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英冲突及鸦片战争
中国国际贸易，英国最为发达，双方均为垄断；中国限制贸易于广州，买卖由行商主持，英国设有专利公司，其他商船不得来华。外船之来粤也，纳船货二税，货税则税率章程向未公布，船税分三等征收，大船纳银一千一百至二千余两，二三等船征银自四百至八百两。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多为大船，美船则为小船，他国兼有大小商船，英商颇处于不利之地位。官吏征税又多勒索。行商或以资本短少，不善经营，一八二七（道光七）年，倒歇两家，又有欠债不还者。公司视为口实，禀报两广总督李鸿宾请求废除行商买办，得在省城自租房栈，囤贮货物，关督视船征税等款。李鸿宾以其违反旧制，且与民夷不相交之意不合，批驳不准，而英船不肯入港，以为要挟，乃减船税，添置行商，作为让步之条件。公司原无别港贸易，商船再行入港，问题固未解决。一八三二（道光十二）年，英船北上，驶往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奉天谋觅新港，船长告知华官则谓广东贸易不公，各省长官严禁人民与之贸易，乃再南下。中国时视商为末业，国际贸易，无足轻重，朝廷亦以区区税收不足介意，大臣疆吏不知形势之剧变，墨守旧法，专倾向于防弊。公司则以求利为目的，遵守中国之法令惯例，故得相安。及公司废除，争执遂起。
十九世纪初叶，英国工商业大形发达，其资本家以拿破仑之封锁欧洲大陆，妨碍实业之发展，要求政府取消公司专利之权，许其经商于印度、中国。一八一三年，国会通过议案，准许商人自由贸易于印度，公司仍得垄断中英之商业二十年。公司之买卖货物于广州也，设有职员，管理船只水手事宜，遵守中国之法令，相安无事。及专利之期将届，英国舆论高倡自由贸易于中国；其主要之理由，则为美国无专利公司，其在华贸易之地位占据第二，东印度公司之存在，徒为股东之利益耳。政府受其影响，公司势将失其专利之权。事闻于粤，李鸿宾传令英商寄信回国，略称公司解散，英国当另委员办理商业事宜。英国国会通过法令，取消公司之特权，遣派商务监督来粤，组织法庭，审理刑事海上罪犯等。一八三三（道光十三）年，英王委任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为监督。律劳卑为英王族，兼上院议员，曾任海军官长，地位颇高，其佐之者，多前公司之职员。英王谕其住于广州，其管理之区域，限于黄埔、广州，后始扩至虎门外之伶仃岛；又训令其与华官交涉，须本于和善劝说之原则，不得刺激中国人民之恶感，英人当守中国之法律。外相巴麦尊（Lord Palmerston）训令其到粤后，即以公函直接通知总督，斟酌情形，要求增加通商口岸，议定商约，但须谨慎从事，不得引起华人之恐惧与恶感；其交涉须报告于政府，听候训令，务使华官明了英王诚恳之志愿，而欲对于中国发生亲善之关系，促进两国人民之幸福。外相又令监督不必即时组织法庭，以起华人之反感。吾人今观训文之要旨，一方面则求迎合华人之心理，遵守中国之习惯，一方面则令监督函告总督。按之惯例，领事向称大班，其往来公文，总督则用谕批，大班则上禀帖，多由行商转达，乃自相矛盾，困难遂起。
一八三四年，散商来粤。七月十五日，律劳卑船抵澳门，会同属员，乘兵舰前往虎门外之川鼻岛，改船驶入黄埔江，二十五日晨，抵广州。方其抵澳之信息报于总督卢坤也，卢坤称为夷目，知其地位异于大班，饬令行商往澳，问其来意，告以中国法律，说其于得朝旨之先，住于澳门执行职权，苟欲来之广州，须先报于行商。行商二人往澳，而律劳卑已入广州之商馆，函告其使命于总督，请求谒见。行商二人见之，其译员方译原函为华文，行商告以总督命令，监督称其为官，将直接致公函于总督，并无须其转达。据卢坤奏疏，夷目不肯接行商，岂行商托词推诿耶？二十六日，书记前往投递公函，封面系平行款式，中写大英国字样。总督衙门远在城内，广州惯例，外人不得入城，乃候守于城门。斯门也，向为外人递禀之地。书记商请往来之官员转递，历三小时，无许之者，值按察使至，请其携往，不可，行商自请与之转递，书记弗许，官吏亦不为之传递，书记遂归商馆。明日，行商来访律劳卑，始说其改公函为禀帖，律劳卑不可。二十八日，行商奉命声明苟不改函为禀，总督终不肯收。双方相持不下。卢坤乃以律劳卑擅至广州，不守法令，迭谕行商通事，说其退出广州，以待朝命，苟或拒绝，则即证明其无能为，当受重罚。其心目之中，以为行商通事得与外人往来，有监督管理之权，本于推诿之思想，连坐之法令，而责其负责也。同时，粤海关监督重申管理夷人之章程，而益严其条例。
八月八日，行商再谒律劳卑，谓广州气候炎热，不宜于人生，婉劝其暂归澳门，律劳卑不从。后二日，行商函约英商开会于公所，讨论解决之方法；英商以监督之反对，不肯赴会。行商无奈，送上总督、监督会衔之命令于英商前辈。其所处之地位日感困难，总督令其对于律劳卑之行动负责，四次说其遵守旧章，退居澳门，而律劳卑反言一切事件当与衙门往来，不能接收传谕，亦不能具禀，毅然拒绝回澳之请。行商无如之何，乃为避免责任自救之计，禀告总督停止英商买卖。卢坤颇主慎重，意欲婉谕律劳卑回澳，批称英王向来恭顺，散商安静，不能以一人之过，概行封舱。封舱虽无损于天朝，而英国无茶叶、大黄，势将无以为生。夷目若不悔悟，则商业将永停止。又令行商传谕，告以“外夷贸易事宜，向系洋商（即行商）经理，从无官为主持之事”，二国向来不通文移等情。而律劳卑不理传谕批示。会卢坤得报英舰二只泊于虎门之外，饬委员三人问其来粤办理何事，谕其兵船回国。二十二日，行商通知律劳卑谓于明日有官员来访，监督大喜，信其达到待遇平等之目的矣。及期，委员三人来至商馆，通事依照习惯，列官员之位于上座，律劳卑改放座椅为西方会议之式，争执达两小时，委员久立于门外。始肯让步入室，及坐，询问律劳卑来粤之原因职务，及其回澳之期。律劳卑答称来粤，由于前督函请英国派员管理商业，职务则于函中述明，总督接收之后，自可明知，返澳之期，现尚未定。此段所叙之会访情状，据摩斯《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之一三二至一三三页，而于兵船回国，则无只字。据卢坤奏报，委员带同通事前往，夷目不肯令其传转言语，无从晓谕。卢坤所奏，殆为避免责任之饰辞，抑岂委员之蒙蔽乎？
卢坤以为夷目执拗傲睨，乃以封舱为恫吓，责令行商说其出境，急于星火。律劳卑仍不屈服，出示晓谕英商不必以停止贸易为虑。卢坤谓其居心抗衡，商于关督等官照例封舱，九月二日，出示停止英夷贸易，四日，发贴布告，指摘英王未有公文知照夷目来粤。律劳卑自称夷目，究不知为商人，抑为夷官，乃不遵守法度，妄肆要求，以自绝于天朝，其他夷商仍得贸易。卢坤采取之方法，自当时中国之思想而言，颇为和缓谨慎。卢坤在粤年久，明知英国船炮之利，顾虑关税之收入，不敢轻启衅端，其奏报朝廷，则谓市尘稠密，又值乡试，不宜用兵，且夷目尚无不法别情，众商怨之；封舱之后，禁船入口，“使其内外消息不通，律劳卑内则见逼于同类，外则莫逞其阴谋，自不能久居夷馆”。其所谓众商怨之，盖据行商之禀报；仍令其晓谕散商，并遣军队监视。七日，泊于虎门外之兵船二只奉命入港，炮台发炮阻之，不得，驶入黄埔江，结果增加卢坤之责任，而交涉益趋于恶化。卢坤命塞省河，调兵船巡防，派兵严备，一方面仍令行商晓谕英商，据其奏报则称创之太甚，将扰于他地也。会律劳卑身染疟疾，不能视事，交涉由商人传转，商人谓律劳卑不知例禁，兵船护货，误入虎门，自知错误，求恩下澳，兵船退出。其言虽不免于粉饰，而商务监督固屈服矣。二十一日，英舰驶退，律劳卑率其属员登船而去，卢坤遣兵船八只监之，奏称将其“押逐出口”。二十六日，律劳卑抵于澳门，卢坤复准英商贸易。奏上，道光谕曰：“始虽失于防范，终能办理妥善，不失国体，而免衅端，朕颇嘉悦，应降恩旨。”君臣之心，以为问题解决矣。
综观律劳卑来粤之始末，其争执要由于中外政教之悬殊，夷夏之别太严，而并起于误会也。英王委任律劳卑之为商务监督，为应粤官之请求；粤官之意，殆为大班式之领袖，负责管理英船水手而已。不幸英国委任要员来粤，而令其以公函通知总督。律劳卑乃不遵守惯例，直入商馆，要求总督平等相待，总督遂处于困难之地位。商务监督之来华，英国政府先未通知北京，又不给与证书。其驻于广州也，向无旧例，总督必须奏报朝廷，而于皇帝谕旨且无把握。盖政府不知国际关系之变迁，本于轻视外人之心理，囿于旧档成案，即可将其驳斥，如嘉庆称英国“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英舰驶入黄埔江，报之朝廷，卢坤奉旨革职留任，将士亦受重罚。朝旨倘或不准夷目驻于广州，而律劳卑已至商馆，当可认为办理不善，而即予以处分。律劳卑之递送公函，则又违反中国之体制，官吏首重体制，何肯与之平等往来？卢坤之言曰：“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盖时英商陈说皆用禀帖，疆吏轻视夷狄，固不肯自降于卑位，而与夷目平等。尤有进者，人臣无外交之义，擅受夷书，即为私通外国，当受重罚。卢坤之地位颇为困难，乃不接收公函，托言其为商人，责令行商说其退出广州。同时，律劳卑不稍让步，争执既久，各趋于极端。律劳卑则以国际贸易，互有利益，英国之国势，不弱于中国，其长官往来，必须立于平等之地位，力拒改函为禀，进而要求谒见总督。今自吾人观之，要求谒见，出于英国训令之外，而又违反当时中国之习惯；其在西方，虽然当然，而固困难适行于十九世纪初叶之东方也，律劳卑深受刺激之后，报与外相曰：“凡与中国交涉，当以武力为后盾，否则徒耗时日耳。”十月，病死于澳门。粤官谓其违抗天朝，获得神谴，林则徐后于禁烟之时，尚以为言。律劳卑之来，促进两国之误会与恶感而已。
律劳卑既死，其属员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代为监督。德庇时初为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华颇久，精通华语，熟悉中国情况，及为监督，采行缄默政策。总督卢坤忽饬行商传知英商，转告国王，委任大班来粤。德庇时置而不理，劝说商人，维持现状，勿与华人口实。英商之在广州者，轻视向为公司之职员，反对其缄默政策；十二月，多数签名上书国王，请求派遣大员，而以武力改良待遇。德庇时反对此议，固不意政府后竟采行也，一八三五年一月，去职。其属员罗白生（sir George Robinson）代之。罗白生亦为公司之职员，遵其政策。会上川岛之土人捕获英船水手，扬言出金始得赎回；监督上书于总督，命人递送，其人备受侮辱，终未递出而归，幸粤官救出水手，其事始已。其时粤官既不承认商务监督，监督不能保护英商，而其处分判决之案，又多不能执行，外相巴麦尊且不之助，其职权益微。罗白生违反外相训令，设办公处于伶仃岛，报于英国，政府罢免其职。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嘉理·义律（Charles Elliot）继之，义律初为律劳卑属员，后以监督之迭更，渐居要职，至是，信其外交手腕，高于华官，由行商转递禀帖于总督，称其为英在华最高之长官。总督邓廷桢批示，谓其仍为夷目，而非大班，须暂住于澳门，迨奏明得旨之后，再来广州，明年，邓廷桢奏称义律如大班之例，至省照料，不得逾期逗留，朝旨许之。四月，义律始至广州，报告其经过于政府。外相令其不得再用禀帖，并须直接递送公函，义律既得训令，又以鸦片问题，复去广州。其时朝旨禁烟，粤督始认义律有管理英商之权，令其禁止商人贩运鸦片，义律遂回澳门，建议政府，谓用武力，始得中国之平等待遇，禁烟造成严重之局势，将或引起战祸。巴麦尊乃请海军大臣训令东方舰队保护在华英人之利益，于是英国对华之政策为之一变。一八三八年七月，舰队来粤示威。义律进省，为其司令代呈事件，要求免写禀字，嗣后有事传达，派人递信，而邓廷桢拒绝不收，乃归澳门。舰队长官遣人递信于水师提督关天培，请其代呈，亦不可得，但未造成事端。
英商自公司特权取消，得自由贸易于中国，而中国只许其贸易于广州，以为商业上之机会太少，税则无定，住于商馆，多感不便，盖自律劳卑后，管理外人之章程益严故也。其尤使之不满者，则为广州国际贸易，仍操于行商之手。英船之来粤者较多于前，争贩货物，茶丝之需要过于供给，价值大增，英商谓其处于不利之地位，益恶行商之专利焉。行商自改联保以来，流品益杂，道光据奏，疑其增加私税，拖欠夷钱，以致酿成律劳卑之不遵法度，谕卢坤等从严惩办。其复奏多为行商辩护，疏中所谓议定章程，严禁欠债，不过徒有其名，额数视前反有增加，竟逾三百万元。外商禀告总督，总督责令全体行商摊赔，初无效果。英商再行禀告总督，又报于本国政府。总督复令行商归还，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中，行商摊还欠款约二十万元，余款尚多，且无利息，英商自不满意。其尤难于解决者，则禁烟之问题也。鸦片关系于我国者，至深且巨，兹言其略史于下。
鸦片传入中国，始于唐时。初以治病。其法制之成丸，形状类鱼，病人食之，颇有神效，食之既久，则成为瘾，不能间断。其在中国也，旧称罂粟，或称波毕，或作阿芙蓉，回人携其种来华。其种据植物专家之研究，则波斯产也，殖于甘肃、云南诸省，而大宗鸦片，则来自印度。初葡人垄断东方之商业，贩运鸦片来华，其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张势力于印度，贩卖始多。其时国人改食为吸，说者谓受水烟、旱烟之影响而然，烟原产于美洲，西班牙人植其种于菲律宾岛，闽人经商于岛中者，传其种于福建，吸者日多，政府禁之，顾未有效。十八世纪，国人始仿其法，改吸鸦片。一说佛陀曾教其弟子吸烟治病，其说近于附会，鸦片之在今日印度，仍多吃食，固难武断其法来自印度也。吸烟之法，装烟斗于竹竿，置煮成烧好之鸦片一粒于斗上，火于灯上，而抽吸之，自此而后，吸者日多，一七二九年，雍正诏禁贩卖熟烟，开设烟馆；其时输入，年仅二百箱耳，但未有效。乾隆重罚内地贩卖之商人，亦无效果，东印度公司以其获利之厚，奖种于印度，土耳其、波斯亦有输出，其运入于中国者益多。鸦片之来粤也，关督视为货物，征税后运入货栈，由行商转买。一七九六年，嘉庆嗣位，诏禁鸦片，严重其罚，不意一八〇〇年，增至四千余箱，嘉庆再申前禁，外商不准输入，农夫不得种植，广东鸦片之贩卖，始脱行商之手，例定洋船到于广州，先取行商保结，保其必无夹带鸦片，然后准其入口，但时官吏、洋商莫不视为具文。其贸易情形，则与前不同，鸦片来粤，关督不征税金，外商或出售于澳门，或带至黄埔，卖于江中，贩卖之华人奸商贿赂官吏，上自总督，下迄胥吏，莫不视为致富之源。
一八二一（道光元）年前，鸦片输入最多之年，只五千余箱。会总督阮元严办澳门囤户，禁止鸦片入口，澳门黄埔江内始无烟土。人民之有烟瘾者，饭可不吃，衣可不穿，而一日不吸鸦片，便如大病遽发，卧于床中，涕涎交流，龌龊万状。夫法禁止吸烟，初则罪止枷杖，渐而递至徙、流、绞监候，何其销路反激增耶？曰：鸦片之改食为吸，嗜者始多，已如上言，社会上造成之原因，则非本章所当详论；兹略言其背景。我国人口增加不已，工商各业皆不发达，人民家居无事者，不知凡几，国内又无相当娱乐之游戏，闲居无聊，乃以一灯一枪，为其消遣虚度时间之计；其稍染疾病者，信其吸之，可即痊愈，由是吸烟进为朋友应酬之消费物品。其无以为生者，日益堕落，社会认为无赖，而千年来之礼教与道德，奖进姻睦，一家一族之中，富者当恤其穷困之亲友，无赖且得借端要挟，其无可靠之亲戚，则开烟馆，贩卖烟土，聚赌抽头，为社会上之寄生虫，甚者且谓苟不吸烟，反无衣食。迨其烟瘾已深，乃视鸦片为其第二生命，不惜抛弃一切，罄其所有，以过一时之瘾。官吏胥役视为利薮，勾结奸商，包庇转运，甚者更自吸食。外商之贩烟来粤也，专博厚利，反信腐败之官吏，借禁鸦片之名，重索贿赂而已。及是，黄埔江、澳门严禁贩烟，而国中需要之量数，未为稍减，烟犯不惜出其重大之代价，以求得之，外商应其所需，泊烟船于虎门外之伶仃岛。自一八二一至一八三九年，史家称为伶仃时代，外船卸其所载之烟土于趸船，奸商之贩卖者，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船中有火器自卫，外商更有贮鸦片于南澳者。美人记载官吏之问答，可见其公然包庇。外商出售鸦片之后，多带现银回国，获利之厚称于当时。内地则四川、云南、广东、福建、浙江初皆种植，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奉旨严禁。刑部加定烟犯罪名，督抚及地方官年终具结，谓其署内无食烟之人，不幸多为具文。一八三五年，鸦片输入竟达三万箱。
于此禁烟而烟反行畅销期内，鸦片问题日益重要，其常刺激官吏者则银价日贵也。外商初至中国，带银贩买丝茶，及鸦片之销路日广，改运鸦片。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粤督觉罗吉庆奏言“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请禁贩买烟土。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年），粤海关总督限制夷商带银三成回国，伶仃期内烟贩概用现银买烟，外商买货之后，常有余款，其不贩货者则带之回国。每两纹银，先换制钱一千文上下，而时增至一千六百，地方长官解银入京，常或补赔。鸿胪寺卿黄爵滋奏云：“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三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四年），岁漏银两千余万两，自道光十四年至今（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八年），漏至三千余万之多。此外福建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余万两。”其数究非切实调查而得，颇可怀疑。其时兑换无一定之比例，钱商视其币质及需要定之。道光制钱轻于前代，亦其要因之一，时人则信鸦片漏卮造成银贵也。自道德方面观之，吸烟实为罪恶——破坏家庭之幸福，社会之治安，禁烟之动机，初盖生于道德观念，后则兼为经济问题。
一八三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免纹银出口之计，上奏弛开烟禁，以货易货，庶塞漏卮。文武官员、士子、兵丁，吸者斥革，不问民间，并许其种植罂粟。道光下其议于广东长官，长官奏称可行，而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朱罇，忽持异议。一八三八年六月黄爵滋言之尤力，请限期戒烟，犯者死罪。道光谕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将军及直省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疆吏复奏或赞同死罪，或反对严刑，中无一人主张弛禁。道光更谕朝臣复议，亦无异言。十月，谕曰：“各直省将军督抚，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京中王公有以吸烟革爵罚俸者，许乃济亦以冒昧渎陈降级致休。帝既决心禁烟，十二月，诏授湖广总督林则徐钦差大臣，颁给关防，驰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节制水师。复谕邓廷桢不可观望推诿，须力合作。方许乃济之请弛禁也，义律信其计划当必采行，其时外商贩卖鸦片，获利颇厚，而其道德观念，尚未认为罪恶，反信官吏之腐败，禁烟之无效，弛禁征税之后，得免偷运，而易于管理也。乃事出其意想之外，而总督邓廷桢下令驱逐贩烟商人九名出境，义律言其未贩鸦片，九人亦未离粤，邓廷桢查拿烟犯，缴收烟枪，严禁窑口，责令水师搜捕走私船只，谕饬夷人趸船离粤，外商推诿，几致封舱。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于广州。林则徐生于福建侯官，身长不满六尺，而英光四射，声如洪钟，警敏精核，顾其早入仕途，虽在交通便易之大城，而亦不知外国之情状。其为官也，清正果决，所至有声，及朝议禁烟，官至湖广总督，于其境内，搜获烟枪三千余杆，土膏一万余两，民妇称谢，上疏详言鸦片之害，及禁烟办法。道光授为钦差大臣，予以便宜行事之大权，则徐入京陛见，决心禁烟，其谕外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抵粤后，奏言夷船闻风开驶，难保不潜行售卖，宜乘势驱逐，且曰：“贩卖之奸夷，多在省馆，虽不必遽绳以法，要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臣林则徐当撰谕帖，责令众夷人将趸船所有烟土尽行缴官。”十八日，林则徐等坐堂，传讯行商，发下谕帖，其主意则晓谕夷商将泊伶仃等洋趸船所贮之鸦片，尽数缴官，由行商查明，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一面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字样，限期三日内回禀，并令行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明日，海关监督下令封港。封港据林则徐奏疏，在义律人省之后，由于颠地（Lancelot Dent）欲逃，照例办理；其言颇可怀疑。据外人记录，林氏抵粤，外船出入虎门已失自由，义律进省，途中颇受危险。英人详记此事之原委，虚构殆不可能，林氏则患朝廷责其轻启衅端，所奏盖不免于装点。此为国内之积习，非独林氏一人为然也。及三日之期，英商议决禀告钦差，谓其住于广州，深知法禁，不敢贩烟，钦差固不之信，始肯缴交鸦片一千余箱，钦差言其数仍不足，传谕在粤年久之颠地入城，他商患其留之为质，称无保障，不敢应召。二十三日晨，广州知府等官及行商人于公所，官员业已摘去顶戴，行商二人带有铁链，钦差盖以其奉行不力，而予以惩戒也。英商四人见之，官员行商力说颠地遵命入城。林则徐奏疏，称其恭顺，赏以红绸二疋，黄酒二坛，并饬其开导夷商缴烟。斯日会商达于深夜，未有结果，将于明日再行讨论。会义律自澳入馆矣。
初义律住于澳门，二十二日，得知钦差谕帖，令虎门外英船驶往香港，将由兵舰保护，致抗议书于澳门同知，报告其事于本国政府，谓钦差大臣借端勒索，将取坚决之态度，以应此变，明日，乘船前往广州，途中冒险前进，二十四日，抵于商馆。粤人大惊，谣言蜂起，林则徐奏称颠地希逃，乃行封舱，且曰：“夷馆之买办工人，每为夷人潜通信息，亦令暂行撤退，并将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远近要隘之区，俱令明为防守，不许夷人出入往来，仍密谕弁兵不得轻举肇衅，在臣等以静制动，意在不恶而严，而诸夷怀德畏威，均已不寒而栗。自严密防守之后，省城夷馆与黄埔澳门及洋面趸船信息绝不相通，该夷等疑虑惊惶。”工人退出商馆，并不得供给食料于外人，外人迫而烹煮饮食，洗涤用具，治理琐事。据美人记载，夜间仍有供给食料于外人者。二十五日，义律请求发给英船牌照，以去广州，钦差催其先行交出鸦片。二十七日，再谕夷商缴烟，内容一论天理，鸦片当绝，违天则死。二论国法，中国法令严禁鸦片，并优待夷人，乃今夷人贩烟，害内地人死。三言人情，广州为好码头，夷人互市，中国不惜其茶叶大黄。四述时势，政府决心禁烟。斯日，义律通告英商，略称现为生命安全之计，商务监督代表政府，缴交鸦片于中国，凡有鸦片之商人，须即报告其确数于监督；并用禀帖报告钦差大臣，情愿呈缴鸦片，明日，禀报鸦片总数凡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斯数也，皆印产鸦片，义律意欲联合外商一致对华，美商所有之印土，一千五百四十箱交之，其报告之箱数，中有计算二次者，实数为一万九千七百六十箱，不足之数，买于新自印度来粤之商船，共值六万余磅，战后英国始出赔款偿清。他国产生之鸦片，则未交出，美商有土耳其鸦片五十箱，未曾呈缴，则其证也。义律禀报后，商馆之防守如故，钦差殆欲强其于二三日内完全交出也，旋知其在伶仃，万不能行，四月二日，许人供给食料于商馆。其奏报朝廷，称义律情愿呈缴鸦片，距撤退买办之时，业已五日，馆中食物窘乏，即赏给牲畜等物二百数十件。又曰：“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对于外人，钦差宣布先行交出鸦片四分之一，买办工人回归商馆，再交四分之一，恢复黄埔澳门之交通，再交四分之一，许其贸易，扫数缴清，则恢复原状。
缴交鸦片，已有办法，其尚难解决者，则为甘结之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也。初钦差饬夷商具结，外商答称自愿不贩鸦片，唯无权力干涉商业，管理其他商人，而中国应向其政府交涉也，林则徐改定甘结，由各国领袖商人签字，商会讨论谓其牵入政治，宣告解散。钦差谕知义律，义律私谓宁死不从，对于钦差固不敢也。据林则徐之奏文，义律初请宽限，自开舱后凡在印度商港者，给予五月为限，凡在英者，给予十月为限，然后实行新例，则人皆悉知，忽而改称倘必取结，则英国人船只得回国，其惶恐无主之情状，可以想见。其时缴交鸦片，极形忙碌，商馆附近之守兵巡船，次第撤去。义律心怀怨望，意图报复，不惜越出职权，下命商人离粤，以为战争之初步。五月二十一日，鸦片缴清，后二日，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会衔指定烟贩十六名，永远驱逐出境。二十四日，义律、英商乘船前往澳门。方义律之将去广州也，恳求美商一同退出，且曰：“君去，则外商尽去，不久吾人可使无赖之华官让步。”美商答称国中无王，不若英国可得要求赔金也，拒绝其请。义律乃言将使美商，不能留于广州，其仇视中国之甚，实有求战之决心。
英商缴交之鸦片，存放于虎门附近，林则徐驰奏解送京师，御史奏言不便，道光谕其“率同文武官共同销毁，俾沿海共见共闻，有所震詟”。则徐得旨，患其火烧之后，余烬尚或可用，乃于海滩挑成二池，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炭煮之，烟炭汤沸，颗粒悉尽，其味之恶，鼻不可嗅。潮退，启放涵洞，随浪入海，然后刷涤池底，不留涓滴。共历二十三日，全数始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自吾人观之，于腐败官吏之中，而林则徐竟能不顾一切，毅然禁烟，虽其计划归于失败，而其心中，则为人民除去大害，可得昭示天下，固民族之光也，其失败之主因，多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以为英国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吓解决，乃不辨明有罪无罪，一律围困之于商馆，使其饿而缴交鸦片。巴麦尊致书清相，陈说英国之立场，一谓官吏先前包运鸦片，置而不问，一旦强迫商人缴交，一指凌辱英国职官。二者均非创始于林氏，钦差大臣之责任，不过适用旧法而已。适当处置之方法，一则切实管理沿海岛屿，一则与英国交涉解决。不幸前者为时太久，后者先无前例，时人囿于环境，知止不殆，知之，亦不能用。八月，林则徐得旨准许照会英国女王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内称英国恭顺，而不肖者夹带鸦片来华，夷人分中国之利，而害中国，天良何在？别国贩烟至英，亦王所深恶而痛绝也。告以新例缴烟，亦可免罪。同时，林则徐捕拿烟犯，搜查鸦片烟具，创设戒烟所。其奏报成绩，称迄于六月二十八日，获犯一千七百九十二人，土膏六十四万八千七百五两，枪七万二百七十八杆，锅五百六十五个。大臣议定凡设窑口贩土者，首要斩立决，从犯绞监候，夷人贩土者斩，予以一年六月为限，限内缴烟者免罪，上谕戒烟限期一年六月。各省长官受其影响，奉行颇严，而随在吸食之官绅、工商、妇女、优隶、僧尼、道士固不能一旦断瘾也。鸦片之市场，需要犹殷，价目昂贵，改由福建海岸偷运，朝命邓廷桢往办。禁烟既有希望，苟无意外之变，最低之限度，鸦片之为害，当必减少于国内也。
英商去后，广州国际贸易衰落，粤官始大惊讶，初义律住于商馆，连具十余禀，词均恭顺，及离广州，尚请派员妥议章程，林则徐派员前往，并赏以茶叶一千六百四十箱。义律既至澳门，心无所惧，六月五日，禀称船只入港，须候本国训令，如许于澳门装货，则感戴靡既，乃不肯议章程，拒领茶叶。此后凡有批谕，皆不接收。其驶入黄埔而贸易如故者，则为美国商船等。先是，林则徐访知美商鸦片，出产印度，贩自英商，召问美国大班（领事）。大班言辞相同，故无问题，至是，美船抵于码头，船主立时具结，结文略称遵守天朝之新律，不带鸦片入境，其贸易状况，一如往日。英船之集于香港也，互相保护，其贩来之棉花货物，运去之茶叶丝绸，概由中立国之商船转运。义律初甚恶之，欲禁茶丝运往英国，顾无实效，七月七日，外国水手醉酒暴动于九龙之尖沙村中，棍杀林维喜。村人谓为英人，粤官谕令义律交出罪犯，义律不收谕文，后始答称国籍姓名，究不可知，悬赏缉凶，出款抚恤死者之家，判定嫌疑人之罪。林则徐奏曰：“人命至重，若因英夷，而废法律，则不但无以驭他国，更何以治华民？义律肆意拒违，断非该国王令其如此，安可听其狂悖而置命案于不办？任奸宄以营私坏法养痈，臣等实所不敢”，乃遣兵驻于香山，以便控制澳门，禁给英人食料，撤退买办工人，谕饬葡官驱逐英人。英人五十七家，迫而住于船上，深感不便。会军舰一只来粤，义律商于葡官，准许英人居住，由其保护澳门，葡官婉辞拒之。九月四日，义律带船至九龙口岸开枪射人，死兵二人，伤者六人，强购食物而去，又以失船将欲封港，美商抗议，乃止。义律之禁止贸易也，英商之损失颇巨，渐而改变思想，林则徐新奉上谕，不可冒昧偾事。双方由葡官居中传达，再行接近，二十四日，澳门同知蒋立昂奉命与义律会商，义律言趸船无烟，自愿请人往搜，结具分写汉文洋字，由其加印，对于林维喜案，则言醉酒滋事者，中有美人，可由其悬赏缉凶。中国方面说其交于华官代审，义律更求住于澳门六日，清理事件，许之。其磋商具结之经过，林则徐奏曰：“结内但云如有鸦片，将货物尽行缴官，而于人即正法字样，仍不肯写。”其原因则以船主、货主并为一谈，而水手私带，兵役栽赃也。关于贸易，据澳门新闻纸之记载，钦差先有印约，许于虎门外之川鼻岛起卸货物，中国方面现无材料将其证明，具体办法，究不可知。会英船“Thomas Coutts”以为监督禁令，越出职权，置之不顾，十月十五日，驶入黄埔具结贸易。商船“皇家撒克逊号”（Royal Saxon）亦将入港。林则徐以为英商就范，又奉朝旨不必顾虑商业，改取坚决之态度，二十五日，下令义律交出林案之罪犯，并谓泊于外海之船只，限于三日内入港，或驶归国，否则纵火烧之。后二日，责问义律不禁海岸之鸦片贸易，令其交出汉奸，义律答称出于职权之外，商于舰长史密斯（H.Smith），史密斯率兵舰二艘，驶向虎门，义律同往，十一月二日，抵于川鼻岛，要求取消焚毁英船命令，准许英人住于岸上等。三日午前，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兵船二十九只前向英舰，史密斯令其后退，不得，开炮击之，战祸遂起。林则徐奏称，“皇家撒克逊号”入口，而兵船追令折回，关天培闻而诧异，率兵船阻之，英船开炮。其奏言开战之日，与外人记录相同，而所叙之情节与之迥异，岂观念不同，而报告各谋卸责耶？“皇家撒克逊号”以受军舰之阻挠，不得入口，固为事实。林氏奏言战胜，则不足信，斯役也，英舰损失极微，《中国文库》（或称《中国月报》）记载粤船之被击沉或破裂者凡四，余多受伤，逃入虎门。林则徐则称英舰败逃，不值追剿，夷兵落海，获帽三十一顶，四日、八日、十日等小战六次，均为全胜。
战祸之促成，自中国方面而言，殆由于官吏知识之幼稚，林则徐陛见皇帝，奏云：“内地茶叶大黄，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后至广州，奏曰：“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尤厚。”大臣亦信夷人嗜利，不能自绝于天朝。钦差心中既有成见，以为外人不敢启衅，乃命兵士巡船包围商馆，断其供给，外人住于馆中者，不论国籍，不分良莠，处于惊惶困难之中。及义律禁止英船入港，林则徐奏曰：“义律之勒令夷船聚泊口外，仍为图卖新来鸦片，恐被进口搜查起见，夷情诡谲，如见肺肝，即无别滋事端，亦不得容其于附近口门，占为巢穴。”林案发生后，英人不得住于澳门，钦差谓其缺乏粮糗淡水，“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又以中国封港，其货无处可卖，其本国距离中国太远，出兵不易，女王叔父有觊觎之心。安南曾诱歼其船，他国恶之，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国，即或战争，中国亦无所惧，且曰：“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炮利而称其坚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唯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人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奏上，道光谕其不可偾事，朝廷尚无战争之意，会九龙枪杀兵士报于朝廷，道光对于蒋立昂、义律会议，批曰：“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虞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川鼻战后，林则徐奏称小战六次，无不胜利；但曰：“苟知悔悟，尽许回头”，而朱批则云：“不应如此，恐失体制。”其时林则徐尚欲保护英船入口，朱批则以其同为一国之人，不应如此办理，且曰：“若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算！”更诏授为两广总督，防备英人。林则徐之初坚决而后让步者，盖其留心外事，已知战争实无把握。英船泊于香港，水师无如之何。所可惜者，朝廷尚不能辨明传言与事实也。十二月六日，粤吏布告停止英商贸易，一八四〇年四月，林则徐奏称利用渔户，烧汉奸船大小二十二只，蓬寮六处，除烧死淹毙外，尚生擒十名，足寒英夷之胆。乃时英船尚在香港，而水师不敢驶出虎门，唯自杀汉人而已。军事则虎门炮台，曾由邓廷桢修筑，林则徐命造大炮，沿海诸省则无防备。
英国远在欧洲，其时传递信息，顺风三月，迟则四五月，最迟六月。义律报告及商人请愿书，九月，始到伦敦。巴麦尊作为根据，承认义律越出职权引起战祸之行动，义律之敢若此者，盖自律劳卑死后，迄于林则徐之来广州，英国对华政策，除规定公函往来而外，别无训令，对于商人，警告其不能保护贸易于一国境内，而违反其国之法典，其因中国执行禁烟法令，而受损失者，由于自取；而于商务监督，则饬其不得干涉商人之企业。二者尝相矛盾，历任监督均言除武力而外，难得解决争执之问题。其海军来粤示威，已趋向于改变政策，义律遂得利用时机，其向九龙华兵开枪，则造成战祸也。及林案发展，川鼻海战，报至伦敦，政府益得辩护之材料，大城商会，及工商界领袖主张出兵。政府党之议员倡言宣战，其一部分竟不知东方情状，如发言者，有谓中国准许贩卖鸦片，有谓苟不惩戒中国，则危险将及印度。其主战之理由，则为侮辱英国国旗，妨碍商业，强取财产，而须出兵求得将来安全之保障，以及外交上之平等也。其反对党者，谓华人不知英国国旗，而政府不应强输毒物于中国也。其党势力弱小，国会通过宣战，政府遣军舰陆军来华，决定一八四〇年六月，封锁广州。女王任命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为和议专使，义律为副使。
一八四〇年五月，林则徐奏称英夷兵船来粤，六月二十一日，其海军指挥伯麦（Colonel Sir Gordon Bremer）始至，明日，布告自六月二十八日起，封锁广州。义律俄发中文通告书，诋毁林则徐，劝说华船赴英船停泊处贸易，由其保护等情。俄而懿律亦至。其时英国海陆军在华之实力大增，海军共军舰十六艘，大炮五百四十尊，武装汽船四艘，运输船二十七艘，陆军凡四千人，均归懿律节制。其军舰高大，汽船为新造之利器，行动自如，兵士各有利枪。中国军器，炮为百年前之旧式，极形笨重，陆军有弓、矢、长戟、刀剑、藤牌、鸟枪、扛炮等，兵士以弓矢为利器，恶用鸟枪，以其偶一不慎，火药爆发，而危险殊多也。将校既无军事知识，兵士又无严格之训练，缺额极多，器械恶劣，如火药官买例价每斤三分，而时价则一百六七十文，乃以劣货充之。澳门新闻纸论中国武备曰：
中国之武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所出之论，亦皆是恐吓之语，皇帝之官府办事，只有好斗气，相争而小胆。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若有事之时，未必一千合用，余皆下等聚集之辈。其炮台却似花园之围墙，周围有窗，在海岸远望，亦是破坏，炮架亦不能转动，却似蜂巢。其师船之样，若得我等或美利坚之私兵船，在一点钟之久，即可赶散各师船，中国敌外国人，不过以纸上言语，真可谓之纸王谕国矣！
报纸之论调，轻侮中国，无以复加，其一部分固国内之实情。据裕谦奏疏，民间先已传抄外国报纸上之信息，此殆出于英人之口吻。裕谦主战，其言英船，宽有三四五丈不等，长有二三四十丈不等，厚有尺余，较国内兵船及闽广大号商船，均大至倍蓰，固信而有征。广州封锁之后，懿律统率军舰来浙，其去广东者，非惧林则徐之设防，乃奉行本国北上之训令，而以交涉于广东，无所进步也。七月四日，舰队驶达舟山群岛，要求定海镇将张朝发献炮，不得，进攻，城陷，知县姚怀祥自杀。英国之用兵，作为交涉之胁迫，主旨仍在议和。七月二日，英船以白旗前往厦门递送巴麦尊译文公函，请求长官转递朝廷，守将拒之，英船遂去。闽浙总督邓廷桢夸张战胜，上奏道光，且曰：“所获夷尸，当场脔割，悬首炮台，共见共闻。”英船于浙，则托鄞船投递公函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浙抚以其居心叵测，奏称即将原书掷还，英人言其抄录译文，始行退还。其时沿海要港，有英舰巡查，禁止船只出入。八月，英使坐舰驶入渤海，进逼北河，要求长官派员接收照会，直隶总督琦善约其于十八日听候回信，将其奏报朝廷，道光许其接收，十五日，遣人往收公函。其辞甚长，略称中国初不实行禁烟，官吏私受规礼，包庇贩卖，忽而吓勒缴烟。函中要求凡五，一给偿货价，二昭雪亵渎，平等待遇，三割让岛地，四清还商欠，五赔偿费用，其细目则向专使议商。琦善复称林则徐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冤抑可代昭雪，于其要求，初则婉辞拒绝，无如直隶海防毫无预备，乃奏英夷愧悔，道光谕以羁縻之法应之。三十日，琦善接见义律，懿律则未上岸，义律出全权证书，提出要求，欲琦善承认，否则开仗，封锁北河。琦善以“天津切近京畿，盐漕铜船出入，边衅一开，则殊危险”，迫而让步。义律对于烟费，必欲中国赔偿，而上谕不可，义律仍不让步，再言烟费不已，琦善答以隐约之辞，谓经钦差大臣秉公查办后，必有满意之解决，最后议决“即以所言为定，俟到粤再行商议，条件未妥之前，不能撤兵”。九月，英舰南下。
定海陷后，朝廷始知局势之严重，上谕将浙抚乌尔恭额交部议罪，谓其事前既无准备，临事复觉张皇，以致该夷船驶至定海县，纵令三四千人登岸滋扰，提督亦受处分。初，林则徐奏称夷船或至天津，皇帝下谕琦善断不能据情转奏，渐乃听信传言，怀疑林则徐致寇。七月，下谕两江总督伊里布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浙江，查办事件，其使命盖防英人，而说者疑其访查林则徐构衅之由。及英舰抵于北河，琦善洞悉英夷船坚炮利，而中国炮为旧炮，不足防守，主张抚议，先言英人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继称停止英人商业，其货变色，赔累不支，遂铤而走险，现有愧悔之心，后向人言，“极称英夷强横，非中国所能敌，并称此次若非设法善退，夷船早已直抵通州”（御史高人鉴奏语）。道光初禁转达夷情，忽而谕其接收公函，更下诏曰：“著该督随机应变，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总期办理妥善，毋负责任。”其改变政策者，殆以英人诉冤，朝廷秉公办理，即可无事，战事持久，沿海各省均须设防，调兵遣将，所费不赀。林则徐在粤，于英舰封港，捕去出口之船只，除奏疏表示愤懑外，别无办法。伊里布抵浙，首言浙江江南之水师单薄，闽粤之水师较强，迭请调之入浙。朝廷以其顾此失彼，均不之许。朝廷既主和议，八月，林则徐奏报烟禁，朱批曰：“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此后凡其奏章，均有朱批驳斥。十月，林氏奏称英夷不能持久，烟禁必当维持，不可羁縻，中有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帝于其旁批曰：“汝云英商试其恫吓，是汝亦敢效英夷恫吓于朕也，无理可恶。”奏云：“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又于其旁批曰：“一片胡言。”其时琦善已授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林则徐、邓廷桢均奉旨革职，诏曰：“本年英夷船只，沿海游弋，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对于转递公文，道光则欲臣下转奏，使其洞悉夷情，辨别真伪，相机办理。疆吏裕谦奏称不敢代奏夷书，朱批斥其顾小节，而昧大体，必致偾事。乌尔恭额以未递夷书，奉旨拿问办罪。伊里布于浙，诱捕英人，上奏其事，朱批曰：“豺狼之性，岂肯甘心受亏，如有周章棘手之处，朕有所问矣！”伊里布始知朝旨，旋奏浙省，更不宜轻于攻击，致误事机，朱批则曰：“甚合机宜，不负任使，可嘉之至。”帝望和甚殷，不幸中变也。
英使返之定海，始知岛中潮湿，不宜人生。驻守之兵士，初则醉酒，营中多病，长官禁酒，而病者仍未减少，全军人数不足四千，而病者以一人或病数次，竟达五千，死者凡四百余人。义律以浙官捕得英人，囚于木笼，备受虐待，商请伊里布释放，伊里布允许改良待遇，而拒其请。英使复与伊里布议定浙江休战，十一月十五日，南下，二十日，船抵澳门，明日，船以白旗投书，而受炮击，转请澳门同知递送。琦善道歉始已。和议之初，懿律称病回国，其先一日，华官见之，毫无病容，说者谓与义律意见不合，托病去职。和议之难题，则为赔偿烟价，要求土地。烟费索价二千万元，琦善先许三百万元，不可，增至五百万，义律仍持异议，最后决定六百万，分五年交清。土地则义律鉴于英商住于船上，极感不便，要求割让香港不已。琦善曾奏报朝廷曰：“其岛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乃拒绝之。义律转请中国开放定海、厦门，更要求上海，交涉久无进步。琦善奏称密谕兵士防守，而炮台实不足恃，且曰：“即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从前所称断其水米接济，不过托故空言，即叠获胜仗，亦均不免粉饰。”十二月二十九日，义律要求与琦善面议条件于澳门，琦善不可，一八四一年一月六日，义律提出最后通牒，未得结果，七日，军舰炮击虎门外沙角大角炮台。琦善时以形势迫急，增兵四百防守，并令提督关天培严防，不幸炮台被毁，水师亦败。关天培请将义律来文，从权答复。八日，义律交来条件，限三日答复，琦善始许割让香港，不另开放口岸，奏言英人懊悔，愿归定海、沙角炮台，二十五日，亲往虎门与义律会议，商订条件：一、割让香港；二、赔款六百万元；三、平等待遇；四、阴历正月十日后广州开市。此系义律之报告，而琦善则讳莫如深，虽广东巡抚怡良，亦不令其闻知，及怡良据属下报告，以割让香港入奏，始将条件上奏。其内容除割让香港而外，均与义律所言不符。对于烟费开市，只字不提，关于两国职官往来，则维持原状。其意岂欲蒙蔽朝廷，以求减轻其罪耶？要之，琦善缔结之条约，远胜于南京条约，其见解实高于时人，且迫于形势，固无奈何。其奏言广东情状曰：“地势无险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战抚两难，商之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及司道府县，暨前督林则徐、邓廷桢等，佥称藩篱难恃，交锋实无把握。”和议既成，琦善割让香港，伊里布交还俘虏，英军交还炮台、船只、定海。
道光之主和，由于误解诉冤之所致，以为罢免林则徐等，即可无事，及知英使要求赔款、割让土地，再主战议。朱批有云：“若不乘机痛剿，何以示国威而除后患？”其心中深信英夷虽船坚炮利，然而一经登岸，则技立穷，下令调兵备战，并谕伊里布严防，俄得琦善奏报交涉之经过，更谕之曰：“偿款开放商埠，均不准行，逆夷或再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再向该夷理谕。倘逆夷驶近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其前诫惩不递夷书之疆吏，而今忽有此谕，矛盾抑何其甚？虽曰愤懑之极，实有害而无利也。道光更饬伊里布乘虚进攻定海，及英舰进攻虎门外之炮台，上谕宣布其罪状，有云：“其逆天悖理，性等犬羊，实覆载所难容，亦神人所共愤，唯有痛加剿洗，聚而歼灭，方足以彰天讨，而慰民望。”诏授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杨芳、隆文为参赞大臣，调派湖北、四川、贵州、湖南、云南之兵六千人，合前派之兵四千名，共一万人，并饬吉林、陕西等省长官预备出兵。迨琦善迫而议和，尽许义律之要求，上奏自辨，力言广东形势危急，战无把握。朱批曰：“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乃诏革去琦善大学士，拔去花翎，交部议处。怡良不协于琦善之议和，奏称义律布告香港割让于英，朝令锁拿琦善，押解来京，查抄家产。浙江方面，伊里布迭奉上谕进攻，而以事实上之困难，不敢出兵，曾称粤省夷务查办完竣。道光批曰：“无能误事，不遵朕旨，唯知顺从琦善，盖自有肺肠，无福承受朕惠也。”及和议成后，伊里布归还捕获之英人，英军全数自定海撤退，道光则谓由于粤省声罪致讨所致。伊里布奉旨入京，交部议罪。裕谦代之，亲往定海巡查两次，布置防务，奏称逆夷出示勒令投顺，并完纳钱粮，而士民不顾身家性命，始终不从，用毒药熬成浓汁投水，该夷死亡相继，现查白夷尸六百余具，黑夷一千数百，团练擒解逆夷，乘其昏睡，或潜取财物，或抛掷砖石，竟夕惊扰不安，夷性多疑，不敢留恋。其言出于推测附会，多非事实，且为士民邀功。杨芳于和议时奏曰：“现在大局，或须一面收复定海，一面准其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朱批曰：“现在断不准有此议论，唯有尽数殄灭逆夷，务令片帆不返。”其心中横有成见，而于臣下奏报，概以恶意解释，对于英国海陆军之实力，茫然不知，而欲战胜，反速祸耳。琦善所订之条款，较之南京条约，损失尚小，自朝廷方面而言，出重代价，始乃屈服，谋国之不臧，一至于此，悲哉！同时，条件报于英国，巴麦尊认为义律不遵训令，疏忽于商欠、行商、军费，及将来之保障等。四月，内阁会议，将其否决，罢免义律，而以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代之。
朝廷调遣入粤之兵先后凡一万六千人，其路近者，业已入粤，琦善更修缮炮台，义律对于粤官声称中国调兵备战，蔑视和约，现将定期打仗，再作计较，终无满意之答复，二月二十日，传命军舰备战。二十三日，战争开始，炮击炮台，其守兵凡八千人，而英舰之炮火猛烈，时称其较官炮射远一二里，二十六日，炮台毁陷，虎门失守，关天培死之。英舰驶入黄埔江内，毁林则徐购置之兵舰，水师败散，明日，湖南兵应战亦败。报至朝廷，道光添派齐慎为参赞大臣，调广西、湖南之兵兼程往援，琦善则于广州会同林则徐、邓廷桢守城，以白旗求和。三月五日，杨芳始至，奏称英兵距城二十里，拟以棉花浸桐油烧毁贼船，利用水勇，斩献渠首，乃战不胜，英军陷城外炮台。城中大惧，藩司带库金十五万两，设局于佛山，并将百余万两提贮内城。杨芳无奈，再向义律请和，其上奏朝廷，则言兵单，暂为羁縻，由美领事调停，恳求朝廷准许英人通商。事实上恢复贸易为义律停战之条件，其心中以为封港已久，英船来粤者，无货可运，暂时开舱既便于商船，而又增加英国海关收入也。商人起运货物，迅速异常，均信战争势将复起。五月，奕山、隆文各率兵至，初拟于十日后火攻，不幸天雨，未能进行。义律于商船出港后，要求粤官停止军事预备，不得，军舰逼近广州。二十一日傍晚，奕山伏兵岸上，命水师预备火攻，夜半袭击英舰，奕山奏称火焰冲天，号呼之声，远闻数里，焚去英船多只。其报告战胜，要多粉饰。英舰炮攻炮台，连战四日，兵士游民乘机掠于商馆，水师散失，军队退守城池，居民移入内城，人心慌乱，奕山等大恐。二十六日，英军二千三百余人，前进攻城，百姓扶老携幼，吁求拯救于将军衙门。奕山奏言夷人请清商欠，俯允通商，即行退出虎门，归还炮台，因为生灵之计，公共派知府余宝纯议和。义律先曾出示官宪爽约构衅，将军大臣等及各省营兵须出城离粤，否则攻城，尽抄城内产业，意欲粤人促其出城。至是双方议订要款凡四，一、将军营兵限于六日内离开广州。二、七日内交出六百万元。三、款交后，英舰退出虎门。四、赔偿商馆内之损失。斯役也，完全屈服，义律以六百万元代价，作为广州赎金。英人犹言其未攻下广州，以挫粤人之气，而去将来之祸。奕山率兵偃旗息鼓，退出城外，但其奏疏则仍混饰。
广东之战，清兵多于英兵，而大小战争，无不败北，其将杨芳久历戎行，为国内名将，奕山为近支皇族，非不悉心计划，而结果若此者，盖有数因。水师非军舰之比，军械之利锐相去甚远，兵士全无纪律，纷扰抢劫，互斗杀人，殴伤差役。浙江试演大炮，炸裂四尊，死伤兵士多名，其无经验与训练，可想而知。广东自此败后，莫不丧气，按察使王廷兰与友人书曰：“粤省此番用兵，所调各省之兵，万有七千，不可谓不多，各库银款数百万，饷不可谓不足，木料买自广西，火药枪炮解自江西、安徽，军装器械不可谓不备，而卒至决裂溃败，一至于此。维时城门全闭，夜间，贼用火箭火弹，直打城中、城外东西南三处，火光烛天，烧去民房千余，呼号之惨，不堪言状。大帅有令，官兵自城外逃回，开门准进，而城中百姓，不准放出一人。所虑一蹶不振，从此为外邦所轻，更恐无赖匪徒，渐生心于内地。”城内火焚之屋，共有八百间。五月三十日，英兵于城外萧冈三元里奸一妇人，村民聚众，余宝纯弹压始已。说者根据传言，夸张其事。《防海纪略》曰：“三元里民愤起，倡议报复，号召各处壮勇。夷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帅曰伯麦，曰霞毕，首大如斗。”其自慰之技，殆亦可怜。奕山奏称自开舱后，英商感恩，不敢再扰广东，请撤兵回防，并言广州危急，曾得观音山之神相助，朝廷以为无事，饬令裕谦等酌裁军队，闽浙总督颜伯焘奏参奕山，附王廷兰书，言其欺蒙昧良。道光先时盖已得有密报，非不之知，但以抚局已成，竟暂不问，促令疆吏撤兵。其时广州商业如常，英国设官治理香港，义律等候训令，七月，自澳乘船返香港，途中飓风大作，船破，土人救之，始免于难。奕山会同总督祁奏曰：“海风陡发，击碎英夷房寮码头，并漂没船只等情”，道光得奏，谕称淹毙夷匪汉奸，不计其数，账房寮篷，吹卷无存，所筑码头，坍为平地，扫荡一空，浮尸满海，发给大藏香二十炷于奕山，以谢海神，并派亲王诣神行礼，不知大祸又将至矣。
八月十日，璞鼎查抵于澳门，其所奉之训令，确实明白，十三日，通知粤官，义律回国，政府新命其为和使，将即北上，订商和约。奕山遣余宝纯见之，谋阻其北上，而英船业已驶出，共兵舰十只，汽船四只，大炮三百三十六门，陆军二千五百余人，二十五日，致书厦门长官，要求献出炮台城邑。厦门为福建要港，总督颜伯焘主张战议，招募兵勇，建筑炮台，縻款甚巨，不意一旦遇敌，而即失守。颜伯焘收集败兵，召练新军，以谋恢复。道光得报，调兵入闽，不准接收夷书，来则尽杀乃止，下令各省严防，截回撤兵，且曰：“向来议者，皆以彼登陆后，即无能为，乃今占据厦门，逆焰仍然凶恶，是陆路亦不可不加严备。”道光至此，始知英国亦有陆军，调兵二千，增防天津，并派大臣往察天津、山海关防务，更谕奕山乘虚进攻香港。九月六日，英船开出厦门，留船守鼓浪屿。舰队停泊于定海海面，二十六日，开始攻击定海。初朝廷不慊于琦善之议和，两江总督裕谦好为大言，道光授为钦差大臣，统兵防浙。裕谦遣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驻守定海，及英舰再至，三将力战而死，定海再陷。
十月八、九日，英舰驶近镇海，十日，进攻。裕谦及提督余步云督战，力不能守，裕谦自杀，余步云败逃，镇海遂下。十四日，英军不战而得宁波，居民自称降民，璞鼎查以裕谦惨杀英人，初欲火烧宁波，幸而不果。道光得报，授奕经为扬威将军，哈哴阿、胡超为参赞大臣，驰往浙江，调兵应援，俄以北方防务重要，参赞大臣不能南下，改命文蔚、特依顺代之。英军既据宁波，遣船至慈溪测量水路，其城官逃兵散，罪犯逃监，衙门被毁，英船更至奉化、余姚，其情状同于慈溪。及冬，璞鼎查按兵待援，回归澳门。中国方面则谋恢复浙东，奕经驻于苏州，召兵于江北，年底援兵始至，一八四二年二月，抵于杭州，会同参赞，计划作战方略，同时攻取宁波、镇海、定海，使其不能相顾，三月十日，四鼓进攻，天明，均大败退。英兵于宁波、慈溪地界，毁坏曾住兵勇或屯火药之房屋庙宇，十五日，进陷慈溪，火焚清兵大营，追杀甚惨。道光得报，始知战无把握。浙抚刘韵珂奏称可焦虑者凡九，不能再战，二次奏请起用伊里布。道光之意转变，令伊里布往浙江军营效力，并谕所获逆夷汉奸，不准释放，亦不准杀害。
四月，刘韵珂奏称英有援兵到浙。五月七日，英军全数开出宁波，镇海之兵亦退，奕经言其恐惧逃走，乃隔数日，而乍浦之警报又至。耆英奏称暂事羁縻，耆英身为宗室，原任将军，及道光迭催奕山攻取香港，而奕山推诿，诏授耆英为钦差大臣，兼任广州将军，前往查办，时抵浙江，故有此请。上谕斥其惊惶失措，办理不善。英将亦不之理，十八日，攻击乍浦，其地防兵凡六千人，力战不却。英人赞其勇，败后，生者多自杀死，妇女亦多投井。杭州派兵往援，而乍浦已陷，道光则以一日而城即陷，防兵未能力战，深自愤懑，其心中则以定海曾恶战六昼夜也。乍浦失守之日，刘韵珂奏曰：“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羁縻而外，别无他策，而羁縻又无从措手。查大兵到浙，数月之久，不待未能克复三城，该夷反退出宁波，大帮船只豕突浙西，占据乍浦，凶焰不可遏抑，臣刘韵珂愤恨之余，哭不成声，讫无良策，臣等亦皆束手，唯有相向而泣。”奕经为和议之计，遣人前往乍浦，交还俘虏，而英船已去。六月八日，两江总督牛鉴得知英船驶近吴淞，其炮台有老将陈化成驻守，更亲往督战。英舰炮火猛烈，牛鉴知事已不可为，先行逃走，陈化成战死。十九日，英军不战而下上海，二十日，英船自黄埔江驶抵松江，测量水势而回，牛鉴则称将其击退。二十三日，英舰驶去上海，官吏不知其所往也。其时璞鼎查率援兵至，先是，英国计划，攻取镇江，断绝南北运河之交通，调兵助战，至是来华，实力大增，共有军舰二十五只，汽船十四只，大炮七百二十四门，运输船犹不计焉，陆军一万余人。璞鼎查分之留守香港等地，其作战者，凡六千九百七人。七月六日，英船抵于浏河，驶过福山、江阴，未遇抵抗，十四日，驶近镇江。镇江时为交通要道，驻有旗兵一千余人，由海龄统率，参赞大臣齐慎等率兵来援，牛鉴亦至，协商防务，决定旗兵守城，援军作战。二十日，英舰开始攻击，应战之兵败退，旗兵登城拒战，颇为勇敢，俄而城破。多自杀死，英船再行上驶，廿七日，有船二只，停泊于南京附近之八卦洲，八月九日，舰队直抵城下，乃订和约。
道光最后之主和，固由于战败，而国内情状之不安，亦促成之也。一八三八年，御史贾臻奏称粤省匪徒纠人入伙，动辄千人，更有结拜三点会者，凡抢掳勒赎及杀人放火各巨案，皆系此类所为，大为乡里之害。其人近与烟贩勾结，持械护送，及政府严禁鸦片，湖南郴州、桂阳一带，则会匪烟贩，出没无常，此拿彼窜，为害日烈。广东虎门之战，省城各官家眷，先行逃避，人心益形惶恐。御史骆秉章奏曰：“城厢内外民铺户十迁八九，内地匪徒肆行劫掠，难民有被抢去财货者，有掳去妇女勒赎者，伤心惨目，不可言状。各处会匪乘机扰害，或千人，或数百人，白昼抢劫村庄。”其言本于传闻，虽不尽确，然可略见纷扰之一斑。迨战争之区域广大，清兵凡遇英军无不败溃，乃畏之如虎，风声所传，殆如草木尽兵，而沿海诸省调兵设防，大为害于民间。御史吕贤基奏曰：“比年以来，地方官不能上体圣意，每于近海之区，借防堵以派费，于征兵之境，借征调以索财，以及道路所经，辄以护送兵差，供给夫马为名，科敛无度，近闻湖北、湖南、安徽等处，皆有加派勒捐之弊，又闻浙江、直隶、山东亦然。”此种现象于战争期内，殆难幸免。方英军之入镇海也，官兵不敢入宁波拒守，邑人惊惶逃避，拥挤自相践踏，哭声遍野，而无赖匪徒又乘机劫夺。刘韵珂上奏其事略曰：“该府居民闻警星散，十室九空，土匪大肆抢劫，毫无顾忌，不但该府如是，即距镇稍远之慈溪及绍兴府所属，无不皆然，甚至省中亦复讹言四起，人心惊惶，纷纷迁徙。”后英船驶入长江，人心惶恐，居民迁徙，匪徒乘机抢夺。江苏巡抚程矞采奏曰：“乡僻地方，本属安静，每于夜半更深，讹称寇盗前往劫杀，因而老幼群起逃避。该匪徒等在室则伙抢米钱，在途则截留衣物。”镇江陷后，牛鉴奏称盐枭处处蠢动，放火肆抢，不能禁止。江南河道总督麟庆言之尤详。其辞曰：“扬州府城，当逆夷入江之时，居民大半迁徙，店铺全行闭歇，食用交匮。维时枭匪散在四乡，乘迁肆劫，仪征县城濒临大江，为商运捆盐之地，即为枭匪丛集之区。”中记其二党仇杀火焚盐船。末曰：“又闻清江浦黄河以北，亦有土匪，聚众欲图滋事。现在清江因下流居民迁徙人众，米粮腾贵，以致民情惶惶，宵小窃发。”骆秉章亦上奏曰：“运河一路及山东、青曹二州，俱有土匪，肆行劫掠。若不及早查拿，恐日久蔓延，更为可虞。其为英人攻陷之城邑，居民尤苦，其原因则为地方官吏或逃或死，土匪先毁衙门，大肆抢掠，乡人继之。厦门、慈溪、上海、镇江莫不皆然。曹晟《十三日备尝记》记载英军退出上海，长官出示曰：“有聚众三人夜入人家，及白日持械抢夺者，登时处死，照例勿论。”镇江先由外兵抢劫，土匪乡人继之，其惨状备见于《出围城记》。英军时于运河扣留公文函件，发而读之，长官或谓境内无兵可调，或言匪徒谋变，人民深患英军将至。其恐怖之辞，溢于言外，清廷殆入于危险时期，其言和者不得已也。
道光于奕经败后意始稍变。刘韵珂迭次上奏形势危急，不能再战，奕经交还英军俘虏，以为羁縻之计。耆英于浙，令伊里布设法议和，牛鉴亦以羁縻为言，上谕初尚责之。及英船驶入长江，伊里布奉旨赏得四品顶戴，耆英亦得谕旨办理羁縻事宜。二人更奉令入苏进行，迭致照会于璞鼎查，其困难则为英使要求中国全权大臣面商和议，而耆英等未奉任命，道光且言战费不能议及，更不可轻身与璞鼎查会晤，以致堕入奸计。璞鼎查于其要求停战，均不之理。及镇江失守，道光诏著耆英便宜行事，并有此时业已专意议抚之语，更令奕经暂缓赴苏，以其带兵或碍和议也。其时耆英尚在无锡，函请璞鼎查先派人员会议，然后再由大臣面议，七月三十一日及八月一日，两奉密谕，中有“应行便宜从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此事但期有成，朕亦不为遥制”。耆英遂约伊里布前往南京。方其行于途中也，英船泊于江面，牛鉴迭次遣人言和。璞鼎查复称钦命全权大臣前来商订条约，即可罢兵，乃以钦差大臣与全权无异相答，耆英等将即来宁，并录上谕示之。八日，伊里布至，十日，耆英抵省。道光明降谕旨曰：“两载以来，沿海生民突遭蹂躏，朕心实有所不忍，与其兵连祸结，何如息事安民？是以叠经密谕该大臣等，设法羁縻，以全民命，此朕万不得已之苦衷，谅该大臣等必能善体朕意，期于有成，著即遵照前旨，妥为筹办，不必他有顾虑也。”和议由布政使黄恩彤、侍卫咸龄等往议，耆英等则迭奉切勿轻上夷船致有意外之变之谕旨，留于城中。十二日，璞鼎查提出要求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官员往来用平行礼等。十三日，闻知援兵入城，声称开炮攻城，人民惊慌，吁求救命。黄恩彤等连夜出城会议，议定赔款先交六百万元，英船退出长江，条约盖用御宝等。道光得报，谕称福州万难开放，可以他处代之，余多准许，黄恩彤商于英使。英使请代以天津，乃作罢论。其他争执，尚有去行商，及挈眷同住二点。二者英使持之坚决，耆英始肯让步。其关于同住，奏报朝廷曰：“今若有室庐以居其货，有孥以系其心，既挟重赀，又携室家，顾恋滋多，控制较易。况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情，即以暗柔其性。”和议既有进步，二十日，耆英等谒见璞鼎查于船上。二十四日，璞鼎查至下关静海寺答拜，固请入城，耆英许之。二十六日，英使入城，二十九日，条约于英船上签字，是为南京条约。
条约凡十三款，其主要者如下：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港口，许英商贸易，眷属居住。英国得派领事管理其地之商贾事宜。二、割让香港，听英治理。三、赔偿烟费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共分四期迄于一八四五年交清。英军暂驻于定海、鼓浪屿，俟款交清，五口开放后，始撤归国。四、废除行商。五、放还俘虏，赦免工作于英军之华人。六、五口进出货物，中国公布公平划一之税率，贩入内地之英货不得加重课税。七、两国往来文书，概用平等款式。综观条约之内容，实基于巴麦尊之训令。通商港口为开放之商埠，外人得经商居住，其初至者与华人杂居，后购圈空地，设置租界，建筑房屋，为其居住区域，上海则其明证，华人不得入内杂居，后始开放，扩地日广，设官治理，发达益甚，进而侵犯我国之主权，其在英美先进国家，原无通商口岸租界之限制，外商入其国中，多能置地，建造房屋，开设商店，不受苛例限制。我国通商港口，初盖由于特殊环境，租界之成立与管理，则侵略之结果也。领事之在欧美，职为商业委员，其在中国，则权颇重，领事裁判权颇提高其地位。英使要求香港者，则以港内水深，便于停泊大船，外相先主割让定海，义律改求香港。其时英国业已设官治理，后更宣布其为自由商港。关于赔款，南京条约载明二千一百万元，一八四一年八月一日后，英军各城所得之款并入扣除，而广州之六百万元，则未计入。英国共得二千七百万元，耆英等对之，未有异议。英国训令则言不得争执赔款，以致和议决裂。中国代表苟或核减，当无困难也。撤兵之期，则英船于十月二日全数驶出长江，定海、鼓浪屿之驻兵于虎门条约改定赔款交清后，撤归本国。其他诸点，义颇明显，殆无须解释也。通商章程言明于广州再议。
耆英等之议订条约也，当兵败之后，强敌逼临城下，和议决裂，则不堪设想，心中存有恐惧，乃为时势所迫，俯首下心，且其生于闭关时代，不知国际大势，外交方略，而又缺乏缔结条约之学识与才能，唯有听命于人而已，其历多日而始议成者，一则奏报条件于道光，一则译成中文，英人记载中国代表未曾批评或增减条约上之字句，其唯一之志愿，见于容止者，则和议早成，而英船即去南京也。要之，和议之成，颇赖耆英之力，军机大臣中之主和者，则穆彰阿也。条约奏至朝廷，道光谕曰：“耆英等奏详陈夷务情形，亲往夷船，妥为招抚一节，览奏愤懑之至，朕唯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于此？于无可奈何之下，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请者，诚以数百万民命所关，其利害且不止江浙等省，故强为遏抑，各条均准照议办理。唯该夷所请，均已允准，即当迅速定议，全数退出大江，不得任其耽延，惊扰行旅，至此外一切紧要事件，必应筹及者，均著责成该大臣等一一分析妥议，不厌反复详明，务须永绝后患。”乃条约成后，交涉日多，困难之问题，相继而至，台湾惨杀事件，则其证一。初英船二只前后于台湾触礁，其地长官达洪阿等捏奏战胜，俘获二百余人，几尽杀之。璞鼎查要求将其解部审办，道光坚持不可，会耆英访得其情，始遣闽浙总督怡良往查，得其欺饰冒功之罪，达洪阿等奉旨革职，其事始已。
斯战也，我国统称鸦片战争，盖以其由于缴交鸦片而起。外国历史学者则言其原因复杂，林则徐之强缴鸦片，只其导火线耳。吾人平心论之，印度输出鸦片，征收重税，为其政府大宗收入之一，英国对于商人运烟来粤，公然谓为经济原因，舰长有禁商船偷运者，政府斥其干涉商人之企业，而远调之，宜其指毒物为财产，而向中国索款赔偿也。清廷自战败后，威信大失，进行之计划为之停顿，禁令虽曰依然存在，而官吏不知其属于内政，有投鼠忌器之虑，书籍且有以烟禁无效，归罪于条约，未曾提及禁令者，此可代表时人之心理。战争之失败，由于不知英国之情状，海陆军之实力，而自信太深，造成祸机，以致无法挽救也。战争期内，及和议成后，朝臣疆吏尚未觉悟，琦善访知英国女王择配，奏曰：“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关于其人，林则徐言其腿足伸屈不便，耆英称其夜间目光昏暗。道光批曰：“众口一词，信然。”骆秉章奏曰：“该逆兵目以象皮铜片包护上身，刀刃不能伤，粤省义民以长梃俯击其足。应手即倒。”福建举人黄惠田呈平夷策略，中云：“逆夷由安海放桅而来，日食干粮，不敢燃火，其地黑暗，须半月日始出口，方至息辣。”道光于战争迭败之时，访求安南人造船，以为可败英船。及得其人，毫无所用，而官吏仍信天下水师，以安南为最强。迨英船退出宁波，往攻乍浦，弈经言其恐惧逃走，御史苏廷魁奏曰：“现在粤中传闻有英夷本国为孟加拉人（Bengal）攻破等语，孟加拉为夷货聚集之所，经英夷占据，尽收其税。孟加拉怨之最深，乘虚捣击，是以逆夷兵船纷纷遁回援救。”道光得奏，谕令追剿，达洪阿捕获难民，奏称得其供词，自犯顺以来，费去不下二千万元。且曰：“彼以货财为命，今闭关，货物不行，所在私售无多，价亦大减，璞鼎查始冀如义律故智，思得所欲，及不可得，且人船丧失，所耗益多，其情势必绌，饥而扑食，乃更扬言大举，窃恐其势将离，未必复能持久也。”凡此无稽之谈，不知得自何地，竟为官吏所信，而并上奏朝廷。其无辨别是非之能力，故难权衡轻重，审察利害，而有正确之决定也。战争之损失，要由于国际知识之幼稚，和议成后，耆英、伊里布等均为当时清议所不容，军机大臣王鼎反对和议，相传其在道光之前，指责穆彰阿之误国，帝乱以他语。王鼎愤懑自尽，遗疏极论穆彰阿之欺君误国，以求皇上之觉悟，其刚愎无识，殆不可及，足以代表所谓贤士大夫之怀抱。英人观察官吏，谓其多为极端顽固。其害则自蔽聪明，不受忠告，而偾事误国也。
战争失败之原因，略言于上，而在当时则归罪于汉奸。汉奸盖就人民贩卖货物于英军，或为之工作而言，其造成者，则国内人口滋繁，生活艰难。大多数之人民，未受教育，久于专制政府之下，丧失民族精神，遂视国家之荣辱，不关于心，甚者不惜工作于英军，而自摧残本国。其心目之中，徒为一时之职业，以及多得酬金耳。其愚蠢无识，原无轻重，乃官吏视之，为英军筹划，有神奇之技。广州之战，说者谓英军熟悉地方情形，其出发作战，布置得宜，由于汉奸报告。镇海之陷，大理寺少卿金应麟奏称英夷先用洋银收买兵丁，以致镇将左右均属汉奸，其炮被盐汁浇灌，不能点放，弈经谋复三城，计划严守秘密，及其失败，则诿罪于汉奸助逆。后英舰驶抵南京江面，耆英等奏称其将遣汉奸偷挖高堰，高堰远在高邮之北，英人殆不之知。甚者且言英国译员马礼逊等为改穿夷服之汉奸。其荒谬无识，可称绝伦。道光既得奏报，迭令严防，而军队仍败，对于汉奸，忆懑之至，改令招抚，来者多为无知愚民，曾谕捕拿福建已革举人某，及访得之，乃在台湾。大臣之奏报，一则由于白相恐吓，一则借以减轻责任，《南京条约》第九条规定赦免汉奸。道光批谕曰：“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幸其人数无几，未致严重交涉也。
道光既不明知英军火器之利，对于战败之兵丁，则以其未曾力战，迭谕将其先遁者杀之，以警其余，奈其无济于事。武将之遇英军也，战败则死，报之朝廷，恩恤即至，其不死者，则交刑部议罪。文官凡有守土之责者，亦然。道光曾谕臣下曰：“由来尽节捐躯之大小文武，俱按定例，予以恤典，从无论及平素居官若何，若失地偷生之辈，其治罪与否，视其平素居官之贤否，以为准则，有是理乎？能服天下乎？”其用意则奖尽忠死节之臣，其残酷不仁，无济于事，则不之问。英将谓收容俘虏，至为不易，实由于此。交战之先，清廷未曾对英宣战，公文上只有剿讨之命令，悬赏购头之布告，其最残酷者，首推裕谦。裕谦于浙，诱获英人二名，上奏其死曰：“先将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留作奴才马鞭，再行凌迟枭示。”吾人今日读之，尤为心悸。朝廷之法令既严又常责人力不能为之事，谕旨前后时相矛盾。大臣唯有捏奏军功，假造事实耳。道光曾批奕经奏文曰：“不实不尽之至朕只恨世道人心，何至如是之不诚不实？朕以重任付诸臣，诸臣无不还朕一欺字，再不解是何存心也。”专制帝王淫威之毒，抑何甚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