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太平天国及捻苗乱（续前）

太平军于内讧前之战绩，已见于前，兹言其思想制度等。洪秀全以上帝会起兵，说者谓受耶稣教之影响，实则本于民间固有之传说，而牵强合于教士所传之宗教。教士所言之上帝，异于中国古书中之上帝，而洪秀全并之为一。其言曰：“上古之世，君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当初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以来，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诸国遵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近一二千年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其言荒谬不经，一则不知耶稣教自亚洲传入欧洲，一则错解中国之历史。其徒称天父接洪秀全升天，天父天兄附人身下凡，本于民间巫觋之说，耶稣教徒断不肯信。其称洪氏为上帝次子，与耶稣教决不相容。上帝会则立基于此传说，而以之号召愚民，其不信仰上帝悔改前罪者，则“惹皇上帝义怒，罚落十八重地狱永受苦”。十八重地狱，来自佛教，与耶稣教无关。太平军中之敬上帝也，献茶三盏、肴三盘、饭三盂，其礼为中国敬神之礼，而为西方所无。其附会于耶稣者，则引用《圣经》中之故事，七日有一礼拜，重视浸洗，感谢上帝，遵守天条。天条仿自摩西十诫，一曰崇拜皇上帝，二曰不好拜邪神，三曰不好妄提皇上帝之名耶和华，四曰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五曰孝顺父母，六曰不好杀人害人，七曰不好奸邪淫乱，八曰不好偷窃劫抢，九曰不好讲谎话，十曰不好起贪心。天条禁人为恶，合于耶稣教之旨。其礼拜日在今为星期六，殆遵旧约中犹太人之安息日也。天王重视礼拜，计划民间设立教堂，但未实行。其军队所到之地，架设高台，号召民众，讲说天条，名曰讲道理，后作为别用。太平天国发行之书，若《天命诏旨书》《颁行诏书》《三字经》《天父下凡诏书》《赞美辞》等，均可见其宗教思想。《赞美辞》文短，便于记忆，其词句常作军中口令，兵士莫不习之。其词曰：“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基督，为救世真圣主。赞美风神，风为神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人间。人知悔改，魂得升天。”其所谓太子者，指洪秀全而言。《天父下凡诏书》现存有二，其一详言天父指出周锡能之谋反，其一谕洪秀全优待女官等，其性质已言于前。《三字经》足可代表洪秀全发行之书，及其思想。兹节录其原文于下：

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七日拜，报天恩，普天下，把心虔，中国初，帝眷顾，同番国，共条路，盘古下，至三代，敬上帝，书册载，商有汤，周有文，敬上帝，最殷勤，至秦政，惑神仙，中魔计，二千年。至宋徽，犹猖狂，改上帝，称玉皇。皇上帝，乃上主，普天下，大天父，号尊崇，传久载，徽何人？敢乱改，宜宋徽，被金掳，同其子，汉北朽。自宋徽，到于今，七百年，陷溺深，讲上帝，人不识，阎罗妖，作怪极。上帝怒，遣己子，命下凡，先读史，丁酉岁，接上天，天情事，指明先。皇上帝，亲教导，授诗草，赋真道，帝赐印，并赐剑，交权能，威难犯，命同兄，是耶稣，逐妖魔，神使扶。红眼睛，即阎罗，最作怪。此蛇魔，皇上帝，手段高，教其子，制伏妖，战服他，不放宽。小孩子，拜上帝，守天条，莫放肆，要炼正，莫歪心。皇上帝，时鉴临。要炼好，莫炼歪，自作孽，祸之阶，慎厥慎，唯其始，差毫厘，失千里，谨小心，慎其微，皇上帝，不可欺。

《三字经》专备儿童诵读之用，先言《旧约》中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以色列人之故事，太子耶稣下凡之救世。中言我国君主初信上帝，中途背叛之狂悖。次述上帝遣子洪秀全下凡，制伏阎罗妖魔，凡事有其做主。末劝儿童为善。其所言者，要多牵强附会狂妄不经之谈，借宗教为号召，以达其政治之愿望而已。

洪秀全以宗教立国，自称天王，名其国曰真天命太平天国，朝曰天朝，京曰天京，律曰天条，法曰天法，历曰天历，军曰天军，营曰天营，民曰天民。其称上帝曰天父，耶稣曰天兄，事曰天事，情曰天情，恩曰天恩，福曰天福。其官爵常有天字，如张天安，侍天福，承天预，顶天义之类。上帝下凡，对上帝会人呼曰“众小”，对于妇女曰“小女”，百姓曰“外小”，男则自称“小子”，女则“小女”。朝中洪秀全称其兄曰“甥”，大臣曰“胞”，对于清官兵卒僧道，概称曰“妖”。洪秀全之起兵，以奉上帝之命为真主，其在广西诏曰：“天王诏令各军各营众兵将，放胆劝喜，踊跃同顶天父父兄纲常，总不用慌，万事皆是天父天兄排定，万难皆是天父天兄试心。各宜真草（草作心用）坚草耐草对紧天父天兄也。”又作天父之言，谕其下曰：“天父谕众小曰：‘众小尔，认得尔主上真吗？’众小对曰：‘认得真我主上’，天父曰：‘我差尔主下凡，做天主地，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顾主顾王，一个都难也。’”其他相似文件，不胜枚举。及湘军东下，太平军自武昌败退，燕王秦日纲谕陈玉成等宣讲天情道理曰：“令众兵士，放胆诛妖。万事总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不用慌也。”会北方之太平军失利，天王诏曰：“有功当封，有罪当贬。今朕既贬北燕地为妖穴，是因妖现秽其地，妖有罪，地亦因之有罪，故并贬直隶省为罪隶省。朕现贬北燕为妖穴，俟灭妖后，方复其名为北燕，并知朕现贬直隶省为罪隶省。俟此省知悔罪，敬拜天父上帝，然后更罪隶之名为迁善省。”诏文妙不可言，殆所谓想入非非矣。后太平军败于湘军，忠王李秀成上奏。天王诏曰：“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去，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其靠天思想如是，岂欺人而竟自欺耶？抑深溺于谬说，而不能自拔耶？

洪秀全之称王也，谓奉天父天兄之命，为天下万国真主。其封杨秀清为东王也，谓管治东方各国，西王管治西方各国，南王管治南方各国，北王管治北方各国。诸王均归东王节制，天王称万岁，东王九千岁，西王八千岁，南王七千岁，北王六千岁，翼王五千岁。国中虽以天王为最尊，但不亲理政事，政权操于杨秀清。杨秀清精明能断，赏罚严明。众心服之。及奠都天京，北王、翼王、顶天侯、丞相等官，均到东府请安，议商国政，议毕，由北王同众官跪呼千岁，然后由杨秀清上奏。其文式曰：“小弟杨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韦昌辉、石达开跪在陛下”，均可证明杨秀清之地位。其所设之官，名目繁多，上下之分极严，清廷比之尚犹不及。朝中以军师总揽一切大政，官以王为最尊，侯次之，丞相又次之，其下有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每一阶级，设官甚多，名目不一，地位亦异。其统兵在外者，每军以总制为尊，监军次之，下有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其守土之官，郡有总制，州有监军，乡有军帅等官。其制度殆本于古代之政治与思想，军民不分，军官兼治民政也。此外又有女官。凡事上奏，由下级官吏，按次禀报上司，最后达于丞相，丞相禀军师杨秀清，由其转奏天王，可谓复杂之至。其目的盖多设官，足以号召也。就其政体而言，则为专制独裁集权之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名义上概归于天王。外人观察者，言其不知民政，一则由于官制如是，一则当战争期内，军政之色彩浓厚，破坏过甚，而无改革与建设也。其领袖颇能自尊，建造天朝宫殿，及东王府内殿，需用工匠，令官各地召集，以供应用。天王寿辰，东王诰谕官员国戚士卒人等曰：“本军师及列王尚且备办奇珍异宝，进献天朝，为我天王祝寿。尔等为官为民，俱要体会天父，敬念天王，多多采办宝物，并于万寿前三日，一心斋戒，虔敬天父，报答天恩。为此特行诰谕，尔等须要禀遵，毋得观玩自玩！”其他天朝喜事，亦令官员人等，多多备办奇珍异宝入京。天王少见臣下，行军之际，规定御舆出入，内外官兵，各回避道旁，呼万岁，万福，千岁，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中间。一八五三年，天主严谕臣下，敬重后宫，诏曰：

咨尔臣工，当别男女。男理外事，内非所宜闻，女理内事，外事非所宜闻。朕故特诏，继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内言永不准出。今凡后宫，臣下宜谨慎，总称娘娘，后宫姓名位名，永不准臣称及谈及。臣下有称及谈及后宫姓名位次者，斩不赦也。后宫面，永不准臣下见，臣下宜低头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窥看后宫面者，斩不赦也。后宫声永不准臣下传，臣下女官有敢传后宫言语出外者，斩不赦也。臣下话永不准传入，臣下话有敢传入者，传递人斩不赦，某臣下斩不赦也。自今朕既诏明，不独眼前臣下宜遵，天朝天国万万年，子子孙孙，暨所有臣下，俱宜遵循今日朕语也。钦此！

其防范之严，天王威权之重，蔑以加矣，乃重视忌讳，且以秘密会社起兵，隐语颇多。对于天父诸王名称等，均避讳改字，如爷改牙，秀改绣，清改菁之类。其例繁多，笔不胜举。隐语如东王之称禾乃师赎病主，翼王之称圣神电通军主将等，殊无意识。其立国于南京也，举行会试，郡有乡试，其所出之试题，多为论颂。士子之应试者，莫不赞美天父天王也。其试文存于今者曰，建天京于金陵论，凡三十九篇，曰贬妖穴为罪隶论，凡三十二篇。其文可称有趣之文，如宋溶生曰：“皇上帝造天地之时，盖以预储此地（金陵），以俟太平真王，树万年不朽之基，而建万世无疆之业也夫。”其朝廷情状，详见于一八五三年新镌之《天父下凡诏书》。兹引用之于下：

北王韦昌辉等至东王府请安，商议国政，事毕，回衙。东王回入内殿，忽而天父下凡，诏女官曰：“尔小女等，前来听我天父吩咐。”女官跪请，天父怒而不言，良久，始命速传北王，承宣官往，天父更谕女官，北王未到，将圣旨禀奏东王，命其启奏天王。凡事皆要从宽，性情不可太烈，幼主须善教诲，不可任其率性所为，杨长妹等四女，准其安享天福。女官答称遵旨，禀奏东王。天父回天。北王等不知，跪祷于东府头门。女官禀报天父适才回天，留有圣旨，东王今欲登朝启奏。北王等进殿，跪请金安，东王谕言将即登朝启奏天父圣旨，因命北王等官先往。众皆先到，东王在后，坐于金舆。天父忽又下凡，其舆抬至金龙殿前，女官启奏天王。天王步出迎接。天父怒曰：“秀全尔有过错，尔知吗？”天王跪下，同北王及朝官一齐对曰：“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天父大声曰：“尔知有错，即杖四十。”众官哭求代受，天父不许，仍令杖责天王。天王乃俯伏受杖，天父以其遵旨，免其杖责，并谕杨长妹等四女，安享天福，辞毕回天。众官卫扶天王回殿，顶天侯负东王登殿。天王命众官感谢天恩，三呼万岁，众官遵旨。北王禀奏东王，天父才又下凡。东王甚喜，启奏天父圣旨，教导幼主，宽恕女官，凡犯死罪之人，交其细心严查，其可原宥者，由天王开恩，天王一一许之，东王转谕众官，对下不可斥骂。众官对曰：“遵旨。”东王俄偕众官跪下，三呼万岁，奉旨退出朝门。众官护送东王回府，东王升殿，众官跪呼千岁。东王谕其直言无隐，众官跪呼千岁，奉命回衙。后二日，东王回思天父欲责天王，将登朝劝慰，召集北王众官，谕说其意。不一时，天王坐于殿上，擂鼓启开朝门，东王等登殿，三呼万岁。天王赐东王坐，东王、北王劝慰天王，东王且曰：“二兄本无过，其过仍在小弟也”，因言教导幼主，为万世法则。天王欣喜，降旨赐宴于金龙殿。东王再奏善视女官，体恤臣下，不可专听娘娘之辞，不可脚踢娘娘。天王赞其言，将赐臣下绸帛，东王因而说其节用，天王称为骨鲠之臣，乃互相夸赞。言毕，北王等三呼万岁，谢宴出朝。众官至东殿，照例行礼，东王命其回衙，勤理天事，众官遂散。

吾人于此书中，可知天王之失政。其宫中女官，非将士之妻女，即为其母。天父免役之四女，中有杨长妹、石汀兰二人，“分属王姑，情同国宗”，殆杨秀清、石达开之家人也。洪秀全虐待女官，如于雨雪寒冻之时，令其凿池挖塘。东王初托天父诫语，天王仍未悛改。书中言娘娘甚多，天王常信其言，谴责女官。娘娘偶触其怒者，即用靴头击踢，不问其身有孕与否也，性情可谓粗暴。对于臣下，常处以死刑，其中不免冤死。幼主毁坏天父所赐景物，天王亦不教训，而任其为所欲为。天王将赐绸帛，先言天父赐给绸帛，不甚过多，似有吝意。东王说其节用，殆躬自厚而薄于人耶。要之，杨秀清所言，皆切时病，杨氏固太平军中之怪杰也。其时，天国、清廷交战不已，成功失败，决于兵力，军队自于天国占据重要地位。其最高之官，则为军师，杨秀清初为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为右弼又右正军师，南王、北王均为副军师，其后李秀成亦为军师。按军队编制，一军设有总制、监军、军帅。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师，师有师帅，每师五旅，每旅五卒，卒有四两司马，每两司马有五伍，伍有五人，全军凡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余人。战争期内，王侯丞相常奉命为大将，为其军事便利之计，对于编制常难遵守。林凤祥之北伐，将二十一军，每军不足定额，只有数千人耳。大军转战于各地，途中杂有胁从，其人未受严格之训练，不堪作战，此其败于湘军原因之一也。太平军再入湖北，布告富者出钱，贫者出力，否则概不饶免，及至战祸延长，游民之加入者渐少，胁从者益多。军中营规共有十条，禁止扰民，颇为严峻。顾后人数增多，分子复杂，沿途索粮，终不免于骚扰。其治民也，刑罚严酷，斩为常刑，其罪重者，尚有五马分尸，点天灯。夷考其故，其领袖初在广西，其地汉瑶杂居，风气强悍，官吏惯以严刑威之，而乃受其影响。五马分尸，无待说明，点天灯则以浸油之棉花或布捆缚罪人，将其倒立，点火烧之。想其惨状，令人心悸，何不仁之甚耶！

洪秀全攻陷永安之后，诏令兵将，此后凡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及抵湖南，诏曰：“通军大小兵将，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带金宝，尽缴归天朝圣库，倘再私藏私带，一经查出，斩首示众。”前诏遵者不多，后诏故益严厉。圣库后为天王之私产。战争期内，将士私藏财宝，易于逃走，所谓饱而思飏也。其军粮财货，一出于贡献，人民初于太平军过境，尚肯集资聚粮进贡，以求免祸，后则久历兵灾，无力为之，军师出示威吓。其言曰：“富者出资，贫者效力。天兵压境，来营投效者既属寥寥，进贡之人尤少。本军师特再出示，差某检点前来收贡，限三日齐解圣库，赏给贡单，诸兄弟不得骚扰。如有一户不到。定将全家斩首。”其性质近于抢劫。二由于抢劫，太平军每陷一城，尽掳仓库，及富户之财物。迨后进贡者少，每至一地，则先纵兵抢劫，然后安民，再将所得之粮，运入天京。三出于科派，天王自定都天京，据有沿江一部分之土地，设总制，监军等治之，委任乡官，征收田赋。盖安民之后民得安耕也。四出自关榷，初清于长江自武昌达于南京设有数关，天王仍于其地设官收税。无奈兵事影响，商业不甚发达，收入较多者，一二关耳。四者之中，先以进贡、抢劫为大宗收入，后几全由于抢劫矣。其财物归于圣库之制，自奠都后，亦渐破坏。

太平军攻陷南京，天王欲救济贫民，诏定天朝田亩制度。其言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其目的无人将或反对，究如何达到，则为重要问题。彼处田地不足，此处亦然，则将何如？运彼丰处之粮，以赈荒处，何法进行？彼此粮均不足，又将何如？诏中未有切实说明。其拟定之办法，分田为九等，其田一亩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为上上。其次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各以一百斤为差。下下之田，一年可出四百斤。凡人十六岁以上，受上上田一亩，或下下田三亩，十五岁以下，受田一半，每人够食外，余均归于国库。凡二十五家设库一所，二十五家中之婚娶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制，不得多用分文。今按江苏膏腴之田，稻麦二季收成，每亩不足四百斤，上上田约今四亩。一家夫妇二人，及未成年之子女三人，可种田二十亩，多于今日江苏农民所种之田，食料自可有余。唯其偏于理想，而难见于事实耳！其理想盖受耶稣教之影响而生，耶稣之传教也。其信从之者，常须卖其产业，及其死后，信徒仍为团体生活。书中故数以皇上帝为言。其受田之计划，一方面含有古代寓兵于农之意，一方面则本于孟子所言之井田，如其规定墙下树桑，养母鸡母彘之类。其难于实现之原因，则为中国耕种之地属于农民，其田多或不足二十亩，大地主之田，则多受之于勤俭耐劳之父祖。政府收为国有，给予代价，则时无法偿还，夺而取之，则非事理之平。分受田地之先，对于国内田亩、人口，须有精确之调查与统计，而时实不可得。南京城外尚有敌兵，更无从着手。张德坚等奉命编《贼情汇编》，得太平军中之文件极多，留心访查田制，迄未能得。其征田税也，一如旧制。设想太平军北伐成功，四万万人口，分受当时可耕之地，每家所得之田，势必少于定数，家人殊难维持其相当娱乐之生活，即使大杀之后，人口锐减，田地足数分配。二三十年，人口增加，将何法分受田地？移民塞边，固有限制也。说者以此谓太平天国实行共产，其言殊不确实。田亩制度书中，言明官吏犯法，黜为农民。官吏固为特殊阶级，诸王各有私产，其奢侈生活，要为抢劫之结果。其人殆共人产，而不与人共产也。

太平天国成立，天王颁行天历，我国古代革鼎，皇帝曾颁新历，改称年号。洪秀全之天历，用意与之相近。其历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双月三十日，单月三十一日，中无吉凶良日。其理由则天父所定之日，无日不为良日，历中规定立春、清明、芒种等节，俱十六日，余俱十五日。每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取“真福无边，有加无已之意”。按地球绕日一周，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天历四年，将有三日之差，四十一年将有六十余日之差。其不合于科学，不适于用，至为明显。干王洪仁玕后请每四十年为一斡旋，斡旋之年，每月二十八日，节期俱十四日。天王许之，下诏颁行，中有“今蒙爷哥下凡植带朕做主，开创天国、天京、天朝、天堂、天历”。其历不适于用，民间亦不遵行。江南一带田多植稻，农民引水栽秧，多在潮水高涨之时。潮水涨落，以月吸力为转移，阴历朔望，农民必须知明，而今废去。且收成结账，便于农民，况其行之已久，良辰佳节，视之为定，实非诏令一时之所能改。尤有进者，太平军极盛之时，如一八五四年，黄河流域北伐军所过之地，未有一城设官治之，而不为清军所收复者。西南诸省无一服从天王之命令。扬子江流域，天王奠都于南京，镇江以东，非其所有，江北扬州之北，仍归清官治理，南京城外，尚有江南大营。安徽沿江一带，为太平军克复，皖北尚有清军，皖南宁国、徽州一带，仍归清官治理。江西、湖北、湖南沿江要城，虽归太平军治理，而内地城邑之官吏，仍奉清廷之诏令。天国之领土，殊为褊小，人民时尚不得安居，推行天历于民间，诚非易事。

制度中之引起吾人好奇心者，则其应付妇女问题也。太平军初设女军，其人初多将士之家人，工作勤苦，体力无异于男子，主将为天王之妹洪宣娇，后则杂有被掳之青年妇女。李秀成谓营中男与女不得交谈，母与子不得并语。按《天父下凡诏书》，周锡能谋为内应，其妻告其子曰：“理真（名），尔穿此布衣不久，三天后，就有绸缎尔穿矣。”又有姊妹传闻曰：“见她昨晚打整行李，预备其夫做事。”起兵之初，并不如此，事实上颇难断绝家人之关系，洪秀全之用意，则为防免奸淫，固不如忠王之言太甚也。及抵南京，天王宫中，东王府内，均有女官，更设女馆（李秀成称为女行）。其入馆者，或成年未嫁之女子，或嫁后夫死尚未再嫁之寡妇，或夫从军于外而无依赖之妇女。换言之，妇女非有依赖之夫主，则须入于女馆。馆中人杂，生活单调，近于丧失自由之监狱，且不能知将来之配偶，妇女视为畏途。其不服从父母，既不嫁人，而又不肯入馆，则罪或至于死。林乐为太平天国辩护，亦称妇女皆求速嫁，甚至孀妇于夫新死，墓土未干，而即奔从他人者。立法之意，则防无依靠之女子，失身为娼妓也，流弊竟至于是，可胜浩叹。世传杨秀清兼管女馆，择其美而艳者，以为姣妾。北王韦昌辉曾出告示，中云：“妖妇失大妹胆敢谋逆，欲思私藏红粉（火药），毒害东王，亦蒙指出。”其事始末，今不可知。朱大妹以一女子，欲害东王，何得与之接近？天王攻下武昌，曾于城中选女数十人为妃，及抵南京，再行选妃百人入宫。其发帖之告示，文有“贡姝献娇”之句，天王曾诏妇女曰：“你们姊妹休违拗，肯来欢你是要好，受打受骂休悔恨，打是恩情骂是俏。”（见《太平天国诗文钞》）其文虽可怀疑，而诸王盖多轻狂好色。女馆岂领袖选妾淫乐之所乎？是耶！非耶！民间一夫一妻，结婚之后，永为伴侣，不许离散，固不问其父母主婚，夫妇意见设或不合，积怨日深，将无家室相助之乐，徒有互相仇视之心。法律不准丈夫有妾，而亦不许其妇另嫁，强冤家相聚，造成精神上极大之痛苦，其去婚姻之意义殆远。斯法也，固不适用于太平天国之王侯、将士。其家妻妾甚多，林乐为之辩护，而亦承认其为事实，谓其导源于《旧约》，太平军行之。其制一人为妻，余均为妾，林乐之言，殊不确实，此乃中国固有之风俗也。其妻住于南京，王子有爱其美丽者，百计诱之，林乐苦之，夜间偕妻他往。王子竟敢出城追之，此不过视妇女为玩物，而欲得之以纵其性欲耳。其餍满人望者，则谋恢复女子之天然肢体，而力去缠足之恶习也，惜其未能成功。

其他改革，尚有禁娼、禁烟、禁酒、禁赌等。奸淫为犯天条，其罪至重，女为娼者，合家剿洗，邻家知而不报者，一律治罪，南京城中，殆无娼妓。其官讲说道理常曰：“不剃发，不留须，不吃黄烟，不喝流水。”此语余闻之于祖母，天国称烟曰黄烟，酒曰流水。烟之种类时有旱烟、水烟、鸦片，其为害最大者，则为鸦片。鸦片自战败于英，输入大增，嗜者益众。天王禁之，其抽吸鸦片者，罪至于死，但其军中，仍有吸食，烟价同于黄金。常胜军中之外人，曾有为太平军掳去者，赎回之代价，中有鸦片焉。酒为消耗物品，饮者有伤脑力，尝或误事，赌则荡产倾家，天王一律禁之。禁令要受宗教上之影响，属于消极，吾国游戏较之近代先进国家，种类殊少，尤以成年人为甚。其人既无相当游戏，又无适当娱乐，无所事事之岁月，实乃人生痛苦之境遇，遂以烟酒赌博消遣解忧，为社会上应酬之物品。其有嗜好者，固非皆为此故，然其境遇之劣恶，殊有以促成之也。是故消极禁令，刑罚虽严，尝少效果，盖人为社会动物，必有相当之游戏与娱乐，苟无积极代替之办法与物品，多难成功。太平天国领袖固不知之，清廷大臣亦莫不然，此乃鸦片迄今尚未铲除原因之一，酒与赌博更无论矣。

一八五六年，江南大营兵溃，李秀成等追抵丹阳，东王杨秀清之势益涨。初天王不理政事，大权归于东王，其同时起兵之北王、翼王，至其府中议政，尚且跪而问安。在外将士之谕令，常有“军务一切，俱要禀遵东王颁行诰谕而行”之语，《天父下凡诏书》，述东王之言曰：“即韦正胞弟而论，时在弟府殿前议事，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今查东王诰谕中，有“蒙天父劳心，恩命王四殿下下凡，继治天下，佐理万国”。北王诫谕，有“差东王下凡，辅佐天朝，佐理国政。”《天国印行诏书》曾称东王为四兄，证以北王诫谕，四殿下确为东王。其满月之期，令官员人等，多备奇珍异宝，送解回京。谕中“继治天下”，究作何解？东王又托天父下凡，而予天王以难堪，实有取而代之之意。天王恐惧，韦昌辉、石达开亦愤其专横，密议除之，其原议杀杨秀清一人。九月，韦昌辉设计杀之，闭城大索，捕其亲友党羽二万余人，将尽杀之，石达开值自湖北驰归闻之，将尽救之，北王不平，并欲杀之。事泄，石达开缒城出逃，西走安徽，召大军回京靖难。韦昌辉搜捕石达开，不得，悉杀其家中之老幼，又以严刑大杀立威，人心不服。石达开自将大军，直趋天京。天王命杀韦昌辉，而传其首于石达开。于是首谋起兵之五王，唯有翼王一人而已，翼王豪爽多才，善于用兵，至是，入京总理军政。天王于内讧之后，疑忌外臣，信用其兄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以分翼王之权。二王昏庸，用非其才，翼王不服，心又不安，乃出天京，率兵远征，终不言归。当斯时也，大权归于二王，朝政不一，任将不专，外则北伐军覆亡，上流之兵败挫，人心知其难于成事，渐有散去回乡之念。咸丰闻其内讧，以石达开将降，诏谕曾国藩。曾国藩奏言招抚之害，督兵之将帅，盖欲多杀以立功，对于叛乱之人，必欲尽杀其族，如咸丰之前诏。初，朝臣有言耒阳杨氏为杨秀清之本宗者，咸丰即谕湖南巡抚曰：“如逆首杨秀清，实系耒阳人，即将逆族亲属尽行拘拿到省，尽法惩治，并将该逆祖父坟墓，查明后发掘焚烧，以除孽种。”以一人而罪及全族，并及死者，可谓惨毒之至。太平天国之王侯达官，固难免死，即胁从年久者，亦为长毛老贼，不在赦例。官军时称捕杀粤人不赦，粤人知之，乃信与其坐而被杀，毋宁力战，死中求生，团体转而坚固。李秀成供称，我粤人无门可投，可见官兵之残酷不仁，而粤人实有欲罢不能之势，否则人各散去，减少人民死伤流离之痛苦，免去无意识之牺牲。总之，内乱之延长，未始不由于谋之不臧也。

一八五六年，湘军克复武昌，遣兵追敌，连复湖北沿江之要城，直达黄州，由是湖北肃清。巡抚胡林翼之威望日隆，湖广总督官文，满人也，颇欲依之以为重。胡林翼初则负气，轻视官文，或告之曰：“平贼，督抚合作，始克有济。”遂推诚相结。据薛福成言，凡胡林翼决定之军政民政，官文未曾别持异议，因得尽其才能，内靖盗贼，外援邻省，湖北乃为湘军饷糈援兵所出之地。其筹款之法凡三：一曰整理钱粮，初湖南田赋额外征收，人民无力完清，收入反少。左宗棠改定漕章，减少漕粮之浮折，农民按时完粮，颇称便利。湖北仿之，输将始能足额。二曰盐课，盐为政府专利物品，出产之区，各有规定贩卖之地。湖北原食淮盐，及太平军东下，淮盐不能上运，川盐济其缺乏。胡林翼设局于宜昌、沙市，征收盐税。三曰厘捐，湖北仿行扬州厘金，设局于府县市镇，征收往来之货税。于是湖北收入大增，兵燹之后，尚能养兵六万。湖北平定，湘军水陆回援江西，次第肃清九江附近之敌兵，迭陷要塞，九江之围益固，其指挥者，则名将李续宾也。无如守将林启荣督兵死拒，无隙可乘。一八五八年四月，湘军地雷，毁城墙而入，屠杀极惨。太平军既败于上流，而其心腹之地，官军之势转盛。初江南大营兵溃，主将向荣病死，咸丰诏命统兵于皖北之提督和春代之。和春移师渡江而南，会太平天国内乱，骁将张国梁乘势战败丹阳城外之围师，进攻句容、溧水，以夺太平军犄角之势，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收复镇江，守兵奔逃南京。江北大营亦因敌兵无援，有隙可乘，遂于同日克复瓜州。太平军之地位濒于危险，其在外之石达开众至数十万人，毫无回救天京之意，幸其后起之杰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善于将兵。且值清廷外交失策，引起英法联军之祸，而捻军、团练并起于江北，其首领受天王之封爵，深为清兵之害。太平天国之命运乃得延长。

一八五八年，清军分四路防攻太平军。一、和春、张国梁督率江南大营，攻下南京附近诸城，次第夺取要塞，进逼南京，筑壕建垒，以围攻之。二、德兴阿将江北大营，驻于扬州，防敌北进，分兵守江北要城，攻击敌军。三、湘军围攻安庆，安庆南濒长江，地势险要，为安徽省会。初九江克复，官文、胡林翼筹商东征之策，决定陆师渡江，先皖北而后及于江南，水师先安庆而后及于南京，奏调李续宾统军东下，朝廷报可，李续宾经营皖北。四、曾国藩家居丁忧，朝廷诏其复起，所部驻于江西，始而奉命援浙，继而奉诏援闽，率兵入闽，而兵不服水土，多染疾病，会敌他往，再回江西作战。综观形势，官军颇占优势。太平军大将石达开统众乘虚攻隙，初横行于安徽、江西，转攻福建、广东，更入湖南，南趋广西。凡其所到之地，扰乱不堪，顾其东西奔走，实为流寇，不能有助于天王，其欲挽回颓势者，则陈玉成、李秀成也。其作战之计划，先攻弱兵，以壮声势，然后合兵反攻。陈玉成初以攻陷武昌，升至检点，及湘军出战，败退下流，至是，统大军于江北，往来湖北、安徽，九月，力扑江北大营于浦口，大营溃散，追抵扬州，陷之，败兵退防邵伯。其时李续宾深入皖北，连下要城，师次三河，陈玉成、李秀成等闻警驰援，纠合大股捻军，抄断湘军后路。李续宾初分其兵，驻守收复之诸城，而湖北援兵不至，军力单弱，会敌大至，以马队冲锋，四面围裹，李续宾督战，兵败而死，全军尽没。李续宾，湖南湘乡人也，读书有识，先佐罗泽南倡办团练，出征七年，“克复四十余城，身经六百余战，一时诸将无与伦比”。及死，湘军夺气，解安庆城围，退至湖北黄州。胡林翼方丁忧家居，朝廷闻报，即起用之，幸赖战将鲍超、都兴阿之力战，太平军不得西上。

太平军奔走于江北，幸得三河之捷，以解安庆之围。其仍为太平天国心腹之疾者，则江南大营之围攻南京也。初大营自克复镇江以来，军势复振，再逼南京城下，而太平军婴城固守，不能即下，乃度地势，作长壕困之，围师凡八万人，但江中未有水师，不能绝断敌人之交通，其久攻城而不下者，外报记其将士通敌，以粮交换城中之金银，而未力战也。迨江北大营兵溃，朝廷罢免其帅德兴阿，谕令和春兼辖，江南大营之防地益广，常以江北军警，遣师往援。一八六〇年一月，张国梁往援江浦，战克沿江要垒，并陷江中之天险九洑州，旋师南京，围攻颇急。天王患之，诏促诸将入援，李秀成约定诸将夹攻之期，率其精兵，出皖南，入浙江，突围距省城杭州百数十里之安吉，将往杭州，浙江巡抚乞援。咸丰诏命和春派兵。四月，秀成知其中计，自杭州驰入江苏，会聚精兵，分道前进，力扑大营。大营自长围成后，意谓大功可成，将士挟妓，饮酒作乐，军心日弛，暮气沉重，又定每四十五日发一月之饷。故事战兵每名月饷一两五钱，而张国梁所部，时为五两四钱，得其死力，故以善战称于当时。至是和春以城久攻不下，而饷糈困难，乃有此命，兵心由是不服。大营又分兵外出，二十七日，太平军夹攻大营，张国梁督军苦战八昼夜，势渐不支。五月四日，诸营火起，兵勇溃散，张国梁命其部将冯子材率兵固守镇江。太平军攻之，迄未能下。和春、张国梁统率败兵，退守丹阳，而李秀成踵至。张国梁败死，丹阳失守，和春逃抵常州，死于重伤。太平军乘势前进，包围常州，攻取无锡、苏州，再败大营往援浙江之一军。败兵沿途抢劫，无恶不作，为害于苏州尤甚。曾国藩曰：“阊门、胥门锦铺之地，皆逃兵所烧”，其初欲守城也。苏人恨之，欢迎李秀成兵，门有尽杀官军之语。大军前进，逼近上海，天王始有东南富庶之区，诏命李秀成北伐，李秀成则以上游事急，率兵往援。

江北大营、皖北湘军、江南大营，次第大败，太平军之势复振，其非李秀成、陈玉成之所能败者，则曾国藩所统之湘军也。朝廷惊闻江南大营兵溃，北部方防英法联军，不能分兵南下，诏授曾国藩两江总督，俄命其兼钦差大臣。曾国藩初统湘军，无察吏之权，地方官恶其筹饷，备窘辱之，及石达开扰于湖南，势将入蜀，官文奏请调其援蜀，咸丰谕其统兵西上。曾氏奏言兵少，不能抽调，驻于宜昌，即可稳占上游，意不欲行，后始奉旨进剿安徽之敌。曾氏主张攻取安庆，及大营兵溃，咸丰诏其往援苏常，授为总督，曾氏始有察吏之权。初曾国藩再自长沙出发，水陆大捷，克复名城。相传捷报达于北京，咸丰喜曰：“不图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殊勋。”军机大臣祁嶲藻对曰：“曾国藩一在借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为之色变，又以曾氏违旨，不就官职。于是湘军转战千里，历有年所，曾氏尚无督吏抽饷之权，备受地方官之侮辱，前后沥陈困难，朝廷均不之理，至是始授两江总督。其作战之计划，则围安庆之师，势不可动，曾奏朝廷曰：“安庆一军，已薄城下，关系淮南全局，即为克复金陵张本，不可以遽撤。”国藩商请湖北出师万人，遣员回湘招募乡勇，粮糈则以江西为本，七月，将兵而南，驻于徽州之祁门。祁门地在皖南，为南京之屏障。曾国藩至，李秀成竭其全力来攻，并陷徽州、宁国，环围祁门，分兵西攻江西。湘军经历无数之血战，危险万状，一八六一年春，太平军再攻祁门，大营之文报饷路断绝。会鲍超、左宗棠先后来援，杀敌万余，粮道始通，军气稍振。左宗棠富于机谋，勇于任事，以幕友赞理军事，湖南之能维持治安者，多其调处之力，后受官文之构陷，诸公无敢一言其冤，独朝臣潘祖荫力奏，始免于难，一八六〇年，奉旨佐理湘军，其兵五千，训练极严，为后起之精兵。左氏意气豪迈，对于曾国藩且言其骄愎，而欠才略，固自信其有所成也。曾国藩以其弟及属下之力劝，始去祁门，李秀成之猛攻祁门者，冀分调或解安庆之围师也。不意曾国藩督兵死守不退，其弟国荃方围安庆，知敌之谋，进攻益力。陈玉成将兵往援安庆，不胜，改图湖北，进陷黄州，分扰德安、随州。胡林翼亲往御之，而湘军终不肯撤安庆之围师。陈玉成无奈，再援安庆，筑垒死战，亦不能胜。九月五日，湘军以地雷坏城而入，搜杀守兵一万余人，亦云惨矣，固湘军之奇捷也。曾国藩上奏朝廷，而咸丰已死，其子嗣位，宗室相杀，明年，改元同治（其事详后）。李秀成部将往扰江西，亦不能胜，会石达开部下汪洋海等挟众二十余万来归，李秀成率之东下。

陈玉成、李秀成援解安庆之围师，均不可得。李秀成之众转多，而陈玉成之兵气沮，人心散离，自安庆陷后，退驻于集贤关。曾国荃患其与桐城之余党合并，势将复振，遣兵驰追，斩获颇众，另派骑兵由间道袭击桐城，守将知力不敌，率众而逃。湘军乘势收复楚皖毗连之诸城。陈玉成兵败之后，天王下诏切责，不敢回归天京，欲趋湖北德安、襄阳一带，招集新兵，而部下不从，于是进退失据，大失所望，改由六安，逃入庐州，有效死久踞之意。一八六二年五月，清将多隆阿督队围攻，设计诱敌，紧逼城垣，而城中粮尽，势甚危急。陈玉成无奈，率其卫兵三千人，夺路出逃，官兵搜杀余兵殆净，先后共计九千余人。陈玉成既无可归之路，径趋寿州，往依苗沛霖。苗沛霖者，原为诸生，居于下蔡，及太平军、捻军势炽，假借名号，扰于乡里。乡民迫而办立团练，苗沛霖跃为练总，有众数万，雄踞淮颍之间，戕官胁官，叛服不定，为捻军首领之一。胜保招而抚之，受清官爵，但不冠带，其下称之先生，仍通款于陈玉成，天王封为北平王。至是，苗沛霖书招陈玉成，谓其练丁皆习战守，陈玉成故往依之，苗沛霖设计缚之，送于胜保军中，胜保讯之。说者言陈玉成述其败状，以为讥诮。报至朝廷，朝命将其磔死。陈玉成面上有疤，时人称之四眼狗，骁勇悍鸷，善战多能，及其死后，楚皖之间，湘军遂无劲敌。

一八六一年冬，李秀成东归，号称百万，遣其族弟侍王李世贤，将其所部自江西攻浙，亲将大军，直赴杭州。湘军始得肃清江西境内之余敌。浙江城邑多破，省城杭州势益岌岌，其巡抚王有龄请援于曾国藩。曾国藩方以皖战正亟，不克分兵。十一月，朝廷谕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并令左宗棠驰赴浙江。曾国藩奏辞兼辖浙江。左宗棠自江西率兵入浙，独当一面。当是时也，李秀成已陷杭州，王有龄自投环死，李秀成殡之，遣人送其榇于上海，旋下满城，禁杀满兵，资而遣之，一八六二年一月，进攻上海。初，江南大营兵溃，太平军逼近上海。据儒生黄畹禀帖，巴夏礼等前往南京，请勿加兵于沪，提出遵守不扰百里之约，两不相犯。天王不可，巴夏礼怒而去宁。其时英法方与清廷构兵，太平天国可得利用时机，以谋巩固其地位也，乃竟失策。会清廷议和，中外相安无事。至是，李秀成自杭州出发，督军进犯上海。常胜军会同英法兵御之。常胜军者美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组织训练之军队也。华尔为美国富于冒险性之水手，曾投军于墨西哥等地，一八五一年来华。迨太平军攻陷江南大营，席卷东南富庶之区，上海赖外兵保护之力，城得不破，但已入于强敌包围之中，商人为其自卫之计，设立会防局，协筹军饷，防御太平军。华尔以丁吉昌之介绍，得见上海著名商人杨坊，议定攻下松江，予以三万两银。丁吉昌为其译员侦探。丁氏初为诸生，改于上海习商，曾就教士习学英文，而与外人相处甚善。其家居近苏州，及太平军东下，家破人亡，决心复仇，遂从军焉。丁氏之仆，熟于地理，为其向导。华尔号召潜逃之水手百人，乘汽船前进，其人动于抢掠财货之心，非如官书所记“感慕华风，愿更服色，为中国臣民”也。守军先有防备，华尔不胜而归，改招菲律宾岛之水手百人再往，美人白齐文（H.A.Burgevine）与焉，夜间，乘其不备，以梯上城，一八六〇年七月十七日陷之。华尔又招一百余人，建议前攻青浦城，如将其攻陷，再得三万两银，八月，攻城，清军助之，大败而回。华尔受伤，白齐文率其余众，再行攻城亦败，退驻松江。华尔之兵虽败，但其攻陷松江，沪商信之，其经费粮糈由会防局及海关筹出。外人初轻视之，英海军大将谓其引诱英兵潜逃，控之于美领事。华尔言其已入华籍，领事以美国严守中立，囚之于舰中。华尔乘间泅水逃去，改召松江之农民为兵，而以美人为将校，严其训练，厚其军饷。军有大炮枪械，军容颇盛。会《中英北京条约》成立，英国改变对华之政策。其海军大将往观华尔兵操，并许助之，至是，太平军分三路进攻上海，华尔败其一军于松江附近，回援上海，会同英法海军应战。太平军次第败退，报之朝廷，同治诏赏华尔为副将，薛焕称其兵曰常胜军。

太平军败于湘军、外兵，势力渐蹙，幸时南京尚无围师，兹略言其内政。天王自三王相杀，石达开远征之后，外无亲臣，重用二兄，及洪仁玕来宁，以军师执政，幼西王萧有和亦为天王所信，顾皆无才，纲纪日坏。天王深居宫中，不见臣下，益无振作之气。将士失望，陈玉成致书诸将，谓朝中办事不公，固其证也。其尤堪虞者，则为城中之粮日少也。方其初起，农民尚能安耕，府县仓有余粟，大军所过之地，得食甚易，及陷南京，军中尚有余粮。其后兵祸联结，人民逃亡，田多荒芜，掳取不易，米粮渐少。迨江南大营第二次溃散，李秀成力说诸王人民，出其金银，多买粮米，并奖商人运粟入城。洪仁发、仁达视为有利可图，巧立名目，征收重税，以致米商裹足不前，城中仍少存粮。李秀成指为南京失守之主因，实洪氏自杀之政策也。及势危急，天王诏李秀成为军师，而已无济于事。外则湘军紧逼，败亡之兆已见，将士之禀请投降者，时有所闻，虽以忠勇能战之李秀成，亦曾叹其身为粤人，而无门可投也。天王统驭诸将之策略，则多封之为王，以羁縻之。其王初则七八人，后则添多，或言多至二千七百，或言四千，确数今不可考，王爵太滥，固明显之事实也。其中尚有纳贿得封者，结果各自为政，军权不一。一八六三年，曾国藩察看军情，奏报朝廷曰：“城中酋受封至九十余王之多，各争雄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其谓城中者，指南京而言，受封为王者，殆不止此。李秀成之部将陈坤书为虐于苏州，李秀成拟重惩之，而陈坤书纳贿求王。天王封之护王，秀成无如之何。其下兵士，原多贫穷困苦之农民，势败则散，军队渐不足用，转胁愚民入伍。李圭于《思痛记》详言人民被掳之情状。李圭住于南京乡间，及江南大营二次兵溃，欲逃不得，家中妇女皆死。李圭与其叔等被掳，凡新掳之男子，辫发扣结一处，派人监视，然后引见头子（军中军官之称）。头子问其是否愿意回家，如对曰：“然”，立命杀之，以警其余。其称愿在营中者，仍有老贼监之，故纵其逃逸，逃者即捕杀之。李圭之叔，初许出银赎出，出后，又遇他军，仍被留于营中。李圭初欲乘机逃逸，以为办理文书，难得时机，诈言不知文书，乃工作于军中，不堪其苦，而又不能逃出，始言知书。头子许其佐理文书，爱之，疑其存有逃亡之心，欲以掳得之女子，妻之，以安其心。李圭托词谢之，军中所掳之妇女，皆为将士之妻妾，十数岁之儿童，为其养子，均不敢言归。李圭留于军中，凡三十二月，终自杭州，逃往上海。其所见闻之事，或为惨杀，或为奸淫，或为焚烧，或为抢劫，使之深为不安。愚民入伍，非其所愿，其所穿之服装，所蓄之头发，遇有时机，可即脱去剃去，改衣常服，结成辫子，而与普通人民无异。太平军患之，尝刺字于新附者之面上，文曰“太平天国”，其意则绝胁从者之生路，而强其效死勿去。

当时来宁之外人，记其见闻，兹略引之，以见太平末年之实况。一八六一年三月，英人立嘉（Alexander Michie）赴宁调查，其报告略称太平除亟欲购买军械、火药、汽船而外，无奖进商业之意，事实上徒以劫掠为生。苟能维持其生活，则不愿从事于工作贸易。城中之人——官吏衣服华丽，饮食精美，估计约二万人。其人自远方而来，服务于军中者颇少。南京名胜，若琉璃塔、明孝陵，建筑物若旧官衙大寺，满城焚毁殆尽。王府高立于破瓦颓垣之中，路旁房屋不多，不足以供二万人以上之居住，天王宫殿其形宏大，妃嫔六十八人，宫女凡三百人。天王深居宫中，除诸王而外，鲜见外臣。其受王爵者，共约十人，或十一人，而在城中者，二人或三人而已。天京设于南京八年，一无建设，反而阻碍工商业之发达。其地田税重于官军三倍，未曾顾及人民生计，终将不能持久也。立嘉之言，固其亲身见闻之感想，但其在宁，仅一星期，要不尽确，如其估计人口两万，受封为王者十人或十一人，殊不足信也。美教士洛波士留宁十有五月，洛波士初于广州传教，洪秀全曾往见之，受其指导。至是，干王洪仁玕遣人招之，洛波士于一八六一年抵宁，不得一见天王，留住城中，见闻使之大失所望，但尚不肯即去，而愿稍有补救。后洪仁玕杀其仆人于主人之前，洛波士备受侮辱，知其不去，将有生命之危险，一八六二年，潜行逃出。方其在宁也，作书告其友人，先言消极禁令，竟使城中无偶像，无妓女，无赌博，而黑暗方面，则令人痛心。继述天王实有疯癫之病，无理可喻，称其子曰小救主，自称耶稣之弟。中论太平政府毫无组织，其领袖殆不知政府为何物也。大小官吏，唯尚严刑屠杀。洛波士言其自苏州赴宁，路旁所见之死人，自十五至二十，其中有新被杀者，有非死于敌人，而自相害者。南京曾禁短发人入城，守兵于城门，捕获十四至十八人，而尽杀之。其中有不知禁令，而枉死者。其住近于洛波士卧室之书记二人，缮写诏书，一日，各错写一字，天王下令杀之，其人未受审判，即于三日之中斩首，其专制屠杀之淫威，令人生畏。末言天王非信耶稣教，教士无宣传福音之机会，反欲传其道于外国。其书作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洛波士不愿公布于世，其所言者，自极可信。外官之在上海者，见闻太平军于其附近屠杀焚劫之惨，渐而改变中立态度，《北京条约》之成立，亦与之有关焉。

综观中外之记录，可见太平军失败之原因。李秀成东归，攻下杭州，其部将进攻上海，为英法兵及当胜军所败，其时安庆失守，陈玉成兵败逃窜。上海绅商患敌再至，而念湘军迭陷大城，声威颇振，乞援于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以为上海居长江下流，形势若在釜中，不愿改变据上游以攻下游南京之计划，不肯分其精兵往援，但称明年将有兵往。上海时为要港，商业发达，税收颇旺，朝廷闻警，广征将帅。曾国藩奏称李鸿章可当一面，嘱其招兵。李鸿章在曾国藩幕下，晓通军事，回归合肥，招募乡勇。淮北风气强悍，历太平军、捻军、官兵之扰乱，乡民办有团练，习见战斗，胆气颇壮。李鸿章招而练之，军制仿自湘军，曾国藩选将程学启等助之。一八六二年三月，英国海军大将准许英商汽船租往安庆，运输军队，淮军八千人，遂至上海。同治诏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淮军初抵上海，薛焕所部之兵拒绝操练，竟多投入太平军。李秀成自昆山进攻，官军不利，一败于太仓，再败于嘉定，三败于青浦，英法军队、常胜军亦败。华尔奉命募兵，年饷增至九十万两。外兵严守要害，太平军之势颇盛，会湘军自安徽而东，直趋南京，进逼南门外之要塞雨花台。天王促李秀成来援，上海始得无事。

初曾国荃自陷安庆，回湘召练新勇东下，以为太平军粮，来自江南芜湖、江北巢湖等县，必先破之，始能制其死命，一八六二年四月，率军沿江而下，次第恢复巢县、含山、和州、繁昌、南陵等，五月，合水陆各军袭取南京之屏障太平府，乘势攻陷芜湖，连下沿江要隘，降秣陵关之守将而前。水师纵火，焚烧沿江大洲之芦草，以为策应。湘军始扎营于雨花台之南，其军不满二万，而曾国荃决心进攻，义无反顾。同时勇将鲍超亦败宁国之敌，七月，太平援军来战，城内出兵应之，均不能胜。皖南一带，战事仍烈，杀伤甚多，无人掩埋，疫气流行，湘军之死亡者山积，而邻邑之药殆尽。曾国藩奏曰：“近日秋气已深，而疫病未息，宁国所属境内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师及上海、芜湖各军，亦皆厉疫繁兴，死亡相继。鲍超一军，现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数千，尚未查得确数。宁国府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病者无人侍药，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炊爨。张运兰一军，驻扎太平旌德等处，病者尤多，即求一缮禀之书识，送信之夫役，亦难其人。天降大戾，近世罕闻，噩耗频来，心胆俱碎。”湘军如是，太平军中死亡必多，人民情状盖可想见。十月十三日，李秀成纠合大军十余万人，自苏州来宁，围攻湘军，日夜不休。其战也，洋枪洋炮，弹若飞蝗，下则潜通地道。曾国荃督军死守，颊伤不退，堵合地道。二十三日，侍王李世贤自浙率兵继至，暗凿地道，环逼不懈。湘军死战，掘穿地道，相持四十六日，军兴以来，未有之苦战也。湘军势甚危急，曾国藩极为烦忧，飞檄常胜军应援，而常胜军不肯奉命。幸李秀成改变战略，率兵渡江，以分官军之力，大败李世忠兵，攻陷浦镇，连下和州、巢县诸城，进抵六安。其时气候寒冷，冰雪交至，讵其所过之地，历遭兵燹，已成荒墟，军食不足，兵士多病，乃复东行，将攻扬州，而一八六三年六月，雨花台失守。天王诏其急救天京，迨抵浦口，天王疑之，而江潮大涨，九洑洲被淹，船少兵多，渡江不易，而杨载福、彭玉麟之水师扼之，兵士或逃或降，李秀成百战之精锐遂失。湘军更欲肃清长江，火攻下关等要塞，下之，分兵袭破燕子矶垒，以撤九洑洲之藩篱。三十日，水陆二军大举进攻九洑洲，守兵中有外人以洋枪远击，湘军伤死颇重，人不得近，午后，侦知守兵少懈，夜间，移船潜近敌垒，乘风纵火，焚毁敌船，而风烈火猛，延及洲上，火光烛天，守兵慌乱。湘军大进，跃过重壕，肉薄齐登，屠杀守兵殆尽。长江遂无敌垒，湘军进攻南京之地位大固。李秀成留于城中，而东南之军报日急。

淮军初战不利，幸而李秀成回援南京，会慕王谭绍光攻陷湖州，率兵进攻上海，外兵出而助战，败之。华尔迭请往救南京，李鸿章均不之许，函告曾国藩言其要求攻打金陵，均分财物，曾国藩亦不之应。一八六二年九月，华尔奉命渡海，往援宁波。初宁波于上年失守，太平军对于外人，未曾伤害，及清兵预备攻城，英法军舰援助清兵，开炮攻城，驱逐守兵，而以其城交于清军。太平败兵，则仍据扰乡间，至是，华尔登岸，前攻距宁波西北三十里之慈溪，外舰助之。城下，华尔重伤殒命。其为人也，勇于冒险，善于将兵，其加入官军，殆为金钱荣誉之计，每下一城，得银三万，或三万六千两。其将佐兵士，并得大掠城中所有之财货，华尔与上海长官商人相处甚善，其妻则杨坊之女也。及死，政府欠其饷银十四万两，历久交涉，并未清偿，一九〇一年，并入拳乱赔款付出，亦可怪也。华尔之战绩，颇为时人所夸，法将于宁波仿行其法，召练华人一千余名，援助官军，号曰法国洋枪队。其将数易，后以德克碑（d'Aiguebelle）统之，作战于余姚、绍兴一带。其先《北京条约》成立，法使葛罗言愿助平匪乱，俄使请用俄兵助战，漕米由其雇用美船输送。朝廷交曾国藩复议，曾氏意主慎重，遂作罢论。及淮军作战于上海不利，英使请用印兵助战，曾国藩奏称不可，俄使再向李鸿章建议出兵助战，李氏却之，而外兵洋枪之功效，固昭著于时。北京政府，遂受海关职员赫德之劝说，购买军舰，招募将佐于英，助攻南京。华尔死后，李鸿章奉朝廷之命，统将其军，竟不敢为，乃命白齐文代之。十月，英将统率英兵、常胜军，改取攻势，驱逐上海附近之太平军，收复嘉定，淮军守之。李鸿章战败自南翔来援之敌兵于黄渡，白齐文连战均胜，淞沪始乃解严。当斯时也，逼驻雨花台之湘军，力拒李秀成等之死攻，危险万状，李鸿章迭催白齐文往援。白齐文方谓程学启掩夺其功，心中怏怏，欠饷又未领发，不肯奉命，一八六三年一月，自松江往上海索饷，殴伤杨坊，夺银四万两而回。李鸿章闻知其事，大怒，罢免其职，将重惩之。白齐文不服，谋欲作乱，亲往上海，商于英将。英将予以警告，谓其不能坐视，白齐文始肯遵命。其将校多为美人，不愿英人将之，深表同情于主将，发出不得虐待白齐文之宣言，又以欠饷未清，势甚汹汹。李鸿章发其欠饷，与英将议定常胜军定额三千，而以英人将之。其人殊无将才，连战不胜，军气大挫，军士忽于松江暴动，将有解散之势。会英国政府准许将校服务于清军之文抵沪，三月，李鸿章委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为常胜军之主将。

戈登就职，将士不服，慰之始安。其人富于天才，勇敢果决，自处廉洁，不受赏赐，人格远非华尔之所能及。四月，戈登率兵二千余人，借得英国大炮，登船而行，于长江福山上岸，会同官军六千，进陷常熟。值李鸿章之兄中太仓强敌诈降之计，所部死亡几尽，戈登奉命往援，五月一日，破城，兵士大掠，重载财货珍物回归松江。会白齐文运动复职，归自北京，将校再有叛乱之势，戈登罢免其首领。其不服从者，偕同白齐文加入太平军中。二十七日，常胜军援攻昆山，初程学启攻城，久不能下，守兵八千，多太平之精锐，转而反攻。戈登奉命往援，乘汽船巡查，访得昆山、苏州往来之要道，命兵驻守，以绝城中之交通。守兵大惧，弃城乘船而逃。戈登指挥兵士御之，斯役也，太平军之伤杀溺死大半，戈登俘虏兵士二千，得船一千五百只，改设大营于昆山。其兵家居松江，感觉不便，表示反对。戈登捕杀其领袖一人，二千余人愤弃其械而去，乃编俘虏以抵其缺。程学启亦忌戈登，其兵攻击常胜军兵士，戈登怒将辞职，程学启道歉始已。七月，戈登统军而西，攻下吴江，程学启杀其俘虏中之将校五人，戈登认为残酷不仁，妨碍其名，愤而往沪，曾闻白齐文勾引其兵加入太平军，辞职之意，始行打消，回至军中，大败苏州反攻之敌。方东南警报之日急也，李秀成请于天王出城赴援，天王不许，李秀成固请不已，出其家财输助守军，然后驰行抵苏，战亦不胜。九月，官军逼近苏州，初戈登颇患白齐文等之在太平军中，派遣丁吉昌变服入于苏州，外人之在城中者，未得实权，心怀怨望。丁吉昌说之投降，独白齐文留于城中，主将逐之而去。丁吉昌得纳王郜云官之信任。十一月十九日，清军开始攻城。

苏州守兵凡四万人，李秀成统兵一万八千驻于城外，作为声援。攻城之军，共逾三万，初战败退，后乃次第克复城外之要塞。其力战不屈之守将，则慕王谭绍光也。其下纳王知其必败，受丁吉昌之劝说，往见戈登、程学启，商定斩杀慕王，献城出降，苏州遂下。戈登商请李鸿章赏赐其军二月之饷，以作不掠苏州之代价，李鸿章不可，程学启予以一月之饷，常胜军不受，戈登力劝始已。会闻李鸿章杀降，救之，不及。初苏州城降郜云官之兵尚众，要求改编，李鸿章患其将为后害，阴谋杀之，程学启力赞成之，计杀纳王。丁吉昌救出其养子郜胜镳，戈登闻报，携带郜胜镳，及粤人降者千余名而去。心中大怒，以为纳王已降，必当保全其生命，而今借端杀之，实为惨无人道之行径。事前，戈登虽未与闻其谋，而李鸿章乃其主将，认为妨害其荣誉也，致书于李鸿章，要求其交还苏州，并辞职去。李鸿章遣使说之于昆山，戈登不礼其使，统军往捕李鸿章，半途率之再回昆山，欲辞职去，而以无补于事。丁吉昌深表同情于戈登，而上海外人亦斥杀降之不仁。戈登之意，以为当击程学启之军队，而中国政府罢免李鸿章也。不意清廷以其克复名城，赏赐黄马褂，加太子少保衔，且下谕曰：“李鸿章办理此事，甚为允协，断无将其议罪之理。”善如李鸿章之言曰：“此中国而非欧洲也。”初一八六二年一月，英使布鲁斯请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董恂至使馆面谈，告以朝廷如赦贼罪，给予公文，承认由其作保，保全降人之生命，太平天国即可自灭。其参赞威妥玛并述英舰长之报告，谓贼将请其赞助，俾得出城，且述洪仁玕之言曰：“官兵似此乱杀，实为太平天国之益”，盖时官军不顾信义，屡杀降人，非此则不肯降。信如其言办理，则乱早可结束，而恭亲王奕䜣竟不之许。其欲多杀逆党，固不问生命财产丧失之重大，以及人民痛苦之增加也。清廷君臣何无人心耶？总之，杀降之影响，增加敌人之反抗，延长人民之痛苦而已。政治道德之低落，犹其余事！

戈登深以李鸿章杀降为恨，其将校兵士亦表同情于主将，蠢蠢然有反抗李鸿章之势。戈登患其为祸，会李鸿章出金恤其部下伤兵，又以友人之劝说，心意始转，一八六四年，再统常胜军出发。先是，李秀成于苏州陷后，弃无锡而去。其城守将请降，李鸿章又计杀之，护王陈坤书始决死守常州。李鸿章上书曾国藩曰：“苏锡之复，歼数逆首，自是粤酋死拒困斗，绝无降意。护酋（陈坤书）早欲投诚，兹乃招聚广东悍党，婴城固守。”李氏于苏州杀降之后，仍未觉悟，而遂延长战祸。太平杭嘉守将欲以二十万人，献城投降，李氏不受，咨请左宗棠主持。左宗棠方欲大杀立功，亦不之理。李鸿章更告曾国藩曰：“粤人即不尽杀，放归亦无生理。”其与郭嵩焘书曰：“苏州遣回降人千余，皆可杀者。”郭氏时任广东巡抚，主用严刑，李鸿章竟以此相告。其致彭玉麟书曰：“该军（外兵常胜军）往往破贼，而不能多杀贼，故须我军偕作，以辅其力所不逮也。”呜呼，何其言之残酷至是耶？此固不能独责李氏，而统兵立功之大将，莫不嗜杀也。淮军力攻常州不下，三月，常胜军遂陷宜兴、溧阳，力攻金坛三次，均不能下。其时程学启独攻嘉兴，守将死不肯降，城破，程学启亦伤，乃屠掠其城。四月，太平军放弃金坛，五月，戈登回军，助攻常州，陷之。值英国政府闻知杀降事件，取消将校服务于中国之命令传至上海，戈登辞职。清廷不愿外人将兵，先已迭谕李鸿章统治常胜军，至是，李鸿章主张解散，戈登率之回于昆山。全军酌留少数人外，余均解散，外人各有赏赐，兵士得恩饷一月，及回家路费。朝廷赏赐戈登银一万两，戈登始终不受，李鸿章深以为异。常胜军成立三年，陷城约有五十，所谓淮军之功，多赖其力。《李鸿章传》（国史稿）记其解散曰：“常胜军多失律，随攻常州，又畏懦不先登。戈登惭思归国”，乃撤常胜军。法人训练之洋枪队，俄亦解散。

太平军败挫于江苏、安徽，兹分言其在外者。一、石达开自湖南进入广西，避实蹈瑕，往来于西南诸省之边界。其部下诸将，有率众脱离而东下者，及犯黔蜀，二省之从众争起应之。朝廷以贵州僻处远方，置而不问，但以四川居上游之形势，为军饷所出之地，诏命湖南巡抚骆秉章率军驰援。一八六一年，湘军次第克复成都附近诸城，明年，石达开更自湖北入川，不胜，西走贵州，清兵遂得从容剿平全川之群盗，专防外寇。石达开更突入蜀，扰于叙州各属，转而入滇，又明年，自率大队抵川，渡金沙江，入于土司境内。骆秉章知之，遣兵防河，利诱番人绝其归路，会河水大涨。石达开欲渡不得，而清兵大至，进退无路，望见官军竖立投诚免死之大旗，乃亲往降。官军囚之，送往成都，诱杀其党二千余人，石达开亦被杀死。呜呼！官军固无所谓信义也。二、陈玉成之部将陈得才会同捻军于河南、陕西、安徽及湖北北部。一八六二年，朝廷诏命骁将多隆阿督军赴陕，大败陈得才，其众奔走而东，多隆阿尾之，颇多斩杀。陈得才更出官军不意，间道入陕，俄亦败没。说者言其闻知南京失守，而自杀焉。三、一八六一年，李秀成自江西回军，命李世贤东攻浙江，亲陷杭州会之。明年，浙江县邑多破，左宗棠以曾国藩之疏荐，新任浙江巡抚，自江西入浙，与李世贤兵激战于衢州一带，闽军北攻温州诸城之太平军，外兵又逐其宁波之守兵。方此战争紧急之时，湘军进逼南京雨花台，天王诏促李世贤入援。李世贤将兵抵宁，力战湘军，久不能胜。而左宗棠入浙之师乘势进攻，收复严州。一八六三年，连陷要城，前攻富阳。其城之守兵死战，左宗棠檄调法国洋枪队会攻，下之。官军进薄杭州，而敌尚踞嘉兴，以作犄角，明年三月二十日，淮军程学启下之。三十一日，太平军放弃杭州，左军及洋枪队入城大肆抢劫太平余兵麇集于江浙边境。李秀成令其就食江西，然后来援天京。

李秀成出援苏州，原拟大捷之后，回救天京，乃事大谬不然。自苏州失守，致书护王陈坤书等，请其来援，中言“有京都而我等方有性命”，仍欲力守待援。其时湘军尚未攻陷城外东北紫金山，不能合围，制其死命。一八六四年二月，下紫金山上之石垒曰天保城，三月，派兵堵绝太平门、神策门入城之孔道，城始合围。城中无外接济，粮食缺乏，贫民乞食于忠王。忠王家无余粮，可以分给，上奏天王。天王诏称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城民——男妇仍求忠王。忠王奏请放其出城就食，天王怒而不许。城中入于混乱之状，盗贼渐多，每于晚间，抢劫杀人，而城外之围攻日急。天王严禁与敌私通，犯者处以五马分尸之刑。全城人所恃者，李秀成一人而已。其老母妻子，尚在天京。忠王迫不得已，命以大篮，系绳悬于城上，放出妇孺万人。曾国荃聚之于山中，而禁兵士辱之，听民选之为妻。妇孺鹄面菜色，形容枯槁，闻有选之为妻者，则争先求选焉。会淮军攻下常州，朝廷诏促李鸿章会攻南京。李鸿章知城将陷，不欲分夺曾国藩之功，托言炮火不宜于夏，不肯赴援。盖时诸帅争功忌妒，由来已久，李鸿章遣兵往援宁波，攻陷绍兴诸城。左宗棠深以绅士初未向其乞援为恨，后淮军攻下嘉兴，心尤不平，语浙人陈其元曰：“渠复嘉兴，我五体投地，其兵勇为暴于百姓，则我所痛心。”（见《庸闲斋笔记》）湘军之纪律盖无异于淮军，此不过其借口耳。李氏固不愿得罪曾氏兄弟也。曾国荃不愿借力于人，激励将士，掘置地雷，放倒城墙者再，无如军中未有重炮，守兵之勇气犹旺，死战不退，堵合阙口。湘军一面攻城，一面卖食，守兵以金银财物置于篮中，由城上放下，兵士取之，放置食物于篮中。然其数量，不能供给多数之兵，将士食粮日少，天王忧惧不知所出，六月三十日，服毒自尽。幼主洪福瑱嗣位，湘军进逼不已，人心不安。其时曾国藩所部凡十万人，围师共有五万，饷糈不足。鲍超部下将欲为变，而城久攻不下，曾氏深以为忧，乃以饷故，与江西巡抚沈葆桢绝交，上奏诋之。朝廷发其一部分欠饷，其弟督战愈力。七月，城益危险，李秀成知城将陷，令其军士，夜不去兵。十九日，紫金山下之龙膊子地雷爆发，毁城二十余丈，战将李臣典冒死先登，南京遂破。忠王兵败回宫，让其战马于幼主洪福瑱骑乘，偕同家人，夺门而去，不幸与之相失，匿于乡村间，官军获之。湘军入城，太平军之逃出者，为数无几，其自知不免者，或自焚死，或投河死，或自刃死，其被杀死者尤多，秦淮河中尸为之满。城中火起，王宫大宅焚毁殆尽，曾国荃传令闭城，分假搜杀。国藩上奏曰：“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主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人，死于乱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李秀成被捕之后，追供太平天国之史迹，力劝招降其所部。其所部旧将，知为忠王，有见而跪下请安者，其得人心如是。曾国藩杀之，自以殄除元恶，靖平大难，而左宗棠、沈葆桢交疏讥其浮报洪福瑱已死，时传南京财货尽入军中，曾国荃请疾归乡，李臣典病死，曾国藩解散所部二万五千人，其愤郁惨沮，可谓至矣。日人稻叶曰：“争功嫉妒，蜚语中伤，乃汉人天赋之特性。”斯言也，深切官吏之病。虽然，湘军之残酷抢劫，亦不可讳。曾国藩谓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其惨杀之结果也。一八六五年，李鸿章署两江总督于南京，致书郭嵩焘曰：“金陵一座空城，四围荒田，善后无从着手。沅翁（曾国荃）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当局固无如何，后贤难竟厥施，似须百年方冀复旧也。”其破坏之甚，可想而知，有请移督署于扬州者。曾国藩初拒华尔助攻南京，及闻李泰国奉命购置舰队，将攻南京，迭函李鸿章坚决拒之，殆久视城中之财物，属于所部将士，而乃纵之焚杀洗劫耶？

南京陷落后，太平军之势力大挫，余众逃往江西，皆忠王李秀成之部下。李秀成力劝曾国藩免其党羽之死，招而降之。初，一八六三年，曾国藩往宁，查察军情，奏报清廷，中云：“但求金陵、苏、杭三处，有一二克复，即当大赦群酋，广为招抚，以庶几赤眉百万同日纳降之盛轨”，及捕审李秀成，言其力劝官军，不宜专杀两广之人，且曰：“其言颇有可采”，蔼然为仁者之语，不幸均成空言。当时太平余众聚于皖浙边界，听王陈炳文等有众十万，于皖南迭次具禀，向鲍超投诚。鲍超拘留其使，乃遣弟往，声称军中有洋枪七千余杆，不敢开仗，如蒙收纳，则侍王李世贤各逆首，均欲投入帐下。鲍超无力主持，其部下杂有降人，已为时人所非，陈炳文则久欲投降而不得也。其党如釜中之鱼，投生终不能久，赦免其罪，则数十万人，可即分散，减少无意识之破坏与流血，免去千万人民之痛苦。乃朝廷惨杀政策，非太平军中之老贼，全数就戮，则不肯止。疆吏左宗棠等欲立大功，夸张敌势，而以多杀邀宠固恩。呜呼！其罪当服上刑，大丈夫之立功受爵，固如此乎？官军既以屠杀为事，太平党羽，唯有死战而已。其人以洪福瑱为主，洪福瑱年方十六，愚蠢无知，其将则李世贤、汪海洋也。清廷以其扰于江西，命将聚兵御之，太平军战败，逃入广东，转向福建。洪福瑱为官军所捕，磔于南昌，李世贤、汪海洋等深入福建。其地政治不修，武事不竟，官吏偷沓，民气强悍。左宗棠与子书曰：“土盗伏草，行劫结会从乱者，处处皆然。吾驻军延平前后数十里间，白昼抢劫之案，几无日无之，数日后，分兵四出掩捕，斩杀数十名，风乃稍息。然聚则匪，而散则良，东捕而西窜者，不知凡几。”李世贤之众转多，袭取汀州，进据漳州，声势大振。左宗棠分兵前攻，淮军、粤军奉命会剿，一八六五年，次第收复诸城，进围漳州。五月，守将知不能胜，率兵遁去，余众入于广东，左宗棠统兵入粤。明年春，太平军之在南方者始平，其在扬子江北，或逃往江北者，加入捻军。捻军之势转盛。

捻军之名，起于何时，究不可考，原义亦不可知。或曰一聚为一捻，或曰数百人为一捻，数千人为一捻，或曰其众捻纸燃脂，明火劫人谓之捻，或曰乡民逐疫，裹纸涂油为龙戏谓之捻，后乃掠人勒赎，强取财货，势力渐盛。嘉庆曾严禁之。一八四八年，河南拿获一百余人，势仍不衰，其盛行之区，则在河南、安徽民气强悍、生计困难之地。及洪秀全起兵，捻军大起，尤以安徽寿州、蒙城、亳州、颍上为甚。其头目众多，人民从之者，室家相保，不服从者，立见焚杀，党聚愈多。咸丰初诏周天爵剿之，周天爵奏曰：“自入合肥境内，沿途所接呈词，土匪抢劫焚烧，每乡不下数百案，每案指控数十人，其余捻匪或千余人数百人。”奏中所言之罪犯，自多惯以劫掠为生之土匪，良民畏之甚于畏官，官吏不能予以切实保护，则非逼而为匪不止。及后战祸延长，各地之防兵力单，捻军劫掠邻省，一如营业，初无祸患。农民受其蹂躏，难于耕种，加以天灾频至，衣食困难，遂以饥寒之交迫，流而为捻。及其势成，官军剿之，多不能胜。其邻近捻营之乡村，设立团练，乡有练总，其原意则为自卫，苟延性命于一时也。无如人少，不足有为，乃官胜从官，捻胜从捻，且其杂处捻巢，或与捻通，结果则捻以团练为名，而官军无从查问，其势强者，雄霸一方，无异于据地自主之国王，如苗沛霖之类。其首领为防御官军之计，通于太平军，受天王封爵，其人亦皆蓄发。群捻之中，推李兆受、张乐行等为最强，清将周天爵、袁甲三治之，无功，朝命胜保往剿。胜保不善利用马队，马兵反而从捻，知其力不能胜，奏赏练总苗沛霖官，更捕李兆受之家属，招其归降。李兆受从而许之，改名曰李世忠。一八五九年，和春奏曰：“捻众投诚后，仍旧打粮勒索，以致民怨沸腾，投降之众，仍复听其自为虐取于民，漫无钳制。”曾国藩奏称捻众蔓延日广，南为金陵、芜湖之援，北为齐豫数省之患，自安庆至宿亳千余里，人民失业，田庐荡然。”其受抚者，间或叛去，捻众自久战以来，多成百战之精兵，后得胜保等之良马，遂成穷凶极恶之流寇。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成立，海防无事。咸丰诏命僧格林沁进兵山东，专剿捻军。其部下多蒙古骑兵，追逐奔驰，颇占优势。僧格林沁初战不胜，招募援兵，战始转机，乘胜南下，一八六二年，招抚苗沛霖，专剿张乐行。二人初相仇杀，陈玉成调停其间，终不可得。僧格林沁捕磔张乐行，屠杀其老巢附近之居民，殆无遗孑，凡其将到之地，人民心胆欲碎。苗沛霖俄又戕官复叛，僧格林沁平之，大杀其党。其用兵也，专以神速为贵，不带米粮，传令州县，供其面饭。官于兵燹凶年之后，难以应命，兵士连日或不得食，转而抢于民间，奸淫妇女，人民上控，僧王概不之理，其求见者，先纳重金，其军之罪恶，甚于捻军。曾国藩曾奏朝廷曰：“凡流寇所以日聚日众，非良民乐于从贼也，只因贼骑剽忽劫掠，居民不得耕获。百里废耕，则百里之民从贼偷活。千里废耕，则千里之民从贼偷活。今凤颍、徐泗、归陈等郡，几于千里废耕，而官兵又骚扰异常，几有贼过如篦，兵过如洗之惨。民圩仇视官兵，于贼匪反有恕词，即从贼，亦无愧色。”其言诚为实录。捻首张乐行既死，其侄张总愚带领余众，会南京城陷，太平军之一部分加入其中，声势大振。一八六五年五月，僧王追捻于山东，为其所乘，兵败而死，骑兵投于捻中。朝廷惊疑捻将北犯直隶，诏命两江总督曾国藩督军。当斯时也，湘军一部分遣归乡里，曾国藩调用淮军驻于徐州，兼召旧部助战，谋困捻军而不可得。追剿虽有斩获，然无大功。捻军之往来也，万骑冲突，日则百数十里或二百里，横行如故，深入湖北，士民颇怪曾国藩之安居徐州，不若僧王亲战捻众。明年，捻再攻扰河南，延及山东，淮将刘铭传大败之于巨野。捻始分为二股，一犯曹州曰东捻，赖文光、任柱为之魁，一犯许州曰西捻，张总愚为之魁。曾国藩以病回任两江总督，朝命李鸿章代为统帅，时南方太平余党已平，左宗棠奉命西征。于是讨捻之兵，有湘军、淮军、旗兵。东捻扰于山东，丧其巨魁，任柱迭为官军所败，其众溃散。一八六八年一月，赖文光南下淮扬，官军获之，东捻遂平。李鸿章方以大功告成，而西捻忽自陕西驰走山西，直犯直隶，京畿大震。同治命恭亲王奕䜣督师，禁军出发，竟无侦探，诸帅相继北上，军队杂多，颇为民害，人民怒而杀其零星散队，由是戎服乘马者十余人，犹不敢径行。左宗棠与子书曰：“直隶之大顺广一带，与山东、河南接壤，各处民团凶悍异常，专以兵勇为仇，见则必杀，杀则必毒。杀机已开，将成浩劫，近更波及行旅。似此光景，成何世界淮军冗杂殊甚，其骄佚习气，实冠诸军。皖军多收捻余，战不足恃，且恐为贼添伙党，东军荏弱不任战，仅我军士马一万九千，尚未至大坏耳。”左氏诋毁淮军，夸称所部，不免太甚，读之，固可略见官军之一斑。大军既至，捻更他窜，诸军追剿甚力。七月，张总愚大败于山东，困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无所掠食，而朝廷已诏赦免逆众，给以免死护照，不得借端擒杀。党羽遂散，张总愚自投水死，西捻亦平。斯乱也，蹂躏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直隶八省，凡十六年，受祸尤以乡镇为甚，诚人类悲惨史之一也。

贵州一部分土地，唐代尚称“非人所居”，其地向称山多田少，地瘠民贫，居民为苗。苗人倚山为寨，部落而居，知识幼稚，生活简单，善于战斗，捷于登山，所在之地，多为险阻，林深箐密。列代于其生计，从未设法改良，或妥为指导。亦不遣人调查，而多诿称其非汉人足迹所到之地。苗人原以抢劫为常事，客民居近之者，常与官吏相结，而欺压之。苗人乃思复仇作乱，政府概用兵力平之，大杀叛逆之后，收管其一部分土地，对于屈服之苗人，仍无切实善后之计划。苗人生殖滋繁，再行作乱，循环不已。十八世纪初叶，雍正采用改土归流之方略，开始经营，剿平不服之苗人，建立六州，曰古州（今榕江）、台拱、清江、都江、丹江、八寨，设官治之，时称新疆。六州在贵州西南部，邻近广西、湖南，厥后叛服无常，屡烦兵力，而“究其始祸，无不由汉民之欺凌，官吏之贪暴”。（湖南巡抚李瀚章语）其言之详尽，而确实者，则为贵州候补道员罗应旒之奏文。其文由都察院代奏，清帝谕交贵州巡抚核复，复奏亦未否认。其文甚长，兹节撮其主意如下：苗疆定后，尚有土司通事。其人助官为虐，挟其诈力，朘剥无已，一切食米、烟火、丧葬、娶嫁、夫马供应之费，无不取之于苗民，外此，又复千百其术，借事勒索，不倾其家不止，而苗民之生机绝矣。苗民纳税原轻，或不出税，而官吏则以民愿报效，不敢领价。勒索民物，均由土司通事办理，官收其一，而土司通事则增为数倍。苗民例须供役，平日摊班，及至委员过境，或官吏下乡，则合境应役。其不至或无役者，折钱二三百文，否则拘押罚至数倍，苗民贫困，乃于役前数日裹粮守役，男病女役，官吏待之一如牛马。其尤令苗民恐慌者，则客民入境，夺其田地，而相仇恨也。清廷统治贵州，有兵一万七千余名，每年由他省协助之款六七十万两。官吏分苗为二，曰熟苗，薙发结辫，曰生苗，从不薙发。

苗民既以官吏客民为仇，久欲报复，一八五五年，乘机起兵，以张臭迷为首。姜映芳、黑大汉等应之，骚扰于东部台拱、黄平、镇远一带，围攻城邑，惨杀汉人。都匀等府属之苗民均起，苗民依山为寨，据洞为穴，不肯远去其巢，饱掠即归。官兵剿之，力不能胜，而蔓延日广。巡抚蒋霨远请调川滇之兵助职，仍无大功，而饷糈日益困难。贵州原恃他省协款，而时各省多乱，无力筹交，兵士不肯力战。一八五六年，蒋霨远奏曰：“黔省军务紧急，下游苗教各匪，不下二三十万。”下流为贵州东部，其称匪教不下二三十万，不过虚张苗人之声势，而减轻其责任。全省苗民二三百万人，一隅之壮丁，殆难有此数目。一八六三年，巡抚张亮基奏曰：“自松坎至遵义袤延四五百里，几于遍地皆贼。”其地在贵州南部，为入川之要道，可见蔓延之广，全省唯省会贵阳未陷。凡有扰乱之区，则田地多成荒芜，十室九空，苗民无所劫掠，转至他省。广西、湖南、云南曾受其害，官军之讨之者，专以屠杀为事。苗民闻其将至，或伏匿坚巢，或四散无迹，待兵过后，啸聚如前，截阻饷道，戕杀归顺之人，官军故无大功。其兵纪律不严，骚扰之甚，一如盗贼，良民转而从贼，朝廷唯知大杀。一八六六年，上谕云：“将教匪痛加剿洗，以期并力寨头，捦渠扫穴。”一八七〇年，又曰：“台拱、清江、古州之间，虽有香招登裸等寨，来营乞援，席宝田已派员分往援定，仍当将各处著名逆匪，歼除净尽，方能剿抚兼施。”其坚决残忍，无以复加。自太平天国平后，同治诏四川、湖南分道遣兵入援，川兵数万，费饷甚巨，战又无功，罢之，专以湘军进剿，由席宝田统将。席宝田步步为营，绥靖后，方肯前进，军中备有枪炮，苗人抵抗凶猛，死伤较多。湘军曾用火攻，尽毁其寨，军行甚缓，耗饷极多。江苏、湖南等省均有协款。一八七一年，苗势穷蹙，台拱诸城次第克复，明年，余苗聚于聚牙坡，湘军陷之，擒其首要，唯少数逸逃，俄亦擒斩殆尽。湘军招抚苗人数万，饥饿不堪，日给口粮。黔军收降不下二十万，其中饥疲者五六万人，日给口粮。战事之结束，盖以苗民无粮，其受抚者，多为老弱妇女。李瀚章于乱平时奏曰：“历年来，全苗诛夷疾疫死亡过半。”李瀚章为湘南巡抚，未曾入黔，其言不足代表实状。贵州巡抚黎培敬筹办善后，奏曰：“黔省兵燹垂二十年，百姓流离琐尾，存者不及前之十一，加以城郭已毁，田庐尽墟，满目凋残，安辑非易。”其奏存者不及十一，殆就苗人客民而言，前此人口虽无统计，然可根据时人之观察，作为估计灾情之重，固无疑义。战祸首尾十八年，诚现代惨史之一也。

本部十八省之内乱，始于一八五〇年，终于一八七三年，首尾二十四年。太平军攻扰十七省，十七年始行消灭。捻军战于八省，历十六年而灭。苗乱起于贵州，扰及四川、湖南、云南、广西历十八年始定。二十四年之中国，境内无一安乐之地。城邑迭易清军叛军之攻守，乡村不得耕种，人民死于兵火饥馑，生者困于流离重税。一八六三年，曾国藩自安庆东下，察看军情，奏曰：“自池州以下，两岸难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编苇葺茅，棚高三尺。壮者被掳，老幼相携，草根掘尽，则食其所亲之肉，风雨悲啼，死亡枕藉。臣舟过西梁山等处，难民数万，环跪求食，臣亦无以应之。二月十五日（四月二日），大胜关江滨失火，茅棚数千顷刻灰烬，哭声震野，苦求赈恤。他处芦棚丛，亦往往一炬万命。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又闻苏浙之田，多未耕种，群贼无所得食。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里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今则民闻贼至，痛憾椎心。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明年，奏曰：“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其言皖北曰：“舒、庐、六、寿、凤、定等处，但有黄蒿白骨，并无民居市镇，或师行竟日，不见一人。鲍（鲍超）军在南岸经行东流贵池，亦复如是。”及南京陷落后，据委员查复安徽情状曰：“皖南徽、宁、广等属，兵戈之后，继以凶年，百姓死亡殆尽，白骨遍野。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戮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实为非常之奇祸，不同偶遇之遍灾，纵有城池克复一两年者，田地荒芜，耕种无人，徒有招徕之方，殊乏来归之户。”王定安于《湘军记》中记载安徽情状曰：“民之掳杀流亡死伤以百万计，陇亩荒秽，百里不闻鸡犬声。”安徽沿海一带，历二军之攻守，皖南为太平军出入之孔道，皖北为捻军之巢穴，兵灾既重，又有疾疫，惨状竟至于此。

关于江苏兵灾之情状，李鸿章初作战于上海附近城邑，一八六三年，巡视嘉定、太仓、青浦、华亭诸县奏曰：“各县各境首尾二三百里，皆向时被贼踞扰之地。三年以来，无论大道间道，逆贼出入蹂躏，几于无地不焚，无户不掳。查苏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今则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有破壁颓垣，孤厘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询其生计，则云近地无可求乞，远地不能行走，唯掘草根做饼充饥。”俄而淮军西行，《平吴纪略》载李鸿章之奏语曰：“常州之江阴、无锡、金匮各县城乡村市，一片焦土，遍地黄蒿，行终日而不见人，偶遇二三难民，露处僵饿，旦夕待死，惨苦不堪。”李氏更与郭嵩焘书曰：“常镇数百里，久无人烟。”南京惨状，已见于前。要之，曾李二氏之言，均为事实。太平军之失败，多由于缺乏粮食，掠取于民，结果竟至于此。《天津条约》之后，英使额尔金乘轮船上驶汉口，船抵镇江，登岸入城。属员有记其见闻者，称镇江为一空城，昔日人口约五十万人，今则不足五百人。此乃千百城镇中之一也。常胜军作战于溧阳、宜兴。外人言其乡村荒芜，相食人肉，甚者村无居民，荒凉殆如沙漠，白骨遍于山野。

左宗棠初入浙江，书告其子曰：“浙江夙称饶富，今则膏腴之地，尽成荒瘠。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饥饿，死于疾疫，盖几靡有孑遗，纵使迅速克复，亦非二三十年，不能复原，真可痛也！”及浙江城邑大半收复，左宗棠奏曰：“频年屡遭兵燹，小民死丧流亡，田屋荒毁。臣军行所至，目睹灾民，男妇露宿野处，道馑相望，有数日不得一食者，有一家饿毙数口者，近复疫气流行，十人九病，而浙之残黎，几于靡有孑遗矣。”又曰：“浙江此次之变，人物凋耗，田土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见届春耕之期，民间农器毁弃殆尽，耕牛百无一存，谷豆杂粮种子无从购觅。残黎喘息仅属者，昼则缘伏荒畦废圃之间，撷野菜为食，夜则偎枕颓垣破壁之下，就土块以眠。昔时温饱之家，大半均成饿殍，忧愁至极，并其乐生哀死之念，而亦无之。有骨肉死亡在侧，相视而漠然不动其心者。哀我人斯，竟至于此！”读之，将为泪下。其与子书曰：“浙民死丧流亡之惨，为天下所仅见，我入浙以后，日坐愁城，目睹情形，几于泪殚为河矣。一切赈救之策，皆从无中生有，黾勉图之，无救十一，方引为惭恨，积为悲伤，而浙民与江皖之民，已相与颂仰之矣。”浙江情形，于此略见一斑，浙东时无耕牛，乱平，始由温州、台州买来。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处，余存之人口，不及从前二十分之一。陈其元于《庸闲斋笔记》抄录时人歌吟浙人生活之情状，兹录其三首如下。

猪换妇

朝作牧猪奴，暮作牧猪奴，冀得牧猪妇，贩猪过桐庐，睦州妇人贱于肉，一妇价廉一斗粟。牧猪奴牵猪入市尘，一猪卖钱十数千，将猪卖钱钱买妇，中妇少妇载满船，蓬路垢面清泪涟。我闻此语生长吁，就中亦有千金躯，嗟哉妇人猪不如。

屋劈柴

屋劈柴，一斧一酸辛，昔为栋与梁，今为樵与薪。市儿诋价若不就，行行绕遍江之滨，江风射人天作雪，饥腹雷鸣皮肉裂。江头逻卒欺老人，夺柴炙火趋城闉，老人结舌不能语，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人无处寻，茫茫一片江如雪。

娘煮草

龙游城头枭鸟哭，飞入寻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将攫人。黄面妇人抱儿哭，儿勿惊，娘打鸟，儿饥欲食娘煮草，当食不食儿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儿不见门前昨日方离离，今朝无复东风吹。儿思食稻与食肉，胡不生长太平时！

诗中所咏悲惨之情状，不能卒读，此不过百中之一例耳。

江西兵灾，初以沿江一带为最惨，周馥于亡室吴夫人传曰：“余走彭泽，东流沿江数百里，人烟寥落不闻鸡犬声，唯见饥民僵毙道相属。”周氏避乱他乡，备受辛苦，后作忆昔诗三，详言当日难民之情状，兹引其二首于下：

忆昔粤贼来，东南沉半壁，一年百窜徙，自分死锋镝，贼至兵先逃，杀掠等夷狄。贼去兵复来，疮痍苦搜剔，千里荒无人，荆榛杂瓦砾。初乱有人哭，久乱声寂寂，哀哀十二年，有泪无处滴。力弱未能庇，伤哉我亲戚！

猝闻贼追来，骇愕弃儿走，逃死恨无路，情急足愈后，褴褛丛棘中，屏息独掩口，青天惨无光，但闻贼叫吼，连山烟蔽日，十人死八九，夜半忍饥归，生菜烹瓦缶。贼垒巨火明，阴风搜林薮，五更复潜逃，处处惊刁斗。

周馥所咏之情状，各地皆然，及湘军围攻九江，太平军入江西内地，城邑迭易二军之攻守。一八六四年，李秀成所部再往就食，俄而入闽窜粤，众号百万，攻下嘉应州（今梅县）。县志称其“穷搜大索，火光烛天，岩谷焚掠之惨，不可言状”。此不过沿途中之一例耳。其在贵州、云南，苗戕官惨杀汉人，焚毁其家，官军剿之，历久始平。田地多荒，人非死于兵匪，即多死于疾疫、饥饿，几于靡有孑遗。云南死者及半，一八六七年，左宗棠取道湖北，率兵入陕，驻于樊城，购雇车驮，重出代价，而应者寥寥，虽曰“佚役畏祸，不敢西行，而兵燹之余，物产凋耗，频年调发既数，民不能堪”（左氏语），实其主因也。

其在北方，一八六二年，朝臣倭仁奏曰：“河南自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以后，粤捻各匪焚掠殆遍，盖藏一空。为州县者，贼来则仓皇束手，贼去则泄沓自如，积习相沿，诛求无厌。至稍称完之区，则钱漕之浮收日增，杂派之讹索愈甚。捐输不已，虽数十亩之地户皆抽之，抽厘不已，虽百余千之本钱亦及之。书役干没，劣绅侵蚀，名为军饷，实为中饱。官虑民团聚众相抗，阻抑之于平日，及被贼扰害，不能卫民。民乃自行团练，官亦无可如何。其间良莠不齐，或恃众滋事，则罪尽归之民，诛之戮之，而不问官之失。故州县以民为鱼肉，以上官为护符，上下相蒙，侵渔无已。哀哀小民，何以堪此！其不变而为盗贼几希矣！”倭仁痛言官逼民反，淋漓之至，人民懦而良者，于此情状之中，将何以为生？死亡病疫之惨，当可想见。团练聚众抗粮，怀庆、开封属邑及密县、郑州、新乡等均有焚署围城之事，乘机作乱，其省且为捻军出没之孔道。《豫军纪略》记载一八五五年豫东情形曰：“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皆无人烟。贼过之区，粮食农具聚而焚毁，轮奸妇女，即老妇亦不能免。”山东受黄河改道之害，粮运断绝之影响，北伐军、捻军之骚扰，匪多如毛，所在蜂起。《山东军兴纪略》记其聚散无定，且曰：“各县团长文武生监与胜营弁勇（胜保军队），出入匪中，关说多方，行径诡秘，朝欲纳款，夜复叛逃，东则乞降，西又攻剽。”上文极形容之技，小股土匪固无目的，唯利是视而已。直隶、大名、顺德一带，旧有土匪，乃侵入河南。民团凶悍，竟与兵勇仇杀。其他散于国内之会党，若小刀会、千刀会等，不胜枚举。

人民于纷扰之中，死者之估计，殆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战争之区，壮者被掳，老幼乏粮，中或饿死，或有病死，江苏、浙江、安徽之大部分，受害极深，几于靡有孑遗。殷实之家，虽能先期远徙避祸，顾其实为极少数。完善之区，若江苏里下河一带，容难容民，限于食料之供给，数有限制，况其常有荒年耶？《张謇自订年谱》记载一八五六年旱灾曰：“通海大旱，蝗自北至，作风雨声，则蔽天日，落地积厚二三寸，户外皆满。饥民满道，见袖饼啮者则攫。”北方亦有蝗害，灾区颇广，穷民将何为生？其远徙者，途中尝或遇盗，及至他乡，亦为流离失所之人，湖南等省比较安宁之县邑，盖亦近之。一八五七年，陕西尚安，乃时大旱，赤地千里，及秋，飞蝗蔽天，贫民饿死，固其一例也。尤有进者，官吏常禁人民迁徙，人民多无远见，非祸患迫切，不肯去其家乡，去者以交通之困难，亦不能远，得食往往不易。南京于湘军逼近之时，石米售银十二两。关陇粮价高贵，一八六六年左右，兰州粮价，每斗值银三十余两，饿殍盈途。左宗棠将入关时曰：“向时稻米二十余文一斤，麦面十余文一斤者，贵至一钱（约二百文）内外，且无从购取。”军粮则自他省运往。贵州等地亦然，农民不能耕种之区，常多类此。良民相食，人肉终亦有尽。城镇未受兵匪祸者，乃受团练之害。曾国藩于江南禁办团练曰：“军兴以来，各省团练，未闻守城杀贼之功，徒有敛费扰民之害，非其地，非其人，毋得擅自举办。其从前各处练丁支领口粮者，概予裁撤。”其言深切时病，豫民之乱，苗沛霖之起，莫不由此。人民于大杀饥荒之后，生者又受经济之压迫。美国教士威灵斯（s.Wells williams）于其所著之《中国》，估计太平天国之乱，死者两千万人，其他外人之估计，多者五千万人。外人常居于商埠，不知内地死亡者之多，估计不免太少，合中原捻军之乱，关陇滇回之大杀，贵州苗人之报复，各省城镇土匪之掠劫，饥饿疾疫之死亡，死者殆有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约一万万人以上。其财产损失，更不胜计，官军守城，先即焚毁城外之民房，如太平军攻入湖北，清官纵火尽焚武昌城外之民房，火凡七昼夜不息。太平军初至一地，焚毁官署寺庵，后则并及民房。清军克复城邑，亦常纵火。城陷之后，无论何方，莫不纵兵大掠。捻军、太平军、常胜军等固不足论，而湘军、淮军亦然，各军于大掠之后，始肯安民，成为习惯。湘勇成立，曾国藩严其约束，即与罗泽南之意见不合，后曾氏自湘乡丁其父忧，返至江西，团练杀死其勇百余人，乃严申纪律。后其人数大增，监督不易，曾氏亦自言之。其与友人书曰：“近年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之穷民。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喟然私叹，行军之害民，一至于此乎？故每与将官委员告诫，总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虽行之未必有效。”其言官军不免杂有袒护之辞。南京之陷，军士焚杀劫掠，则其明例。湘军之中，尤以鲍超之部下最无纪律，王闿运于《湘军志》曰：“每破寇，所掳获金币珍宝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计。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湘军于饷艰难，其后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下赀，殆百数。”苏州之陷，李鸿章称其部下犹未大掠，王氏之言，殆有感愤而发。将士之赀财，固多掠之于民间者也。

内乱之起，以人口增加、政治腐败、秘密会社活动为主因。人口问题，暂以屠杀、疾疫、饥荒为解决之方法。贤良之长官，安绥余民，免去田赋，奖之垦荒，借给仔种，供给口粮，其中亦有借办善后之名，而耗费公款，一无所得者。城邑克复之后，由朝廷或疆吏任用官吏治之，政治组织，一如往昔，所有弱点，依然存在，信如曾国藩所言，克复一城，多收一城之钱粮而已。会社依然秘密活动。一八六七（同治六）年，左宗棠奏曰：“近年哥老会匪涵濡卵育，蠢蠢欲动，江、楚、黔、蜀各省所在皆有。凡官军驻扎处所，潜随煽结。陕甘两省游勇成群，此风尤炽，甚有曾经打仗出力，保至二三品武职，犹不知悛改者，实为隐患。”一八六九年，左氏书告其子曰：“军兴既久，哥老会匪，东南各省，遍地皆然。吾于金盘岭练军时，即订立斩之条，盖虑其必有今日。自闽浙转战而来，旧勇物故假归者多，时须换补，而匪徒即伏匿其中。比上年转战直东，各省游勇麇聚连镇、吴桥之间，潜相勾煽，而此风转炽。凯旋后，驻军西关，察亲兵一营，即有百人入会者，密谕巡捕稽查，得其姓名，忽一日传齐，勒令首悔，斩阻挠者一人，两日半，缴出匪凭二百余起。”又曾捕杀一百余人，左氏办理之严若是，部下尚有受煽惑起而叛乱戕杀长官者。湘勇自乱平后，回归乡里，其保举之武职颇高，不乐于耕种，及储蓄用尽，乃多加入秘密会社。湖南之土匪遂多，曾国藩深以为忧，但亦无所补救。其致刘蓉书曰：“吾乡会匪，年年发难，旋即芟除。此辈布满郡邑，聚散无迹，起灭无端，勾结蔓延，牢不可破。”总之，二十四年中之悲惨战史，除人民流离，死亡而外，别无有意识之结果。吾人所得之教训，则为叛乱未起，政府尚未失其尊严，犹能维持境内之粗安。祸乱既作，人民失其遵守法律之习惯，遂至群盗蜂起。当局者苟或不严办理，则人民不能安居，而痛苦将倍蓰于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