（1950年10月3日），柳氏夫妇应邀去怀仁堂观看西南各民族文工团及新疆、延边等文工团联合演出的歌舞晚会，坐于前排的毛泽东转身向柳氏夫妇致意，并命填《浣溪沙》，以纪“大团结之盛况”；一生惯作惊人之语的柳氏，沉吟片刻后，写出的竟是“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阗”这样的应制之章，其才调气格，已无法与才华骞举、慷慨豪壮的早年诗作同日而语。稍后，柳氏又创作了一组庆祝抗美援朝胜利的七言绝句，也明显缺乏以往那种郁然于内里、焕然于外表的“神采”，一种由辞藻的灵动组合而成的风致、情韵。
三十二
柳亚子晚年在政治上掀起的最后一次高潮，是与毛泽东在怀仁堂唱和后不久（1950年10月11日），柳氏偕夫人乘火车南行，在离宁返沪的途中，接到报告，有人窥伺，虞有意外，柳氏遂于10月24日凌晨在火车上立下遗嘱：
柳亚子不论在何时何地，有何意外，决为蒋匪帮毒手。我死以后，立刻将此嘱在报纸公开宣布为要！！！我死后裸体火葬，一切迷信浪费，绝对禁止，于公墓买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诗人柳亚子之墓’足矣（地点能在鲁迅先生附近最佳，我生平极服膺鲁迅先生也）。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论！！！
面对鼎镬，无所怛怖，其忠义凛然之气节与光明峻伟之怀抱皆不可掩，且充塞两仪之间，这种大无畏的雄杰气概，乃本然自具的柳氏本色，令笔者油然想起当年藏身“复壁”“瞑目待毙”的“现代祢衡”。当然，对笔者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遗嘱”中柳氏对自己墓碑的预题：“诗人柳亚子之墓”。在同一时期，柳氏在致友人的信中，亦公然声称：“我是诗人”“现在在研究南明史料，颇有兴趣，其他则暂时不管，也许永远不管了”（《致曹美成》）。如果结合柳氏长期以“一流政治家”自许的经历来看，“诗人”二字的下断，分明透发出“了悟平生”的澹定与超然，其政治激情与文学理想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相互缠绕、纠结，此时已达成充分的生命和解；这位兴酣足可摇五岳的老诗人，终于找到了真正属于他本人的价值定位。
三十三
柳氏晚年，由于脑动脉硬化症加剧，已极少参加社会活动。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梁漱溟与毛泽东发生“雅量”之争时，柳氏也身临现场，但他当时并未表态，回到家中，只跟夫人郑佩宜讲了一句话：“毛很厉害”[45]。柳氏最后一次出现于公众视野，是在1956年11月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此时他已是病魔缠身，举步维艰，以至需要有人小心搀扶才能勉强在主席台就座。
1958年6月21日，柳氏在北京病逝。如照旧历算，此日恰为五月五日端阳节。以故，他的南社旧友赵赤羽赋诗挽道：“年年屈原节，凭吊共端阳。”这位一向主张将端午节改为“诗人节”的“今屈原”（郭沫若语），竟在端午这一天走向永在的诗国，是冥冥中自有定数，还是纯然的巧合？至于他本人为墓碑所做的预题（“诗人柳亚子之墓”），则成为一种令人称奇的谶语。
三天后，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的公祭大会上，摆放着毛泽东所献的花圈，出席者有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吴玉章等国家重要领导人及其他各界政要，显然已达到一个著名民主人士所能享有的规格；但“柳亚子委员灵堂”这样的称呼，还是多少让人感到有些生分，透发出某种耐人寻味的意味；毕竟在此公祭的，是与共产党长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国党三仁”之一。不知柳氏泉下有知，对此会做何感想？
三十四
惯蹈风霆的柳亚子，既热衷政治，又耽于文学，加之性格过于自负，难免会在政治抱负与文学理想之间产生某种“价值错位”；其实政治一途，波谲云诡，非心机深密者，殊难应对，唯有“诗人”，才是他对自己一生最准确的定位。纵流光如逝，时浪推排，对于柳氏来说，仅凭一部奕奕煌煌的《磨剑室诗词集》已自足千秋。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是公正的，它无情地拒斥一切艺术之外的人为捧抬；在时间的魔河前，哪怕仅仅有一部作品溜了进去，作为诗人，也就获得了永生；而柳氏用生命铸造的诗歌峰峦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屹立在那里，生动如初，丝毫不染岁月的尘埃——这对“恨不诗肠化大江”的柳氏来说，无疑是最高的褒奖。此乃诗之幸也，亦柳氏之幸也。曾有论者认为，柳氏善怒能狂，放言无忌，若不慎敛锋芒，罗隆基、储安平们的队伍很难说不扩大到他身上，故柳氏于1958年辞世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但窃以为，即使柳氏被打成右派，也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因为柳氏是一个以诗歌对近现代历史进程做出富有个性创造与积极回应的诗人，一个能够提供具有永久生命力的东西并为新的思想和审美意识所照亮的诗人，在他的具有“史诗”性质的诗歌创作中，不仅浓缩着一部近现代史，亦完成了对个体心灵的伟大塑造；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无法克隆的诗人，他生命的水银柱已升腾到晚清以降的众多诗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毫无疑问，柳亚子已然走进历史。
历史的碑铭上，将永远镌刻着五个大字：“诗人柳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