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第一节 新世纪以来的伪满洲国文学研究

伪满洲国时期（1932—1945）的文学，在汉语学术界经历了这样几个研究阶段：全盘否定期（1948—1980）、自我正名期（1981—1999）、正视深入期（2000—现在）。

全盘否定期的研究者认为在伪满洲时期诞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汉奸文学”，这一时期伪满洲国的相关出版物，大部分集中在历史叙述的语境中，关于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被边缘化。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流亡在外的“东北作家群”,1951年，王瑶将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等东北籍作家纳入了文学史的视野。

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伪满洲国文学进入了自我正名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东北沦陷区文学”的高潮，主要研究集中于发掘并阐释具有反抗性质的文学作品，描绘压迫与反抗的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景观。这个阶段，经过拨乱反正和历史的反思，更多的东北作家出现在文学史的视野里，但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大部分研究依然主要关注具有“反抗和暴露”意识的作品，对长期置身于伪满洲国的作家作品缺乏研究，许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答案；其史料收集的广度、探索的深度和研究的延展性依然具有很大发展空间。对这一时期的重要著述及理路，高翔（2000年）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整理。

2000年以来，对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研究进入了正视深入期，从基础性史料研究逐渐走向突破性研究阶段。

“伪满洲国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名称，是21世纪的产物。刘晓丽（2005年）首次以“伪满洲国文学”作为研究方向，发表了第一篇以“伪满洲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及博士学位论文。“伪满洲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从地域划分和研究视角上，对之前的“东北沦陷区文学”“东北抗日文学”等概念进行了补充和深化。历史上被日本殖民的傀儡国——伪满洲国的“国界线”内，包括狭义的“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以及内蒙古东北部、河北省北部，生活着汉、满、蒙、朝、日本、俄等多个族群；整个伪满洲国时期，多国籍、多族群、多语种的作家生活在这片区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

刘晓丽提出的“伪满洲国文学”视角，并不停留于地域描述，而是更强调对长期生活在伪满洲国地区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研究。这使得更多被忽略和被遗忘的文学图景得到展示于世人面前的机会，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空白进行了填补。

整体上看，新世纪的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进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研究保障体系的新史料、宏观研究与历史叙述的新视野、媒介与作家作品研究的新边界。

一、研究保障体系的新史料

由于经历战争、时间和其他因素的摧残，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史料的匮乏，一直是一个困扰研究者的大问题。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开始重视东北地区散佚史料的抢救与整理，正视史实的意识愈发强烈，尤其对伪满时期生活于殖民地的文学人的史料进行了保护性发掘，这种批判与辩证思维的理性发展，促成了伪满洲国文学新史料保障体系的基本建立。

一是大型史料丛书的编订出版。这类丛书以收集“东北沦陷区”作家作品、年表、大事记、小传、笔名、回忆录、文学报刊目录、研究论著、馆藏书目（包括内部资料）等一手资料为主要特色，很多史料都是新世纪首次面世，这些资料性工具书、报刊杂志原刊影印、馆藏地考证，为学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研究基础。这其中有钱理群总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2000年）、彭放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总汇》（2007年）、初国卿主编、全国十余家图书馆参编的《伪满洲国期刊汇编》（2008—2010年），刘慧娟主编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作品与史料编年集成》、刘晓丽主编的《伪满洲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2017年）等。以最新的《伪满洲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为例，该丛书共33册，2014年获得国家图书出版基金资助，由中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学者分工合作，历时三年完成，分为作品卷、史料卷和研究卷三部分，收录了伪满洲国时期殖民视野下，各国作家以多种语言（汉语、日语、朝鲜语、俄语）创作的作品，以及世界范围内学术界在伪满洲国文学领域的研究资料及著作，丰富的史料与国际化研究视野，将推进中国学术界对伪满洲国文学的研究突破，同时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文学研究。

二是大量伪满洲国作家文学作品的搜集与出版。20世纪80年代开始，“沦陷区文学”就渐渐变热，但“东北作家群”作品所占比例依然最重，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等作家的作品集最为常见。新世纪以来，爵青、梅娘、杨慈灯等长期在伪满洲国生活的作家作品或书信得以出版，以梅娘为例，2000年至2009年出版的就有《梅娘文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梅娘近作及书简》（同心出版社，2005年）等五本。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其中《梅娘代表作》被收入“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代表作”书系（华夏出版社，1997—2000），萧红、端木蕻良、袁犀、爵青的代表作也被收入其中，“赫然与鲁迅、老舍、郭沫若、曹禺等人的专集排列在一起，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百人经典之列”。

作家的复杂身份和文学现象的史料整理，在新世纪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如因晚年担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被世人诟病的郑孝胥，其《海藏楼诗集》于2003年由黄坤、杨晓波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集的再版，对现代旧体诗及伪满洲时期伪官员、文人的生存状态等方面的研究很有意义。

作为伪满洲国殖民者重要文学活动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一直以来被视为伪满洲国时期作家“身份确认”的重要事件。2000年，王向远对伪满洲国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史实进行了整理，文中列出了伪满洲国作家参会及论题的详单，他认为尽管有“主动投入和被动陷入”的区别，参会作家的举动仍是“可耻的附逆行为”。这说明新世纪初对伪满洲国的史料研究，依然延续了20世纪“反抗—附逆”的二元论传统。作家年谱、年表整理方面，范宇娟整理了1930年至1998年间梅娘的著译年表，曹革成整理了端木蕻良年谱，这份按月记载的年谱截至2014年2月已整理至1977年9月（65岁）。

2008年，蒋蕾通过《“满映”作家群落考》《一个笔名，一段历史——关于“满映”作家李民笔名的研究》和《“满映”作家王则与三份杂志》三篇研究论文，对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这个利用电影进行殖民宣传的机构及身处其中的作家史料进行了考证，这显示出新世纪作家史料研究进入更复杂的群落、机构、媒介环境之中，史料考证更为立体和全面。

2012年，刘晓丽出版了《伪满洲国文学与文学杂志》，这是一本研究与史料兼顾的著作。这本著作难能可贵地整理了伪满洲国杂志原刊馆藏地和重要文学杂志的篇目目录，完全可以作为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者的“寻宝图”。

三是多族群、多语系文学史料的搜集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与20世纪大多囿于中文史料不同的是，新世纪以来，日语、俄语、朝鲜语、蒙古语等多语系的史料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这对研究伪满洲国复杂的族群关系和日本殖民者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意义。在这些史料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除了语言障碍，还有馆藏处整理补充的难度。

仅以东北俄侨作家的史料收集为例。以作家作品形式展露俄侨文学的史料书籍从新世纪伊始就开始浮现，如李延龄主编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的作品包含部分伪满时期流寓东北的俄系作家作品，并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思考和探索。刁绍华出版了《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包含了俄侨在东北出版的部分书目和几百位俄侨作家作品题目及出处，唯一的缺憾是没有提示所录作品的收藏处，研究者知道篇目却无法索骥。后有研究者针对该著作所录作品未提示收藏处的缺憾，力所能及地提供了一些发表俄侨作家作品报刊的馆藏信息，并对这份存目进行了一定的勘误。王劲松对拜阔夫这一伪满洲时期知名的俄系作家进行了介绍，该论文还提供了拜阔夫1915年至1944年的主要著作目录，遗憾的是没有提供这些著作的馆藏情况。对多族群、多语言的史料整理，依然是新世纪需要弥补的较弱环节。

二、宏观研究与历史叙述的新视野

随着新世纪新史料体系的基本建立，涌现出众多关于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宏观研究与历史叙述，这使得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获得更新的视野。新世纪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一开始即以一场如火如荼的学术争鸣开篇。

2000年，围绕钱理群《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的总序，陈辽、张泉等学者持不同意见，以各自发文的形式进行辩论，这些辩论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探讨了很多研究沦陷区文学必须直面而无法回避的复杂问题。吴晓明（2007年）在对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综述中对这一场辩论进行了梳理，提出争辩本身“承认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伪满洲国文学的存在”，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进步”。

新世纪对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即以反思的立场出现，多立足于正视东北现代文学复杂性、特殊性和重要性并提出论证和阐述。如高翔、薛勤、刘瑞弘（2000）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学比较的论文，首次从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论争与社团等方面比较了东北沦陷区与华北沦陷区文学的不同，提出东北沦陷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价值”，对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研究进行了追溯式综述，并对1980年至2000年间的东北现代文学史著述理路进行了梳理。同时，高翔还用丰富的资料和史实回答了学界关于“东北有没有新文学”的问题。这些论争和回应，代表了新世纪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已被纳入整个沦陷区文学的视野范畴，并对伪满洲国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进行了实质性的思考，更引发了对地域文学研究的热潮。新世纪初，较有代表性的有李春燕主编的《东北文学文化新论》、白长青的《辽海文坛鉴识录》。前者在东北文学文化的区域性特征、发展脉络等方面对东北文学文化作理性剖析，后者以一定篇幅对伪满洲国时期东北作家群落的形成原因、艺术地位等进行了论述，小说研究是这本著作的亮点。

2002年，彭放的《黑龙江文学通史》以黑龙江为案例，对“日伪统治时期的文学”进行了介绍。他难能可贵地将“流亡关内”的作家进行了专题论述，并对长期生活在伪满洲国殖民地的作家作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记录，所论不局限于小说、散文、诗歌，还涵盖了通俗文学、剧本、文学评论以及翻译文学，并以批判的视角介绍了爵青、石军等人的作品和创作情况。这种“流亡关内”与“留守关外”的东北作家群体分类，在扩展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视野方面具有十分超前的意义。李春燕也从作家心态的研究角度，对流亡关内的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作家，以及“身在伪满洲国”的“文丛”“文选”和“艺文志派”作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这种客观环境与作家心态之间关系的研究角度在当时“正引起学界的重视”。高翔的专著《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则从东北现代文学的历史缘起、发展和特征开始，对东北现代小说、诗歌等文本及研究进行了叙述，从作家身份（与东北的关系）和作品艺术风格角度（“南满”“北满”）将东北文学“谱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并从地缘和政治学角度为学术界提供了很多尚未研究的课题。

随后，一些学者基于学界关于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如何进入文学史视野的讨论，对文学史研究进行回顾与探寻，对伪满洲国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提出了更深入的思考。

2004年，黄万华在回顾20多年沦陷区文学研究的论文中，提出沦陷区文学研究必须“直面现象、直面问题、直面历史现实”,并从丰富史料、重视历史、文学整体观、国际互动研究四个方面对相关学术研究者提出倡议。随后，他在其《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九章《日占区文学》中，专门设置了《东北沦陷区文学》一节，将东北沦陷分为初期、中期、后期进行时段论述，并介绍了北满作家群、文选文丛派（山丁、秋萤、袁犀、梅娘）、艺文志派（爵青、小松、疑迟）以及女作家群的创作情况。2005年，张泉在《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袁犀、梅娘、山丁等作家。他号召相关研究不应回避史实和复杂问题，并提出“中国沦陷区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有资格跻身于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融入中国新文学”。他还以当时移往北平的四位台湾、东北作家为个案，从文化身份认同和政治立场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他还对1951年到2008年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列举了各个文学史版本中对沦陷区文学的叙述，指出了其中的缺憾与不足，认为“政治层面的评价，仍是文学史接纳沦陷区文学时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刘晓丽则根据掌握的一手史料和现存作家访谈录，清晰地将伪满洲国时期的东北作家分类为“左翼作家群”“新进作家群”等六类，并重点论及“新进作家群”这个“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作家群，并以文学社团和刊物的形式进行了再次细分。她认为“伪满洲国作家的文学经验，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对其描述涉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失的补充和创新认识”。她从文学史概念、逻辑和构架等角度，对伪满洲国文学如何进入中国文学史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伪满洲国时期的通俗文学具有“多重创新意味”，承载了“创生新文体的文学精神”。2008年，刘晓丽的《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重点展示了伪满洲国时期的期刊、重要作家与作品情况，并将殖民地多语言多民族文学杂交的复杂多元文化图景纳入研究范畴，这在以往的研究著作中极少被涉及。陈思和赞成这种重史料的研究方法，指出“她虽然没有努力去解决关于伪满殖民地文学的普遍理论问题，但是通过这样知人论世的细致分析，拯救了许多被历史掩盖的文学生命，展示出历史的复杂真相。实际上为准确理解伪满殖民地文学的理论问题作好了坚实的铺垫”。

在学者们的努力下，更多的文学史家选择将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纳入文学史叙述之中。2010年，吴福辉在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中，着重介绍了东北、华北沦陷区的“乡土文学”，并认为是东北乡土文学影响并生成了华北的乡土文学。作者还介绍了爵青、袁犀等有“现代派”感觉的作家和接近通俗文学的梅娘，附《沦陷区主要文学副刊、杂志目录》。作者将东北、华北和上海沦陷区的文学世界并为一节，以横向对比和细致分类的方式，从整体角度将沦陷区文学纳入文学史。

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在书中第二十章《抗战时期的中国沦陷区文学》中，论述了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变迁。该著除阐述传统“东北作家群”外，介绍了“文选派”作家山丁、秋萤、袁犀和梅娘，以及“艺文志派”作家爵青、小松、疑迟，还论及东北沦陷后期的女性作家群和军旅作家杨慈灯。作者从文学社团、殖民者文艺政策等角度梳理了东北沦陷区文学变迁的原因和脉络，着重介绍了流亡作家以外，长期生活在伪满洲国的东北作家。

这些宏观论述是对文学史原有边界的一种突破，让众多被遗漏、遗忘的现代作家重新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视野。“这些‘边界’的拓展不只是研究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提供一种重新认识历史的契机。”

三、媒介与作家作品研究的新边界

新世纪以来，随着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边界的拓展，研究者将视野聚焦于伪满洲国时期的媒介群、作家群、读者群的新边界研究。如果说20世纪的研究更注重政治群、意识群，更多论述“反抗”与“附逆”，那么新世纪的研究则更偏向于对文学与政治、社会、群体的复杂关系，文学消解殖民的“解殖”作用等更缠绕、更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行细致辨析。

对媒介，即刊载文学的平台的研究愈加成熟和深入。文学报刊的主办机构、办刊宗旨、编辑同人等，无一不是影响文学创作和传播的重要因素。2005年至2006年，刘晓丽先后发表《幽暗时空中的文学一角——关于〈新满洲〉杂志》《伪满洲国时期文学杂志新考》《〈艺文志〉杂志与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伪满洲国时期〈青年文化〉杂志考述》等文，从伪满洲国时期的期刊中历史语境的抽象描述、日本殖民者描绘修辞圈套等方面，对报刊及所刊载文学作品进行了评述，从媒介、作者、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研究路径。近年来，她以自己多年搜集抢救的《华文大阪每日》《新青年》（沈阳）《同轨》《萃文季刊》《满洲文艺》等大量期刊杂志原刊、复印件、影印件等珍贵史料为基础，先后发表了对《青年文化》《诗季》《新满洲》等刊的重要研究成果，分别针对流寓华北的东北作家、伪满洲诗歌刊物、殖民者逻辑的文学映照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她还组织了一批中青年学者以课题组的形式成立了“伪满洲国研究中心”，对伪满洲国文学的重要问题进行定期探讨和分析，在《社会科学辑刊》《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报刊上多次发表了系列论文。

《满洲评论》是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文人创立的时事评论周刊。祝力新从报刊史、创刊人与思想研究者等角度对该刊进行了研究，并以此撰写了博士论文。她与尚侠的研究侧重考察了该刊文学专栏中时事对文学的映射，虽然介绍相对简略，但提出了时事政治对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和研究的不足。对该刊历史分期与伪满洲国文坛的关系的研究也是她的贡献，文章对山口慎一（大内隆雄）的译著情况进行了介绍，特别是提出的伪满洲国殖民者与日本文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颇具新意和深入研究价值。

蒋蕾以伪满洲国政府机关报《大同报》为样本，对其14年间所办的10个文学副刊为线索进行整理和分析，发掘整理出一系列“汉奸文学”与“抵抗文学”的典型案例，并结合其作者背景、时代背景等历史资料，寻找到东北沦陷区文坛的精神内核和一些重大文学事件的发生内因。此文的贡献在于对“报纸沦为殖民者舆论工具后副刊坚持‘反满抗日’”这一特殊现象的考证，以及对伪满洲国时期副刊成为文学重要甚至一度是唯一载体的现象分析。她强调以第一手资料对当时的文学现象进行核实，并对一些东北沦陷区研究中的固有看法提出了质疑。

高翔对《新青年》（沈阳）进行了研究，特别关注了文学批评，着重介绍了王秋萤作为“具有重要建树的批评家”的作用，认为该刊“在推动和发展东北现代文学批评过程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出特有的地位，一些篇章凸现着文学史意义”。以往的伪满洲国文学期刊研究更多局限于作家作品发掘，而高翔则提出对文学现象、文学群体的重视，如他对《新青年》中的新诗专辑进行了研究，对当时“挽救新诗”的独特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对当时以金音为代表的诗人群体进行了探究。在其《〈弘宣〉与伪满宣传文艺》中，则通过对这本“伪满洲国思想战宣传战之机关杂志”的研究，从对文化侵略“官方喉舌”的解析，揭示了殖民者的伪文艺政策、文艺理论和“伪文学”。

《盛京时报》作为东北近现代举足轻重的大报，吸引了众多学者进行研究，“首创了东北第一家报纸副刊《神皋杂俎》”，对东北现代文学的影响重大。1978年至1999年之间的研究，主要从近现代小说和诗歌的角度出发，并有意无意“避开”了伪满洲国时期。新世纪以来，一些研究生开始注意到这片空白并以此撰写了学位论文，较有代表性的有《伪满时期文学与政治的游移》和《沦陷初期（1931—1937）的东北文学研究》。两篇文章都以沦陷初期为时段，前者主要通过《神皋杂俎》简略分析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介绍了一些作家作品；后者则以《盛京时报》《大同报》《国际协报》文学副刊为中心，着重介绍了沦陷初期进步作家的创作，以及后来流亡的东北作家群，解析《艺文指导要纲》如何导致东北文坛“毫无生机可言”，部分呈现了伪满洲国文学艰难生存于夹缝的状态。

此外，除了主流报刊，蒋蕾的《被遗忘的抵抗文学副刊〈大同俱乐部〉》、卞策的《东北沦陷时期报纸文艺副刊研究综述》等文，对活跃在伪满洲国的报刊副刊进行了研究，这说明对这一时期媒介的研究，尚有很大的延展空间。

对作家作品，新世纪的研究更重视那些长期生活在伪满洲国地区的文人，并着重辨析其文学派别、历史事件、性别群落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新世纪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路径，研究对象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人为主。仅对萧红的研究，据2000年不完全统计就近30篇，但有质量的研究不多，大多还局限于对其进步性、抒情性、女性意识、地域文化、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描述，李向辉（2000）的萧红研究回顾中已有类似观点。此类研究，在没有新史料出现的情况下，很难有所突破。

2003年，高翔对伪满洲国知名作家古丁进行了研究，从其文论家的身份进行论述，梳理了古丁作为“艺文志派”领军人物的文学创造理论。该研究揭示了东北现代文学的部分创作规律，特别是总结了“艺文志派”的创作体系。立足于“文学流派”的角度考察伪满洲国文学，从而避免了过去研究中对作家政治立场、社会关系、创作轨迹等研究的单一化、简单化。一些学者很快开始响应，2005年刘晓丽的论文——《被遮蔽的文学图景——对1932—1945年东北地区作家群落的一种考察》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她提出伪满洲国文学作家来自“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国族”，新文学与旧文学并存，且强调存在“日语、朝语、俄语、德语等”多语种创作的状态，并首次提出“左翼作家群”“新进作家群”“通俗作家群”“日系作家群”“流寓作家群”“帝制大臣作家群”的概念。她认为伪满洲国作家作品始终没有很好地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叙述中，或“轻易涂去”，或“淹没”在“宏大叙事中”，或“简单”“一概斥之为‘敌伪文学’‘汉奸文学”，她强调应该根据文学团体的活动情况、作家生活体验、政治立场等因素，直面复杂的创作与心理体验，“那些奴颜媚骨的作品应该被唾弃，而真正的作家作品应该值得重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补遗”。她还在另一篇论文中对同为“艺文志派”的爵青进行了研究，从政治面貌、作品、言论等原始调查材料出发，考察了伪满洲国时期殖民地知识分子的矛盾及其背后的复杂心态，对爵青的身份之谜等困惑研究者多年的问题进行了探究和解答。另一些学者则试图以文学事件切入作家与作品分析，如刘旸、尚侠对“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钩沉，提出深层解读作家的真实经历和细读文本，将揭示伪满作家作品研究的复杂与艰难。

伪满洲国时期反对“为文艺而文艺”的“文选派”，其代表人物梁山丁（山丁）是东北现代“乡土文学”无法绕开的作家。新世纪以来，专门对其作品与创作的研究只有几篇，大多仍以分析作品为主，但已然跳出固有的研究窠臼。如王越、孙中田对《绿色的谷》不同时代的版本进行了分析，将其作为创作环境、创作心理、出版流通三个层面对创作自由进行干预的典型个案。刘晓丽则提出《绿色的谷》中风景描写具有大量政治隐喻，由此能够查看伪满洲国时期烙印在自然风物中的殖民伤痕。王玲玲将山丁与伪满洲国“日系”作家岛木健作的生平、创作等情况进行了横向对比，使两位作家的文学创作轨迹交叉共鸣，为我们理解伪满洲国文学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同属“文选派”的袁犀（李克异）因属于“进步作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对他的生平创作的研究。但新世纪以来，对他的研究却不多见，特别是对他创作的深入研究屈指可数，近年仅有陈言的《东北沦陷时期袁犀的言论及创作意义》、陈思广的《“大东亚文学奖”的争议之作〈贝壳〉新议》两篇值得关注。

另外还有一类不属于任何团体和“派别”的作家，较为知名的有朱媞和李正中（柯炬、韦长明）。初国卿（2011）对朱媞的介绍，让这位“东北沦陷时期最后一位著名女作家”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文章中称朱媞1945年出版的小说集《樱》, “是东北沦陷时期出版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 “她与丈夫李正中一起，成为与吴郎和吴瑛、山丁和左蒂、柳龙光和梅娘并称的‘东北四大知名夫妇作家’”。作家和书法家李正中目前仍然健在，是极少数仍然在世的伪满洲国作家之一，他与朱媞的部分优秀作品收录在《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朱媞与柯炬作品集》中。

除了以“文学流派”为中心的研究，新世纪随着女性文学研究的流行，对伪满洲国女作家群落的研究成为热点，仅以梅娘为例，对她的研究在新世纪呈现出“井喷”景象，相关论文达几百篇之多，仅以“女性形象”“女性意识”为题的论文就有30余篇。伴随着研究的深入化，一些研究者对梅娘新时期（1978）以来文章再版时对旧作的删改现象展开研究，认为这种所谓“纯净化”“去殖民化”，遮蔽了旧作的历史感和殖民性，类似研究不仅是对文学史料的考订，还是对文学作品殖民性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历史重建中的迷失——梅娘作品修改研究》《历史记忆与解殖叙事——重回梅娘作品版本的历史现场》。而陈言则提出，梅娘从任职于伪满洲国“国报”《大同报》开始，就有意让事实与虚构的关系在作品中进行不同的实验，并贯穿了梅娘的整个创作历程。庄培蓉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对梅娘20世纪50年代在《亦报》、上海《新民报》晚刊和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作品进行了搜集与论述，分析了梅娘解放后创作实践与主流话语构成的关系。近十年来，张泉发表了多篇关于梅娘的研究论文，在其最新的研究中，他以梅娘、周作人张爱玲为例，《亦报》为场域，强调这些作家为初创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新中国文学话语的转变过程，提供了另一类别的生产方式和文学文本。

刘爱华在新世纪之初开始对女作家吴瑛和田琳（但娣）的研究，对她们的小说创作进行了介绍。其《孤独的舞蹈——东北沦陷时期女性作家群体小说论》，通过对萧红、梅娘、白朗、吴瑛、田琳小说个案的解读，揭示了伪满时期女性作家群体的生活、创作历程以及对东北现代文学的意义。王劲松（2009）则对伪满洲国女性作家群落进行了整体的梳理，较为难得地对“日系女作家”进行了探讨。此前，她曾从近代东北文化中为伪满洲国女性文学寻根，并对伪满洲国女性作家的创作情况作了时间分期，并曾以《萃文季刊》这本学生刊物和《新满洲》的《学生俱乐部》栏目为案例，研究了伪满洲文学中的“女学生新文学”现象。这些横向对比、文化研究、现象研究，代表了新世纪全面研究殖民地女性文学生态和日本文化侵略的一种新角度。2018年，《田琳作品及其研究》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除了女作家田琳未曾发表过的遗作和旧作，还包括陈言、吴越、谢琼、吕明纯等学者的田琳研究论文章。其他女作家，新世纪以来除了李冉围绕《斯民》对吴瑛的政治立场和创作理念的论述，徐隽文对明星兼作家杨絮的研究外，其他专项研究十分鲜见。这说明尽管女性研究热潮带动了伪满时期女作家作品的研究，但仍有许多重要女作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未来深挖空间巨大。

对伪满洲国诗歌及作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诗的领域。肖振宇、邸丽（2010）对冷歌的文学活动进行了描述，着重介绍了其作为诗人的作品与人生，并在文末对伪满洲文学中的“献纳诗”现象作了设身处地的分析，认为这类诗歌的创作反映了“伪满洲国文人的生存窘态”。对伪满洲国旧体诗的研究极少，除了对满清遗老郑孝胥的几篇介绍性论文，仅有笔者对伪满文坛这一“返祖”的特殊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伪满洲国俄侨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批关于俄侨文学宏观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开始涌现，较有代表性的有《哈尔滨俄侨史》《哈尔滨俄侨文学初探》《哈尔滨俄侨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与“外来”文学关系研究（1931—1945）》等。这些研究从文学语境变迁、地域文化、叙述方式、受众接受等角度，对伪满洲国文学与日语、俄语、英语文学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初步梳理和探索，未来这一领域还有待于更多学者开拓与深化。

与此对应的还有“日系”和“鲜系”作家的研究，这些作家在国内的研究起步更晚，几乎属于研究空白。其中刘春英最早研究了牛岛春子这位“日系”女性作家，剖析了“左翼转向作家”牛岛春子笔下的“民族协和”;2018年，邓丽霞、单援朝分别从主体身份建构、内心历程等方面对牛岛春子作品进行了深入分析。“鲜系”作家研究以秦健的《姜敬爱和萧红中国东北背景小说比较研究》为代表。目前多族群的作家作品研究方兴未艾，对这些群体的研究将呈现伪满洲国殖民地文学更丰富、复杂的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通俗文学和童话研究成为新世纪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的最新边界。通俗文学作品在20世纪末未被收入《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通俗小说卷》中，选编人孔庆东在《导言》中提出“东北沦陷区通俗小说数量少，而且质量不高，故未选入”。上海、福建出版的两种《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也没有收入东北一带的书目。针对这些现象，刘晓丽（2005）根据亲身收集的《麒麟》杂志，对伪满洲国通俗文学的整体创作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呈现，提出伪满洲国的通俗文学作品仅围绕30期《麒麟》杂志的长篇就有12篇，中短篇100余篇，“不乏优秀之作”。这是基于史料考订的事实，同时揭开了伪满洲国通俗文学的真实面纱。詹丽（2012）对伪满洲国时期的小报进行了考察，特别对这些小报所载的通俗文学作品进行了介绍，开发了这“一块值得系统开发与梳理阐释的领域”。她提出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王劲松对伪满洲国通俗文学中的“博物探险小说”作了考辨，从文化人类学跨文化视野进入，认为这些小说中的尚武精神是“日本武士道的移植和变异”，是殖民文化在小说中的“渗透与扩展”。其结合历史文化与伪满洲国教育、宣传政策等元素综合挖掘文学创作内核，又将各种因素互为印证的方法值得借鉴。赵寰宇、林海燕对《满洲报》中的通俗小说进行了研究，指出通俗文学对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研究成果的“鲜见”。通过对通俗文学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我们能够从市民阅读、百姓生活等诸多层面了解伪满洲国殖民地的生活状态，对伪满洲国殖民文艺统辖、社会发展状况、复杂文化等方面研究都有促进意义，理应得到更多研究者的重视和参与。

伪满洲国后期，童话写作的勃发成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以《泰东日报》《满洲学童》《弘宣》等报刊为平台，不同立场的童话作家发表了为数可观的童话作品。其中有殖民者植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植入式童话”，有杨慈灯、霭人、未名、金音等知名童话作家创作的“教育童话”“艺术童话”等，关于伪满洲国童话作家及作品的研究，在学术界几为空白，仅有少数几篇报刊研究论文和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研究论文中有所提及。

然而，童话作为“解殖文学”（Lyo—colonialLiterature）而存在于伪满洲国的时空之中。无论是日本侵略者空洞无趣的描绘，还是其他作家创作者有心无意的游离、讽刺或暴露，都成为消解殖民地文化的一种方式。这些童话，与其他文学一样，自带伤痕，自带着殖民地的印记和创伤。正如汤拥华强调的：“某种意义上，殖民地文学一定是‘创伤写作’，这不是说它们一定描写殖民地的创伤，而恰恰是说它们因为不能直接描写创伤，遂使创伤内化进文学结构之中。即便殖民地作家愿意相信自己是为文学而文学，他们所操持的文学形式仍然是带有创伤的。”殖民地的文学都带着创伤，童话承载的则尤为特殊。这主要是因为童话作为安放虚构和幻想的最佳形式，何以承受、宣泄、隐藏这些实实在在的伤痛、伤感与伤害，成为相对复杂的议程。这正是笔者搜集大量该时代童话作品，梳理童话作家与作品的历程，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

对伪满洲国童话的研究，至少存在以下意义：对伪满洲国童话的研究，将再现这一时空的童话写作现象，弥补这段时空中童话写作研究的缺失，呈现伪满洲国作家的多面写作状态，衔接童话研究的断层，为中国文学史提供多样性的参考；对伪满洲国童话的研究，将凸显伪满洲国文学的特殊因素——如傀儡皇帝、地缘文化等因素对童话创作影响的研究，与其他殖民地文学研究互为烛照，互为补充与参考；对伪满洲国童话作为殖民宣传工具的研究，将多角度地展示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殖民者的宣传策略与手段，呈现童话教育性之外的功利性与功能性，揭露培养“未来国民”的长远文化殖民计划，从儿童文学参与文化殖民的角度提出新思考；对伪满洲国多语种、多族群童话创作情况的研究，将再现伪满洲国童话创作的多元文化影响，同时也将为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学、外国文学等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笔者作为分册主编的《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慈灯作品集》已于2017年出版，笔者发表了数篇关于伪满洲国童话的论文，目前已收集了大量刊登过童话的报刊原刊及各类电子资源，并准备以“伪满洲国儿童文学研究”作为长期研究方向。

总体来看，较之20世纪反思重释背景下的伪满洲国文学研究，新世纪的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已成为一个被聚焦的国际性、深入性研究领域，无论从专著、论文数量，还是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瞩目的进展。目前国内该领域的史料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宏观研究与历史叙述进入了新视野，媒介与作家作品研究拓展了新边界。

但我们仍应该看到，由于资料发掘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局限，一些纵深研究依然非常薄弱，一些边界依旧需要突破，如何以东亚殖民文学理论作为方法，以中国文学自己的阐述逻辑与论说方法分析殖民地伪满洲国，依旧需要更多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