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负暄琐话负暄续话

负暄琐话

小引

年轻时候读《论语》，看到《子罕》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话，就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走入同一河流”的名言。那所得的是知识，因为自己年富力强，所以感伤之情还没有机缘闯进来。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有时想到“逝者如斯”的意思，知识已成为老生常谈，无可吟味，旋转在心里的常是伤逝之情。华年远去，一事无成，真不免有烟消火灭的怅惘。

可惜的是并没有消灭净尽，还留有记忆。所谓记忆都是零零星星的，既不齐备，又不清晰，只是一些模模胡糊的影子。影子中有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境”。老了，有时也想到三不朽。可是惭愧，立德，谈何容易；立功，已无投笔从戎的勇气；立言，没有什么值得藏之名山的精思妙意。或者损之又损，随波逐流？可惜连挤满年轻人的园林街市也无力去凑热闹。那么，还食息于人间，怎么消磨长日？左思右想，似乎可做的只有早春晚秋，坐在向阳的篱下，同也坐在篱下的老朽们，或年不老而愿意听听旧事的人们，谈谈记忆中的一些影子。

影子的内涵很杂，数量不少，这里抄存的是与上面所说之“境”有关的一点点。选这一点点，是考虑到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可感，就是昔日曾经使我感动或至少是感兴趣，今天想到仍然有些怀念的。二是可传，就是让来者知道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逝者如斯，长生、驻景都是幻想，永垂不朽只能存于来者的感知里。遗憾的是存于来者感知里的数量太少了，尤其是不曾腾达之士。《史记·伯夷列传》末尾有这样的话：“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由太史公到现在，又两千年过去了，“名堙灭而不称”的真是不可数计了。我，笔拙言轻，但希望是奢的，就是很愿意由于篱下的闲谈，有点点的人和事还能存于有些人的感知里。

这样，当作玩笑话说，我这些琐话，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琐屑，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自然，就读者诸君说就未必是这样，因为时间空间都隔得远，他们会感到，作为诗，味道太薄，作为史，分量太轻。那么，古人云：“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设想有的人有时也许一人枯坐萧斋，求博弈不得，那就以此代替博弈，或者不是毫无用处的吧。

1984年4月

章太炎

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按行辈是我的“老”老师的老师。老师前面加“老”，需要略加说明：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老”老师之师，我不能及门是自然的，不必说有什么遗憾。不过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琐细者如新闻记者所写。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

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是1932年吧，他来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此后没有几年，太炎先生逝世了（1936年）。他没有看见“七七”事变，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了。转眼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书房，看见书桌对面挂一张字条，笔画苍劲，笔笔入纸，功力之深近于宋朝李西台（建中），只是倔强而不流利。看下款，章炳麟，原来是太炎先生所写，真可谓字如其人了。不久，不幸魏先生也因为小病想根除，手术后恶化，突然作古，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迹的机缘也不再有了。

黄晦闻

1935年初，我还没离开北京大学的时候，忽然听说黄晦闻先生去世了，依旧法算才六十四岁，超过花甲一点点。当时觉得很遗憾，原因是他看来一直很康强，身体魁梧，精神充沛，忽而作古，难免有老成容易凋谢的悲伤。还有个较小的原因，黄先生在学校以善书名，本系同学差不多都求他写点什么，作为纪念。他态度严正，对学生却和气，总是有求必应。本来早想也求他写点什么，因为觉得早点晚点没关系，还没说，不想这一拖延就错过机会，所谓“交臂失之”了。

黄先生名节，字晦闻，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老教授。他早年在南方活动，有不少可传的事迹，如与章太炎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印反清或发扬民族正气的罕见著作，参加南社，用诗歌鼓吹革命，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任广东省教育厅长，等等。他旧学很精，在北京大学任课，主要讲诗，编有多种讲义，如《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谢康乐诗注》等，都可以算是名山之作。诗写得很好，时时寓有感时伤世之痛，所以张尔田（孟劬）把他比作元遗山和顾亭林。

黄先生的课，我听过两年，先是讲顾亭林诗，后是讲《诗经》。他虽然比较年高，却总是站得笔直地讲。讲顾亭林诗是刚刚“九一八”之后，他常常是讲完字面意思之后，用一些话阐明顾亭林的感愤和用心，也就是亡国之痛和忧民之心。清楚记得的是讲《海上》四首七律的第二首，其中第二联“名王白马江东去，故国降幡海上来”，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我们自然都领会，他口中是说明朝，心中是想现在，所以都为他的悲愤而深深感动。这中间还出现一次小误会，是有一次，上课不久，黄先生正说得很感慨的时候，有个同学站起来，走出去了。黄先生立刻停住，不说话了。同学们都望着他，他面色沉郁，像是想什么。沉默了一会，他说，同学会这样，使他很痛心。接着问同学：“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顾亭林诗吗？”没人答话。他接着说，是看到国家危在旦夕，借讲顾亭林，激发同学们的忧国忧民之心，“不想竟有人不理解！”他大概还想往下说，一个同学站起来说：“黄先生，您误会了。那个同学是患痢疾，本来应该休息，因为不愿意耽误您的课，挣扎着来了。”说到这里，黄先生像是很感伤，我亲眼看见他眼有些湿润，点点头，又讲下去。

就这样，他满怀悲愤，没看到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情况，也没看到敌人投降，下世了。听说家里人不少，多不能自立，于是卖遗物。据马叙伦先生说，单是存砚有二十六方，都卖了。其他东西可想而知。记得是三十年代末，旧历正月厂甸的文物摊上，有人看到黄先生的图章两方，一方是“蒹葭楼”，另一方是什么文字忘记了，索价五元，他没买。我觉得可惜，但没有碰到，也只能任之了。有时翻翻书橱中的旧物，几本讲义还在；又国学保存会刊行的《国粹丛书》数种，看第一种，戴东原（震）著的《原善》上下两卷，出版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其时黄先生才三十四岁。这些书都与黄先生有关，只是上面没有他的手迹，虽然慰情聊胜无，总不免有些遗憾。

是四十年代后期，有个朋友张君处理存书，说有一种，是北京大学老教授的藏书，问我要不要。我问是哪位先生的，他说是黄晦闻的。我非常高兴，赶紧取来。是覆南宋汤汉注本《陶靖节先生诗集》，四卷，线装二册，刻印很精。翻开看，封内衬页上居然有黄先生的题辞，计两则。第一则是：

安化陶文毅集诸家注靖节诗，云汤文清注本不可得，仅散见于李何二本，后得见吴骞拜经楼重雕汤注宋椠本，有李何二本所未备者，因并采之云。此本予于庚申（案为1920年）四月得之厂肆，盖即吴氏重刊宋椠本。书中于乾隆以前庙讳字多所改易，而莫氏《郘亭书目》，云有阮氏影宋进呈本，未知视此本何如也。黄节记。（原无标点，下同。下钤长方朱文印，文为“黄节读书之记”。）

翻到后面有第二则，是：

近得吴氏拜经楼刊本，后附有吴正传诗话、黄晋卿笔记，字画结体与此本不同，而行数字数则全依此本。意者此或即阮氏影宋进呈本欤？庚申十二月十八日。（下钤朱文小方印，文为“蒹葭楼”。）

字为楷体，刚劲工整，可谓书如其人，想保存一点先师手泽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说也凑巧，此后不久，游小市，在地摊上看到黄先生写的赠友人的条幅，装裱齐整，因为不是成铁翁刘，没有人要，只用一角钱就买回来。写的是自作七言绝句，题为《官廨梅花》，推测是在广东时所作。字为行楷，笔姿瘦劲飘洒，学米，只是显得单薄，或者是天资所限。马叙伦先生著《石屋馀渖》，“米海岳论书法”条说米自己说，得笔要“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黄晦闻书”条说黄先生仅得“骨、筋、风、神”四面，也就是还缺少“皮、肉、脂、泽”四面，我想这是当行人语，很对。且说这件字条，十年动乱中幸而未失。有一天，大学同班李君来，说黄先生给他写的一件却没有闯过这个难关，言下有惋惜之意。我只好举以赠之，因为我还有陶集并题辞，即古人“与朋友共”之义也。

马幼渔

马幼渔先生名裕藻，是我的双重老师。三十年代初我考入北京大学，选定念中国语言文学系，他是系主任，依旧说，我应该以门生礼谒见。上学时期听过他一年课，讲的是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马先生虽然是宁波人，风范却没有一点精干善于拨算盘珠的样子。口才也不见佳，因而讲课的效果是平庸沉闷，甚至使人思睡，专就这一点说，颇像我的中学老师兼训育主任陈朽木先生。总之是，因为看不出他在学术以及行事方面有什么突出之点，同学们对他总是毫无惧意，甚至缺乏敬意。他早年在日本，也是听过章太炎先生讲学的，因而以太炎先生为引线，关于马先生就有个颇为不好听的评语，是某某人得其（代太炎先生）什么，某某人得其什么，马先生列在最后，是得其胡涂。

说胡涂，是近于开玩笑，难免过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马先生不过是好好先生而已。好好先生有可取和不可取的两面，可取的是不伤人，不可取的是不办事。不办事而能多年充当系主任，这或者正是北京大学容忍精神的一种表现吧？不过无论如何，他总是系主任，依照帅比将高的惯例，他就不能不出名。出名还有另外的原因，都是来自家门的。其一是有几个弟弟，其中两位在学术界相当有名：一位是马叔平（衡），金石学家，写过《石鼓文为秦刻石考》，受到门内汉的赞许，后来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位是马隅卿（廉），有大成就的小说学家。其二是有一位贤内助。怎么个贤法，家门之外的人自然不得详知，但马先生有时似乎愿意泄漏一点消息，于是曾因此而受到女学生的嘲弄。其三，就是这位贤内助生了个赫赫有名的女儿，名马珏，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我在校时期，全校学生公推为校花。校花，闺门待字，其在男学生群里的地位、印象以及白日之梦等等可不言而喻，这且不管；马先生却因此而受到株连，这也不是什么过大的伤害，只是间或，当然是背地里，戏呼为老丈人。

这好好先生的印象又不只是在学生群里。大概是1933年暑期吧，整顿之风吹来，触及中文系（当时简称国文系）的也颇有一些，其大者是胡适之以文学院院长的显位兼任中文系主任，稍次是去教师之不称职者，开刀祭旗的人物是林公铎。马先生退为只算教授了，后来像是也不再讲什么课，总之是名存实亡了。

在校时期，多数人心目中的马先生不过如此，这印象即使够不上大错，也总是模胡。是三十年代末，北京沦陷了，马先生因为年近花甲，没有随着学校往昆明。他原来住在景山西街（旧名西板桥），也许为了隐姓埋名，迁到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与刘半农先生（已故）的夫人住前后院（马前刘后）。其时我和同系同学李君也住在北京，寂寞，很怀念旧日的师友，而师友星散，所以有时就到马先生那里坐坐。我们发现，马先生也很寂寞，更怀念红楼中的相识，于是渐渐，我们就把到马先生那里去当作后辈的义务。

这样，日久天长，我们才明白，在校时期对马先生的认识其实并不对。他通达，识大体，以忠恕之道待人，并非庸庸碌碌。旧日有些印象像是沾点边，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这是我们把他的宽厚看作无原则地迁就。其实，他律己很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在这方面，可记的事情颇不少，随便举一些。还是任系主任时候，他家的某一个年轻人报考北京大学，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马先生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先生大怒，骂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又，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北京大学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是永远不出大门。

他爱国，有时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我们每次去，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为了安慰老人，我们总是把消息挑选一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报喜不报忧。——我们确是有个忧，是马先生有个羊角风的病根，几年反复一次，而且，据说一次比一次重，不久之后会不会有意外呢？大概耐到1944年的年尾或下年年初，我们有些日子没去，忽然传来消息，马先生得病，很快作古了。人死如灯灭，早晚难免这一关，所谓达人知命，也就罢了。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之来，七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下世了。他不能瞑目是可以想见的，真的胜利了，“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还能听见吗？

马一浮

我同马一浮先生只见过一面，不能深知，严格说没有资格谈他。可是想到另一种情况：马先生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比鲁迅先生小一岁，他们都是绍兴人，并且一同应过县试，马先生名列案首（榜上第一），鲁迅先生屈居二百几十名；后来两人走了不同的路，鲁迅先生是“其命维新”，马先生是“仍旧贯”，因而声名就大异，鲁迅先生是家喻户晓，马先生则名限于亲友弟子间，并将渐渐为人遗忘。马先生也是一代学者，就说限于旧学吧，许多方面造诣都相当高，而且一生洁身自好，为人亦多有可取。像这样一位先辈，名不为人所知也未免可惜，所以决定提起笔，记下自己所知的一点点。

马先生名浮，字一浮，别署蠲戏老人，蠲叟。精旧学，尤其是子部。也许因为在这方面钻得太深了，生活兴趣就不知不觉地趋向诗书而远于现实。正如马叙伦先生在所著《石屋馀渖》“马君武”条所说：“……转眼三十余年，一浮避兵入川，……一浮长余二岁，彼时朱颜绿髩，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乃一浮寻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所谓与古人为伍是走孙夏峰、颜习斋那条路。闭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开门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推想入川之后，过的更是这种生活。听熊十力先生和林宰平先生说，对于宋明理学、佛学，尤其禅宗，马先生在同行辈的学者中，造诣都是首屈一指。可惜我孤陋寡闻，竟不知道他在这方面有什么著作。

得见的一点点反而是诗词方面的作品。是五十年代初期，看到上海某古旧书店的书目，上面有马先生所著《蠲戏斋诗集》，定价四元，赶紧写信买来。木版六册，是他居四川时，弟子张立民和杨荫林整理编辑的。内容是：第一册，《蠲戏斋诗前集》上下二卷，收入川以前弟子抄存的一些诗；第二册，《避寇集》一卷，收由浙江入川时诗，附《芳杜词剩》一卷，收入川之前的词三十多首；第三册至第六册，《蠲戏斋诗编年集》，收辛巳至甲申（1941—1944年）共四年的诗。最后编年集是重点，都是六十岁前后所作。诗集有自序，是癸未年（1943年）年底所作，刻在第四册之前，说明自己作诗的主张是行古之诗教而惩汉魏以后之失，就是说，不是吟风弄月，而是有益政教。并解释老年多作的原因是：“余弱岁治经，获少窥六义之指，壮更世变，颇涉玄言，其于篇什，未数数然也。老而播越，亲见乱离，无遗身之智，有同民之患。于是触缘遇境，稍稍有作，哀民之困，以写我忧。”可见内容是走杜工部和白香山一条路。

我大致读了一遍，印象相当深，可以分作几项说。其一，突出的印象是诗才高。这可以举两事为证：一是笔下神速。以癸未下半年为例，中国页49页，一页收诗以七八首计，总数近四百首，一天平均两首半，其中有些古体篇幅相当长，这速度在古人也是少见的。二是语句精炼，比如五律，首联可对偶而通常是不对偶，马先生不然，而是经常对偶，并且对得工整而自然。其二是学富，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信笔入诗，所以显得辞雅而意深厚。其三，确是言行一致，很少写个人的哀愁，而是多少有关政教。总的印象是，与同行辈也写旧诗的人，如沈尹默、陈寅恪、林宰平诸位相比，马先生像是更当行，更近于古人，这在梁任公“新民丛报体”已经流行之后是不容易的。勉强吹毛求小疵，是纳兰成德在《渌水亭杂识》中评论苏东坡的话：“诗伤学，词伤才。”马先生正是“学”过多，因而气味像是板着面孔说理，而不是含着眼泪言情，换句话说，是缺少《古诗十九首》那样的朴味和痴味。

马先生还是著名的书法家，行楷笔画苍劲，有金石气。五十年代前期，熊十力先生由北京移住上海，行前收拾杂物，我在旁边，有马先生不久前写给他的一封信，问我要不要，我欣然留下。信相当长，字精，文雅，内容尤其可贵，末尾对于有些过急的措施，含蓄地表示悲天悯人的忧虑。其时我还没见过马先生，但由这封信约略可以窥见前辈的高风，所以就当作珍品保存起来。

五十年代后期，马先生受特邀充任政协委员，到北京来开会。邓念观老先生来，说马先生住在北京饭店，约我一同去看他。我们去了。其时马先生已是接近八十岁的人，可是精神很好，总是立着谈话。他个子不高，长得丰满，因而头显得大些。座上客很多，他虽然健谈，也有应接不暇的情势。客还是不断地来，我们只好告辞。此后他就没有再来北京，连他的消息也不再听到，推想不是过于衰老就是作古了。

最后说说马先生的手迹，存了十年以上，“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来了，我想到上面有可以指控为“右”为“反”的话，为了马先生的安宁，赶紧拿出来烧了。这是我的一点点善意，可惜没有机会告诉马先生了。

邓之诚

我上学时期，学生界有个流传的韵语：“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这个半玩笑话有言外之意，是，如果有条件，最好上燕京大学。因为那里阔气，洋气，可以充分容纳年轻人的骄矜和梦想。所谓条件，主要是金钱，因为花费多，出身于寒家的上不起。其次是体貌不能很差，因为差得不够格，就会与阔气、洋气不协调。也许还有再其次，可以不管。且说我自己，自知条件不行，所以宁可取北大之老。走了这条路，正如走其他什么路一样，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失之一是竟没有见到邓之诚先生，因为邓先生是燕京大学教授，而没有到北大兼过课。

不过对于邓先生，虽然只是由于“闻”，我还是有所知的。他字文如，南京人，著作主要是《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和《桑园读书记》。由读他的著作而得的印象，用旧话说是“博雅”。我尤其喜欢读他的《骨董琐记》，随便翻翻就会感到，他读书多，五方四部，三教九流，由正经正史以至杂记小说，几乎无所不读。所读多的结果自然是知识渊博，纵贯古今，由军政大事以至里巷琐闻，也几乎是无所不知。更可贵的是有见识，记录旧闻能够严去取，精剪裁，即使照抄也能使读者领会褒贬，分辨得失。还有行文方面，虽然看似末节，也应该说一说，是用文言，确是地道的文言。“五四”前后，有些人用文言写，或者由于受早期的梁启超“新民丛报体”的影响，或者由于受晚期的白话文的影响，或者由于想用文言而底子不厚，结果写出来是既像文言又不像文言。既像又不像，给人的印象是不协调，就说是老框框吧，总之是缺少雅驯气。邓先生就不然，即以《骨董琐记》而论，专就文字说，放在明清名家的笔记里，说是当时人所作，也不会有人怀疑。

博雅的印象，还有不是来自他的著作的。手头有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后扩大为十种），抄其中的两处为证。一处见第五十四页：

《鹪鹩庵笔麈》手稿十三则原为邓之诚先生所藏。1954年夏，邓先生把它送给我了。影印本《四松堂集》卷末所附的《鹪鹩庵笔麈》就是借我的原稿影印的。《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卒年当在嘉庆十二年之后。作者生平，迄今不可详考，惟知其乾隆五十七年（复年三十岁）与其妻芸居于扬州鲁璋之萧爽楼，以书画绣绩为生。又于嘉庆二年至四年（复年三十五岁至三十七岁），赋闲家居，与程墨安设书画铺于其家门之侧（即苏州沧浪亭畔）。然其所鬻之书画未闻流传。1936年8月邓文如之诚先生告余，彼于某次南旋时，于吴县冷摊，以二饼金购得一帧。是年8月末，余将远之英伦，仓卒竟未往观。1954年，访文如先生于其海淀寓舍，知此画已贻高名凯君，然允为索回一阅。后由高君许，知又转存他友处，竟不获一观。

另一处见第一百页：

《鹪鹩庵笔麈》是曹雪芹好友敦诚的手迹，是有关红学的珍贵材料，《浮生六记》作者沈复的画，也是世间所仅见，邓先生本诸宝剑赠与烈士之义，都慷慨举以赠人，可见为人的宽厚与博大了。

大概是1960年左右，听说邓先生作古了。他富于收藏，推想还有未刊著作，会怎么样妥善处理呢？因为没有积极探询，终于不知道下文。记得是六十年代前期，有一天我路过西单商场，顺便到文物店看看，店员拿出几方新收的砚，其中一方竟是邓先生的，虽然价不低，因为怀念邓先生，也就买了。砚淡墨色，非端石，高市尺五寸余，宽将及四寸，厚一寸，池作簸箕形，背平。两侧有隶书铭，右侧是：

山之精，石之髓。朝夕相从，惟吾与汝。

左侧是：

庚戌（案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秋闱后得于琉璃厂肆。莹润若璧，真佳物也。子受谭光祜记。

谭光祜是乾隆年间高官谭尚忠的儿子，江西南丰人，字子受，号铁箫。有才，能诗能文，精书法，善骑射，还作过红楼梦曲，并且上演过（见吴云《红楼梦传奇序》）。他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写砚铭时十九岁。砚背有行书铭，是：

微雨乍凉，偕香圃过子受寓，共饮，醉后索书册页数十幅。兴犹未尽，见文具中有雨过天青石砚，因洒馀渖戏题之。子受其能以此为润笔否？乙卯（案为乾隆六十年，1795年）秋七月，船山醉笔。

船山是写《船山诗草》并“揭发”《红楼梦》后四十回为其妹婿高兰墅所补的大名人张问陶。他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写砚铭时三十二岁。香圃是张问陶的朋友王麟生，《船山诗草》曾经提到他。

以上的铭辞和人物会引起一些遐想。之一是：谭光祜和张问陶是好友，并且写过红楼梦曲，他会不会同高兰墅有关系？之二是，据吴锡麒《南归记》说，嘉庆二年（1797年）张问陶因丧父离京，行前曾以砚赠别，砚铭是自作自刻的。这醉笔的砚铭，书法和刻工都很精，会不会是张问陶自刻的？可惜难于考实了。

铭的最后一则刻在砚盒上，是：

张船山雨过天青研（篆书大字；以下行草小字）

先外舅庄云生先生得此砚于蜀中，随内子宛如夫人来归，已二十有一年矣。己巳八月，文如题于旧京五石斋。

可知砚是陪嫁物，己巳为民国十八年（1929年），它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邓先生结婚时随着新娘过来的。可叹的是，邓先生下世不久，也随着其他遗物流落到市场上了。

六十年代末，因为不得安居，仓卒把起卧之地移到西郊北京大学女儿家。这是燕京大学旧地，出小东门，东西一条街是成府的蒋家胡同。久住成府的人告诉我，街北偏东有两所大宅院，邓之诚先生多年住在靠东的一所。我有时从那里过，总要向里望望。院子很大，古槐阴森，坐北一排房陈旧而安静，推想那就是写《骨董琐记》的处所。十几年过去了，还有什么痕迹吗？

林宰平

林宰平先生名志钧，福建闽侯人，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比鲁迅先生还大两岁，单就年岁说也是老前辈。就交游说，这老前辈的征象更为明显，比如王闿运、林琴南、陈三立、樊增祥、梁启超、姚茫父、余绍宋等清末民初的知名之士，他都熟悉，诗酒盘桓，散见他的诗作《北云集》里。我上北京大学时期，他在学校的哲学系兼过课，可是不知为什么，竟没有见过他一面。对他的一些零碎印象是由文字中来，那是离开北京大学之后的事。其时我被什么风一吹，愿意吸收些西方的知识，于是找译本读，其中有些是“尚志学会”编的，尚志学会会址在和平门内化石桥，听说主持人就是林宰平先生。看这丛书的选题，知道倡议者确是“尚志”之士，其意在以新知唤起东方的睡狮，正是可敬可感。也是在这个时期，我还不废杂览，碰巧有几种书，现在印象还深的是陈宗藩的《燕都丛考》，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梁启雄的《稼轩词疏证》，序都是林先生作的。我读过之后，对他知识的广博，见解的精深，态度的谨严，深深感到惊讶。因为先入为主之见，他是致力于西学的，不料对于中国旧学竟这样精通。这所谓精，所谓通，单是由文字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那是地道的文言，简练而典雅，不像有些人，新旧不能界限分明，用文言写，难免掺入不见于文言的成分，使人念起来感到味道不对。再其后，我认识人渐多，才知道林先生不只饱学，而且是多才多艺。他通晓中国旧学的各个方面，诗文书画，尤其哲学，造诣都很深。他不轻易写作，但是由他传世的星星点点的作品看，比如《稼轩词疏证序》，就会知道他不只精通词学，而且精通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思想。关于书画，他不只通晓理论，坐而能言，而且起而能行，能写能画；尤其书法，行书刚劲清丽，颇像清代大家姚惜抱，章草变觚棱为浑厚，功力也很深。

更难得的是他的为人。《论语》里孔子说：“文莫（黾勉）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这话或者含有几分谦逊，但也可证，躬行比饱学更难。林先生是既能黾勉，又能躬行。这个印象，我同他交往之后就更加明显。但是想用文字确切形容却也不易。林先生1960年逝世，其后三四年辑印了他的遗著，名《北云集》，线装两册，一册是诗集，一册是文集。文集后有沈从文的跋，这里无妨借用几句：“宰平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他的温和亲切的声音笑貌，在熟人友好印象中，总不消失。……他做学问极谨严、认真、踏实、虚心，涵容广大而能由博返约。处世为人则正直、明朗、谦和、俭朴、淳厚、热情。”这说得都很对。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温和。我认识的许多饱学前辈，为人正直、治学谨严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样温和的却不多见。不要说对长者和同辈，就是接待后学，也总是深藏若虚，春风化雨。我想这就是他的声音笑貌所以总不消失的原因。

我有幸认识林先生，开始于1947年。其时他住在和平门内，我去谒见，是为我编的佛学月刊征稿。林先生不习惯写零零碎碎的应酬文章，但他客气，唯恐拂人之意，于是不久就写了一篇，这就是发表在第四期的《记太虚法师谈唯识》。此后，因为愿意亲近林先生的温和，听林先生的广博见闻，我隔个时期就去一次，表示问安。林先生总是热情接待。他的原配梁夫人早已去世，一起住的继配沈夫人是我的同事姚韵漪女士在松江时的老师，体质清瘦，神经衰弱，对于佛学也很关心，1948年还为奄奄待毙的月刊捐了一些钱。

1948年春天，听说林先生夫妇要回南，我去看他。也许一两天后就要起程吧。他正忙着收拾东西，书案上堆满杂物。想到人事沧桑，何时再见难以预知，我还是提出不情之请，希望他写点什么，留作纪念。他慨然答应，用信笺写了一首杜诗：“梁楚连天阔，江湖接海浮。故人相忆夜，风雨定何如？”下署“林志钧倚装作”。这时期，他的心情是愁苦的，《北云集》1948年部分有一首诗，题目是“重到北京今又将去此矣晨起花下得句”，诗是：“三见李花开，频呼堕梦回。今春更惆怅，南去几时来？”可见他也是难遣惜别之情的。

出乎意外，两年多之后，1950年的晚秋，林先生又移居北京，住在东单以北。我当然继续旧例，隔一段时间就去问安。时间长了，对于他的学识精深，律己谨严，待人谦和，我体会得更深。他很少谈学问，我推想这是唯恐后学望而生畏；偶尔谈及，总是记人之所不能记，见人之所不能见。关于律己谨严，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提到高名凯请他题一个字卷的事，他说：“字说是白香山写的，当然是伪品，我不能题。我做什么事都要负责。”待人谦和的事例太多了，只举我深受感动的两件。有一次，我去看他，只他一个人在堂屋，谈一会话，我辞出，他恭谨地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夫人有病卧床，未能出来接待，希望我能够原谅。另一次是我请他写一些章草，希望字多一些，他那时候很忙，可是写了很长的横幅送给我。

大概是1959年秋天，我去看他。其时他已是八十岁以上，可是面白而略显红润，无须，身体挺直，很像六十岁上下的半老书生。我心里想，像他这样，一定会活到百岁吧？问他的养生之道，他说没有什么，不过是任其自然。此后因为内则饱食为难，外则冗务很多，有半年以上没有去看他，一天，忽然得到他作古的消息，我感到愕然。悲伤之际，不禁想到《越缦堂日记》悼念陈德夫的话：“天留德夫，以厉薄俗，亦岂不佳？而夭折恐后，固何心耶？”薄厚对比，林先生的未得上寿就更值得惋惜了。

熊十力

熊十力先生是我的老师，现在要谈他，真真感到一言难尽。这一言难尽包括两种意思：一是事情多，难于说尽；二是心情杂乱，难于说清楚。还是五十年代，他由北京移住上海。其后政协开会，他两度到北京来，先一次住在崇文门新侨饭店，后一次住在西单民族饭店。这后一次，正是大家都苦于填不满肚皮的时候，他留我在饭店饱餐一顿，所以至今记忆犹新。别后，我写过问候的信，也听到过一点点他的消息。大动乱来了，我在文斗武斗中浮沉三年，然后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去接受改造。喘息之暇，也曾想到年过八旬的老人，——自然只能想想。放还之后，七十年代中期曾到南京及苏杭等地漫游，想到上海看看而终于没有敢去，主要是怕登门拜谒而告知的是早已作古。再稍后，忘记听谁说，确是作古了，时间大概是六十年代末期。想到民族饭店的最后一面，想到十几年，我挣扎喘息而竟没有写三言两语去问候，真是既悔恨又惭愧。

我最初见到熊先生是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大学讲佛学，课程的名字是“新唯识论”吧，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我去旁听几次，觉得莫测高深，后来就不去了。交往多是四十年代后期，他由昆明回来，住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请他写文章，他写了连载的《读智论抄》。解放以后，他仍在北京大学，可是不再任课，原因之小者是年老，大者，我想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还是唯心论。其时他住在后海东端银锭桥南一个小院落里，是政府照顾，房子虽不很多，却整齐洁净。只他一个人住，陪伴他的是个四川的中年人，无业而有志于佛学，因为尊敬老师，就兼做家务劳动。我的住所在后海北岸，离银锭桥很近，所以晚饭后就常常到熊先生那里去，因而关于熊先生，所知就渐渐多起来。

早年的事当然不便多问，但听说革过命，后来不知由于什么，竟反班定远之道而行，投戎从笔，到南京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学佛学。治学，也像他的为人一样，坚于信而笃于行，于是写了《新唯识论》。“唯识”前加个“新”字，自己取义是精益求精；可是由信士看来却是修正主义，用佛门的话说是“外道”。于是有人作《破新唯识论》而攻之。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于是作《破破新唯识论》而答之。混战的情况可以不管，且说熊先生的佛学著作，我见到的还有《佛家名相通释》，我原来有，大动乱中也失落了。他这一阶段的学识，信士看是不纯。后来，五十年代前后就变本加厉，张口真如，闭口大易，成为儒释合一，写了《原儒》《明心篇》《体用论》等书。我没有听到信士的评论，也许视为不可救药，与之“不共住”了吧？严厉的评论是来自另一方面，即批林批孔时期，见诸文件，说他是吹捧孔老二的人。没有上海的消息，也不便探询，我只祝祷他借庄子“佚我以老”的名言而不至引来过多的麻烦。

尊重熊先生不妄语的训诫，对于老师的学识，我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熊先生的治学态度、成就，我都很钦佩。至于结论，恕我不能不怀疑。这问题很复杂，不能细说，也不必细说。我是比熊先生的外道更加外道的人，总是相信西“儒”罗素的想法，现时代搞哲学，应该以科学为基础，用科学方法。我有时想，二十世纪以来，“相对论”通行了，有些人在用大镜子观察河外星空，有些人在用小镜子寻找基本粒子，还有些人在用什么方法钻研生命，如果我们还是纠缠体用的关系，心性的底里，这还有什么意义吗？——应该就此打住，不然，恐怕真要对老师不敬了。

还是撇开这玄虚干燥的玩意儿，专说熊先生的为人。记得熊先生在《十力语要》里说过，哲学，东方重在躬行。这看法，专就“知”说，很精。熊先生的可贵是凡有所知所信必能“行”。这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下谈一些琐细的，一般人会视为怪异的，或者可以算作轶事吧。

他是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的人，所以住所求安静，常常是一个院子只他一个人住。三十年代初期，他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里，门总是关着，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此门。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五十年代初期他住在银锭桥，熊师母在上海，想到北京来住一个时期，顺便逛逛，他不答应。我知道此事，婉转地说，师母来也好，这里可以有人照应，他毫不思索地说：“别说了，我说不成就是不成。”师母终于没有来。后来他移住上海，是政协给找的房，仍然是孤身住在外边。

不注意日常外表，在我认识的前辈里，熊先生是第一位。衣服像是定做的，样子在僧与俗之间。袜子是白布的，高筒，十足的僧式。屋里木板床一，上面的被褥等都是破旧的。没有书柜，书放在破旧的书架上。只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编的，几乎朽烂了。另一个铁皮的，旧且不说，底和盖竟毫无联系。且说这个铁箱，他回上海之前送我了，七十年代我到外地流离，带着它，返途嫌笨重，扔了。

享用是这样不在意；可是说起学问，就走向另一极端，过于认真。他自信心很强，简直近于顽固，在学术上决不对任何人让步。写《破破新唯识论》的事，上面已经说过。还可以举一件有意思的。四十年代晚期，废名（冯文炳）也住在红楼后面，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后来迷上哲学，尤其是佛学。熊先生是黄冈人，冯是黄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称为“二黄”。他们都治佛学，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可是所信不同，于是而有二道桥（熊先生三十年代的一个寓所，在地安门内稍东）互不相下，至于动手的故事。这动手的武剧，我没有看见；可是有一次听到他们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真可谓“妙不可酱油”。我忍着笑走了。

对于弟子辈，熊先生就更不客气了，要求严，很少称许，稍有不合意就训斥。据哲学系的某君告诉我，对于特别器重的弟子，他必是常常训斥，甚至动手打几下。我只受到正颜厉色的训导，可证在老师的眼里是宰予一流人物。谈起训斥，还可以说个小插曲。一次，是热天的过午，他到我家来了，妻恭敬地伺候，他忽然看见窗外遮着苇帘，严厉地对妻说：“看你还聪明，原来胡涂。”这突如其来的训斥使妻一愣，听下去，原来是阳光对人有益云云。

在一般人的眼里，熊先生是怪人。除去自己的哲学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在意；信与行完全一致，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修饰；以诚待人，爱人以德：这些都做得突出，甚至过分，所以确是有点怪。但仔细想想，这怪，与其说是不随和，无宁说是不可及。就拿一件小事说吧，夏天，他总是穿一条中式白布裤，上身光着，无论来什么客人，年轻的女弟子，学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是这样，毫无局促之态。这我们就未必成。他不改常态，显然是由于信道笃，或说是真正能“躬行”。多少年来，我总是怀着“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的心情同他交往。他终于要离开北京，我远离严师，会怎么样呢？我请他写几句话，留作座右铭，他写：“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甲午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十刹海寓写此。漆园老人。”并把墙上挂的一幅他自书的条幅给我，表示惜别。这条幅，十年动乱中与不少字轴画轴一同散失。幸而这座右铭还在，它使我能够常常对照，确知自己在读古今大著和寻玩义理方面都做得很差，惭愧而不敢自满，如果这也可以算作收获，总是熊先生最后的厚赐了。

马叙伦

马叙伦先生，原字彝初，后写夷初，杭州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比鲁迅先生小三岁。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长。六十年代患病，神志不清，靠护理及药物活了相当长的时期，于1970年逝世。

三十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听了马先生一年课，讲的是宋明理学。讲什么内容，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是中上等身材，偏于瘦，面长而苍老，态度严肃，总是穿蓝青色缎袍，团花，闪闪发光，坐着讲，完全是旧日书院山长的风度。马先生是哲学系教授，在学校像是多讲《庄子》，著有《庄子义证》一书。他通旧学的各个方面。文章和诗词都写得不坏。更高的是书法，虽然名声不像沈尹默那样大，我觉得，与沈相比，风华像是差一些，至于筋骨内敛，也许要占上风。我同马先生没有个人交往，可是据我所知的一点点，觉得他在北京大学的老一辈里，人品学识，有不少是难及的，值得说一说。

马先生的为人，就兴趣说是多方面的。这可以用他自己的述说为证。四十年代末，他出版过笔记性质的书，两册：《石屋馀渖》和《石屋续渖》。《馀渖》有“马君武”条，说：“君武长余四岁，一浮（马一浮）长余二岁，彼时朱颜绿髩，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乃一浮寻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君武西游，留学于德国，及归而与政，然所成与余相若。”又“余之信仰”条说：“人生堕地，即入社会，唯有两利，以了此生，至于得福得祸，各随因缘，权在于己者，即看明环境，权量轻重，趋于合理，自然得福。若环境所迫，祸不可避，则安而受之，生死不计。”这是表示，他主张入世，言行要利于社会，依己之所信而行，得祸也在所不计。

他的经历就正好说明他的立身处世态度。早年，他在上海编《国粹学报》，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排满的革命刊物。入民国以后，他曾任教育部次长。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说他：1916年春，“袁世凯叛国称皇帝，文科教授马叙伦愤然曰：‘是不可以久居矣。’即日离职去，一时有挂冠教授之称”。四十年代中期，他反对南京政府的专制统治，组织民主促进会，奔走呼号，要民主，因此而在南京下关被打伤。这些都可以算是他的“趋于合理”“生死不计”的信仰的实践。

但他还有另一面，是“仕而优则学”，或者说，关心社会而并不放弃治学。对于中国旧学，他是儒道释兼通。在北京大学，他讲书总是贯穿百家；名著《庄子义证》更是这样，讲的是道，却用了不少佛说。关于书法，他不只写得好，还是理论家，《馀渖》《续渖》中有不少讲书法的条目，对于古今书法家几乎都有评论。眼力可算是锐敏深刻。——自然，这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求人人都同意很难，即如过于轻视赵董，我就不能同意。我一直以为，书法高下与某人喜爱与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二者可以相合，如高的为人所喜；但有时也许不合，如高的不为人所喜，下的反为人所喜。赵董同样出于二王。二王兼收古之所长而表现为今变，因为内容丰富，所以后世取其一仓一廪就可以成为小康。取什么与时代的风气有关，又与个人的癖好有关，同源异流，流的路径越长，面目变化越大。正如欧是取其险劲，米是取其流动，赵董是取其柔婉；至于功力之深，我以为欧米与赵董是各有千秋。话扯得远了，还是转回来，说马先生的治学。他还治文字学，晚年孜孜不倦，因为精力时间都不够，五十年代前期，曾请古文字学家陈保之（邦怀）先生帮他整理旧稿。其时马先生任中央教育部部长，为治学，真够得上鞠躬尽瘁了。

还有一件，是马先生的轶事，也应该说一下。几十年前，北京餐馆的食谱名色以人名者有三种，曰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这马先生汤就是马叙伦先生所创。碰巧《馀渖》有这一条，可以抄录几句以代替说明。

余亦喜制馔品，……君三白汤必余手调，即诸选材，亦必与目，三白者菜、笋、豆腐也。……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惟雪里蕼为要品，……然制成后，一切物味皆不可得，如太羹玄酒，故非诚知味者不知佳处，……住在北平，日竭（？）中央公园之长美轩，以无美汤，试开若干材物，姑令如常烹调，而肆中竟号为马先生汤，十客九饮。其实绝非余手制之味也。

《石屋》两种谈见闻掌故，寓个人褒贬，见识多可取。只是少数谈狐仙，谈相术，虽系志异性质，出自马先生笔下，总像是穿高跟而插凤钗，不协调。想起熊十力先生，与马先生同行辈，也是哲学家，可是同样信相术，莫非本土的儒道释，就真与舶来的所谓科学南辕北辙吗？

这里还是宽厚一些，放过小德。且说谈这些琐事的原由当然是怀念。说起怀念，总是感到遗憾。其一是没有获得马先生的手迹，所能见到的只是影印在《一九二六年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前面的十四首诗和一首词。《馀渖》有“余书似唐人写经”条，说人谓相似，只因得其法。这说得很对，马先生这件手迹用小楷写，风神确是与唐人写经有相似处，不过唐人写经多经生书，工夫虽纯，终非书家，所以与马先生比，总觉得脂泽有余而筋骨不足。另一遗憾不是生也晚，而是生也贫，在京华住的时间不短，竟连仿制的马先生汤也没有喝过。不过俗话说，知足者常乐，手头终归还有影印的手迹诗词，其中有些慷慨激昂，如“自叹蹉跎已老身，放言犹动少年人。贾生初出先忧国，鲁子终身不帝秦”。有时读一读，还可以想见其为人。

胡博士

胡博士是个有大名的人物。在手持玉帛的人们的眼里是这样，在手持干戈的人们的眼里似乎尤其是这样，因为如果无名，就犯不上大动干戈了。可是以他为话题却很不合适。一是他的事迹，几乎尽人皆知，“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不用说了，其后呢，有他自己写的《四十自述》，再其后，作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渡海峡东行，作院长、大使等等，所谓事实俱在，用不着述说。二，关于学术成就，他是经史子集无所不问，无所不写，大兼早直到老庄和孔孟，小（当然是按旧传统说）兼晚直到《红楼梦》和《老残游记》，所谓文献足征，也用不着述说。三是不管谈哪方面，都会碰到评价问题，这很不好办，向这一方偏，站在那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向那一方偏，站在这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居中，两方都会斥为骑墙派或模棱派，也不能容忍，总之将是费力不讨好。可是我这琐话有不少是涉及北京大学的，胡博士是北京大学的重要人物，漏掉他，有人会怀疑这是有什么避忌。不得已，只好借用孔北海让梨的办法，拿小的，谈一些琐屑。

胡博士1917年来北大，到我上学时期，论资历，已经是老人物了。可是年岁并不很大，不过是“四十而不惑”。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形貌本土，心里，以及口中，有不少来自异国的东西。这有思想，或说具体一些，是对社会、人生以及与生活有关的种种事物（包括语言文学）的看法。——这方面问题太大，还是谈小一些的，那是科学方法。我们本土的，有时候谈阴阳，说太极，玄想而不顾事实。科学方法则不然，要详考因果，遵循逻辑，要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知识系统。这对本土说是比较新鲜的。可是也比较切实，所以有力量。初露锋芒是破蔡元培校长的《石头记索隐》。蔡先生那里是猜谜，甚至做白日梦，经不住科学方法的事实一撞，碎了。在红学的历史上，胡博士这篇《〈红楼梦〉考证》很重要，它写于1921年，刚刚“五四”之后，此后，大家对索隐派的猜谜没有兴趣了，改为集中力量考曹府，以及与之有关联的脂砚、敦敏等。也是用这种方法，胡博士还写了几种书和大量的文章，得失如何可以从略。

“五四”前后，胡博士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主要原因自然是笔勤，并触及当时文化方面的尖锐问题，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文学革命。还有个原因，其实也不次要，是他喜爱社交，长于社交。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这种和易的态度还不只是对校内人，对校外的不相识，据说也是这样，凡是登门必接待，凡是写信必答复。这样，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要上课，要待客，要复信，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还要治学，写文章，其忙碌可想而知。可是看见他，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当时同学们都有个共同的感觉，胡博士聪明过人，所以精力过人。三十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还记得，那已是1946年，西南联大三校各回老家之后，清华大学校庆，我参加了。其中有胡博士讲话，谈他同清华大学的关系，是某年，请他当校长，他回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以下他加个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字，诸位看，这用白话，五个字不是也成了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口才就是来自聪明。

以上谈的偏于“外面儿”的一面。外面儿难免近于虚浮，一个常会引起的联想是风流人物容易风流。胡博士像是不这样，而是应该谨严的时候并不风流。根据道听途说，他留学美国的时候，也曾遇见主动同他接近的某有名有才的女士，内情如何，外人自然难于确知，但结果是明确的，他还是回到老家，安徽绩溪，同父母之命的江夫人结了婚。来北京，卜居于地安门内米粮库，做主妇的一直是这位完全旧式的江夫人，不能跳舞，更不能说yes，no。这期间还流传一个小故事，某女士精通英、法、德文，从美国回来，北大聘她教外语，因为家长与胡博士有世交之谊，住在胡博士家。我听过这位女士的课，一口流利的好莱坞。她说惯了，不三思，下课回寓所，见着胡博士还是一口好莱坞，胡博士顺口搭音，也就一连串yes，no。这不怪江夫人，她不懂，自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自然会生疑。胡博士立即察觉，并立即请那位女士迁了居。

闲谈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了。既而一想，不妥，谈老师行辈，用夫人和女士事件结尾，未免不郑重。那就再说一件，十足的郑重其事，是他对朋友能够爱人以德。那是1938年，中国东、北半边已经沦陷，北大旧人还有住在北京的，其中一位是周作人。盛传他要出来做什么，消息也许飞到西方，其时胡博士在伦敦，就给周寄来一首白话诗，诗句是：“臧晖（案为胡博士化名）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庵（案为周的书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用诗的形式劝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情很深，“智者识得重与轻”，意很重，我忝为北大旧人，今天看了还感到做得很对。可惜收诗的人没有识得重与轻，辜负了胡博士的雅意。

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的所失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苦雨斋一二

北宋初年有个大官，姓吕名端，字易直，作到平章事（宰相职）。同富郑公、韩魏公等相比，他不算有名，可是关于他有个有趣的评语，而且出自太宗皇帝之口，是：“小事胡涂，大事不胡涂。”苦雨斋主人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老人物，从1917年到校，至1937年事变后学校南迁，整整二十年，可谓与学校共存亡。我上学时期，他主要担任日文组的课，有时兼点国文系的课，如讲六朝散文之类。他是老师行辈，我离开学校之后还同他有些交往。旧事难忘，有时自然会想到他；每次想到，吕端的故事就涌上心头。也许应该算作感慨吧，是惋惜他不能学习吕端，而是与吕端相反：大事胡涂，小事不胡涂。

所谓大事是节操，用老话说是应该义不食周粟。他是日本留学生，精通日语，而且娶的是日本夫人，羽太信子。从在日本时期起，伴随胞兄鲁迅先生，过的就是文学生涯。回国以后，“五四”前后，他写了大量的散文，也写白话诗，有相当浓厚的除旧布新的气息。这使他不只在本国，就是在日本，也有了大名。“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北京，像他这样的人，三尺童子也会知道，是三十六着，走为上计。可是他没有走。中计是学顾亭林，闭门却扫，宁可死也不出山。起初他可能也有这种想法，因为曾经到燕京大学去任课。可是过些时候，传言出现了，他要出来担任什么。日本人会利用他，这是任何人闭目都会想到的；他受不受利用，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为了防万一，有些顾念旧交谊的人婉言表示了劝阻之意，我知道的有钱玄同先生和马幼渔先生。也有旧学生，多半用书札。后来知道，这些劝告都没有起作用，据说他还表示过，是因为劝说的理由还不能使他心服。我想，这说的未必合乎事实，事实是一定有什么力量超过劝告的力量。这大力量是什么呢？日本夫人？多年来对留日生活的眷恋？被元旦的一枪（1939年元旦有刺客登门行刺，中一枪，因衣厚未受伤）吓坏了？生活无着？或者还有其他？总之，结果是明确的，终于还是开了门，先则文学院院长，一直到教育总署督办。北大旧人寒心的是，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竟然倒了。日本人呢，是可以借他来说明，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也站在他们一边，可见他们是正义的。对立的看法在一点上是相同的，表态的是“一”个人，蕴涵的意义却不只一个人。这就关系重大，所谓大事胡涂。

关于小事不胡涂，也可以举出不少例证。不过先要解说一下，所谓“小”，是对国家、民族的“大”而言，意义并不等于微不足道。这首先是他“文”的方面的成就。他精通日语，前面已经说过。他还通希腊文和英文。中文的造诣更不用说。这使他有了大量吸收的条件。吸收多了要放出，他同鲁迅先生一样，笔下功力深，一生写了大量的文章，以文集形式出版的有几十种。早年和晚年还译了不少著作，其中有些是日本和希腊的古典作品。这些都有文献可征，用不着多说。

可以说说的是不见或少见于文献的。他多次说他不懂“道”，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和废名的“悟”之类说的。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他讲六朝散文，推崇《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有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淡的笔墨写出来。关于诗，我还记得三十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别人都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说，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的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从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比如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我曾听他说，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有一次，巧遇，我从地摊上买到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有趣，后来闲话中同他谈起，他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像是刚刚看过。还有一次，谈起我买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本书。写也是这样，几乎天天要动笔，说是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谈起认真，也许受鲁迅先生的感染，甚至琐屑小事他也一丝不苟。书籍总是整整齐齐的。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写，总是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结束。用纸包书付邮，一定棱棱角角，整整齐齐。甚至友人送个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把图章装在里边。大一些的事就更是这样，治学，著述，总是严格要求，不满足于差不多。记得有个人由市面上买一本《日语百日通》，写信问他是不是能够这样，他劝那个人还是干点别的，以免白白耗费一百天，可惜。三十年代前后北京有一位王君，大概是个教师吧，学齐白石，也画也刻，粗制滥造，装腔弄势，有人拿他的作品请周评论，周说：“我看他还是先念点书吧。”还有一次，我同他谈起日本著作的翻译，他说很不容易，并举上海一位既画又写的有大名的某君为例，说很平常的也常常译错了。不知什么机缘，我忽然想到日本俳句，说希望他能够编一本日本俳句选译。我心里想，如果他不做，这介绍东方诗的小明珠到中国的工作就难于找到更合适的人。他听了，毫不迟疑，很郑重地说：“没有那个本事，办不了。”

学问文章谈了不少，还应该谈点家常。他的家常生活，有他的打油诗为证，第一首尾联云：“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住北京几十年，他过的都是坐在书斋吃茶的悠闲生活。这使他由“五四”时期的激昂慢慢化为平和，甚至消沉，以致到关键时刻不能选上计，真是一言难尽。——话题有放大的趋势，还是转回来谈家常。悠闲，向唯物方面说是求舒适，这就不能不多花钱。买书多也不能不多花钱。幸而薪金高，有稿费。但据说也是到手就光。所以一旦事变，北大南迁，立刻就无柴无米，连钱玄同先生都感到很意外。

柴米油盐之上是为人处世。在北京大学，他以态度温和著名，访者不拒，客气接待，对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谈闲话，是苦雨斋的惯例。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也没有人听过他高声呵斥。在这方面，事例很多，只讲一个。听赵荫棠先生说，是周有了大官位时期，一个北大旧学生穷得没办法，找他谋个职业。也许是第三次去问吧，正赶上屋里有客，门房挡了驾。这位学生疑惑是推托，怒气难平，于是站在门口大骂，声音高到内院也听得清清楚楚。谁也没想到，过了三五天，通知那位学生上任了。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反而用他是怎么回事。周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太值得同情了。

也是听赵荫棠先生说，周曾同他讲，自己知道本性中有不少坏东西，因而如果作了皇帝，也许同样会杀人。我想，这样的反省是真实的，譬如见诸文字，在早期，他曾同鲁迅先生翻了脸。内情如何，据说局外人只有张凤举和徐耀辰知道，可是有人问这两位，他们总是以不了了之；现在呢，连这两位也下世了。另一次翻脸是在晚期，也是不知为什么，他用明信片印“破门声明”，寄给熟人，说是不再承认沈启无（四弟子之一）是他的弟子。我当时接到这个明信片，心里想，不管沈启无怎么样，自己表示大动干戈总是与一贯温和的面貌不相称。

日本侵略军投降之后，他住了南京老虎桥监狱。我想，他应该悔恨没有开门出走，或闭门学顾亭林。解放以后，听说他表示悔恨，还愿意以余生做些有意义的事。过而能改总是好的，所以他又有了翻译和写作的机会。但人不是当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库八道弯的苦雨斋也一变而为凄清冷落。住房只剩内院北房的西半部；东半部，爱罗先珂住过的，中门外南房，鲁迅先生住过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间，靠西一间是卧室，日本式布置，靠东一间是书房兼待客。客人来，奉茶的是自己或羽太夫人。幸而有老本，能够在文墨的世界里徜徉，不至过于寂寞。这样的日子共计十六七年，中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到1967年5月，又为读者留下十几种书，下世了。

这样的一生，要怎样评价才合适呢？偶然翻阅新编的《辞海》，看见有“周作人”一条，像是本诸过而知改，既往不咎的态度写的。我引吕端的故事，说是大事胡涂，或者太苛了吗？我想了想，因为我是他的学生，珍视他文的方面的成就，难免求全责备，说是出于善意也罢，说是有违恕道也罢，既然这样想了，也只好这样说了。

刘半农

刘半农先生是我的老师，三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上学，1933年9月到1934年6月听了他一年“古声律学”的课。他名复，号半农，江苏江阴人。生于清光绪辛卯（十七年，1891年），是北京大学卯字号人物之一。说起卯字号，那是北京大学老宅（原为乾隆四公主府，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又改为沙滩后街）偏西靠南的一组平房。因为住在那里的教师有两位是光绪己卯年（五年，1879年）生，有三位是辛卯年生。卯就属相说是兔，于是己卯年生者成为老兔，辛卯年生者成为小兔，其住所的雅称为卯字号，义为兔子窝。卯字号的小兔，名气最大的是胡适之，其次才是刘半农和刘叔雅。半农先生来北大任教是民国六年（1917年），民国九年往法国留学，六年后得博士学位回国，仍在北京大学任教。

半农先生的学术研究是语音学，最出名的著作是《四声实验录》。这部书从音理方面讲清楚汉语不同声调的所以然，使南朝沈约以来的所有模棱解释一扫而空。但他是个杂家，有多方面的兴趣。据说早年在上海写“礼拜六”派文章，署名“伴侬”，半农的大号就是削去两个人旁来的。他还治文法，所著《中国文法通论》在中国语法学史上也占一席地。专攻语音学以后，他仍然写小品文，写打油诗（用他自己的称谓）。写这类文章，常用别号“双凤皇砖斋”和“桐花芝豆堂”，前者取义为所藏之砖比苦雨斋（周作人）所藏多一凤皇，后者取义为四种植物皆可出油，也可见他为人的喜幽默，多风趣。他还谈论音乐，这或者是受他老弟名音乐家刘天华的影响；而且写过歌词，名“教我如何不想他”。他的业余癖好是照相，据说在非职业摄影家里，他的造诣名列第一。在这方面他还有著作，名《半农谈影》。他的照相作品，我只见过一次，是给章太炎先生照的，悬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太炎先生半身，右手捏着多半支香烟，缭绕的烟在褶皱的面旁盘旋，由严肃的表情中射出深沉的目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的学者都有聚书的嗜好，半农先生也不例外。我没有看过他的书斋，但知道贯华堂原刻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在他手里，这是他先下手为强，跑在傅斯年前面，以数百元高价得到的（中华书局曾据此缩小影印出版）。还有一件，是喜欢传奇志异，作古之前不久，他为赛金花写传，未成，由弟子商鸿逵继续写完，名《赛金花本事》出版。

以上是半农先生超脱的一面。专看这一面，好像他是象牙之塔里的人物，专力治学，以余力玩一玩。其实不然，他对世事很关心，甚至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肝胆。写文章，说话，都爱憎分明，对于他所厌恶的腐朽势力，常常语中带刺。“五四”时期，他以笔为武器，刺旧拥新，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一次，大概是1932年或1933年吧，办《世界日报》的成舍我跟他说：“怎么老不给我们写文章？”他说：“我写文章就是骂人，你敢登吗？”成说：“你敢写我就敢登。”半农先生就真写了一篇，题目是“阿弥陀佛戴传贤”，是讽刺考试院长戴传贤只念佛不干事的，《世界日报》收到，就在第一版正中间发表了。为此，《世界日报》受到封门三天（？）的报应，半农先生借北京大学刺多扎手的光，平安地过来了。

1933年暑后，我当时正对乐府诗有兴趣，看见课表上有半农先生“古声律学”的选修课，就选了。上第一堂，才面对面地看清他的外貌。个子不高，身体结实，方头，两眼亮而有神，一见即知是个精明刚毅的人物。听课的有十几个人。没想到，半农先生上课，第一句问的是大家的数学程度如何，说讲声律要用比较深的数学。大家面面相觑，都说不过是中学学的一点点。他皱皱眉，表示为难的样子。以后讲课，似乎在想尽量深入浅出，但我们仍然莫明其妙。比如有一个怪五位数，说是什么常数，讲声律常要用到，我们终于不知道是怎么求出来的。但也明白一件事，是对于声音的美恶和作用，其他讲文学批评的教授是只说如此如彼的当然，如五微韵使人感到惆怅之类；半农先生则是用科学数字，讲明某声音的性质的所以然。这是根本解决，彻底解决，所以我们虽然听不懂，还是深为信服。就这样学了一年，到考试，才知道正式选课的只我一个人，其余都是旁听。考试提前，在半农先生的休息室。题尽量容易，但仍要他指点我才勉强完了卷。半农先生笑了笑，表示谅解，给了七十分。我辞出，就这样结束了最后一面。提前考试，是因为他要到西北考察语音（？），想不到这一去就传染上回归热，很快回来，不久（7月14日）就死在协和医院，享年才四十三岁。

暑后开学，延迟到10月中旬（14日）才开追悼会。地点是第二院（即上面说的老宅）大讲堂，原公主府的正殿。学术界的名人，尤其北京大学的，来得不少。四面墙上挂满挽联。校长蒋梦麟致悼词之后，登上西头讲台讲话的很有几个人，如胡适之、周作人、钱玄同等。讲话表示推崇惋惜不奇怪，奇怪的是对于“杂”的看法不一致，有人认为白璧微瑕，有人反驳，说这正是优点。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在北京大学是司空见惯，所以并没有脸红脖子粗就安然过去。到会的有个校外名人，赛金花。她体形苗条，穿一身黑色绸服，梳头缠脚，走路轻盈，后面跟着女仆顾妈，虽然已是“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时期，可是一见便知是个不同凡响的风尘人物。她没有上台讲话，可是送了挽联，署名是魏赵灵飞。挽联措辞很妙，可惜只记得上半，是“君是帝旁星宿，侬惭江上琵琶”。用白香山《琵琶行》故事，恰合身分，当时不知系何人手笔。不久前遇见商鸿逵，谈及此事，他说是他代作，问他下半的措辞，他也不记得了。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商先生也下世，这副挽联恐怕不能凑全了吧。还有一副挽联，是编幽默月刊《论语》的林语堂和陶亢德所送，措辞也妙，可惜只记得下半，是“此后谁赞阿弥陀佛，而今你逃狄克推多”。

追悼会之后，日往月来，半农先生离我越来越远了。大概是五十年代，阅市，遇见旧货中有他写的两个大字“中和”，觉得意义不大，未收。仅有的一本他的著作《半农谈影》，有个朋友喜欢照相，奉送了。于是关于半农先生，我之所有就只是上面这一点点记忆了。

刘叔雅

刘叔雅是民初学术界的知名之士，名文典，字叔雅，因为学术有成就，人都称呼为刘叔雅，表示尊重。他是安徽合肥人，与大政客段祺瑞是同乡，也许由于贵远贱近吧，提到段祺瑞总有些不敬之语。对于早一代也出于合肥的李鸿章，不知道是不是也一视同仁。关于他的情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十四辑里有张文勋为他作的传，记经历，评得失，都平实。要点是这几项：一是曾两次往日本，通日语。二是年轻时候有革命朝气。三是二十几岁到北京大学任教，用了不少力量治旧学，写成《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等，受到许多专家推重。四是抗战以后到云南，思想消沉，生活颓废，直到解放以后才回到正路。五是骄傲怪僻，有时不合流俗。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的大名，我早有所知。这少半是来自读他的著作，其中有翻译日本丘浅次郎的《进化与人生》；中文的是他的权威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听说他骈体文写得很好，没有见过。大名的多半是来自他的不畏权势。那是1928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因为学潮事件触怒了老蒋。蒋召见他，说了既无理又无礼的话，据说他不改旧习，伸出手指指着蒋说：“你就是新军阀！”蒋大怒，要枪毙他。幸而有蔡元培先生等全力为他解释，说他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才以立即免职了事。不论什么时代，像这样常人会视为疯子的总是稀有的，这使我不禁想到三国的祢衡。而这位祢衡就在课堂上，一周见一次，于是我怀着好奇的心理注意他的举止言谈。

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现在还有印象的，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说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心里回味，我当时想，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沈郎憔悴不胜衣”呢？对于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只是有一次，他表现为明显的言行不一致。不知从哪里说起，他忽然激昂起来，起立，睁大眼睛，说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使他气愤，举例中有有人坐车，有人拉车云云。同学听了都惊讶而感动，想到像这样一位神游六朝的人物忽然注意现世问题，真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意味。说完，下课，有些同学由窗口目送他走出校门。一辆旧人力车过来，他坐上去，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原来他正是“有人坐车”的人。

抗战时期，他到云南，一个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我有个表弟倪君在那里上学，回内地之后跟我说，刘叔雅在那里仍然表现为很怪异，许多事在学校传为笑谈。例如有一次跑警报，一位新文学作家，早已很有名，也在联大任教，急着向某个方向走，他看见，正颜厉色地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那位作家尊重他是前辈，没还言，躲开他，或者说，“桃之夭夭”了。再是不只一次，他讲书，吴宓（号雨僧）也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他仍是闭目讲，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的时候，总是抬头张目向后排看，问道：“雨僧兄以为何如？”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合伙散伙，各自回各自的老窝，他因为已经不在联大，就没有跟回来。以后一直留在云南，在云南大学任教。有人说这是因为他舍不得云土（烟土，即鸦片）和云腿（火腿），并由此而获得“二云居士”的雅号，不知确否。这且不管它，我觉得遗憾的是不再听到他的“甚是”的“高见”，有时难免类似老成凋谢的怅惘。

十几年之后，他就真正凋谢了。我有时想起北京大学的卯字号人物，这小一辈的，刘半农终于1934年，享寿四十三；胡适之终于1962年，享寿七十一；刘叔雅终于1958年，享寿六十七，单就这一点说是中间人物。学术成就呢？很难说。张文勋为他作的传记说，他还想以余年完成《群书校补》等几种大著作，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我则以为，他不如降一级，由“子部”转到专搞“集部”，比如说，多谈谈选学、唐诗，就会对更多的读者有大帮助。——他作古了；如果健在，听到我这不三不四的意见，恐怕要大喊“小子何知”吧？

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的大名和成就，连年轻人也算在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差不多都念过他的散文名作，《背影》和《荷塘月色》。我念他的《背影》，还是在中学阶段，印象是：文富于感情，这表示人纯厚，只是感伤气似乎重一些。1925年他到清华大学以后，学与文都由今而古，写了不少值得反复诵读的书，如《诗言志辨》《经典常谈》等。1937年以后，半壁江山沦陷，他随着清华大学到昆明，以及1946年回到北京以后，在立身处世方面，许多行事都表现了正派读书人的明是非、重气节。不幸是天不与以寿，回北京刚刚两年，于1948年10月去世，仅仅活了五十岁。

我没有听过朱先生讲课，可是同他有一段因缘，因而对他的印象很深。这说起来难免很琐碎，反正是“琐话”，所以还是决定说一说。

我的印象，总的说，朱先生的特点是，有关他的，什么都协调。有些历史人物不是这样，如霍去病，看名字，应该长寿，却不到三十岁就死了；王安石，看名字，应该稳重，可是常常失之躁急。朱先生名自清，一生自我检束，确是能够始终维持一个“清”字。他字佩弦，意思是本性偏于缓，应该用人力的“急”补救，以求中和。做没做到，我所知很少，但由同他的一些交往中可以推断，不管他自己怎样想，他终归是本性难移，多情而宽厚，“厚”总是近于缓而远于急的。他早年写新诗，晚年写旧诗，古人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这由学以致用的角度看，又是水乳交融。文章的风格也是这样，清秀而细致，总是真挚而富于情思。甚至可以扯得更远一些，他是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生，查历年毕业生名单，他却不是学文学的，而是学哲学的。这表面看起来像是不协调，其实不然，他的诗文多寓有沉思，也多值得读者沉思，这正是由哲学方面来的。这里加说几句有趣的插话，作为朱先生经历的陪衬。与朱先生同班毕业的还有三位名人，也是毕业后改行的：一位是顾颉刚，改为搞历史；一位是康白情，改为搞新诗；还有一位反面人物是陈公博，改搞政治，以身败名裂告终。最后说说外貌，朱先生个子不高，额头大，双目明亮而凝重，谁一见都能看出，是个少有的温厚而认真的人物。我第一次见他是1947年，谈一会话，分别以后，不知怎么忽然想到三国虞翻的话：“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我想，像朱先生这样的人，不正是可以使虞翻足以不恨的人物吗？

泛泛的谈了不少，应该转到个人的因缘了。是1947年，我主编一个佛学月刊名《世间解》，几乎是唱独角戏，集稿很难，不得已，只好用书札向许多饱学的前辈求援，其中之一就是朱先生。久做报刊编辑工作的人都知道，在稿源方面有个大矛盾，不合用的总是不求而得，合用的常是求之不得。想消灭求之不得，像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好办法，于是只好碰碰试试，用北京的俗语说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希望万一会掉下一两个。我也是怀着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心情这样做的，万没有想到，朱先生真就写了一篇内容很切实的文章，并很快寄来，这就是刊在第七期的《禅家的语言》（后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当时为了表示感激，我曾在“编辑室杂记”里写：“朱自清教授在百忙中赐予一篇有大重量的文章，我们谨为本刊庆幸。禅是言语道断的事，朱先生却以言语之道道之，所以有意思，也所以更值得重视。”这一期出版在1948年1月，更万没有想到，仅仅九个月之后，朱先生就作古了。

大概是这一年的5月前后，有一天下午，住西院的邻居霍家的人来，问我在家不在家，说他家的一位亲戚要来看我。接着来了，原来是朱先生。这使我非常感激，用古人的话说，这是蓬户外有了长者车辙。他说，霍家老先生是他的表叔，长辈，他应该来问安。其时他显得清瘦，说是胃总是不好。谈一会闲话，他辞去。依旧礼，我应该回拜，可是想到他太忙，不好意思打搅，终于没有去。又是万没有想到，这最初的一面竟成了最后一面。

死者不能复生，何况仅仅一面。但我常常想到他，而所取，大概与通常的评价不尽同。朱先生学问好，古今中外，几乎样样通。而且缜密，所写都是自己确信的，深刻而稳妥。文笔尤其好，清丽，绵密，细而不碎，柔而不弱。他代表“五四”之后散文风格的一派，由现在看，说是广陵散也不为过。可是我推重他，摆在首位的却不是学和文，而是他的行。《论语》有“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话，这里无妨断章取义，说：与他的行相比，文可以算作余事。行的可贵，具体说是，律己严、待人厚都超过常格。这二者之中，尤其超过常格的待人厚，更是罕见。这方面，可举的证据不少，我感到最亲切的当然是同自己的一段交往。我人海浮沉，认识人不算少，其中一些，名声渐渐增大，地位渐渐增高，空闲渐渐减少，因而就“旧雨来，今雨不来”。这是人之常情，不必作杜老《秋述》之叹。朱先生却相反，是照常情可以不来而来，这是决定行止的时候，只想到别人而没有想到自己。如果说学问文章是广陵散，这行的方面就更是广陵散了。

说来也巧，与朱先生告别，一晃过了二十年，一次在天津访一位老友，谈及他的小女儿结了婚，问男方是何如人，原来是朱先生的公子，学理科的。而不久就看见他，个子比朱先生高一些，风神却也是谦恭而恳挚。其时我老伴也在座，事后说她的印象是：“一看就是个书呆子。”我说：“能够看到朱先生的流风余韵，我很高兴。”

温源宁

有个朋友来闲谈，说从哪里听到温源宁的消息，做了几年台湾驻希腊的“大使”，也是满腹牢骚，退休了。这使我想到五十多年前听过他一年课的名教授。

是三十年代初，他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文组的主任，每周教两小时普通英文课。我去旁听，用意是学中文不把外语完全扔掉，此外多少还有点捧名角的意思。第一次去，印象很深，总的说，名不虚传，确是英国化了的gentleman，用中文说难免带有些须的嘲讽意味，是洋绅士。身材中等，不很瘦，穿整洁而考究的西服，年岁虽然不很大，却因为态度严肃而显得成熟老练。永远用英语讲话，语调顿挫而典雅，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

中国人，英语学得这样好，使人惊讶。我向英文组的同学探询他的情况，答复不过是英国留学。我疑惑他是华侨，也许不会说中国话，那个同学说会说，有人听见他说过。后来看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知道徐先生也很钦佩他的英语造诣，并说明所以能如此的原因，是吸烟的时候学来的。我想，这样学，所得自然不只是会话，还会掺上些生活风度。问英文组同学，说他有时候确是怪，比如他的夫人是个华侨阔小姐，有汽车，他却从来不坐，遇见风雨天气，夫人让，他总是说谢谢，还是坐自己的人力车到学校。

只是听他一年课，之后他就离开北京大学。到哪里，去做什么，一直不清楚。差不多有十年光景，我有时想到他，印象不过是英语说得最地道的教授而已。是四十年代初，友人韩君从上海回来，送我几种书，其中一种是温源宁的著作，名Imperfect Understanding（可译为《一知半解》），1935年上海别发有限公司出版。内容是十七篇评介人物的文章，1934年所写，原来分期刊在英文《中国评论》上，最后辑印的。所评介的十七个人，吴宓，胡适，徐志摩，周作人，梁遇春，王文显，朱兆莘，顾维钧，丁文江，辜鸿铭，吴赉熙，杨丙辰，周廷旭，陈通伯，梁宗岱，盛成，程锡庚，大部分我也知道，又因为这是温先生“手所写”，所以很快就读了。读后的印象是：他不只说得好，而且是写得更好。且不说内容，只说文章的风格，确是出于英国散文大家的传统，简练典重，词汇多变而恰当，声音铿锵而顿挫，严肃中总隐含着轻松的幽默感。以下随便译一些看看。

（1）《序言》前部：

这些对于我所知的一些人的一知半解是我闲散时候写的。自然，它们的合适的安身地应该是废纸篓。不过它们曾经给有些朋友以乐趣，也就是适应这后一种要求才把它们集在一起印成书。

我相信这里没什么恶意，也不至惹谁生气。不过，也可能有一两位不同意我关于他们的一些说法。如果竟是这样，我请求他们宽恕。

（2）《吴宓》开头：

吴宓先生不像地上的任何事物，只要见一次，永远忘不了。有些人则不然，要让人家介绍上百次，可是到一百零一次，还是非再介绍不可。他们的面容是如此平常：没有风度，没有特点，恰好是平平常常的杰克、汤姆和哈利。吴先生的面容却得天独厚：其特异之点简直可以入漫画。

（3）《胡适》开头：

对于一些人，胡适博士是好敌手，或者是很好的朋友。对于另一些人，他是老大哥。人们都觉得他既温和又可爱——甚至他最险恶的仇人也是这样。他并非风流绅士，却具有风流绅士的种种魅力。交际界，尤其是夫人、小姐们，所欣赏的是“有一搭没一搭说些鬼话”的本领，看似区区小节，实则必不可少，在这方面，胡博士是一位老手。

（4）《徐志摩》结尾：

有人说在志摩的晚期看到成熟的迹象。如果是这样，他就是死得正是时候。那是神话式的死！死于飞机失事，而且是撞在山上！是诗意的死，结束了儿童的生命：神还能给予凡人比这更好的命运吗？

（5）《辜鸿铭》结尾：

一个反叛，可是歌颂君主专制；一个浪漫人物，可是接受儒道为自己的生活哲学；一个唯我独尊的人，可是以留着奴隶标帜的辫子而自豪：是这种矛盾使辜鸿铭成为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

文字都不多，所谓轻轻点染。可是分量很重，因为充满智慧和见识。妙在深沉的内容而写得轻松、幽默。

十七篇，篇幅都不长，主要写自己的感触和认识，很少记事实，这也是英国散文大家的传统。评论各式各样的人物，他都能够透过表面，深入内心，一针见血。例如徐志摩，我见过，印象是的确像个诗人，有浪漫气；可是在温先生的眼里，他是个孩子，永远有童心，所以他恋爱，他写诗，以至砸碎玻璃，揉碎花。我仔细体会，觉得还是温先生说得对，因为是透过枝叶见到根。对辜鸿铭也是这样，说他的矛盾表现都不是本质，本质是他要反常态，逆众意。温先生写：“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与众不同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时兴剪辫子，所以他留着。如果别人都有辫子，我敢断定辜鸿铭一定第一个剪去。”这也是透过外表看内心，所以见得深，说得对。

以上谈温源宁，谈的不多，抄的不少，是因为对于温先生，我所知很少，譬如这本书之外，他还有没有其他著作，也是一直不清楚。不过无论如何，能够见到一本总是好事，不然，那就直到今天，我还会以为他只是英语说得好，不通其他，就真是交臂失之了。

杨丙辰

我上北京大学时期，杨丙辰先生像是在校内教德文。可是因为自己不听德文课，对他的印象几乎一点也没有。毕业以后，看到温源宁所著英文本《一知半解》（Imperfect Understanding，1935年上海别发有限公司出版），其中有一篇谈杨丙辰，说：“如果但丁现在还活着并重新写他的《神曲》，他就要为杨先生创造一个新的处所：因为杨先生既不属于天堂，净罪所，地狱，又不属于天堂与地狱之间。”下面解释这样说的理由，是：放在地狱，嫌人太好；放在天堂，嫌人太世间气：所以他属于他自己的王国。这样一位怪人，我自然很感兴趣。说来也可算幸运，后来真就有机会认识了他。

杨先生是通德语的老前辈，翻译德文著作不少，现在记得的还有《费德利克小姐》和《火焰》，都编入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他名震文，但名很少用，在学校，在社会，著作，译书，总是用杨丙辰。他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按干支说是丙申，为什么不用丙申而用丙辰呢？我没有问过他。他是河南南阳人，据说因为天主教的什么关系，年轻时候留学德国。他朴实，用功，德文造诣不坏。有一次他同我说，他德语会话很好，连德国人听了都表示惊讶。这大概是真的，因为他爽直、诚实，想来不会因夸耀自己而说假话。

我学过一阵德语，长久不问，忘了，因而对于杨先生，所知的零零碎碎都是德语以外的。四十年代及其后，我见到他的次数不少，但没有深交，因而所知都只能说是印象。他身材中等，偏于粗壮，面红黑，永远穿一件其中像是还可以装许多东西的深色长袍。看外表，有些像河朔的乡下佬，但又不全像，因为面上多一些沉思气。如果引用小说中的人物相比，那就近于《儒林外史》的马二先生，但也不全像，因为举止少一些拘谨气。这或者就是温源宁觉得无处安放的原因。四十年代前期，他在某大学教德文。他资格老，大家都尊重他；但又觉得他迂阔，简直呆头呆脑，惹人发笑。因为觉得他可笑，所以背后就常常流传他的故事。

现在还记得的是有关他和他夫人的关系的。其时他已经年近半百，可是夫人却相当年轻，大概三十左右吧，据说原来是唱京韵大鼓的。他原来有没有夫人，为什么找这样一位年轻的，现在都不记得了。他住在沙滩以南马圈胡同，我去过，见到他的夫人，不但年轻，而且喜欢装饰。这样一来，一堂一室之内，枯藤老树与桃之夭夭并列，就更显得不协调。也许就是因此，在夫人身上，杨先生费尽心思，有时还难免捉襟见肘。大家都见到的是每月领薪金，钱拿到手，端端正正地坐在休息室的一个书桌前，面前摆一张纸片，一面写数字一面把钱分成几份。有人问他这是做什么，他说，怕报假账露了马脚，所以必须先算清楚。问他为什么要报假账，他说，每月要给穷朋友一点钱，夫人知道恐怕不高兴，所以要找些理由瞒哄过去，目的是不惹她生气。他这样解释，郑重其事，听的人禁不住转过身暗笑。

四十年代后期起，有十年八年没有看见他。五十年代初期，听一位李君说：“杨丙辰还是那样不通人情世故，解放战争就要胜利了，他的同乡某人拉他加入什么党派，他觉得无所谓，答应了。解放以后，因此而找不到职业，相当困顿。”这之后三两年，在老北京大学第二院的附近遇见他，问他的境遇，他说，早已搬到景山东面三眼井住，没有固定职业，只是给某处翻译些德文，一个月可以收入几十元，勉强能度日。我想到爱装饰的那位年轻人，仍然安于不协调，一起度日吗？我怀疑，或者说担心，但是有各种顾虑，所以没敢问。

一晃就到了五六十年代之间，获得食物难了，有一天，在景山附近的食品店遇见他，正在排队买高价点心。他看见我，把我拉到一旁，小声说：“要设法买这个吃。不能不活着，身体要紧。”我为他态度的恳切而感动，说谢谢他的好意。但是没有照他的善意办，因为家有老小，不能不活着的不只我一个人。

此后就没有再看见他，只从住在他附近的蔡君那里间或听到一点他的情况。总是很简单，不过是，仍然穿肥大的深色长袍，呆头呆脑的。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蔡君告诉我，看见杨先生的住处像是有丧事，一问，果然是杨丙辰死了。其时正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我忙乱之余，想到他的朴厚，他的迂阔，心里不免兴起一阵老成凋谢的哀伤。如果这也可以算作悼念，我就以这一点点无声的哀伤来悼念他吧。

顾羡季

1960年9月初，顾羡季先生卒于天津马场道河北大学住所，到现在已经二十年有余了。我总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也应该写一篇纪念文章。可是风急雨骤，安不下心，又即使写了也不会有地方发表，于是就“沉吟至今”。现在拿笔，当作“琐话”谈谈，变工笔为写意，也许未必合适。但暂时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传记之类，已经有刊在《中国文学家辞典》第二册的一篇（我参加起草）；新旧文学作品的释义发微之类，分量太重，我扛不动。不得已，只好舍正路而不由，只说说我自己在交往中的一点点感触。但这也有为难之处，是：谈别人，材料常常有限，唯恐不能成篇；谈顾先生正好相反，材料太多，唯恐一发而不可止。折中之道是大题小作，着重谈谈高文典册中不会记载的。

顾先生名随，字羡季，别署苦水、述堂等，河北省清河县人。他在北京大学是学英语的，毕业正是“五四”时期，自然不能不受“五四”精神的感染。但更重要的是他有才，富于诗情，在学业方面有探险家那样的好奇心。这多种因素相加之和是多方面的成就都很高。他写新小说，鲁迅先生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他写旧诗，填词，作曲（剧本），单是出版的就为数不少。词比诗写得更多，风格近于北宋早期。曲也写了几种，有一次他同我说：“不敢说好，反正韵律担保不错。”可见都不是浅尝，而是钻到里边。字学他的老师沈尹默，简直可以乱真。据我看，是锋芒较少而脂泽较多，正是各有千秋。以上都属于文的一面。但他又是深沉的思想家，文论方面的著作不少且不说；值得惊奇的是他不只熟悉儒、道，还通佛学，尤其是其中最难的禅学。关于禅学，下面还要提及。至于资历，如果不算细账，那就很简单，除了早期教几年中学以外，一生都任大学教授，直到归道山的一天。

顾先生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过讲师，也许由于来得较晚吧，我没有听过他的课。推想一定讲得很好，加上人好，学生一定能够深受教益。——也可以说不是推想，因为有人为证。一位是周汝昌先生，同我很熟，每次提到顾先生，他总是既恭敬又感激。另一位是叶嘉莹女士（住加拿大，我没见过），据说也是如此。以下说我亲身经历的。是四十年代后期，我主编一种佛学月刊，筹备时期，觉得稿源相当困难，同学李君告诉我，说顾随先生喜欢谈禅，可以找他试试。其时顾先生住在北城前海北岸南官坊口，由他那里往西不远，偏南是辅仁大学，偏北是有人疑为大观园遗址的恭王府。我住后海北岸，走二十分钟可以到顾先生住处，于是就去谒见。顾先生身材较高，秀而雅，虽然年已半百，却一点没有老练世故的样子。我说明来意，他客气接待。稍微谈一会话，我深受感动。他待人，几乎是意外的厚，处处为别人设想，还唯恐别人不满足，受到委屈。关于写稿的事，他谦虚，却完全照请求的答应下来。这之后连续一年多，他写了十二章，成为谈禅的大著《揣籥录》（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随文集》）。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子部中，禅宗的著作是最难读的，有关禅的种种是最难索解的。我有时这样比喻，子部许多著述同是高妙，可是性质有别：就说《庄子》《荀子》等等吧，像是四大名旦演出，虽然高不可及，却都有个规矩；禅就不然，像是变戏法（新称呼是魔术），看了也觉得高不可及，却莫明其妙。莫明要使之明，先要自己能明，然后是用文字来表明。在这方面，顾先生的笔下真是神乎技矣，他是用散文，用杂文，用谈家常的形式说了难明之理，难见之境。我们读禅宗语录，都会感到，这些和尚都有个性，赵州是赵州，马祖是马祖；读顾先生的这部大著，这种印象尤其真切，只要一句半句，就知道这是苦水先生，绝不是别人。世间不少明眼人，第一章“小引”一刊出，就引来各方面的赞扬。这其间，顾先生常常生病，可是他的稀有的诚笃使他不能放下笔，每期总是如期交稿。稿用红格纸，毛笔写，二王风格的小楷，连标点也一笔不苟。十二章，六七万字，一次笔误也没有发现。我有时想，像这样的文稿，可以双料利用之：一是给写字不负责的年轻人甚至有些作家看看，使他们知所取法；二是装裱后悬在壁间，当作艺术品欣赏。遗憾的是，第十二章，也是最后一章的“末后句”，文稿交来，因为月刊不能再出版，竟未得与世人相见。直到八十年代初，天气变好，风调雨顺，有机会印全集，我才把珍藏的手稿拿出来，凑成完璧。

我主编的佛学月刊，得到许多师友的支援；但由分量重、反响多这方面说，列第一位的是顾先生这一篇。当然，反响中有不少是说难懂的。难懂，是因为顾先生是顺着禅家的路径说禅，或说是在禅堂内说禅。为了化险为夷，顾先生希望我也写一篇，在禅堂外说禅。我很惭愧，学力差，又冗务多，一直拖到五十年代初，才勉强凑成一篇，名“传心与破执”，请顾先生看。顾先生还是那样宽厚，没有打叉子，反而写了奖掖的跋语，后来一齐发表于1953年11月号《现代佛学》。

其时顾先生已经迁到天津，任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住在马场道校内一座楼的下层。我有时到天津去，一定去看他。房子很大，靠南窗的大书案上，除书以外，总是摆着端砚之类的小古董。他说，到天津以后，在北京逛小市买小玩意儿那种乐趣没有了，现在偶有所获，都是他女婿曹君送来的。因为我也喜欢逛小市，买小玩意儿，所以他总是把他的新收获一样一样拿给我看。仍是像过去那样关心人，详细问我的境遇。也说他自己，说身体一直不好，背痛，简直干不了什么。

我觉得可惜，像这样一个人，竟不让他有个好身体。我说“像这样一个人”，意思是“罕见”，是“好”的方面的罕见。就学问说，他是集庾信与颜之推于一身。古语提到文人，有时说文人无行。顾先生正好相反，是文人而有高尚的品德。他精通诸子百家，可是用“道”只是待己；待人永远是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加释家的“发大慈悲心，度一切众生”。此外还要加上，他心道学而情不道学，所以能够典重而有风趣，写出那么多缠绵悱恻的诗词曲。我说这些好像是在作颂辞，其实我只是想说说自己的心境：因为他为人这样好，学术成就这样高，我常常是想减少一些因怀念而生的怅惘，但做不到。

由怀念自然会想到他的手泽。这可以分作两期：前期是在北京时期，后期是在天津时期。前期都是赠书，共八册，多数是诗词曲的集子。其中两册封面上有题诗，行书劲健流丽，可入妙品。诗不见于《苦水诗存》。一首是七绝，题在《苦水诗存》和《留春词》合册前，诗曰：

禅月空明息世尘 吾衰已久竟谁陈

当前哀乐要须遣 论定千秋自有人

一首是五律，题在《苦水作剧三种》前，诗曰：

未可成新梦 凭教觅旧心

清清零露坠 唧唧夜虫吟

诗思入中晚 生涯一古今

博山烟缕缕 帐底自升沉

这样的诗，这样的字，我每次看到，就禁不住陷入凝思。思什么？引顾先生笔下常见的一句话，不可说，不可说。

到五十年代，我颇想集些前辈的手迹，当然不能放过顾先生，于是寄天津四张影印古籍宣笺，请他写。不久寄还，信中说：“素不喜用宣纸作字，章草所写《心经》似尚可看，自书劣诗殊要不得。……不佞自去岁病起，曾立誓不以诗文字三者应酬朋友，今兹为吾道兄破例矣。呵呵。”所说诗是五古两首，题目是“癸巳（案为1953年）寒食日用苏东坡黄州寒食诗韵”，诗曰：

三年病垂死，今兹佳眠食。

周命方维新，着意自爱惜。

相看两白头，静好鼓琴瑟。

细雨洒春城，山中乃飞雪。

柳垂风有姿，桃开寒无力。

朝来水边行，西山头更白。

二月已清明，余寒势渐已。

高柳覆丛篁，一庵大城里。

西州花已繁，明湖茁新苇。

友朋与弟昆，妙词书茧纸。

孰云隔影形，天涯若邻里。

长吟动肺肝，既卧再三起。

诗雅字美，尤其可珍重的是皆如其人。而万幸，经过“文革”的大暴风雨，火化的什物不少，这件却安然地闯过来。

然而可惜的是在更重要的方面，听说，印顾先生全集，有不少可收应收的却再也找不到。这是因为顾先生虽已作古，学术权威的称号是大家公认的；而在十年动乱中，学术权威当然是反动的，所以仍须清算。这一清算，纸灰飞作白蝴蝶，飞了就不会再回来。又，听周汝昌先生说，他原来保存不少顾先生著作，某先生借去看看，竟也一去不复返。剩下的，收入全集的，还能有多少呢？每想到这件事，总不免有人琴俱亡之痛。

周叔迦

我同周叔迦先生有多年交往，“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断了音信。有时遇见与佛教界有关的人，我总是探听他的消息。多数答不知道；只有一次，说是在西四丁字街居士林团煤球，一起劳动的还有巨赞法师等。其时我正在同一些也是半老朽的人清扫院落，自然不敢起看看他的念头，但知道他还在世，也就勉强安心了。时间过得也慢也快，我南北、城乡流转，一晃就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风雨渐停，我还探听他的消息。这次很确实，是七十年代前期作古了。他的年龄与公元后两个数字相同，总算超过古稀了。

周先生的出身，说是“世家”还不够确切，应该说是“富家”。他父亲周学熙，北洋政府时期是财阀，并经营新时代的实业，最出名的是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手中有钱，人人会从其所好。且说周先生这一辈，他老兄周叔弢是走绛云楼、海源阁那条路，搜罗善本书籍。周先生却相当怪，公子王孙，偏偏不声色狗马，而走入佛学。

三十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时期，周先生是哲学系的讲师。其时我在故纸堆中翻腾，范围还限于本土的正宗，所以没有去听周先生的课，不知道他讲些什么。离开北京大学以后，一阵心理的风把我吹到儒家的圣贤以外，我暂时放下司空图而念柏拉图，放下四书五经而念《六祖坛经》。这其间我还编过一种佛学月刊，于是同周先生的交往就多起来。日久天长，了解也就多起来。他为人严谨谦和，生活朴素，待人诚而敬，总是唯恐别人疑为怠慢的样子。佛学造诣很深，知识博不稀奇，可贵的是能信，也就是并非“文字般若”。著作不少，秦火之余，我还存有《虫叶集》和《因明新例》两种。

学佛，能信，好不好？这个问题很复杂。大致说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方面：一是所信的价值如何，二是能信的价值如何。前一个问题又是很复杂。这里可以大题小作，佛教教义之本是求解脱，尤其大乘，还要度人。这由现在看，都过于幻想。但也不能说毫无理想成分。单就这理想的一点点说，纵使未必可能，却不能说是坏。后一个问题简单得多，只要所信是出自诚心，出自好心，而又不用暴力侵害别人的福利，真信并力行之当然是对的。周先生就是真信而能行。在佛教界，他是有名的檀越，为佛教事业花了大量的钱，例如设在北京北城瑞应寺的中国佛教学院，图书馆里很多书都是他捐赠的。

他没有出家，所以佛教界通称为周居士。是五十年代前期，《现代佛学》月刊改制，旧新交替之际，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森隆饭庄吃一桌纪念餐，周先生和我都以编委身分参加了。森隆是有名的餐馆，能做中西餐、荤素菜，素菜尤其出色。这一次因为人兼僧俗，所以菜兼荤素。我注意座上客的表现，有的出家人喝了酒，也吃了荤菜；周先生却严守优婆塞的戒律，既不喝酒，又不吃荤。席散后我想，周居士名实相符，可算是真信；至于有些人，那就是自郐以下了。

还有一件小事，不只可以说明周先生的“信”，还可以说明周先生的“受”，这所谓受是得受用。周先生不爱货财，不聚珍异，这是佛学看世事的眼在生活中起了作用。周先生有个侄子，是某大学的教授，好古董，尤其爱古砚，不惜用重价搜罗。有一次，周先生同我闲谈，提到他侄子藏古砚的事，他说：“玩古董玩到我侄儿那样算是最高了。”我以为周先生是推崇他侄子的眼力，赶紧问其底细。周先生说：“他不久前来北京，下车就往琉璃厂逛古董铺，遇见一方很久无人问津的端砚，他看是宋砚，买了。很得意，装在书包里，见谁向谁夸耀。可是看见的人都说是假的。我侄儿一点不泄气，说一定是真的。你想，玩古董，能够自己骗自己，得到满足，真假又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最高了吗？”显然，这笑谈是出自佛理，即所谓“境由心造”。

谈到这里，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也有砚癖，却未能以境由心造之理，破真真假假之惑，这是过宝山而空手回了。——勉强说有所得，是由周先生的督促而写了一本小书。那是五十年代后期，锡兰（即后来的斯里兰卡）百科全书的中国佛教部分委托中国佛教协会选题组稿，题目中有一条“佛教与中国文学”，没有人写，周先生来找我，用半命令的口气说，愿意写也得写，不愿意写也得写。我只好遵命，问要求，说要充畅，多到几万字也无妨。于是我以几个月之力，写了五万字，交稿。不知道是周先生记错了还是计划改变了，审稿人嫌字数太多，不能容纳。因为无心改，稿一直放在存旧物的柜子里，到八十年代，出版事业大发展，才想起它，拿出来出版了。可惜不能送请周先生指教，更谈不到请他写序文了。

又是一晃，周先生下世十年左右了。我常常想起老一辈的高风，就说末节的所谓礼尚往来吧，周先生是老师行辈，本来可以减少一些谦恭客气，可是不然，例如春节，你只要去贺年，他一定来回拜。他住在西城，距我住的北城相当远，我很不安，可是又没有其他阻拦的办法，后来只好以“无礼”破“多礼”，索性不去贺年。这之后，尤其我迁到西郊之后，门前就不再有长者车辙，这使我常常不免有幻灭的悲哀。

魏建功

魏建功先生是同北京大学生死与共的人物，1925年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因为功课好，音韵方面成就大，不久就到学校教书，做研究工作，直到八十年代初作古，一直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他的特长是音韵，三十年代中期写成《古音系研究》，总结过去的，提出自己的，使这方面的门内汉也深为叹服。在旧学方面，通晓的当然不是这样窄，可以想见，不必多说。他是江苏如皋人，就地理说属于江北佬的一群，可是外貌比江南人更江南，清秀白净，给人的印象是十足的文弱书生。他似乎并不是出身于钟鸣鼎食的旧家。我有个上海朋友李君，也是如皋人，同魏先生是亲戚，说当年在经济方面还支援过魏先生。他聪明，努力，很早在学术界就露了头角。

三十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时期，魏先生是副教授，担任音韵方面的课。我对音韵学兴趣不大，只记得听过钱玄同先生一年中国音韵沿革，想法是获得一点概括的知识就够了。魏先生的课，像是只旁听过一两次，觉得不像钱先生讲的那样条理清楚，浅明易解。总之是没有从他的深厚的学识里拿来什么。

五十年代前期，他在新华辞书社主持编《新华字典》，因为某种工作关系，一部分稿子送给我看，我们的交往多起来。对于魏先生的专长，因为我站在数仞的墙外，自然“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我看清楚的是他的为人，谦逊，谨慎，勤勉，如果我不是北京大学出身，简直不知道他就是古音专家魏建功先生。

谦逊、谨慎的品质，还可以更明显地从他同钱玄同先生的关系上看出来。钱先生是1939年1月在北京去世的，其后，魏先生把所存钱先生给他的信影印成一本，作为尊师的纪念。钱先生很尊重他，信的上款总是称“兄”，或称“天公”（魏先生字天行）。可是魏先生一贯是规规矩矩执弟子礼，影印本封面写“钱玄同先生遗墨”，扉页写：

先师吴兴钱玄同先生手札

弟子魏建功敬藏

字是自己手写，也是紧随老师的路子，隶书而掺一点写经体。说起字，钱先生继承邓石如以来的传统，用北碑的笔意写行草，飘洒流利；有时工整，用隶笔而更像北朝的写经：功力都很深。魏先生是隶意多于写经，更刚劲锋利，可谓青出于蓝。

七十年代前期，我移到西郊北京大学住，与魏先生可算近邻了。可是他住燕南园，在学校南部，我住朗润园，在学校东北部，还离有步行二十几分钟的路程，又想到他很忙，不便打搅，就没有去看他。可巧，有个什么编写的组织在我的住所旁边，请他当顾问，本来不要求他来，他却常常来，所以又见面了。他仍是那样清秀白净，口部没有一根须。每天上午近九时，常看见他背着个学生用的绿布书包，从我的窗外走过去。如果不说，谁也想不到他就是《古音系研究》的作者魏建功先生。

七十年代晚期，他身体不好，大多是闭门家居了。我有时候去看他，他谦逊一如既往，又加上诚心诚意的很热情。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使他想到旧北大，以至红楼的种种。他的情况很不省心，夫人王碧书瘫痪，要坐着残疾人车才能到廊下晒晒太阳；他小便失禁，上床卧下，要联缀个接尿袋，很不方便。其时家里没有保姆，我说应该赶紧请一位，他说很不容易，只好自己费些力，过一过再说。

因为他病了，我去的次数多些。他总是谈家常，问寒暖，向来不谈学问，这自然是过于谦逊的必然结果。有一次谈到钱玄同先生，我说我还保存着他影印的钱先生的遗墨，问他还记得否。他说，原信就在抽屉里，我如果想要，可以选一两份，不久前北大旧同学吴君来，已经拿走一些。说着，他拉开抽屉，把钱先生信的粘贴本拿出来，还有十几份。我挑了一份，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八月二十九日所写，内容是通知魏先生，北大决定请他担任研究所的职务，月薪二百八十元，时间自八月起云云。钱先生还是那样幽默，如“马”字用甲骨体，画成象形的马。我读过钱先生文学革命时期的一些文章，对他的学问、见识，尤其嬉笑怒骂的笔调非常钦佩。可是他的手迹，因为早年想不到收集、保存，一直只有偶尔买到的叶德辉《消夏百一诗》封皮上的五个隶字，这次得到一封信，行草很精，内容又涉笔成趣，可谓正好补足了缺陷。不过回来的路上，想到桑榆晚景，“及身散之”的冷落情怀，心里也不免一阵凄凉。

过些时候，忽然想到还没有魏先生的手迹，于是送去一张宣纸。魏先生接过去，微笑着放在书桌上。大概隔了两三个月，忽然传来消息，说他听什么人说，他的病，动手术很容易治好，于是他自己到医院，动了手术，两天之内很好，他很高兴，第三天忽然恶化，发高烧，抢救无效，去世了。真是意外！过几天开追悼会，我去了，只从照片上又见他一次。听说还瞒着他的夫人王碧书，我当然不便再去；至于送去的宣纸写没写，就更不好问了。

废名

废名是别号。取义的可能性有三：一是放弃姓名之名，二是放弃声名之名，三是既放弃姓名之名又放弃声名之名。所取究竟为哪一种，可惜我没有问他，时至今日，他作古已经近二十年，只得存疑了。他有姓名之名，是冯文炳。也不少声名之名，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写了不少小说，出版的有《竹林的故事》《桃园》《枣》《桥》《莫须有先生传》几种。他是苦雨斋（周作人）四弟子之一（其他三人为江绍原、俞平伯、沈启无），所以作品多有苦雨斋的序。这几部小说我都读过，印象深的是后两种。他是以散文诗的笔调写小说，情节显得平淡零散，可是常常在细碎寻常处宛转回荡，引人思索吟味。这种独特的风格，苦雨斋像是很欣赏，所以在《莫须有先生传》的序文里引《庄子·齐物论》“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一段，结论说：“（废名的文章）是文生情，也因为这样所以这文生情异于作古文者之作古文，而是从新的散文中间变化出来的一种新格式。”鲁迅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说他文章的特点是“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描摹外貌相同，评价似乎偏于贬，至少是折中，因为顾影自怜多少有造作的意味，文生情就不然，是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

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期，废名是青年教师，教的是散文习作。其时我正对故纸有兴趣，没有听他的课，好像连人也没见过。三十年代后期，北京沦陷，废名回湖北黄梅老家，以教中小学为业。到四十年代。由苦雨斋的文章里知道，早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他已经走上近于弘一法师的路，由文学而趋向道学；所不同者，弘一法师是单一的佛，他是儒释道混合。他先是住在地安门内的民居，有妻有子，却忽然把妻子打发回去，自己搬到雍和宫去住。直到这时候我还不认识废名，根据间接材料，推断他必是好沉思的人，小说文笔的低徊是这种性格的间接表现，进雍和宫，想著论反驳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是这种性格的直接表现。

四十年代后期，北京大学回到沙滩老窝，废名和熊十力先生都住在红楼后面的平房里，我因为常到熊先生那里去，渐渐同废名熟了。他身材高大，确如苦雨斋所形容，“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别处”——这是外貌，其实最特别处还是心理状态。他最认真，最自信。因为认真，所以想彻悟，就是任何事物都想明其究竟。又因为自信，所以总认为自己已经明其究竟，凡是与自己所思不合者必是错误。我在上面说他是三教混合，他自己像是认为根本是释家。我在别处说过，他同熊十力先生争论，说自己无误，举证是自己代表佛，所以反驳他就是谤佛。这由我这少信的人看来是颇为可笑的，可是看到他那种认真至于虔诚的样子，也就只好以沉默和微笑了之。其时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对于这位自信代表佛的作家，当然要请写一点什么。他慨然应允，写了《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佛教有宗说因果》《体与用》等文。这其间，他有时到我家里来。在日常交往中，他重礼，常常近于执，使人不禁想到易箦的曾子和结缨的子路。

他在北京大学是学英文的，用力读莎士比亚。其后一转而搞新文学，再转而搞旧文学；搞旧文学，特别喜欢李义山，这都是沿着“情”的一条路走。由情而“理”，一个大转弯，转到天命之谓性和般若波罗蜜多，这看似奇怪，其实，至少我想，还是决定于他的性之所近。性是什么？是惯于坚信。我推想，他大概不念古希腊怀疑学派的言论，或者近一些，不念法国笛卡儿，或者再近一些，不念英国罗素（曾著《怀疑论集》），如果念，也许不至这样坚信吧？但也未必如此，因为这有如入店买物，主要决定于需要，买油的人不买醋，买醋的人不买油。话似乎扯远了，且说临近的，他那时候带着个七八岁的儿子一起生活，儿子的手指生了结核，他专用偏方治疗，因为“坚信”一些荒诞神异的传说。我劝他还是到医院去，他表示感谢，但是说偏方一定可以治愈，用不着上医院。

五十年代，北京大学大变革，总的，迁居，零的，改组，他到东北长春某大学去任教。君向潇湘我向秦，音问断了。其后，由也在该校任教的同学黄君那里听到他一点点消息，说是研究唐诗和鲁迅，并有《跟青年谈鲁迅》的著作出版。又过些时候，听说他眼坏了，读和写，要映在向阳的玻璃上。到六十年代后期，人人在洪水中挣扎，自顾不暇，偶尔听到一些传闻，有的是已经作古，有的是还在长春，也就没有考实的余裕了。

直到七十年代，才知道他确是已经作古，时间是1967年。多年不见，他又转回老路，搞文学，还坚信自己代表佛吗？他是黄梅人，产于禅宗五祖弘忍传法之地，辞世之时也许能够心如止水吧？说心里话，对于他的坚信我是不能同意，但对他的认真而至于执，一生走反玩世不恭的路，我总是怀有敬意。凑巧，日前收拾旧物，发现他写给我的两封信，其中之一是答我家请他和他儿子来过旧新年的，文曰：“手书读悉。承小朋友约小朋友过年，小朋友云过年不来，来拜年也。专此拜年。废名。二月九日。”风格还是低徊一路，真挚的情怀隐约于文字间，睹物思人，不免有人琴之戚。

孙以悌

谈及北京大学旧事，常常想到孙以悌。他是文学院史学系学生，安徽寿县（旧寿州）人，据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任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孙家鼐的族孙。可能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入学，那就应该在1934年暑期毕业。

大概是1934年春夏之交吧，平静的学校忽然起个不小的波浪，说有个学生自杀了，是史学系的学生孙以悌。自杀的实况扑朔迷离。经过是这样：本来离毕业考试不远了，他忽然决定回老家，行李都带着，到天津乘轮船，开船之后，路上发见他的行李在船上，人却没有了，推想是在渤海湾中跳海了。

一个青年人自杀，不是什么奇怪事，理想与现实距离太远，多数人能忍，可以敷衍过去，少数人不能忍，只得以逃离现世了之。逃离，是怯懦的表现还是刚强的表现呢？情况万变，看法不同，很难说。因此，起初我简直是不以为意。后来，我的心境大变，是因为陆续听到不少关于他的传说。传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学术造诣的，一类是关于生活态度的。

关于学术造诣的是以下这些：他读书很多，学问渊博。据同他接近的同学说，他像是并不怎么刻苦钻研，有时随意翻翻书，几乎都是不常见的；靠后一段时间，最常看的是佛经，他著作很多，也是超出平常的路子，如曾写《中国书法小史》《中国围棋小史》等，可惜大部分在离开学校之前烧了。他精通旧学，有些同学写论文，常请他到图书馆协助，碰到某个问题，问他，他不加思索就告诉可以查什么书，简直是个活书库。有一次，几个治古史的同学请他给讲讲古代历法，他说这三言两语讲不清楚，可以给他们写一点，于是就写成一本书，名《三统术便蒙》。他的著作，史学系名教授蒙文通（经学大师廖平弟子）看到一些，说自己很惭愧，面对这样的通人而自己视而不见，实在后悔莫及。

关于生活态度的是以下这些：他温雅，谦逊，对同学很和善，总是彬彬君子的样子。他朴素，向来不讲究享受，不修饰外貌，举止稳重，简直是颜回式的书生。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沉默，有时近于忧郁，有些同学同他谈起考史之类的学问，他总是说：“这是小节，无足轻重，人应该以众生为念。”

总之，少半由于他的人生观，多半由于他的学问，他的失踪成了学校的一件大事。人们经常提到他：有的为他学问的精深渊博慨叹，有的为他的悲观消极慨叹，看法不同，殊途同归，都认为太可惜了。

大量惋惜的心情促成纪念活动。办法有二。一是集会以表示悼念，记得时间是1934年暑后。讲话的人不少，只记得钱宾四（穆）的主旨是，无论学术造诣如何高，没有正确的人生观还是不成。这评论是立足于“积极”，推想听到的人多数会同意。至于死者，如果他还有知，能听到，会不会同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纪念办法之二是在《史学论丛》（史学系所编）第一册上发表他的遗著《中国书法小史》和纪念文章，并在开头登他的照片。

直到看见照片，我才认出，原来他就是学校第三院宿舍，地下洗脸室里常常遇见的，光头穿灰布大褂态度安详的那个同学。我也感到惭愧，像蒙文通一样，自恨有眼不识泰山。他的《中国书法小史》，我读了，内容广博而精炼且不说，专说行文，现在还记得，讲到邓石如，写“怀宁一老，实丁斯会”，完全是六朝格调，值得反复吟诵。这《史学论丛》第一册，我一直当作善本保存着，然而不幸，在七七事变的战火中丧失了。以后很多年，我过旧书店，总想买到一本，再吟诵他那六朝格调，可是终于事与愿违，丧失的真就不再来了。

其实，我有时怀念他，更多想到的常常是他的人生态度。“应该以众生为念”是宗教情怀，这对不对？正确的答复，或者说，使人人都满意的答复是没有的。世俗的，委婉一些说是多数人的，处理办法是行而不思，比如到月盛斋买酱羊肉，并不问羊是否愿意舍己为“人”。折中的办法是孟子的，是思（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与行（远庖厨）各不相扰。孙以悌，如果真是死于忧郁，想来是不安于折中的，也就是不得已而行向思让了步。他大概真是死了，众生自然不会由于他的死而得到什么好处，那么，他留给人间的还有什么呢？我个人想，如果有，那就应该是，忠于自己的所思这点呆气，纵使对于他的所思我们未必能同意。

叶恭绰

七十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曹君患重病住院，我去看他，他告诉我，听说叶恭绰老先生已经下世，遗愿葬在南京中山陵仰止亭旁，仰止亭是叶老捐建的，所以遗愿获得批准。曹君经我介绍，五十年代初曾帮助叶老整理《五代十国文辑》，所以同叶老也相当熟。遗体入中山陵的传说不知是否真实，1976年春天我游中山陵，曾注意寻找，竟连仰止亭也没找到。这亭是有的，在影印的《遐庵书画集》中我见过匾额；至于遗体是否葬在那里，那就待考了。

直到1980年2月29日，报上登了补开追悼会的消息，我才知道下世的实况是：“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于1968年8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悼词对他的总评价是“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这使我想起不少旧事。

叶老字誉虎，号遐庵，广东番禺人。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比鲁迅先生还大一岁。也许可以算作得天独厚吧，身材不高而清秀，聪明过人。年轻时候就有大名和高位。他一次同我说，清末，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让他任某厅的长官，有人曾以此为理由参了盛一本，因为他才二十多岁，分明是任用私人。入民国以后，他多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任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北洋政府时期他成为政界第一流要人，交通系的首领，曾出任各部的总长，并多次同外国打交道，有些条约是他签字的。

可贵的是他不同于一般的政客，心目中只有权和利。他还用相当多的力量从事于“文”或“艺文”。他能诗能文，能书能画。已出版的著作，我见到的有《遐庵汇稿》《广箧中词》《遐庵谈艺录》等。谈到书法，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一般的写得好，而是有独特风格的书法家。他的字集刚劲、厚重、奔放于一体，五十年代之后，胜朝遗老凋谢殆尽，驰名书坛的有两位，一位就是他，另一位是沈尹默。关于画，他同我说，很晚才学，先画竹，起初扞格滞碍，不久就顺手了。他不是画家，路子窄，只画竹子、兰草之类。可是画竹造诣很高，名声很大，据他说，花银元时期，一幅曾卖五百元。

他的广泛兴趣是整理、欣赏、收藏文物（包括图书）。在这方面，他的经历和收获几乎是说不尽的。他送给我一本八开大、宣纸印的《淮海长短句》，是他根据两种宋本影印的。他还辑过清代学者画像，影印成书，名《清代学者象传》，像这种集若干家藏于一书的工作，没有广泛的艺文界的社交关系是做不到的。他同我说，他还辑过石刻拓片，数量太多，可以装满两麻袋，因为自己无力整理，都送给江南某寺的和尚了。说到收藏，他更是大家，六十年代印的《遐庵谈艺录》里写了一些，凡是到故宫绘画馆看过展出的也会看到一些。与《红楼梦》研究有关的《楝亭图》是他收藏的；王冈画的据说是曹雪芹的小像卷，只有他见过原物，而且写过题跋。这里说说他同我谈的两件，以证他的收藏之富。一次他说到毛公鼎（解放前是三大重器之一，另两件是散氏盘和齐侯钟），山东陈簠斋家说想卖，他介绍公家收。经办人怕万一不是真的，他觉得很可笑，赌气自己买了，价钱是银元十万。又一次，谈到宣德炉，他说，有个时期他收集，共得四百多，摆在上海寓所一个客厅里，后来日本人整他，他心烦，都以贱价让给一个朋友。

解放前他住在香港，于1950年来北京，住在东城芳嘉园，不久迁到东四以南往东的灯草胡同。他也喜欢佛学，热心佛学事业。其时由陈铭枢、巨赞、周叔迦等出面，集合与佛教佛学有关的人士，筹划出期刊《现代佛学》，叶老和我都在被邀之列，所以我们很快熟识了。又因为还有些其他事情，我们常常见面。我的印象：他的最大的特点是有才；才的附带物是不甘寂寞；稀有的经历深深地印在言谈举止中，具体说是，文气古气之中还带有时多时少的官气。关于才和不甘寂寞，评价不很容易，以下只说说亲见亲闻。

先说他的大成就，书法。我曾问他练习书法的情况，他说他不是客气，确是没下过什么大功夫。据我所知，沈尹默先生就不是这样，而是由少至老，日日不间断。再说诗文。四十年代，我买到严元照的字卷，因为落款下有两方张秋月的图章，觉得颇有意思，于是请叶老在引首上题几个字。过几天，我去取，他说，觉得只题引首没什么意思，所以后面又题了两首绝句，随笔写，没有起草，当然不好。我看看，字和诗都很好。诗是：

韵事流传画扇诗 芳椒声价重当时

银钩写出沤波体 合配钤章倒好嬉

雅言佳著署娱亲 小印绸缪玉篆新

博得芳名垂略录 闺襜应羡掌书人

以下题：

倒好嬉印乃赵松雪夫妇故事。余昔年曾见《娱亲雅言》稿本，亦有香修小印。遐翁叶恭绰。

有才的另一种表现是记忆力好。上面题跋中提到不少故典，都记忆犹新，就是一证。他是文物专家，提到这方面的情况，无论人，无论事，无论物，都是巨细不遗，如数家珍。他初来北京比较闲，我去看他，他常常谈及民初的政场大事，也是人、时、地，都清清楚楚。比如一次谈到二十一条，他说实际情况并不像流传的那样。于是谈到英国公使居尔典，谈到预备太子袁克定，等等。我听听，这些都是他亲历的，确是比较近真。有一次，我劝他把这些有关历史的第一手材料记下来，说这比其他工作似乎更有意义。他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慨叹精力已经不够，找助手也难得其人。

这就要转到说上面提及的第二点印象，不甘寂寞。我有时想，他不写这些，主要还不是因为精力不够，而是对社会活动更有兴趣，比如他陆续担任了很多工作，得了很多头衔，政协，文史馆，文化教育，文字改革，佛教，画院，等等，都有他。他还勤勉，不是述而不作，比如文字改革，他热心参与制定方案的细节；佛学，我代编《现代佛学》的时期，他常常送来文章。此外，他应酬当然很多，旧相识，新相识，不少人会求他写，画，他似乎都不拒绝。

不甘寂寞，对他自己说，有好处，是换来不寂寞，在家有客来，出门有事做，而且报上常见自己的名字。但也带来不小的麻烦，是1957年，整风时期，听说因为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的关系，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其时他已经年近八十，指定地点去劳动的危险没有了，也许不免于受批判吧？这之后，推想只好闭门思过，甘于寂寞了。如果想听他谈些掌故，求他写字作画，确是个好机会，只是很少人敢这样不划清界限。吾从众，也就很久没去看他。

以上拉杂地谈了许多琐事，剩下一项重要的还没说，是悼词中说的“民族气节”“爱国”。我想这是指他多年以来不同祸国害民的势力合作。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他说，为了毛公鼎，他住过监狱，详情怎样我不知道，总之是他没有走洪承畴一条路。他有时谈起他的政场经历，总是表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人，这可以证明他一贯是“大事聪明”。大事聪明，零零碎碎的也必致做些正事。在这方面，没听他谈过什么，我可以给他补充一件。这是1933年编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中记载的：“（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以刘哲为教育总长。……哲闻我校研究所国学门收藏文物甚富，即欲移置分散，而撤消此门。主任沈兼士以多年心血势将隳于一旦，疾首痛心，彷徨无计。时旧同学仕学馆毕业生叶恭绰方致仕居北京，闻其事，愿任保护之责。以哲曾为其下僚，即使人往告哲：‘我愿主持斯局。’哲不得不应。遂更其名为国学研究馆，直隶所谓京师大学校，而以恭绰为馆长。然非哲所始愿，故故靳其经费，月所给仅五百元。恭绰任维护之责近一年，费所不足，则出私囊以补之。馆中文物之得免于散失，恭绰之力也。”

关于气节，又想起一件事。很久以前我就喜欢他的字，同他熟了，当然想求他写一些。其时他还不忙，客厅一角一个大书桌上堆许多宣纸，其中有些是已经写了画了的，让我挑。我拿了几件，有画有字。画都是竹字，其中一幅风竹很精。字有一直幅，是写他自己的述志诗，词句是：

历劫空存不坏身 廿年恒避庾公尘

未曾饿死还全节 也算堂堂地做人

1953年元旦试笔

以下用较小的字写长跋：

宋人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颇为近人诟病。余意此指是非善恶，且括男女而言，非专说女为男守节也。又宋人云，纵使饿死，也须还我堂堂地做人，自是不刊之论。余少所服膺，今七十三矣，守此以没，其庶几乎？遐翁。

守此以没，即使这只是说说，也总是“老骥伏枥”吧？

1957年之后，听说不很久，幸而摘掉“右派”的帽子，记得在什么报上还见过他的诗。那年月，生活以谨慎为上，我终于没有再去看他。又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了，昔日的高官，大收藏家，摘帽“右派”，推想不会不抄家吧？追悼会的悼词证明，遭受恐怕比抄家还厉害。但过了一纪，终于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想来他如果有知，也可以平静地安息了。

张伯驹

历史上有不少人物，一生经历变化大，如果先繁华而后冷落，他自己有何感触不能确知，也许热泪多于冷笑。在旁人看来却有些意思，因为带有传奇性。这样的人物有大有小。小的，不见经传，都随着时间消逝了。大的，见经传，为人所熟知的也颇不少。这可以高至皇帝，远的如宋徽宗，近的如爱新觉罗·溥仪；稍降有王侯，远的如长安门外种瓜的那位东陵侯，近的如一度很穷困的载涛。再向下降，在锦绣堆中长大，由富厚而渐趋没落的，自然为数更多。这样的一大群中，有不少也是有些意思，甚至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数目比较少，最典型的恐怕是曹雪芹，遗著影响之大且不说，连他是否续娶过寡妇表妹也使不少患“红病”的人神魂颠倒。曹雪芹是千载难逢的人物；等而下之，有些意思的是代代有，时时有，如我有时想到的张伯驹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最初知道张伯驹是由于对古书画有兴趣。我的一位相识杨君，天津人，三十年代中期曾为张伯驹编书画目录，据说收藏很了不起，如可称为国宝的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台》、杜牧《张好好诗》等都在他手里。这个编目的油印本，后来我在某书店见到一次，因为当时匆忙，只大致翻翻，现在连封面标什么名字都不记得了。解放以后，《平复帖》等名迹都归故宫，曾多次在绘画馆中展出，想来是他识大体，主动献的。也可以想到，剩余的数量一定还不少，其中当然还有很名贵的。比如五十年代后期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曾在北海举办一次明清法书展览，征集的展品有些是张伯驹的，其中《楝亭图》和《紫云出浴图》两个手卷，图后有林古度、冒襄、余怀、尤侗、毛奇龄、姜宸英、宋荦、纳兰成德等人的题跋，看展出的人都认为很难得。还记得六十年代前期在故宫文华殿举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展品中有一幅清代贵妇人图，便服，掀帘露全身，大小如真人，娇柔似乎弱不禁风，也是张伯驹收藏的。

收藏多而精，要有钱，还要有玩古董的知识。张伯驹是河南人，袁世凯时期大官僚张镇芳的儿子。他在社会上活动，头衔和地位是盐业银行董事长，这“资本”显然是从他爸爸那里获得的。有意思的是他不只玩古董，还有不少其他雅兴。他喜好围棋，我的邻人崔云趾（围棋三段，晚年评四段）教他许多年，据说造诣不高，距离初段还有一大段路。他也喜好京剧，学老生，唱得不怎么样，音量太小，可是老师很了不起，是鼎鼎大名的余派创始人余叔岩。他还喜好古琴，弹得怎样，有没有名师，我都不清楚。以上几种是传统思想视为“玩物丧志”的。其实正宗的，他兴趣也不低。他喜好书法，常写。字我见过，面貌清秀，只是筋骨少，过于纤弱。下款总是署丛碧，这是他的别号。他能填词，我像是在谁的书房里见过他的词集，确切情况想不起来了。他还能作诗，我的友人蔡君告诉我说，曾见一本《洪宪纪事诗》，后部续诗是张伯驹作的。总之他是个出于锦绣堆中而并不完全声色狗马的人物。

他是否能画，因为没见过，不知道。但他的夫人（或原是如夫人）潘素能画。这位女士，有人说是清末大名人苏州潘祖荫的女孙，青春时期流落武汉，后归张伯驹，学画，到晚年成为名家。她的画我见过两幅，都是山水，设色偏于浓艳，只是笔力还不够苍劲流利。女画家笔下多半如此，也就不必求全责备了。

张伯驹多方面有兴趣，也必致多方面有牵连。这使他有所得，也有所失。一种大的所失是1957年整风时期，不知因为说了什么话，头上戴了“右派”的帽子。有了这顶帽子照例要受批判。也是蔡君告诉我，一次是戏剧界开会批判张伯驹，他参加了。戏剧界的大名人几乎都来了，陆续起立发言，张坐着，低头用笔记。发言的有马连良、谭富英、于连泉（小翠花）、王福山等。谭富英的发言中有一句话说得近于尖刻，说张学老生，自以为了不得，其实是“蚊子老生”。这话出自谭富英，可谓刺到痛处，因为与谭富英相比，张的声音确是太微弱了。

批判之后要处理，听说是离开北京，到长春某大学去教词。总有几年吧，还有借了围棋的光，经过某些人的运筹，回到北京，成为文史馆的研究人员。夫人潘素仍在画画。听说一幅定价已经超过千元。

七十年代后期，这位老人住在后海南岸。其西是李广桥，南行不远是恭王府，人们公认为与《红楼梦》有关的地方。是一个冬天，我同周汝昌先生商酌，等到哪一个春秋佳日，一定结伴到那一带游一次，由前海的响闸北行，过恭王府往李广桥，看看小桥流水，还保留多少旧志中的遗迹；然后顺路看看张伯驹，因为他们熟识，可是不常见面。没想到，这个闲游算盘打过不很久，春秋佳日还没来，这位老人就下世了。也许闲游计划一半是为访问这位老人，从彼时起已经过了不少春秋佳日，我们终于没有结伴去做这个红楼之梦。

红楼点滴一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个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路北，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学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人多，活动多，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要分类。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或者说无孔不入，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课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这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胡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一个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无臭，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敢西装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不很长，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又不久，国土被侵占，学校迁往西南，同清华、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一晃过了十年光景，学校返回旧居，一切支离破碎。我有时想到红楼的昔日，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记得是1947年或1948年，老友曹君来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红楼点滴二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这类故事很不少，说几件还记得的。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我到北京大学是三十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著作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当仁不让的。

三十年代初，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同是考，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自然也是上卷。顺便说个笑话，胡还写过《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言归正传，钱宾四（穆）其时已经写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并准备印《老子辨》。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老子》。这个问题很复杂，提要言之，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从旧，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破旧，二“老”成为年轻人，晚到战国，略早于韩非。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现在名教研室或教员休息室），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那是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abcd的人，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开写信反对；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案即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个杠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讲台下大笑。他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教师之间如此。教师学生之间也是如此，举两件为例。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北大。”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

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红楼点滴三

点滴一谈散漫，二谈严正；还可以再加一种，谈容忍。我是在中等学校念了六年走入北京大学的，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没有相当的学识不成；有，口才差，讲不好也不成；还要有差不多的仪表，因为学生不只听，还要看。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既有不买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权利。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真是面目一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自然，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不过只要买了票，进场入座，不管演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学生都不会喊倒好，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相扰。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

一件，是英文组，我常去旁听。一个外国胖太太，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课讲得不坏，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她讲一会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这一段空闲，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出小镜子、粉和胭脂，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因为是“老”师，而且在课堂。我第一次看见，简直有点愕然；及至看看别人，都若无其事，也就恢复平静了。

另一件，是顾颉刚先生，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禹贡》之类。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善于写文章，下笔万言，凡是翻过《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大家就处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专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为他是一桩公案的判决者。这是有关《红楼梦》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红楼梦》，早期有“索隐”派，如王梦阮，说《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顺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给冒辟疆的董小宛。这样一比附，贾宝玉就成为顺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说来活灵活现，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声不响，写了《董小宛考》，证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启四年，比顺治大十四岁，董小宛死时年二十八，顺治还是十四岁的孩子。结果判决：不可能。我是怀着看看这位精干厉害人物的心情才去听他的课的。及至上课，才知道，从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干，又不厉害。身材不高，永远穿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专说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讲目录学的伦哲如（明）先生。他知识丰富，不但历代经籍艺文情况熟，而且，据说见闻广，许多善本书他都见过。可是有些事却胡里胡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他向来不清楚，或者听而不闻，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讲授时间的长短，他也不清楚，学生有时问到，他照例答：“不知道。”

又一件，是林公铎（损，原写攻渎）先生。他年岁很轻就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骄傲，常常借酒力说怪话。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能背；诗写得很好，可惜没见过。至于学识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著过一种书，名《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见过，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为标准衡之，恐怕不很高明，因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视很高，喜欢立异，有时异到等于胡说。譬如有一次，有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答：“陶渊明。”他上课，常常是发牢骚，说题外话。譬如讲诗，一学期不见得能讲几首；就是几首，有时也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同学田君告诉我，他听林公铎讲杜甫《赠卫八处士》，结尾云，卫八处士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也许就是因为常常讲得太怪，所以到胡适兼任系主任，动手整顿的时候，林公铎解聘了。他不服，写了责问的公开信，其中用了杨修“鸡肋”的典故，说“教授鸡肋”。我当时觉得，这个典故用得并不妥，因为鸡肋的一面是弃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无所谓的。

最后说说钱玄同先生。钱先生是学术界大名人，原名夏，据说因为庶出受歧视，想扔掉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与鲁迅先生是同门之友，来往很密，并劝鲁迅先生改钞古碑为写点文章，就是《呐喊·自序》称为“金心异”的（案此名本为林琴南所惠赐）。他通文字音韵及国学各门。最难得的是在老学究的队伍里而下笔则诙谐讽刺，或说嬉笑怒骂。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中国音韵沿革”。钱先生有口才，头脑清晰，讲书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我听了他一年课，照规定要考两次。上一学期终了考，他来了，发下考卷考题以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己的什么。考题四道，旁边一个同学告诉我，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吧，反正没人看。我照样做了，到下课，果然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知道，钱先生是向来不判考卷的，学校为此刻一个木戳，上写“及格”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而已。这个办法，据说钱先生曾向外推广，那是在燕京大学兼课，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钱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学校要依法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先生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这次争执如何了结，因为没有听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说。总之可证，红楼的容忍风气虽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还是不容易的。

红楼点滴四

点滴一、二、三说的都是红楼之内。这回要说之外，即红楼后面的一片空旷地，当时用作操场，后来称为民主广场的。场地很大，却几乎毫无设置，记得除了冬季在北部，上搭席棚、下开冰场之外，长年都是空空的。学校有篮球场和网球场，在北河沿第三院，打球要到那里去。红楼后面的广场，唯一的用处是上军事训练课。

同“党义”一样，军事训练是必修课，由入学起，上一年还是两年，记不清了，总之是不修或修而不及格就不能毕业。说来奇怪，这也是名实相反的好例证，凡是必修的，在学生心目中都是“不必”修的。必修之下有普修，如大一国文、大一外语等，都是一年级时候学一年。对于普修课，学生的看法大致是，学学也好，不学也没什么了不得，因为都是入门的，或说下里巴人的。再下是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选修课，是爬往“专”的路上的阶梯，因而最为学生所看重，其实也最为教师和学校甚至社会所看重。

同是必修课，不受重视的原因不尽同。例如党义，除了学生视为浅易之外，主要原因是宣扬“书同文，车同轨”，与北京大学的容许甚至鼓励乱说乱道的精神格格不入。且说这位教党义的先生，记得姓王，看似无能，却十分聪明。他对付学生的办法完全是黄老之术，所谓无为而治。上课，据说经常只有一个人，是同乡关系（？），不好不捧场。到考试，学生蜂拥而至，坐满课堂，评分是凡有答卷的都及格。军事训练不受学生重视，原因之一是学生来此的本意是学文，不是学武；之二是，在北京大学，外貌自由散漫已经成为风气，而军事训练却要求严格奋发。

教军事训练课必须解决这个矛盾。却不能用黄老之术，因为一个人上操场，不能列队；又这是在红楼之外，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担任这门课的是白雄远，在学校的职位是课业处军事训练组主任，也许军阶是校级吧，我们称之为教官。他很有办法，竟把上面说的这种矛盾解决得水乳交融。他身材相当魁梧，腰杆挺直，两眼明朗有神，穿上军服，腰系皮带，足蹬皮靴，用文言滥调，真可说是精神奕奕了。他对付学生的办法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社交术。他记性好，二三百受训的学生，他几乎都认识。对待学生，他是两仪合为太极。一仪是在课外，遇见学生称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如果点头之外还继以谈话，就说学生学的是真学问，前途无量，他学的这一行简直不足道。另一仪是在课内，那就真是像煞有介事，立正，看齐，报数，像是一丝不苟。这两仪合为太极，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有一次，也许有少数学生表现得不够理想吧，他像是深有感慨地说：“诸位是研究学问的，军训当然没意思。可是国家设这门课，让我来教。我不能不教，诸位不能不上。我们心里都明白，用不着较真儿。譬如说，旁边有人看着，我喊立正，诸位打起精神，站正了，排齐了，我喊报数，诸位大声报，一，二，三，四，人家看着很好，我也光彩，不就得了吗。如果没有人看着。诸位只要能来，怎么样都可以，反正能应酬过去就成了。”

他这个两仪合为太极的办法很有成效，据我记得，我们那一班（班排之班），大概十个人吧，上课总是都到。其中有后来成为名人的何其芳，我的印象，是全班中最为吊儿郎当的，身子站不稳，枪拿不正。可是白教官身先士卒，向来没申斥过哪一个人。课程平平静静地进行，中间还打过一次靶，到北郊，实弹射击。机关枪五发，步枪五发，自然打中的不多，可是都算及了格。

不知道从哪里刮来一阵风，说必须整顿，加强。于是来个新教官，据说是上校级，南京派来的。上课，态度大变，是要严格要求，绝对服从。开门第一炮，果然对待士卒的样子，指使，摆布，申斥。这是变太极为敲扑，结果自然是群情愤激。开始是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就布阵反击，武器有钢铁和橡胶两种。钢铁是正颜厉色地论辩，那位先生不学无术，虚张声势，这样一戳就泄了气。橡胶是无声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但又立着，你不能奈我何。据说，这位先生气得没办法，曾找学校支援，学校对学生一贯是行所无事，当然不管。于是，大概只有两三个月吧，这位先生黔驴技穷，辞职回南了。他失败，从世故方面说是违背了“入其国，先问其俗”的古训，从大道理方面说是违背了红楼精神。

白雄远教官，人也许没有什么可传的；如果说还有可传，那就是他能够顺从红楼精神。因为有这个优点，所以那位先生回南之后，他官复原职，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我的记忆，同学对他一直很好，觉得他可亲近。也许就是因此，有一次，学校举行某范围的智力测验，其中一题是“拥重兵而非军阀者是什么人”，有个同学就借他的大名之助，不但得了高分，还获得全校传为美谈的荣誉。

红楼点滴五

点滴四已经走了题，扯到红楼的外面。俗话说，“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跑出来，索性再谈些不都发生在红楼之内的事。这想谈的是有关入学的种种，北京大学有自己的一套办法，现在看来也许很简陋，但有特点，或者可以聊备掌故吧。

先说第一次的入学，由投考报名起，是有松有紧。所谓紧是指报名资格，一定要是中等学校毕业，有证书做证明。所谓松是只填考某院（文、理、法）而不填考某系，更不细到系之下还要定专业。这松之后自然会随来一种自由：可以选某一院的任何系，如考取文学院，既可以选读历史，也可以选读日语。自由与计划是不容易协调的，于是各系的学生数就难免出现偏多偏少的现象。例如1936年暑期毕业的一期，史学系多到三十六个人，其中有后来成为史学家的张政烺；生物学系少到三个人，其中有后来成为美籍华人的生物学家牛满江。多，开班，少，也开班，这用的是姜太公的办法，愿者上钩。

再说命题，用的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譬如说，考国文是明天早八点，今天中午由校、系首脑密商，决定请某某两三位教授命题。接着立刻派汽车依次去接。形式近于逮捕，到门，进去，见到某教授，说明来意，受请者必须拿起衣物，不与任何人交谈，立刻上车。到红楼以后，形式近于监禁，要一直走入地下层的某一室，在室内商酌出题。楼外一周有校警包围，任何人不准接近楼窗。这样，工作，饮食，大小便，休息，睡眠，都在地下，入夜某时以前，题要交卷。印讲义的工厂原就在地下，工人也是不许走出地下层，接到题稿，排版，出题人校对无误，印成若干份，加封待用。到早晨八时略前，题纸由地下层取出，送到试场分发；出题人解禁，派汽车送回家。这个办法像是很有优点，因为没有听说过有漏题的事。

看考卷判分，密封，看字不知人，对错有标准，自然用不着什么新奇花样。只是有一种不好办，就是国文卷的作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不说准确，连公平也不容易做到。赵憩之（荫棠）先生有一次告诉我，三十年代某一年招考，看国文考卷有他，阅卷将开始，胡适提议，大家的评分标准要协调一下，办法是随便拿出一份考卷，每人把其中的作文看一遍，然后把评分写在纸条上，最后把所有纸条的评分平均一下，算作标准。试一份，评分相差很多，高的七八十，少的四五十，平均，得六十多，即以此为标准，分头阅卷。其实，我想，就是这样协调一下也还是难于公平准确，惯于宽的下不了许多，惯于严的上不了许多，考卷鹿死谁手，只好碰运气。

几门考卷评分都完，以后就又铁面无私了：几个数相加，取其和。然后是由多到少排个队，比如由四百分起，到二百分止，本年取多少人是定好了的，比如二百八十人，那就从排头往下数，数到二百八十，算录取，二百八十一以下不要。排队，录取，写榜，多在第二院（理学院）西路大学办公处那个圆顶大屋里进行，因为木已成舟，也就不再保密，是有人唱名有人写。消息灵通、性急并愿意早报喜信的人可以在屋外听，如果恰巧听到心上人的名字，就可以在出榜的前一天告诉那个及第的人。榜总是贴在第二院的大门外，因为哪一天贴不定，所以没有万头攒动的情况。

与现在分别通知的办法相比，贴榜的老办法有缺点，是投考的人必须走到榜前才能知道是否录取。我就是没有及时走到榜前吃了不少苦头的。考北京大学的人一般是住在沙滩一带的公寓里，我因为有个亲戚在朝阳学院上学，由他代找住处，住在靠近东直门的海运仓，离沙滩有六七里路。考北京大学完毕，自然不知道能不能录取，于是继续温课，准备再考师范大学。也巧，这一年夏天特别热，晚上在灯下解方程式，蚊子咬，汗流浃背。就这样，有一天，公寓的伙计送来个明信片，说放在窗台上几天了，没人拿，问问是不是我的。接过一看，是同学赵君看榜后写的祝贺语，再看日期，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了。

录取以后，第一次入学，办手续，交学费十元，不能通融。推想这是因为还在大门以外。手续办完，走入大门，情况就不同了，从第二学期起，可以请求缓交。照规定，要上书校长，说明理由，请求批准。情况是照例批准，所以资格老些的学生，总是请求而不写理由，于是所上之书就成为非常简练的三行：第一行是“校长”，第二行是“请求缓交学费”，最重要的是第三行，必须写清楚，是“某系某年级某某某”，因为管注册的人只看这一行，不清楚就不能注册入学。

北京大学还有一种规定，不知道成文不成文，是某系修完，可以转入同院的另一系，再学四年，不必经过入学考试。有个同学王君就是这样学了八年。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没有问他。也许由于舍不得红楼的环境和空气？说心里话，舍不得的自然不只他一个，不过自食其力的社会空气力量很大，绝大多数人也就只好卷起铺盖，走上另一条路了。

沙滩的住

这个标题不够明确。因为文题不宜于过长，只得暂时将就，到写的时候补救。我的意思是谈谈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青年学生，三十年代前后在北京沙滩一带，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住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长解题，也还需要再加说明。沙滩是北京大学第一院（即文学院）所在地，校舍是有名的红楼。红楼是多方面的中心。天文或者谈不上，可以由地理说起。泛泛说，形势是四通八达：东通东四牌楼，西通西四牌楼，南行不远是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北行不远是地安门、鼓楼。风景也好。西行几百步就是故宫、景山、三海。缩小到仅限于学校也是这样：西是第二院（理学院），南是第三院（法学院），学生宿舍大小七处，分布在南、西、北三面。按三才的顺序，地之后是“人”。这有两个方面值得说说。一是全国“文”界最有名的人，为数不少集中于此。二是大学程度的青年，有些是北京大学学生，很多不是，尤其到暑期，也集中于此。人多，都要住宿，办法如何呢？

先要泛泛说说全北京的。由住的时间方面看，有长期、临时二类。长期，可以长到几百年，这是，或都看作，土生土长，按旧规定籍贯可以写这里，如大兴（北京东城）翁方纲、宛平（北京西城）孙承泽等等就是。长期，还要包括时间不长而心情不想再动的，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属于此类。形势所需和心甘情愿老于此的，要买住宅或租民房。北京有不少富户，以多买房产、出租为生财之道，这类房名为民房。一所住房，多则上百间，少则十间八间，一家全租是住独院。贫困人家无力租全院，只租一部分，多则三五间，少则一两间，是住杂院。临时住，是外地来京办事的那些人，多则一两个月，少则三天两天，事完就走。这类人集中在前门（正阳门）外一带。所住之处名为店、旅馆、客栈等。

青年学生在沙滩一带生活，与全北京相比，住的情况是小同而大异。小同是少数可以租民房，但也不能归入长期一类，因为没有扎根的条件。大异是绝大多数处于长期和临时之间，住的既非民房，又非旅店。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走入北京大学之门的，另一类是在门外的。

已经走入门的有个特权，是可以住学校宿舍，不花钱，还有工友伺候。宿舍有两类，以男女分。男生宿舍“量”多，计有东斋（在红楼西北角）、西斋（在第二院西墙外）、三斋（在第三院北）、四斋（在红楼北椅子胡同）、第三院宿舍（第三院内一座二层“口”字形楼）。女生宿舍“级”高，只两处，一在第二院西南角，另一在红楼北松公府夹道。量多不必解释，是床位多，共有大几百，只要学生愿意，向隅的很少。级高要解释一下，是女生访男生可以入宿舍，男生访女生绝不许入宿舍，只有校庆一天是例外。据说，到这一天，不只有人可访允许进去，无人可访也可以进去，各屋看看。但不知为什么，我一次也没去，因而不知道这集体闺房是什么样子，时乎时乎不再来，现在只能徒唤奈何了。

以下入正题，说不住学生宿舍的，这就可以不分北京大学门内门外的，一网打尽。少数有条件的可以租民房。所谓条件，严格说只有一个，是必须有女伴。这也要略加解释。在那个时代，虽然理论上男女早已平等，租房却必须男性出头，因为只有男性可以充当户主。租民房，介绍所遍地皆是，就是贴在街头电线杆上的半尺多高的红纸片。措辞千篇一律：第一行在右方，由上到下四个较大的字，是“吉房招租”，以后第二行起较小的字写，今有北（或东、西、南）房若干间，坐落在什么街什么胡同多少号，有什么什么设备（包括灯、水等）。家眷、铺保来问。所谓家眷，是必须有妻室，光棍男子汉不租。所谓铺保，是租房有租摺，迁入前要找个商店盖章作保，不能交租由商店负责代偿。提起吉房招租，有两件欠文雅的或者可以算作轶事的事应该提一提。一件是有个时期，北京土著对东北人和天津人印象欠佳，于是招租贴的最后都加上一条，是“贵东北贵天津免问”。另一件是有个新由南方来的学生，对北京的情况似通非通，看到招租贴之后去租民房，一看满意，三句两句谈妥，最后房东慎重，加问一句，“您有家眷吗？”两地口音不同，南方人以为问的是“家具”，于是答：“家具不是你们供应吗？”房东大怒，势将动武，就这样，租约胡里胡涂地破裂了。

其实，供应家具的事并不假，但那是“公寓”，不是民房。公寓是适应不住宿舍或无宿舍可住的学生需要的一种住所，沙滩一带很不少。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的，门口挂牌匾，如我住过的坐落在银闸的大丰公寓就是。另一类是暗的，数目更多，门口没有牌匾，可是规制同有牌匾的一样。所谓规制，由一个角度说是中间型，就是既不像旅店那样流动，又不像民房那样固定；由另一个角度说是方便型，即应有尽有而价钱不贵。这可以由住宿人那方面来描绘一下，比如一个南方学生初到北京，下车后来到沙滩一带，向人打听哪里有公寓。按照人家的指点，走进一家，问有房没有。十之九是有，于是带着你看，任意挑选。选定一间之后，公寓伙计帮你把行李搬到屋内。其中照例有床一张，书桌一个，椅子两把，书架一个，盆架一个。打开行李，安排妥当，公寓供开水，生活大部分可以解决，并且相当安适。房租以月为单位，比民房贵一些，比旅店便宜得多。吃饭一般是在附近小饭馆，也是费钱不多而保证能充饥。洗衣服也方便，有洗衣房的人定期来取来送，如果你懒而不很穷，就可以交付伙计，当作他的日课来办。

前面说，非北京大学的学生也集中于此，这“此”，说是公寓也未尝不可。人多了，难免藏龙卧虎，如胡也频、丁玲等就都在这里生活过。不是龙虎，也能体会公寓生活的优点。一是人情味远非旅店所能比，某处住得时间长了，可以和同院（包括公寓主人）同甘共苦，成为一家人。二更重要，是可以享受“良禽择木而栖”的绝对自由，比如上午住某处，忽然觉得此处不便而彼处更好，就可以在当日下午迁往彼处，因为房总是有空闲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寓逐渐减少以至于消亡，良禽择木而栖的自由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消亡。但沙滩一带的格局却大部分保留着，所谓门巷依然。我有时步行经过，望望此处彼处，总是想到昔日，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欢笑，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泪痕。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仍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沙滩的吃

沙滩的住，有特点，所以写了上一篇。吃，特点不多，不过谈住而不谈吃，像是挂对联只有上联，见到的人会不满意，所以不得不勉强凑个下联。

还是以在沙滩一带生活的学生为限。上一篇说学生有北京大学门内的和门外的两类。这两类在住的方面区别很大，因为门外的没有白住学校宿舍的权利。可是在吃的方面区别很小，因为学校（如西斋）虽然有可包饭的食堂（每日三餐，一人一月六七元），但饭不能白吃，又没有吃饭馆随便，所以门内的也有很多不吃包饭。这样，谈沙滩的吃，就可以不分内外，而集中说说分布在学校附近的饭馆。

饭馆都是级别不高的，原因很简单，学生的钱包，绝大多数不充裕，预备高级菜肴没人吃。饭馆数目不少，现在记得的，红楼大门对面两家，东斋附近两家，第二院附近两家，沙滩西端一家。其中有些字号还记得：东斋门坐东向西，对面稍北一家名叫林盛居，北侧也坐东向西一家名叫海泉居；第二院大门对面一家名叫华顺居，东行不远路北一家名叫德胜斋。德胜斋是回民饭馆，只卖牛羊肉菜肴。沙滩西端路南一家，比其他几家级别更低，北京通称为切面铺。切面铺特点有二：一种可名为优点，是货实价廉，比如吃饼吃面条，都是准斤准两；一般饭馆就不然，吃饼以张计，吃面条以碗计，相比之下就贵了。另一种可名为缺点，是花样太少，品味不高。

照顾切面铺，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北京通称为卖力气的，因为饭量大，要求量足，质差些可以将就。但我有时也愿意到那里去吃，主食要十两（十六两一斤）水面（加水和成）烙饼，菜肴要一碗肉片白菜豆腐，味道颇不坏，价钱比别处便宜，可以吃得饱饱的。可取之处还有吃之外的享受，是欣赏老北京下层人民的朴实、爽快和幽默。铺子里人手不多，大概是四个人吧，其中两个外貌有特点，拿炒勺的偏于瘦小，脸上有麻子，跑堂的年轻，个子高大，于是顾客都用特点称呼他们：“大个儿，给个空碗。”“麻子，炸酱多加一份肉。”大个儿和麻子坦然答应。反过来，他们也这样称呼顾客，顾客也是坦然答应。这在其他几家就不成，买卖双方之间总像有一层客气隔着。

德胜斋的拿手好戏是烧饼加炖牛肉，学生照顾它，多半吃这个。它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不是饭菜，而是人，一个跑堂的，其时大概二十岁多一点，姓于，学生都叫他小于。他和气，勤快，却很世故。几乎能够叫出所有常去的学生的姓名，见面离很远就称呼某先生，点头鞠躬，满面笑容，没话想话。如果时间长些，还要尽恭维之能事，说不久毕业一定会升官发财，最低也是局长。世故的顶峰是一次大聚敛，说是死了父亲，足穿白鞋，腰系白带，见到熟学生就抢前一步，跪倒叩头。北京习惯，这是讨丧礼，有不成文的定价，大洋一元。那几天，北京大学学生，熟识的见面总是问一句，“小于的钱你给了吗？”可见这次聚敛的范围是如何宽广了。

其他几家非回教的饭馆都有一种名菜，名叫“张先生豆腐”。顾名思义，是一位姓张的所创。据说这位姓张的也是北京大学学生，但究竟是哪一位，可惜不像马叙伦先生，著书说明，“马先生汤”是他何时何地所创。自己不说，他人想明究竟，自然只能用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菜名张先生豆腐，创始人姓张，没有问题。菜在沙滩一带风行，其他地区罕见，此张先生与北京大学有密切关系，十之九也不成问题。是教师呢？是学生呢？传说是学生；如果是教师，留名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可证多半是学生。菜里有竹笋等，北方人少此习惯，可证这位张先生是江南人。——没有考证癖的人，更关心的是好吃不好吃。我的印象是很好吃。价钱呢，一角六分一盘，在当时，如果一天吃一次，单是这一项，一个月就要近五元，就穷学生的身分说是太豪华了。

与德胜斋的小于相比，海泉居也有个出名的跑堂的，可惜忘了他的尊姓。这位与小于职位相同，可是志趣大异，借用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妙论来说明，小于是中学为体，这位是西学为用。他向会英语的许多学生发问，“炒木樨肉”，英文怎么说，“等一等，就来”，英文怎么说，等等。于是，渐渐，他就满口不中不西的英文了。这已经足够引人发笑。但店里的什么人还以为不够，于是异想天开，请什么人写了一副对联，挂在饭桌旁的墙上，联语是“化电声光个个争夸北大棒，煎炸烹炒人人都说海泉成”，下面落款是“胡适题”。联语用白话，如果不看笔迹，说是出于《白话文学史》作者的手笔，也许没有人怀疑吧？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这些饭馆都无影无踪了。沧海变桑田，天道如此，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惜的是张先生豆腐也成为历史陈迹，想再吃一次的机会不再有了。

归懋仪

昔年翻阅袁子才《随园诗话》，补遗卷五提到他的女弟子归懋仪，说她的诗“雄伟绝不似闺阁语”。其后看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卷三有专条记归懋仪，说：“女史归佩珊懋仪，常熟人，归上海李复轩上舍。夫妇俱工诗，纸阁双声，颇极闺房韵事。佩珊初不甚知名于时，后以咏五色蝶诗为某监司所赏，名遂大噪，士大夫之工吟咏者咸以得其诗为荣。后监司退居林下，犹时以笺封相赠答。佩珊尝手书答之，其略曰：‘公真无敌，拔山倒海而来；余奚能为，弃甲曳兵而走。’气势磊落，颇不似闺阁中语。”对于这位住在闺阁中而不作闺阁语的人物，我颇感兴趣。说起来这也是商贾或玩古董心理，物以稀为贵。闺阁中人，旧时代称为闺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尤其在文人的笔下，要既如《内则》《女诫》所训教，温柔静默，又要如《花间》《尊前》所形容，燕语莺声。因为上有好者，所以千百年来，闺秀总是住在闺阁中，做闺阁活，说闺阁话；少数会作诗词，也一定要吟针咏线，表现为弱不禁风。据以上两书所说，归懋仪不然，这不是黍子地里忽然生出一棵高粱吗？

受好奇心的指使，我看闲书时候就注意有关这位“逾闲”人物的材料。总起来大致是这样：她姓归，名懋仪，字佩珊。父亲归朝煦，常熟人，作过道员级的官。母亲李心敬，字一铭，上海人，有《山窗杂咏》《蠹馀草》等著作。懋仪嫁给她的表兄弟，母亲的娘家侄子李学璜，字复轩。是个监生，也能作诗。李学璜的父亲李心耕（字砚会）是李心敬的弟弟，所以归懋仪称之为舅，可谓既合于今又合于古。李学璜的母亲，懋仪的舅母兼婆母，名杨凤姝，字香，苏州人，有《鸿宝楼诗钞》等著作。归懋仪有才有学，龚定盦《百字令》词注说她“有女青莲之目”。作品不少，《定盦全集》卷十五诗注说她“著诗千余篇”。见于著录的著作有《绣馀草》《绣馀续草》（还有再续、三续、四续、五续）《听雪词》等若干种。黄协埙书说她“性多抑郁，兼之时值坎坷”，龚定盦说她“颇抱身世之感”（《百字令》词注），可见生活是很不如意的。不如意的原因大概与穷困有关，嘉庆晚期他们夫妇流落苏州，推想是靠教书度日。他们夫妇都有文名，所以同龚定盦来往不少，不仅有诗词唱和，还相互为文集或诗集写序文。

知道她的身世以后，自然想读读她的诗。手头有《随园全集》，其中收《随园女弟子诗选》，翻开看看，计六卷。收女弟子席佩兰、孙云凤等二十八人，归懋仪在卷六，第一名。翻到卷六，奇怪，却连名字也没有。我疑惑这是因为版本太坏，于是翻看图书馆的另一个版本，想不到竟也是这样。“不似闺阁语”的语，只在《定盦全集》里看到一点点。一是卷十七引归佩珊赠诗，只有一联，是“删除荩箧闲诗稿，湔洗春衫旧泪痕”。又《年谱》道光七年叙及所藏叶小鸾眉纹砚，引归懋仪题诗云：“螺子轻研玉样温，摩挲中有古吟魂。一泓暖泻桃花水，洗出当年旧黛痕。”真巧，两首诗都用十三元韵。“删除”“湔洗”云云，虽然不免感伤，却也露出一些豪气。

所得过少，还想再看一些，只好到大图书馆试试。北京图书馆没有《绣馀草》，但有《绣馀续草》，五卷，道光戊子（八年，1828年）所刻。有安化陶澍（就是为《陶靖节集》作注的那一位）序，说她是归有光的后人，“以诗名数十年，穷老且病，吟咏不辍”。还有鄂渚陈銮（字芝楣）的序，说“初夏解监司篆”，可见黄书所说“以笺封相赠答”的某监司就是这位写序的陈芝楣。卷五有诗，题为“丙戌腊月二十五日先慈太恭人忌辰感赋”，诗句注说：“仪五龄失恃，今六十一年矣”。丙戌是道光六年（1826年），其时她六十六岁，推算是生于乾隆辛巳（二十六年，1761年），正是曹雪芹即将逝世的时候。丙戌之后两年戊子，六十八岁，刻《续草》，续之后还有续（未刊），也许活到七八十岁吧。《续草》收诗不少，赠龚定盦那一首在卷四，题目是“定盦过访谈诗见赠次韵二律”，第二首是：“风风雨雨掩重门，香烬熏炉火不温。幻梦几时登觉岸，多生未免种愁根。删除荩箧闲诗稿，湔洗春衫旧泪痕。絮泊蓬飘成底事？客中情绪不堪论。”语中没有明显的闺阁气，说是男士所作会有人信的。

记得是五十年代中期，游旧书画店，竟买到她写的一件扇面，五十三行小楷，是自己作的六首七绝和跋。书法用细笔，娟秀而刚劲，在闺秀字中可入精品。诗是赠与李姓的什么姐姐的，不见《续草》，抄录如下：

前身本是许飞琼 吹下天风环佩声

班诫七篇成诵早 垂髫人已羡聪明

陌上花开走钿车 盘根仙李好声华

鸾皇文采辉朝日 钟郝当年未许夸

绾绶并州德政传 赞襄兼赖少君贤

太行月色千峰朗 恰射妆楼玉镜前

左家娇女秀成行 联袂花前捧玉觞

试听双声传绣闼 蕙芳雅韵杂兰芳

喜见龙驹膝下生 天风快入四蹄轻

早知头角非常相 转瞬腾骧万里程

传闻壶德早倾心 远水遥山寄慨深

何日高楼同剪烛 玉梅花下一题襟

诗后有跋，是：

丁丑（案为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她五十七岁）新秋，余来白下，晤蓉村　小阮，知其将往山右，往谒舅氏。因述舅氏德政之美及亲情友谊之笃，半由金闺襄赞所成，因属余作诗以志其美。爰赋小诗六章，寄呈陇西贤姊大人芳政。值余有遣嫁之事，匆匆握管，未足阐扬于万一也。愚妹佩珊归懋仪。

诗是应酬之作，自然不容易显示本色。又，在玩古董人的心目中，闺秀小楷，要是马湘兰、董小宛之流所写才可贵。我则因为这是一位不很从俗的女诗人所写，由瘦硬的笔姿还可以想见风度的一二，所以在十年动乱中虽然也曾用周公瑾火攻之法，这件扇面却一直视同拱璧，珍藏在书橱里。

张纶英

前很多年读明朝遗民张宗子（岱）的著作，《琅嬛文集》中有《五异人传》，觉得颇有意思。人是社会动物，社会有时代常规，突破这常规不容易。当然，破常规也有正反两个方面，正是好得出奇，反是坏得出奇，就奇说是一样，给人的印象却完全相反。例如北齐有个文人祖珽，有才，能文，官作得很高，可是做了不少无耻的事，凡是看过《北齐书》的人都感到恶心。自然，历史上比他反出常规更甚的人物数也数不清。破常规，有些属于小德可以出入，就是说，对社会，对其他人，未必有益，却也无害，比如不吃牛奶，却偏偏喜欢吃观音土就是此类。张宗子所记五异人都是男性，所好所行的某部分难免超过吃观音土，这且不管。旧时代是封建社会，女性身上和心中的枷锁要多几倍，破常规自然更难，更为少见。因此，我杂览的时候，凡是遇见略不同于常格的妇女，总想记下来，以求增加一些创新的历史财富。这里谈张纶英，起因就是这样来的。

张纶英是清朝后期的女诗人、女书法家，字婉，常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她伯父张惠言是文学史上的大名人，阳湖派的首领之一；编《词选》，创立常州词派。父亲张琦，字翰风，清朝著名的舆地学家，名著有《战国策释地》等。张琦有四个女儿，英、英、纶英、纨英，都能作诗，作品合刻为《阳湖张氏四女集》。张纶英行三，诗集名《绿槐书屋诗》。她生于嘉庆三年（1798年），到同治年间还在世，至少活了七十多岁。她的奇不在于诗，在于书法。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七“张婉”条记载：

阳湖女史张纶英，字婉，名士翰风县令之女，适同里孙氏（案名孙劼）。同治中随其子需次武昌，卖书画自给，年七十余矣。尤善学北碑，笔力超劲，备篆隶之法，署款曰张女纶英。见《越缦堂日记》。

又《骨董续记》卷一“张纶英”条记载：

张纶英身短，作书必立榻上，悬腕书之。适孙，早寡，依母弟汉阳知县曜孙以终。

因长于写北碑而惊动了李越缦（慈铭），也可见书路之奇和造诣之高了。

旧时代，名门闺秀足不出中门。在中门内读书，也是以《女诫》《列女传》之类为主。画画大多是花鸟，很少画山水，因为中国的山水画大多表现道家的隐逸思想，那是男性的事，女性不宜于越俎。写字，总是始于“十三行”，终于“十三行”，求清秀，然后结合女性的特点，加婉媚。清秀婉媚，与北碑背道而驰，又不宜于写大字，所以历代流传的闺秀手迹，字总是小楷；间有写大字的，如吴芝瑛，我见过她写的对联，笔画瘦硬，论笔法还是“十三行”略加柳。在这方面，张纶英是破了常规，不是清秀的“十三行”，而是雄健的北碑。

妇女写北碑，稀有，我想看一看，许多影印本都不收。说来也巧，是六十年代初，一次过地安门外宝聚斋，进去看看，居然挂着一幅，正是张纶英写的北碑。字很大，条幅三行，笔画刚劲凝重，如果不看署款“张女纶英”，万想不到这会是闺秀字。定价不高，于是高兴地买了。

友人张有为是写北碑的，并常以魏碑体给有些商店写牌匾，得了些报酬。听说我有这一件，特意借去看看。过些天送还，说详看用笔，受到启发，颇有所得。可见越缦堂说她“笔力超劲，备篆隶之法”，是并不夸张的。

由张纶英的写北碑，我有时想到俗话说的“字如其人”。这就性格说或者有些道理，就外貌说就未必对。例如嘉道间的张廷济，清末民初的叶恭绰，外貌都清瘦，可是字却刚劲厚重。张纶英短小，字却如此雄强，如果以此为例，那就证明字常常并不如其人了。

三香

半生杂览、汲碎，遇见三位字香的女史。日长少事，谈谈这一点点因缘。

第一位是吴藻，字香，号玉岑子，浙江仁和（杭州）人。清代有名的词曲作家。嘉道间人，道光末年还在世。西昆体诗人陈文述（著《碧城仙馆诗钞》）的弟子。所著词集，我买到的有两种：一是道光十年（1830年）刻的《花帘词》，有陈文述等的序；二是道光三十年刻的《香南雪北词》，有自序，署道光二十四年，后附曲《自题饮酒读骚图》等几套，有自序，署道光三十年。对于这位女作家，我很早就注意，因为她不同于一般所谓闺秀，都是一律刻板印的贤妻良母。她嫁的是个商人黄某，想来很不如意，《花帘词》张景祁序说：“幼好奇服，崇兰是纫；中更离忧，幽篁独处。……夫其兰膏明烛，珍惜余晖；玉瑱采衣，屏除绮饰。块独守而无泽，哀此生之多艰。”陈文述序说：“然而聪明，才也；悲欢，境也。仙家眷属，智果先栽；佛海因缘，尘根许忏。与寄埋愁之地，何如证离恨之天？与开薄命之花，何似种长生之药？”可知后半过的是独身修道生活。修道是由于对现世生活过于不满，这情况是很早就显露出来的，《花帘词》魏谦升序说：“尝写《饮酒读骚图》，自制乐府，名曰‘乔影’，吴中好事者被之管弦，一时传唱，遂遍大江南北，几如有井水处必歌柳七词矣。”这饮酒读《离骚》的套曲在《香南雪北词》卷尾，《新水令》有句云：“随身携玉斝，称体换青袍，裙屐丰标，羞把那蛾眉扫。”《步步娇》有句云：“优孟衣冠，凭颠倒，出意翻新巧，闲愁借酒浇。”《折桂令》有句云：“你道女书生，直甚无聊，赤紧的幻影空花，也算福分当消。怎狂奴样子新描，真个是命如纸薄，再休题心比天高。”《侥侥令》有句云：“平生矜傲骨，宿世种愁苗。休怪我咄咄书空如殷浩，无非对旁人作解嘲。”《沽美酒带太平令》有句云：“题不尽断肠词稿，又添上伤心图照。俺呵，收拾起金翘翠翘，整备着诗瓢酒瓢，呀，向花前把影儿频吊。”最后《清江引》写：“黄鸡白日催年老，蝶梦何时觉。长依卷里人，永作迦陵鸟。分不出影和形，同化了。”这是着男装（恨作女身），一面喝酒（浇愁），一面读《离骚》（愤懑到极点）的形象，主人公却是个女作家，说是太稀奇总不过分吧？

因为奇，我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她。身世方面，除以上推想的以外，可知的很少。词集中所表现，不过是文名相当高，曾到苏州，同许多文士（包括闺秀）有文字往还。至于造诣，值得说说的有三个方面。一是长于作曲。明清以来，读书有成的人，文以外，几乎都作诗，间或作词，作曲的不多；女性作诗的多，作词的少，作曲的尤其少。吴藻是不但能作曲，而且很当行，谱曲就是地道的曲味，上面引的一点点可见一斑。二是词的成就高，尤其擅于写长调，能够冶凄婉、绵密、通脱于一炉。举《花帘词》中我爱读的两首：

（1）浪淘沙（吴门返棹云裳妹欲送不果寄此留别）

双桨打横塘，何限江乡，绿波争似别愁长。最忆前宵曾剪烛，同话西窗。无计共离觞，踠地垂杨，数声风笛断人肠。从此天涯明月夜，各自凄凉。

（2）迈陂塘

一年年，花开花谢，春来还又春去。无人会得东皇意，错怨枝头杜宇。春纵住，问簌簌残红，可有安排处？春应笑语，说碧奈花开，黑罡风起，也合作香雨。销魂路，杨柳千丝万缕。丝丝难绾飞絮。天涯何必多芳草，门巷绿茵如许。谁复主？君不见，月楼花院留春寓，茫无意绪。但流水声中，夕阳影里，添了送春句。

我看，这与她的同乡前辈厉樊榭（鹗）比，也可以算毫无愧色。三，应该说成就更大的是书法。她会画，可惜我没见过。字只见过一件，是给江秬香所藏《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拓本写的题跋《满江红》词一首，绍文书局影印本。小楷，挺拔秀丽，兼有柔婉和刚健的美。闺秀小楷，我见过的，管仲姬是元代大家，可以不论；晚明马湘兰以下，多数实在是字以人传，真正以字传的如曹贞秀、张纶英等，我觉得功力也未必能超过这位女词人。总之，这第一位香，应该说确是不同凡响。

第二位是杨凤姝，我所知很少。那是当年查寻女诗人归懋仪的身世，知道她嫁给舅父的儿子李学璜，李学璜的父亲是李心耕，母亲是杨凤姝。杨凤姝，字香，号茸城女史，苏州人。她也会作诗，诗集见著录的有《鸿宝楼诗钞》和《香偶存诗钞》，因为兴趣不大，没有找来看。也就因此，对于这一位香，我的所知只是，归懋仪有这样一位也能作诗的婆母而已。

第三位香，说起来有些扑朔迷离。是五十年代初期，我从北京东四北永光阁买到一件金笺扇面，用豆粒大小的小楷写《洛神赋》，款署香女史。小楷纯熟，形体偏于扁，笔画柔婉而不挺拔，又纸的时代在嘉道以后，可见不是出于吴藻之手。字是同清末两位画家的画装裱在一张条幅上的，字居最上，推想她应该是清末相当知名的人。是谁呢？一次偶然翻《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五《列女传》记缪素筠（嘉蕙），末尾说：“时同被召者，马某妻阮，字香，仪征人，赐名玉芬。”查金梁《清官史略》，“命妇供奉画院”条说：“光绪十九年，命江苏、浙江织造择保命妇之善绘事者，送京供奉。江苏保送命妇缪嘉惠（应作“蕙”），浙江保送命妇王韶，并入内廷，供奉画院。”如果这第三位香是阮姓命妇，那她就是西太后的书画侍从，成为出入慈宁宫、乐寿堂的人物，真是后来居上了。

玉并女史

前许多年，由旧书摊买到三多的一本《粉云庵词》，词后附《可园诗抄》和《可园外集》（只收《柳营谣》一百首），据董毓舒跋，是公元1942年（作者死后一年）所印。关于三多，我只知道字六桥，蒙古旗人，他父亲在清朝晚年作杭州副都统，所以年轻时候以阔公子身分在江南混，以后北来，经历官场，结交文士，能书会画，玩玩古董，行径近于袁世凯的次公子袁克文。董跋说他“辛巳归道山”，对照诗中的纪年，应是七十一岁，则生于清朝同治十年，是道地的胜国遗民了。

买不见经传之书，随便翻翻，有如钓鱼，震动竿丝究竟是少有的事。这次一翻。却被光绪十九年（词大部分为其后作）的两篇序文吓住。一篇是俞曲园的，说“韩昌黎以文为诗，非诗之至”，“苏东坡以诗为词，非词之至”，而六桥则“一望而知秦七黄九门径中人”。一篇是谭复堂的，说“衰迟何幸，得见成容若承子久替人邪？”其时俞曲园七十三岁，谭复堂六十二岁，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竟如此奖掖，想来不是完全出于客气吧？赶紧翻到里面看，词六卷，篇数不少，虽然多咏身边琐事，又不乏香奁气，却总是如俞曲园所评，“婉媚深窈”，的是当行。

书翻阅一过，没想到峰回路转，竟兴起意外之趣。一是关于饮水词人纳兰成德（字容若）的。词中三次提到纳兰的双凤砚，卷五《风流子》的词题是，“同社约用此调咏余所藏成容若双凤砚”；又一次提到纳兰的小像，卷五《金缕曲》的词题是，“题新得禹尚吉画成容若小像而次其赠顾梁汾原韵”：不意词风学纳兰，而先则双凤，继之本人，都由天外飞来，真可说是奇缘了。另一是关于玉并（疑当读“冰”）女史的，由词中的歌咏，知道作者有个妾名玉并，出身于没落世家，年轻，有才，能诗文，能书画，相貌性情都很好，可惜年不及三十就死了。

此后，一次往故宫绘画馆，看到禹之鼎（字尚吉）画的纳兰成德斜倚在树下石旁的行乐图，直幅，详看题跋，知道就是三多藏的那一幅。画下方有三多题，正是那首《金缕曲》，用美女簪花格的小楷写，端整秀丽，最后署款是“玉并书”。看到这样的手迹，联想到三多词中提到的她的诗：“身似梅花不畏寒，溪山香雪愿同看。红蓑翠笠新妆束，敢比寻诗李易安。”真想把这现代的《漱玉词》立刻找来欣赏一下了。

很巧，不久之后就买到收录玉并作品的《香珊瑚馆诗词》，是三多赠人本，公元1930年玉并死后为纪念她而编印的。书前有作者的小照，徐世昌《晚晴簃清诗选》中的小传，以及三多作的《玉并小传》。根据这些材料，知道玉并，字珊珊，大兴（即北京东城）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生。四岁丧父母，就养于姑母家。聪慧，读书不少。喜作男装。十五岁嫁三多，因出自世家，为妾，讳言其姓氏，以“玉”为姓。嫁后学诗词书画，不久即通晓。尤喜画梅，据云可入妙品，并名其室曰“香珊瑚（红梅名）馆”。公元1930年二十八岁，病死。遗作诗词共五六十首，量虽然不多，我个人觉得，较之清朝中期的有名女诗人恽珠（著有《红香馆诗草》，编有《闺秀正始集》）似有过之无不及，因为有些篇什能够挣脱三从四德的拘束，有清新气。如：

诗《寓斋题壁》

时移众绿胜疏红 幼圃亲锄细雨中

试种孟家娘子菜 女儿今亦算英雄

词《南乡子》（棠院养疴谱此遣闷）

本草当羹汤，五味年来已遍尝。真个此身为苦器，堪伤，消瘦今春甚海棠。移榻就红芳，绮恨和鹦忏一场。枕簟惹花熏梦去，甜乡，亏得甜乡梦亦香。

都于温婉中寓疏旷的意味，比之单单拈钗画黛是高一筹了。

记不清是读她的作品之前还是之后，一次阅市，竟然遇到她的遗砚。端溪子石，高四寸，宽二寸，作瓠瓜形，蒂部左右围瓜叶。砚池上方突起一蜘蛛，制作精巧。砚背平滑，上下刻梅花，中上部仿汉宫春晓形式，圆窗一角勾起帘幕，中立一半身女子，风貌与《香珊瑚馆诗词》前的小照完全相同。左下方篆书题“玉并女史小象”，“六桥写”。砚小巧，用处不大，因为是香珊瑚馆中物，也就买了。

现在，自玉并女史之死，半个世纪过去了，有谁还记得，几十年前，在软尘十丈的春明市，还有个寻诗的李易安呢？清秋少事，我叙此旧事，聊作为在秋风的扫荡中拾取一片红叶吧。

庆珍

庆珍，字伯儒，也写博如，号铁梅，清朝末年旗下人。约生于同治年间，活到公元1940年左右，论身分是东陵侯一流人物。但拙于理财，孤高怪僻，晚年闭户，以书画自娱，右臂病痹，改用左手，又像是高南阜一流人物。

1930年以后我住在北京，喜欢杂览讲北京掌故的书，买到富察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的初刻本，前有光绪二十五年润芳澍田氏的序，是用三分见方的隶书写的，笔画挺拔清润，风格近于朱竹垞而略厚重，序后三行字写明是“花翎四品衔兵部员外郎姻小弟庆珍博如拜书”。就是这位富察敦崇，也是旗下人，第二年庚子亲眼看见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写了《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平声三十韵每韵一首），也刻成书，信史而寓黍离之痛。我出于爱屋及乌的心情，颇想知道庆珍是何如人；可惜他不是什么显赫人物，日久不得也就忘了。

过了几年，因为搜罗残旧书，结识鼓楼东路北得利复兴旧书铺的主人张髡。他也是个奇人，长身挺背，谦和而古板，说是有点堂吉诃德之风虽然未免夸大，但总是具体而微。他记性好，健谈，喜欢说清末的见闻，如义和团攻翰林院一带，豪举而有如儿戏的情况，现在想起来还如在目前。关于古板，有一件事也值得提一下。书铺内外两间，外大，列架摆书，架上大书“言不二价”；内小，方桌靠墙，左右二椅，左是记账之地。按旧礼，左座为上，客人来怎么办呢？于是在右椅背上贴红纸，大书“上座”二字，以示不得已的变通。有一次，我坐在“上座”，不知怎么谈到庆珍，才知道他们原来是旧交。他说：“这个人怪得很，儿女情况都不坏，却自租三间房，单独过日子。不大同生人交往，但是您去，我保证他一定欢迎。不久前还来小楼杨（茶馆，在什刹海东北岸）那里喝茶。现在更老了，不能出来；右手麻痹，用左手写字，更有滋味。”说着给我一张他的名片，上印“北平书贾（小字）张髡（大字）”，并告诉内城西北部庆珍的住址。

我当然愿意访问这位像苏东坡所说“折足铛中罨糙米饭吃”的怪人，可是不知为什么竟拖下来，不幸不久他就作古了。这之后，看到崇彝著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面提到他：“（嵩昆）其子庆珍，今尚在，年七十余，曾官东陵员外郎，老而贫矣。性嗜酒，官东陵时尝醉后卧道，陵工诸官嘲之曰：‘铁梅先生卧车辙。’同人多厌之。予屡戒之，不听。”又偶然机会，从小市地摊买到他的书画作品，字仍是隶书，比序文的更厚重，可入能品；画为“填海图”，直立的玲珑剔透大石一块，朴而雅；印章古拙近于颓唐，神似高南阜自治印章“南阜旧人”的韵味，想来也是自刻。这一点点手泽使我常常想到他的为人，可是竟交臂失之。俗语说，今天的事不要留到明天做。我也深信此理，可惜知之而不能行，每一念及，不禁为之慨然。

王门汲碎

1938年初，以连续的机缘，我迁到北京鼓楼以西、后海以北的一条胡同住。房的东邻是颇有名的广化寺，民国初年，北京图书馆曾经短期在这里，因而文化界的大名人，如缪荃孙、鲁迅等，经常到这里来。我租的房，据说清末民初还是个穷王府，因落魄而售与我的房东李姓。李四十岁上下，在某车厂任厂长。人严肃，有些近于板滞，同院住户称之为李先生。他的夫人王氏，身体粗壮，表情严肃认真，院里人都叫她李太太。这认真的背后好像藏有热心的力量，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宽厚而迂阔。

住了一个时期，才知道李太太原来是王铁珊的二女儿，名用骙。王铁珊，名瑚，定州人，推想或是刻《畿辅丛书》的定州王氏的后代。他是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进士，与张謇（状元）同榜，李先生的父亲也是进士，想是由于这种关系两家才结了亲。

王铁珊在民初是相当有名的人物，原因的少一半是官不算小，作到京兆尹，多一半是言行远于世俗，清廉至于迂腐的程度，常常引人发笑。据说任京兆尹时期，春天出外干什么去了，碰巧这时候夫人从原籍来要钱，趁农忙之前修理住房。衙门管财务的人问明来意，由公款里暂支与三百元，打发走了。过几天，王铁珊回来，管财务的人报告此事，意在表功，不想长官大怒，要惩治，连夫人也算犯罪，罪名是携款潜逃，一时传为笑谈。他的这类故事多得很，再举一件。他是冯玉祥的老师，因为操行严正，冯将军非常尊重他。二十年代，冯将军一度占领北京，想请老师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坚辞。据说措辞是这样：“我自信一生清廉，不爱财，不贪财。故宫宝物很多，我当然不会偷。可是故宫好书也多，我爱书，当然也不会偷。不过只要一动心，我就完了（意思是不再是完人），所以决定不干。”历史上记载的清廉，有些是假的，至少是夸大。王铁珊不然，就我们所知的一点点看，是货真价实。他晚年很穷苦，为了糊口，到辅仁大学教书，据听过他课的蔡君说，冬天上课，总是穿那件灰布破皮袍，像是不能保暖，讲几句就掏出手帕擦鼻涕。就这样不久作古了。夫人在原籍，后来不能活，来北京依靠二女儿，住在西院南房。有一年秋天，我的妻去看她，说了几句安慰她的话。她说：“我比老头子活着时候好多了，你看，我现在能腌满缸咸菜，老头子活着时候可不成，他说那得多少钱，所以只能腌半缸。我现在倒自由了。”妻回来说与我听，我想起《韩非子·五蠹》里的话：“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一时觉得“今之古人”的话并不都对，可是“古之今人”的话又说不通，可谓一笔胡涂账，不禁失笑。

且说房东李太太虽系女流，身心却都有乃父的风度：身，体格魁梧；心，正直而和善。李家经济情况比较好，工资高，有房产，可以收租。在社会交往方面，夫妇态度差别很大，李先生是杨朱派，愿意尽量少惹事；李太太是墨翟派，兼爱，愿意普度众生。李先生要上班，白天不在家，于是李太太就有了英雄用武之地。院里住户不少，或这家或那家，总会出现这种病或那种病。李太太稍通医道，于是听到谁家有了病人，她就登门去探视，谈治法，开药方，推测无力医治就送钱。临走总是嘱咐一句：“千万不要让李先生知道，他不让我管闲事。”院里一家姓于的，收入少，孩子多，不是穷就是病，李太太开的药方最多，送的钱也最多。对于我家，大概知道我们对中药兴趣不大吧，开药方次数不多。但我们都敬重她，因为知道她的诚厚为世间所罕见。譬如有一次，我的妻同她谈闲话，说她的二儿媳为人不坏，她说：“你不要信她。那次她儿子拆公用厕所的砖，你拦阻，她一直恨你。”还有一次，我一个同学来吃午饭，用他习惯的大嗓门说天说地。李太太听见，以为是吵架，执意要来劝。儿女拦阻，李先生反对，才勉强作罢。事后，她的女儿当作笑话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

想不到，她的诚厚也曾引来麻烦。“文化大革命”来了，风气是批判，除了极个别的以外，任何人都被怀疑为坏人。李太太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自然要批判。挖掘材料，于是找到于家。于家女的不识字，自有应时义士代写大字报，“揭发”不少开药方送钱的事实，最后“上纲”，判定为“收买贫下中农”。幸而这个罪名连“被收买”的于家也不信，于是低头而继以忍，日久天长也就过去了。另一个风波是在“小组讨论”中清算三代，她父亲是官僚，当然是坏人，照规程应该“自动”批判。可是她说她父亲是好人。自动不能完成，自然要“他动”批。发言的不少，绝大多数是用颠扑不破的理论证明，“作官的都骑在百姓头上，没一个好人。”少数略知情况的由另一个方面立论，是凡清廉都是伪装，实际必是贪污。批到言无不尽的时候，问李太太有什么感受，她仍坚持她父亲是好人，一生清廉，没贪过一文钱。到一天的末尾，只好散会。第二天继续，第三天继续，情况还是这样。难得结束，有个聪明人想个办法，委托李先生开导她，意思是只要说一句，那时候我年轻，不清楚，也许不好，就算完。下一天，大家怀着胜利结束的希望来开会，静听李太太的发言，是：“昨晚上李先生劝我，让我说几句假话，过去就得了。我不答应，气得他拧我。拧我我也不能说假话，反正我爸爸是好人，一辈子清廉，没贪过一文钱。”会就这样以全场暗笑告终。

王门还有一个人，是李太太的胞弟，也值得提一下。这位先生文化不低，不知受了什么刺激，精神出了毛病。五十年代，生活没有着落，来投奔姐姐，住在外院一间小西房里。孩子们叫他王疯子，没有人理他。他也粗壮，面部沉郁，总像是思索哲学问题的样子。走路步法很有特点，总是左足迈大步，曳着右足随着向前移。他既不打人，又不骂人，有时自言自语，像是背什么诗句。他虽然有病，可是言谈举止仍不乏严肃认真的风度，所以我总是客气地对待他。他有时到我屋里来，常是紧走到桌子跟前，用力拍一下桌子。我问他这是做什么，他说：“拍案惊奇嘛。”我请他坐下，同他闲谈。有时谈到他父亲的为人，他总是立刻站起来，略躬身，两手下垂，像侍立的样子，直到话题转了才坐下。有时候，刚坐下，又谈及，于是又站起来。碰巧这样反复，帘后看着的孩子就哈哈大笑。他却郑重其事，认为理所当然。他体质好，饭量大，没想到五十年代末，困难时期来了，人人缺粮，只得各自吃自己能得的那一份。别人差得少，他差得多，终于没有耐过去，死了。

六十年代末，我终于不得不迁到西郊，与住了三十多年的院落，以及可尊敬的李太太，离别了。此后，由于种种情况而自顾不暇，连再去看看旧居的余裕也不再有。大概是七十年代末吧，一个旧邻居来看我们，说李太太得了一点小病，大家都不以为意，可是竟越来越恶化，死了。得病初期，她曾让家里人给我们写信，说很想我们，可是家里人说，大家都忙，没事，不必麻烦人，所以没写。我们听了，心里很不好过，死之前没有再见她一面，辜负她怀念的盛意，真对不起她。现在，又几年过去了，有时想到她的为人，觉得应该纪念她，所以写了这篇“秀才人情纸半张”的小文。

刘舅爷

我的曾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的祖父行二，祖母是村西南不足一里的冯庄人，姓杨。大祖母也是冯庄人，姓刘。两位祖母都有一个弟弟，我们称之为舅爷，如果加上姓，一位是杨舅爷，一位是刘舅爷。杨舅爷出于好赌博之家。他父亲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母亲很好赌，据说曾有一次输掉一头驴。总是因为近朱者赤吧，我祖母也好赌；连带我父亲也好赌，曾有一次输掉一匹骡子，应该说是后来居上了。这好赌的遗风影响我家里生活很不小，母亲几乎生了一辈子气，我弟兄出外上学，也因此而经常穷困，这且不谈。我很小时候，也许因为大祖父有女无子，照旧礼应该由我父亲过继，所以祖父辈分居，应该三分天下而成为二分：三祖父分出去，到南院另过日子；大祖父和我祖父仍然合为一家，住在北院老宅。

言归正传，说这位刘舅爷，用现在的眼光看，是集朴实与赤诚于一身。人中等身材，偏于瘦，面黑，这没什么新奇，农民几乎都是这样子；新奇的是永远没有笑容，说话经常生硬，甚至到难听的程度。此外还有一个特点，是除了冬季以外，长年光着脚走路。他像是没什么特长，勉强可算的只有一点点。一件是，他是焖饭专家。我们家乡不产稻米，中产以上人家有婚丧事，招待亲友要用稻米，以表示超过常态。做稻米饭习惯用大锅焖（米放在锅里，掺和适度的水，用柴烧熟），不用蒸。焖饭，邻近两三个村都是找刘舅爷。说是不但焖得好吃，而且估计用米多少，有把握。另一件是种秋天的萝卜，说是长得个儿大，口味甜。记得有那么一年，他在我们村西种了一亩多萝卜，我从那里走过，他给我拔一个，果然很好吃。还有一件，是人好求，不管多费力，只要求他做，他都不拒绝，因此，村里许多出外跑路的事总是由他去。

可是奇怪，从外表看，他是最不随和的人，尤其跟我们未成年的人，几乎永远不说话。——我们也不想听他说话，因为太生硬。记得有一次，他光着脚走过我家门外，碰巧我嫂子在门口。嫂子嫁过来大概不到一年吧，是新妇，于是恭恭敬敬地说：“舅爷，您到哪儿去？请到家里坐吧。”没想到他答道：“我没事，到家里干什么！”嫂子碰个大钉子，莫明其妙，进来跟我母亲说：“舅爷不知道为什么生气，我请他进来坐，他说……”我母亲说：“你不必在意，他就是这样说话。可是人特别实在，向来不挑人家礼，你就是不理他，他也不说什么。”

不挑礼，大概据他看，这类应酬话有没有都无所谓。对于他认为有所谓的事就不然，他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还记得一件，可以算作轶事吧，无妨细说说。在乡村，老头儿们起得早，到街头或各家转转，到吃早饭时候才回家吃饭。某一天，是镇上的集日，他早起出去，转一会回来，怒气冲冲，坐在炕边，不吃饭。舅奶奶问他为什么，他不言语，再问，还是不说话，只好不管他。这样过了一会，忽然听他说道：“还不如把人家宰了呢！”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在谁家，看见那家正在向棉花里喷水，准备拿到集上去卖，简直把他气死了。他又说他决定到集上去，不让人家买他的。家里人劝阻，他不听，去了。直到接近中午才回来，出乎意料，表现为高兴的样子。问他，知道情况是这样：他到棉花市，站在离那掺水的棉花不远，看见有人往那里走，就拉他一把，小声告诉人家，那棉花掺水了，他亲眼看见，不要买。就这样，一直守到将近中午，看见一个半老的汉子去买，这个汉子在市上转了很久，想用狡诈手段骗几个卖棉花的妇女，没成功，“这次是狗咬狗，我不管，活该！”结果那汉子真就买了，所以他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刘舅爷没有活到上寿，死了。其时我已经不在家乡。但有时想到他，连带想到他的姐姐，我的大祖母，以及他的甥女，我大祖母的长女，我的二姑母。大祖母也没有活到上寿，死的时候我刚上小学。但她的影像一直活在我心里：纯朴、温厚、勤勉的老太太。母亲常说：“没见过像你大奶奶那样心肠好的。门口一来讨饭的，她拿起饽饽就往外跑。在屋里简直坐不住。”母亲还告诉我，我三四岁时候，不知得了什么病，发高烧，渐渐不成了，地上铺上卷死孩子的席，把我放在席上。大奶奶来了，看着心疼，抱起来在屋里来回走。过一会，说居然又喘气了，就这样又活了。但是大祖母的宽厚，加上迷信，也曾招来小麻烦。外院东房存杂物，常见一条大蛇，后院存棉花的北房常有黄鼠狼出入，大祖母说这都是财神爷，谁也不许招惹它。后来，清理存棉，发现里面已经成了黄鼠狼的家，损失棉花不少。那条大蛇最后被孩子们打死，那是大祖母下世一二年之后的事了。

二姑母高寿，活到将近九十岁，1963年才下世。我的印象没有三十年代以后的。人也是过于宽厚，像是一生没说过谁有什么缺点。特别喜欢说媒，这引经据典是“君子成人之美”，用世俗的话说是“胜造七级浮屠”。但她似乎做得未免过分，就是为了系上红丝而说些夸大失实的话。但这也许她就是这样看的，所以由动机方面看，或者仍须算作她的优点。说来也可笑，“上天不负苦心人”，我的妹妹和一个表妹，都是信了她夸大的话嫁出去的，可是结果都不坏。

大祖母，刘舅爷，二姑母，都不识字，可是他们都有一颗纯洁、朴厚、火热的心。我是识字的，而且能背“文莫（黾勉）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这常使我想到知与行的关系，想到“逝者如斯”，不禁为之三叹。

张效彬

看报，见到一则消息：张效彬的后代爱国，把先人收藏的许多名贵文物献给国家，其中有宋拓颜鲁公多宝塔。这本碑拓我见过，于是想起张效彬这位邻居老人。

他名玮，字效彬，号敔园，河南固始人。他父亲张仁黼在清朝光绪年间作到部院级官，吏部侍郎和副都御史，这为他一生的经历埋下了根。其一是他不寒苦，有机会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学经济学。其二是有机会很早就亲旧学，因而脑子里装上不少封建事物，也因而后来有个时期在大学讲《经史百家杂钞》。其三是继续玩古董，连先人的收藏章“镜涵榭”也继承下来。他官没有父亲高，可是范围却后来居上，就是说，作了出国的官，驻帝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领事。时间在十月革命前，风暴来后他回国，一位作他秘书的白俄小姐随着来，后来嫁了他。他的大成就是玩古董，用文雅说法是成为文物专家，尤其碑帖，据说在国内可以首屈一指。

成为邻居之前，他住在我家以西，后海北岸他妹妹的住宅里。他妹妹嫁在李鸿章家，据说外甥同他合不来，他想迁出。其时是五十年代初，恰好我的房东想把住宅西院割让，他就买下来。略事改建、整理，他就迁过来。起初两院相通，间或有交往，于是我同他就熟起来。他身材短小，比起他的夫人张玛丽要矮半头；可是强健，精干。他的夫人丰满、健壮，也许比他年轻二十岁上下吧，据说除俄语外，还精通英语、法语和德语，一直在外贸学院任教授。夫人没生过孩子，所以家里只夫妇两个人，雇个老年男子伺候他们。夫妇的癖好大概很不同：男的厚古，没有一点时代气息，给人的印象是怪；女的崇今，好打扮，身上总涂不少香料，胡同的孩子们都叫她香玻璃。

为了礼貌，我有时候去看看他，也顺便看看他的收藏。他在堂屋待客，夫人在西间，很少出来。可是夫妇间或还交谈，用英语，想是因为男不能用俄，女不能用中。他健谈，喜欢说些文物方面的掌故，也喜欢说他自己的养生之道。有时候拿些书画碑帖让我看，总是一面看一面讲这一件的可贵之点，如多宝塔，就说这是全国最好的一本，超过故宫哪一个本子。堂屋东墙照例挂着字画，而且经常换，有些并不稀奇，如清朝成铁翁刘之类，可是都很精。可见他在这方面确是成了大内行。

他常常同我谈起他走这条路的因缘。他任领事时期，为公事亏了两万元。回国以后他找北洋政府，因为确是公事，官方不能说不给。可是催讨三五次，给几百元，这要何年何月偿清？他索性不要了，搞古董，过了几年也就还清了。他说，经营古董，既要眼力，又要机会，比如正月厂甸半个月，他天天起早去，只要遇见一件，一年的生活就够了。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是六十年代初，我一天晚上到他那里去，他指着案上一个画卷同我说：“这是刚买来的，丁云鹏的人物，店里当假的，定二十六元。当然，他加十倍也买不回去了。”

邻里的人都看他怪。用常情衡量，他确是怪。比如都知道他很有钱，可是他向来不坐车，出门，不管远近，总是走。在这方面，他还有近于阶级的理论，一次同我说，凡是走着来看他的，他一定回拜；凡是坐汽车来的，他一定不回拜，并且告诉来访的人说，因为没有汽车，恕不能回拜。我发觉，他的言行是一致的，比如每年新正我到他家，第二天他一定也来一次。我有时想，他的怪可能与想法过时而又认真有关，比如有一次，他托我代他出让端砚两方，理由是，因为他的斋名是“二十砚斋”，日前买了两方，与斋名不合，所以必须让出两方。

他更自负的像是他的养生之道。他说五十岁以前，他浑身是病，后来他明白了，应该由心理方面治，就是要“不着急，不生气”。这样练习了几年，病全好了，直到八十岁，还是耳不聋，眼不花。他对他这个秘方有坚信，而且不惜以金针度人，我的妻体弱，常常告诉我，她又遇见张老先生，张老先生还是说那一套，要不着急，不生气。我当时想，人都有所迷，由旁观者看来就未免可笑。

后来事实证明，大概是我错了。那是1966年的8月，“文革”暴风雨刚到的时候，有一天，入夜，听见西院吵吵嚷嚷。我们静听，知道是自西而东，抄家到了这里。人声嘈杂，听不清。中夜前后，声音稀了，听见有人问：“说！枪埋在哪里？”答话：“我一生手没沾过枪，确是没有。”是张效彬的声音。第二天早晨，开来两辆卡车，装运抄没的文物。后来妻听邻人说，张老先生真有修养，许多古董是他用报纸包，用绳捆，并嘱咐千万好好抱住，交给国家，运走的。

几十年的积聚，完于一旦。但是听说，他仍旧像往常的样子，生活不改常态。这样过了一个时期，忽然听说，老夫妇都被捕了，男是从家里，女是从路上。为什么？局外人自然不得而知，有些人推测是同外国人有来往。其后只听到两次消息：一次离得近，是男的来信，让女的给送一些手帕等日用品；一次离得远，是两个人都死在狱里。推算一下，这位怪老人大概享寿八十六七岁。

一晃十几年过去，文物由后代捐献，可见冤狱已经平反。虽然死者不再能知道，我总要为他们庆幸，应该安息的可以永远安息了。

邓念观

四十年代晚期，在熊十力老师的住所，我第一次遇见邓念观。念观是他学佛学的道号，原名是什么，一直没问，所以不知道。只知道他是湖南人，大概因为老兄某某曾在北京大学讲逻辑课，所以也来北京住。他没有职业，在北城拈花寺寄食。个子不高，圆头平肩，目炯炯有神，对人谦恭有礼。他会看相，初遇的那一次也曾给熊先生看相，判断体质如何，时运如何。

对于这寺中寄食，王播式的人物，也许不免好奇吧，过了不久我就去看他。他住在寺中正殿之东一个小院，坐北向南的一间小屋。房子破旧，室内用具衣物不只破旧，而且杂乱。一个书架，上面多数是佛经。床上摊着被子。坐具有二，一个可坐可卧的藤椅，上面也摊着被子，还有一个小凳。他健谈，知道名人轶事不少，但是在上天下地之中，仿佛有个总纲在，这是他的人生哲学，提要说是万法皆空，定中有慧。他住在寺里，不是白白寄食，有时要给小和尚讲一些什么。长谈了一次，我发现他知识很博，这不算什么；可贵的是深沉，见理明，守道笃。总之是对他怀有敬意，所以以后交往就多起来。

时间长了，了解得越来越多。他学的会的东西不少。早年在上海上学，推想是复旦公学，曾经和陈寅恪先生住同屋。后来转为学医，是什么学校，他像是没说过。他会英语。还会德语，在北京住，大概是为了换些衣食之资，曾经协助德国人李华德译《肇论》为德文。中国旧学，尤其佛学，像是知道得很不少。至于看相，是怎么学的，有没有一些可靠性，问他，他总是说，不过随便谈谈。

他为人随和，客气。我住在鼓楼以西，拈花寺也在鼓楼以西，稍偏北，我们距离不远，他常到我家里来。妻敬重他的为人，怜惜他穷苦，总要招待他喝茶，吃饭。他总是表示不安，吃完饭就辞去，说是不能耽误人家休息，并且一面走一面道谢。同院人也都欢迎他，称他邓老先生，常常求他看相。他不拒绝，态度很认真，看了面部看手掌，然后下断语。据由他相过的妇女们说，很准。我听了，笑了笑。

同院妇女们看到的是他入世的一面，觉得他可亲；我看到的是他出世的一面，觉得他奇特，有些事情非常人所能理解。他孤身住在寺里，没有谈过年轻时候有没有伴侣。后来才知道他有个女儿，夫妇二人在某学院任教，没有孩子，屡次接他去同住，他都拒绝了。妻听到这事，感到不理解。我是理解的，他这样似乎不近人情是为了减少人事麻烦。有一次，他同我说，他的女儿曾批评他，说他不是毫无所能，只是太懒。他说完，笑了笑，我也笑了笑。他笑，我体会是禅宗的机锋，意思是《庄子·逍遥游》所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所以我也报以机锋，用一笑表示我明白。可惜也只是明白，至于行，那就相隔十万八千里。举一些小事说吧，拈花寺的小屋，残破，每降雨必漏。有一次，我去看他，赶上下雨，屋里不断有滴水击盆声。我一阵阵觉得，像这样艰苦实在难忍受，可是看看他，却处之泰然。床上椅上的被子永远摊着，问他，才知道是避免叠了铺、铺了叠的麻烦。我忽然想到英国戴维斯的《流浪者自传》，萧伯纳看了曾经幽默地说：“想到自己坐火车总要买票，真是惭愧。”这是说，习俗这条绳的力量太大了，上者想挣脱而力不足，下者是连想都不会想到。这个意思，我有一次同妻谈到，妻表示，邓老先生就是太懒，太怪。

妻代表一般妇女的见解，离邓老先生太远。——其实，我离他又何尝近？我想，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所以有一次，他很严肃地同我说：“不管多忙，《金刚经》要常念，《大智度论》，至少要通读两三遍。”这爱人以道的善意，我领会，纵使我的对待办法只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文革”的暴风雨时期，他迁到靠近地安门，我们虽然仍旧离得很近，可是来往断了。大概是1968年的春夏之交，我偷一点点空闲去看他。在门口遇见一个儿童，问我找谁。我说来看邓老先生。他说死一年多了。我一愣，但接着也就坦然，因为推想他崇奉定中有慧，或者能够处之泰然吧？只是想到他的教导，我自始至终是敬而远之，总不免感到深深的歉意。

魏善忱

常言道的“常言”，绝大多数很有道理，因为建基于丰富的经验。值得深思的常言之一是“人苦于不自知”。泛泛说，不少男士才仅中人，可是总觉得自己才高学富；不少女士貌仅中人，可是总觉得自己环肥燕瘦。碰到具体的事，不少人，包括所谓很了不起的人，自作聪明，以为这么一来可以万事如意，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所得不是万事如意而是后悔莫及。——知人就更难了。自知是有所知，只是知得不对，或不全对；对于人，有时就连有所知也谈不上，因为所得的一些零星印象有如烟雾，看不见后面究竟是什么。我有个熟人魏善忱，1944年春天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传说不久牺牲了，我每一想到他就感到困惑，慨叹知人之难。

我开始认识魏先生是四十年代初，什么机缘，在何地，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印象是，他样子既像面团团的富家翁，又像北京祥字号绸缎庄的二老板，未语先笑，和和气气。他是河北正定人，其时年过半百，在某学院哲学系任讲师。听说还兼任某佛教学院的教务长，并住在广化寺，可见专业是佛学。可是见面，他向来不谈佛学，也向来不说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学，我想这大概就是“良贾深藏若虚”吧。

一个偶然的机会，发见他还通医道。后来抱着试试的心理，也求他看过病。他是中医的路子，先摸脉，然后处方，开中草药。照方吃，病真就好了。以后见到某学院的许多人，提到魏先生看病的事，都说没有一次不手到病除的。我疑惑他的专业是医道，佛学是业余爱好。一次宛转地问他，他只是谦虚地表示，都是当年随便玩玩。不会什么。事实是，大家都觉得，他的医道之精，恐怕超过当时的许多所谓名医。比如有一次，我的好友韩君的孩子病了，很重，简直有危险，找魏先生，碰巧也在病中，不能出门。没办法了，魏先生详细问了孩子的症状，于是在床边写了处方，其中用了全蝎等很厉害的药，拿回去吃，居然很快就好了。

这样，渐渐，在某学院，他上课讲佛学，下课等于开了义务诊所。他忙，但是乐于帮助人，向来不表示厌烦。他还处处为人着想，比如处方上用了“厚朴”，价比较高，他总在药名下注明“普通的”。我曾问过他，这力量一样不一样。他说完全一样，并说他开过药铺，这一套标明上等以图多赚钱的伎俩他都懂，所以，只要他们问要什么样的，应该说要次的。关于这种情况，他还用他经历的故事来说明。一次，他在天津，经朋友介绍，某租界的某寓公请他看病，他开了两剂药。过了两天，又来请他。他去了，一摸脉，病状如故。他问药吃过没有，家里人吞吞吐吐。他一想，明白了，是嫌药贱，于是说：“上次我开的方是想试试，力量小点，这次开力量大些的吧。”于是仍用那个处方，加几味没作用的贵药。到药铺去买，一剂六十块大洋，寓公高兴吃了，好了。他说，其实吃那一剂六角的，效果完全一样。这都可以证明，他对于医道和世情已经到了精通的地步。

再后来，听谁说，他还通书法。其时我的一个老同学裴君，经营小本生意之暇，对书法有兴趣，正在练习汉隶，想请人写个斋名，于是我取“意在笔先”，王羲之有“要存意思”的话，求魏先生写个“存意斋”的横幅。魏先生很快写了，字作隶体，笔画圆润而浑厚，可入能品。魏先生牺牲之后，这个横幅一直挂在裴君的卧室里。

1944年春，日本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前途不妙，占据中国的侵略势力回光反照，疯狂地镇压抗日力量，驻在北京前门外东珠市口天津会馆的所谓什么什么部队（北京人称之为宪兵队）大量地捕人。连续地传闻，某日早晨，谁谁被捕了。人人都明白，那是地狱，进去容易出来难，所以都心情紧张。大概是三四月吧，忽然听说魏先生被抓走了，其时他住在德胜门内以东武庙旁，身边只有妻和一个女儿。原因，具体的自然难于知道；概括的，当然是有抗日的活动，至少是嫌疑。有活动？在哪里？在北京？在正定？似乎都同他这温厚长者的表现合不拢。可是他终于没有活着回来，而是永远连消息也不再有，直到日本投降之后还是这样。更悲惨的是他被捕之后，夫人急得病了，大概半年多吧，就下世了，只剩下一个女儿，只得离开北京，也许回原籍了吧。

严复译《法意》，在序文中引孟德斯鸠临终时的话：“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对于魏先生，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分别了，竟连他的结束也终于不能知道。日，月，年，相加，过去的事渐渐模胡，这位温厚长者的影子也越来越淡了。是几年前，裴君还健在，一天晚上，灯下在他的屋里共酒饭，抬头看见“存意斋”的匾额，下署“魏善忱”，不禁勾起许多联想：像这样一位，各方面有高超的造诣，也许这些不过是他的更大事功的浮面的一些枝节吧。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金禹民

我住北京多年，认识不少旗下人，其中有些是知名的或比较知名的，金禹民是比较知名的一位。他的专业是篆刻，可是会的技艺比较多。刻印精致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他还能雕印纽，据说成就在刻印之上。他自己在这方面也颇自负，有一本纽拓，收他的作品几十件，曾托我求叶恭绰老先生写题跋，叶老许为可以比杨玉璇、尚均等。他还能刻砚铭。砚石坚韧，不像寿山、青田等印石柔而脆，刻得刀深口圆很不容易。可是他的世俗之名是刻印，因为印用处大，求他的人多，用现在通行的话说是大众化。金先生于1982年初作古，他的弟子金煜为纪念他，编了一本《金禹民印存》，名“印存”，当然只收印刻而不收其他。

我由同学李君介绍，在四十年代晚期同金先生结识，以后交往颇不少，也求他为自己、为别人刻了一些印。对于这样一位故友，依礼，我不应该妄加评论。可是人各有见，有而不说也未必合适，所以还是想“亦各言其志而已矣”。金先生幼年贫苦，由商店学徒而拜寿石工为师，钻研治印。他多次同我说，他年轻时候失学，没有文化。还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还在反资本主义倾向的时候，他说他业余为人刻些印，完全是小手工业者的活动，不能算卖稿，求财求富。这情况有优越的一面，是勤谨、朴实，没有有些所谓什么家那样的望上不见下的习气。但也有不优越的一面，是模仿之功多，独创之功少。由原因方面说是容易受过往传授的拘束，因而闯新路、立新派比较难。我见到金先生刻的印不少，总觉得在模仿方面成就非常高；自我作古，就至少是特点不怎么明显，或说平平。这深入一层说，或者可以比之明代大画家仇英，手下功深，心中功浅。

说起模仿，金先生的功力是惊人的。他晚年在故宫博物院复制工厂工作，复制院藏古名贵书画，其上加盖的印章都是他仿刻的，凡是看过展出的都认为可以乱真。他有一次同我说：“我现在成了作伪专家了。”作伪，不只是刻，还能写。我见过隋展子虔《游春图》的复制件，后面冯子振的跋，笔姿刚劲、痛快、飘逸，可说是与真迹不差毫厘，也是出于金先生之手。我曾问他，这是不是用勾填法。他说不是，就是放在旁边临的。我禁不住赞叹：“真是神乎技矣！”这还只是模仿“形”，还能模仿“神”。他治印，刻边款时候常写，“颇有秦小印意”，“仿汉印，略有似处”。我和有些友人请他治印，有时候甚至拿着印谱去，说其中某一印的风格，我们喜欢，希望也刻这样的。金先生为人谦虚，总是不以为不敬而照办，及至刻成，必是风神宛似。这都可以显示金先生手下功力之深。

上面说功力，曾拉古人仇英来比拟。仇英也是出身不高，可是因为工夫纯熟终于成为大家。金先生也是这样，治印，不管是模仿古人还是自我融会，大多数能够做到朗润、苍古，所以不愧为大家。书法也是这样，晚期致力于篆，同样是纯熟而显得精美。前几年在琉璃厂荣宝斋见到他写的一个横幅，大概是“推陈出新”吧，笔画苍劲典雅，结体匀称精巧，觉得很美。我说“美”，意思是，味道有如读晚唐诗，很可爱，但是又像缺点什么，这什么也许就是《古诗十九首》那种朴拙和厚重。总之，金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还是纯熟。纯熟惯了，就难免在精整方面用力过多，例如有一次，是他住在北城小石桥时期，左臂已经风瘫，我看他写篆，字大到尺许，许多笔画都是重新描一两次，这写出来虽然很好看，也许稍欠本色吧？

我说稍欠本色，是《春秋》责备贤者之义；至于说到为人，金先生一贯是非常本色的。譬如说，求他刻印，有时兼用他存的石头，他总是说石头来价很便宜，不肯多收人家钱。其实他常常很穷。六十年代初他告诉我，当年他也喜欢藏砚，买了几十方，后来缺柴少米，都卖了。六十年代末，他当然也要到干校去接受改造，因为推想去易返难，所以决定毁家，连老伴一齐上路，没想到时间不很长就放还，人存物亡，又一次破了产。穷，他守身如玉，到刻印已经成名的时候还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小手工业者作风，以余力刻几方，换一点点钱，买柴买米。

本色与诚实大概是一回事。金先生谈话直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因考虑得失而隐瞒。有一次，谈到某人送贵人礼请齐白石治印的事，他毫不思索地说，那两方图章是他代刻的。还有一次，我从旧货铺买到一方螭纽青田石章，阳文，文字是“寿如金石佳且好兮”，边款是“雪澂先生属黄士陵作印”。我的朋友王君多年喜欢刻印，见到这方出于黄牧甫之手的印，也替我高兴。我于是拿给金先生看，他说这是他照印谱原样仿的。传说明朝文徵明不是这样，有人请他鉴定什么，分明是伪品而他不说，以免人家扫兴。古今相比，我觉得金先生的作风像是更好一些，情况是心里少曲折。说起题款真伪问题，金先生几次告诫我，应该多疑而少信。他说，譬如丁敬、黄易、赵之谦等大名人，他多年刻印，或者由刀法上还可以分辨一二；至于外行，那就非受骗不可。玩砚台也是这样，他昔年买砚，把名人砚铭都看作假的，因为天津徐家（徐世昌、徐世章）的砚都是他刻的，都是先写在纸上，后往石上翻。“您想，我能向这块上翻，不是也能向那块上翻吗？”金先生刻的砚铭，我没见过；但这样极端的“疑古玄同”的看法，我未敢全盘接受。我常常想，总是因为有真的，所以才有假的。但我终归从金先生那里得到很多教益，知道造假之易和造假之多，看古董不可轻信。

最后见到金先生是在小石桥。其后金先生迁到东郊，距离远了，又因为精力不济，也就没有再去。没想到轻易就永别了。日前翻翻《金禹民印存》，不禁想到许多旧事。老成凋谢，我还剩有什么呢？除记忆以外，还有十几方他的手迹，其中仿吴昌硕的“蓝天尚在且尊所闻”，仿黄牧甫的“前见古人”，六朝体的“乡往生涯”，以及友人李君的遗物“燕赵乡人”，都是金先生五十岁上下所刻，笔力雄健而纯熟，总是难得的了。提起难得，想起金先生自己的损失。那是四十年代，金先生给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刻了印，武者小路先生送金先生一张画，作为回报。一方尺的纸上画两三种蔬果，下署“实笃”，画和字都古意盎然。这张画装在镜框里，一直悬在金先生住屋的墙上。“文化大革命”之后去访他，看墙上，画不见了，问他，说也丢了。我们心照不宣，相对苦笑了一下，过去的只好让它过去吧。

刘佛谛

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

刘佛谛名旌勇，字义方，佛谛是我建议他采纳的别名。我们最初相识是在二十年代后期的通县师范，都是学生，他比我早两年。说起相识，只是在洗脸室里，我们都到得晚，他很胖，动作迟缓，就外表说，像是在羊群里孤立一头牛，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印象深还有另外的原因，他在学校以幽默出名，常说笑话，遇事满不在乎；又口才好，有相声的才能，据说一个人可以开教务会议，模仿校长、训育主任，以及有特点的教师，可以惟妙惟肖。当时给人起外号成为风气，他的外号来自英语，是fat，因为面容苍老，称呼时前面还要加“老”；有少数人宁愿直截了当，呼为老胖子。

当时究竟谈过话没有，现在不记得了。以常情推之，他是知名人士，我不是，也许对于我，连印象也没有吧？到三十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住在沙滩一带，他原在山海关教书，大概因为东北沦陷，那个地方不能再安身，也到北京来，并也住在沙滩一带，于是交往就多起来。我们都穷，但吃好些的欲望一如常人，于是就常常在一起用小煤火炉做饭吃。吃什么要由手头的松紧决定，松时自然很少，所以经常是买十枚铜币的肉，这样也可以饱餐一顿。有时候，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决定破例，就花七八角钱买个猪肘子，用微火炖烂，对坐享受一次。总之，是渐渐共苦乐了，交谊就越来越深厚。

当然，交谊的深厚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共同做饭吃，而是来自越来越相知。我发现他的为人，是两种性格的奇妙混合。他处理有关自己的事，是个乐天主义者，随遇而安，甚至及时行乐；谈天说地，扯皮取笑，常常近于玩世不恭；喜欢吃喝，常常顾前不顾后，简直可说是个享乐主义者。但是对人就完全不同，就是嘻嘻哈哈时候也决不越礼，并且，更可贵的是真挚，对老朋友总是热心关注。这种性格的影响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一面是与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甚至死后还留在人的记忆里。坏的呢，都是与他自己有关的。他聪明，新旧学造诣都不坏，可是因为乐天，不急于事功，应该有成绩而竟没有留下什么。

依古训，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还是多说他的优点吧。总的说，最值得怀念的是在坎坷途中相互的扶助。这常常是在面对之时，周末的共饭，闲谈，抚今思昔就是一例。也有时候不是对面。例如有一次，他住在家乡永清县一个村庄，是五月节前，穷得连买菜钱都没有了，家居无聊，到镇上散散心，万没想到接到我寄去五元钱的信。回信说，他最不喜欢吃窝瓜，可是穷得要命，只能吃院里自种的窝瓜。五月节来了，想换换样，居然就由天上降下五元钱，可见上天无绝人之路，云云。我接到信，既欢乐又感慨，想到他曾开玩笑，说天老爷最胡涂，譬如他最喜欢吃鱼，可是鱼有刺，最不喜欢吃窝瓜，窝瓜却没有刺，如果让鱼刺生在窝瓜里会多好，于是又写一封信，说幸而天老爷胡涂，如果聪明，让鱼刺生在窝瓜里，他的境遇就更可怜了。

此后不久，他回到北京，经人介绍，到宁晋县去作秘书工作。行前同我商量，说当教师惯了，改行，有些不安然，想改个名字。我说，就用昔年的外号，由英变中，写佛谛，不是很雅吗？他同意。就用这个新名前往。以后来了一封诉苦的信，说不只一次，遇见所谓通文墨的人士，见到他的名片就恭维说：“您一定是佛学大家了。”他说不是，对方以为是谦虚，他越矢口否认，对方越不怀疑，总之，闹得他进退两难，如坐针毡。

幸而时间不很长，他又回到北京，重理旧业，被尊为佛学大家的尴尬局面结束了。以后我们同住北城，见面的机会多了，周末共饭闲谈的机会也多了。寒来暑往，风平浪静，都以为可以长此“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故人见面不便，从此就断了音问。记得最后一面是1967年的早夏，是早晨，在我上班的路上，他估计时间，在路旁等我。我们不敢多谈。我只说是还平安，将来如何不知道。转到说他，我说推想不会怎么样。他说：“那也难定，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说完，他催我赶紧走，我们就这样永别了。

直到1968年春天，才由他女儿那里知道，是1967年后期，说清查出身，发见故乡还有几十亩地在他的名下。照当时的不成文法，这就要遣送还乡。也许就因为怕走上这条路吧，在1967年年底，他在西郊新迁的一间个人独宿的小屋里喝了滴滴涕，自愿离开这个世界了。据说死的几天前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我的。但写后不久就烧了。又死前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他女儿说，这是怕脏了，孩子们不能用。

人生百年，终于不能免这样一次，走了也就罢了。但他常常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乐天主义，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我多年以为能够理解他，也许实际并不理解他吧？每想到这里，总觉得没有看到他的最后一封信，真是太可惜了。

银闸人物

银闸是北京邻近紫禁城东北角的一条小巷，北口外是大家熟知的“沙滩”，即北京大学所在地；曲折向东南，东口外是北河沿，推想原来一定有水闸在某处，早已没有遗迹了。那是三十年代初，我住在巷内路南一个小院落里。宅舍是北京下层居民的规格，方形的小庭院，北房三间，西端有门道，东西房各两间，自然都是平房。我住在西房，大概有两年吧，柴米油盐，喜怒恩怨，大部分化为云烟，只有邻居的两个人，多年来影子一直在记忆中晃动。

一个是湖南人，男性，二十多岁，姓邓，因为同院人都叫他老邓，所以连名字也不记得了。他比我来这院较晚，住在北房东头一间。大概是来北京找点出路，所以并未上学。生活费用由老家供应，不多，而且时间不准，所以常常贫乏。他的特点是十足的憨气，脸上总是很严肃，即使别人同他开玩笑甚至耍戏他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还没结婚，有人问他想娶个什么样的，他说一要美丽，二要长发梳头，三要缠脚，四要会诗词歌赋。听的人立刻想到，他心目中的如意佳人是崔莺莺、杜丽娘之流，不禁在背后暗笑。可是他很认真，说不是这样的就终身不娶。

北房西头住着一对夫妇。男的姓王，资本家的子弟，还在大学上学。女的姓吴，江南人，青楼出身，明媚俏丽，颇有河东君的风度，只是天足而不缠脚，更不会诗词歌赋。王为人马马虎虎，一切无所谓，吴有些孩气，开朗，喜欢开开玩笑取乐。于是不知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吴向老邓表示，她不想再同王混下去，如果老邓愿意，她可以扔开王，同老邓白头到老。老邓立刻信以为真，于是作娶吴的准备，还常常同邻居谈他的香甜计划。有一次，同邻居的某人谈这件事，某人说，吴长得不坏，人也爽快，只是有缺点。他问什么缺点，某人说，发太短，脚太大，而且不会诗词歌赋。他直着眼痴呆了一会，没说什么，可是进取之心并没减少，常常问吴什么时候可以舍旧奔新。有一次，是当着我的面催促吴，吴说：“老王还有半袋面，等吃完了办理，咱们可以省一点。”我回到自己屋，同妻谈起这些话，两个人都大笑。可是老邓似乎完全相信，仍在痴心地等着。后来，半袋面吃完了，吴终于告诉他，是“前言戏之耳”，这个玩笑才以悲剧告终。

推想老邓受的打击不小。有一天，他吃醉酒回来，将近半夜，全院听见他在屋里高声自语：“现在什么时候？现在十八点。再来一杯。”这样反复说，足有个把钟头吧，才沉寂了。我同妻说，老邓准是醉后昏迷了。第二天早晨，大家忙着去看他，他不改常态，仍然那么严肃，深思的样子，问他，才知道喝的是水。

此后不久，他就迁走了，听别人说是住在东城某胡同。又过了不久，接到他某日在某饭庄结婚的请帖。到那天，我恰巧有事，不能去祝贺。老王去了，我问老王新娘怎么样。老王说，相当难看，而且短发大脚，没有什么文化。又不久，也许因为事与愿违，心灰意冷吧，听说他回湖南老家了。他没有来辞行，我们就这样分别了。又过了几年，听一个由湖南来的谁说，老邓作古了。死前生活怎么样，何因致死，都不知道；可以推知的是仍然怀有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幻想。“百岁应多未了缘”（清徐大椿诗），人生不过如此，也只好这样安息了。

再说另一个，女性，也是二十多岁，在我的记忆里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姓什么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只记得中等身材，消瘦，衣服样式有些特别，性情冷寞，很少出屋，几乎没有同邻人说过话。她有男人，三十多岁的样子，有些土气，像是塞外什么地方来的，也不同邻人说话。他们租住东房，不过一两个月就迁走了。用北京人好客好闲谈的标准衡量，这家人“死硬”，外地气重，简直是格格不入。这样过了些日子，有一天，我回来，妻急着告诉我，说同东房那个女的谈了话，真把人笑死。我问是什么话，妻说：“她家男人出去了，看我一个人在院里，就叫我进她屋，请我坐下。然后她坐在我面前，恭恭敬敬地说：‘请问这位娘子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我几乎笑出来，胡乱应酬几句赶紧跑出来。”我听了，也觉得有些可笑，但更多的是感到惊疑，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显然，她自以为还是住在章回小说和杂剧传奇的世界里，自己是小说戏剧里的，街头巷尾的所遇也应该是小说戏剧里的。可是，我们惭愧，是世俗人，离小说戏剧太远，因而就不敢再去交谈。不久，他们离开这院落，正如暗夜的流星，一闪，无影无踪了。

寄寓京华超过半个世纪，我接触的人不少，像这两位银闸人物还是稀有的。他们是住在离尘世较远的诗化的或说幻想的世界里，虽然生涯近于捕风捉影，但是经常望影而想捕，也是不无可取的吧？这有时使我想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堂吉诃德持长枪，骑瘦马，时时在向“理想”世界冲，桑丘·潘沙则处处告诫主人，这个世界是“现实”的，并没有什么神奇，究竟是主人对呢还是仆人对呢？可惜这两位银闸人物往矣，听听他们高论的机会不再有了。

东谢西谢

东谢西谢是北京两个小旧书画铺的主人，东谢是谢锡三，西谢是谢子陶。推想都是以字行；至于名，一般顾客就无缘知道了。分东西，是就铺子的地点说的：东谢的名永光阁，在东四牌楼北不远路西；西谢的名悦雅堂，在西四牌楼北相当远（靠近太平仓）路西。都是一间门面，自东自掌，没有伙计。总之，都是简陋的小铺。可是因为经营的是旧书画，在文人墨客的队伍里名气却大，甚至可以说地位却高，因为少则三天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总不能不到他们那里坐坐，问问新的情况。

东谢是山东人，粗率，喜欢开玩笑，登门坐坐的人常常引西谢来嘲弄他：或者说“东谢不如西谢”，或者说“一蟹不如一蟹”。对此，东谢总是摇头否认，理由大概是：西谢不过是商贩，而他，则风雅，地位应在商贾以上。他这样想，也不无道理。据说，他原是开饭馆的，画家溥心畬有时到他那里吃饭，他客气招待，尽量接近，终于拉上关系，成了溥的门外弟子，学画，学写。他的画，我没见过；却知道他颇以能写大字自负，离他铺子不远的北邻，忘记是什么商店，匾额就是他写的。字如其人，也是粗率有余而润泽不足。

不知道由于什么机缘，他舍肠胃食粮而经营心目食粮了，于是就成为永光阁的主人。他的粗率、爽直、不拘形迹给他带来许多方便和一团热闹。那时候，北京的各处不乏遗老遗少，他们有闲，多数喜欢书画，少数还略有收藏，于是饱食之余，就惯于到他的铺子里安坐，看壁上挂的书画，品头论足，评定真假，有时言不及义，传些街巷琐闻，或以铺主人为话题说说笑话。对于这类的近于恶作剧，东谢一贯是处之泰然，甚至随波逐流，也加油加醋。我有时想，专就这一点说，东谢简直是六朝人物，可以写入《世说新语》的《雅量》门了。

也许就是由于人缘好，遇事无可无不可，他的营业形式扩大了。不只买了卖，还寄售。比如有人送来一张画，说希望得十元，他就可以定十二三元，何时卖出何时付款，卖不出去画由原主取回。据我所知，他的眼力很不高明。但他虚心、爽直，经常是接受闲谈客的意见，认定某件是真是假，并把他的心里话告诉顾客。也许就是因为他眼力有限，他的进货办法就成为信天翁式，坐等而不到各处去搜罗。这结果是货源不充足，获得佳品的可能性比较少。记得只有一次，我在他那里见到一幅王蓬心（宸）画的山水横披，题材是朋友的别墅，用枯墨皴染，笔画老辣而意境幽远，堪称妙品。索价十五元，说原主必须得十三元，所以不能再降。其时我正在为妻子的衣食挣扎，所以爱而不能不放弃。现在回想，出入永光阁，时间也不算短，所得却很少，不过是翁方纲书斗方一件和端砚一方等数种而已。值得纪念的是阁主的为人，商人而没有商气。到五十年代前期，永光阁歇业，这位奇人就不再看见了。

悦雅堂，就地址说与永光阁东西相背。就主人的为人说也是相背：东谢可以入《世说新语》，西谢不能，因为他是商人而富于商气。他是北京人，出身于旧书画铺的学徒，本领都是由掌柜那里学来的。他勤勉，每天起早跑小市，到旧货摊上去搜罗。应酬顾客，是机警而不爽直。其一是看人下菜碟，上等货只给上等顾客看；一般顾客就等而下之。其二是可以说门面话的时候尽量少说心里话，以求次货也可以卖出去。其三是面上总是和和气气而心里却利害分明。关于这些，常去的顾客自然都清楚，但他手里常常有新货，“有羡鱼情”的人们就欲裹足不前而不得，这用俗话说是店大欺客。自然，客也有大的，比如有一次他同我说，他开了眼，是某有高位的人来，让他看个手卷，打开一看，原来是李白《上阳台》真迹。其实，据我所知，他因为文化程度不高，眼力也并不很高。这有两方面的事例可以为证。一方面，有时把假的看成真的，如给我看的刘石庵和莫友芝的两件，他相信是真的，索价相当高，却有皮肉而无筋骨，显然是假的。更严重的是另一方面，把真的看成假的。有一次，我到一位喜欢书画的朋友李君家里去，看见壁上镜框里装着一个横幅，是赵孟頫、文徵明、王穉登三位大名家写的关于苏书的题跋，字很精，尤其文的小楷，在文的字里也是至精品。我很惊讶，问是哪里来的。他说是由悦雅堂买的，谢子陶当假的，只两块钱。我说，像老谢这样学徒出身的就容易这样，心里总是横着师傅的教条：凡是赵子昂款的都是假的，因为名头太大，年代太远，不可能是真的。这就是信耳朵而不信眼睛。不久果然证明了，是徐邦达先生去串门，也看见，疑惑是《治平帖》的跋，借到故宫一对，一点不错。推测是清末民初太监偷出去的，不知怎么辗转流离，竟到谢子陶手里。于是李君只好敬献，使之破镜重圆。

不过无论如何，西谢的机遇加机警成为他生存腾达的本钱。五十年代前期，东谢销声匿迹的时候，他也曾风雨飘摇，铺子撤销，人移到京北某地学习，改造思想。李君告诉我，是也常到悦雅堂看看的某有高位的人听说此事，用电话责问处理此事的人，说：“你说不需要，人民需要。五六十岁的老头子，有什么可改造的！”于是情况突变，不久铺子恢复，并且变小邦为大国，在原址以北，护国寺西口略北对面，一处辉煌的水泥大铺面，门口挂上新写的悦雅堂大匾。人员增多，因而老谢可以后面安坐，不起早跑小市了。这样一来，可以想见，店大欺客的情势就更加显著。我有时路过那里，进去看看，就再也见不到当年那样的笑脸，由后面抱出几件，请坐在桌旁慢慢相看的事就更不再有。几年之后，老谢退休了。一次我在新街口遇见他，臃肿，迟钝，昔年的精明像是完全消失。他颇有怀旧之意，请我到他家坐坐，说就住在北边不远。我婉言辞谢，于是作别，以后就没有再看见他。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了，新的悦雅堂也闭了门。

一晃二十年过去，有时想到当年的逛小铺生涯，东谢西谢的形影就涌上心头；有时整理杂物，遇到一些破旧但值得欣赏的书画之类，就更禁不住想到他们。永光阁和悦雅堂往矣；如果阁主东谢和堂主西谢还健在，大概都近于九十了吧？

家乡三李

通常说“三李”是指唐朝的三位诗人：李白、李贺和李商隐。那用西方的说法，都是头顶桂冠的人物。我这里说的“三李”与那三位地位正好相反，不是处于高的一端，而是处于低的一端。他们是住在我们小村庄里的外来人，属于旧时代乞丐群里的人物，连名也不为人所知，大家都只称姓，曰大李、醉李和二李。

我们的小村庄在京津间运河以东，从西往东再往北折，曲尺形的一条街，不过四五十户人家。可是其东不过一里就是镇，有商店，可以容易地买到米面、肉食，直到美孚煤油和太古白糖。是我很年幼的时期，村里出了个由乡人看来很腾达的人物，先是上日本士官学校，以后从戎，一直作到杂牌军的师长。作了官，有势，有钱，在那时候，除了盖房、买地、娶小老婆之外，还要修祠堂，慎终追远，光宗耀祖。于是在村西头坐北向南修了四合院式的祠堂。祠堂之东是关帝老爷的庙，只有一间，关帝与周仓、关平合住，看来鬼较之神是后来居上了。祠堂每年不过热闹两次，清明节和年节，平时则无用，冷冷清清。不知是想废物利用还是别有机缘，在我上小学时期，里面住了外来的一伙人，当时通称为“化（读花）子”。总数五六个，当然都是男性，其中给人印象深的是三个人，都姓李。

旧时代，靠乞讨维持生活的人，数量不少，种类也不少。最高的是所谓出家人，包括和尚、尼姑和道士。据说他们可以使活人得福，死人免罪，因而不能不受到特殊的尊敬：要称为师傅，送钱送米名为供养。总之，论“名”而不问“实”，他们不属于乞丐的一群。当然，这是唯心主义的分类法，这且不管。且说算作乞丐的，明显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干户，沿街挨门乞讨，办法是站在门口，面对内院，用较响的声音说：“老爷太太，行点好吧，给点吃的吧！”另一类是有组织的，共同住在一起，并不挨门乞讨，因而也不喊老爷太太。他们奔走附近各村，帮助办理红白喜事等杂务，有的还能说书唱曲，做富翁的帮闲，甚至经营流动的商业，逢年过节，各户要主动准备食品，由他们上门来收。这两类有高下之分。呼人为老爷太太的是甘居下流，乡人习惯称为“要饭的”，给人的印象是已经没落到毫无办法。另一类是很有办法，地位当然高多了，乡人习惯称为“化子”。自然，这分别是由来已久的，《今古奇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金玉奴的爸爸金老大位为“团头”，干的就是这种行业。这个职位还是依法传递的，所以有职位的凭证，就是京剧《拜杆》之“杆”。三李这个团体有没有杆，我没听说过，反正他们地位高，是化子，不是要饭的。

他们住在祠堂的西房，每天做些什么，不能详知。只知道他们相当忙，上午分别外出，回来或早或晚，食品不缺，日子过得相当热闹。像是还有些钱，记得每年夏天都买卖西瓜，由瓜地统购，在祠堂零销。

首领是大李，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略胖。只记得他颇有政客的风度，喜怒不形于色，与乡人交往是不亢不卑。这大概就是他所以能够充当首领的原因之一，除稳健以外，性情像是没有特点，没有特点正是他的特点。

醉李正好相反，是不只有特点，而且特点非常突出。他年岁、身材、胖瘦，都同大李差不多，只是面色总是红红的，因为无时不在醉中。他像是不大出门，也不惯于同乡人应酬，唯一的活动是留守，喝酒。这样多的酒，难道都是乞讨来的？共同过乞讨生活，容许他这样独享其乐。这是怎么回事？关于这些，我都说不清楚。但他如此这般地独享其乐则是乡人都知道的，所以称他为醉李。他们在祠堂连续住了几年，中间忽然发生一件奇事，使乡人大吃一惊。是忽然来一辆双套（辕前再加一匹骡）轿车（富人用的载人车），说是从（运）河西什么村来的，接醉李回家参加他侄子的婚礼。至此，乡人才知道醉李原来如此不凡，家里竟是大阔特阔。有人想，他也许因为什么事赌气出来，这回当然可以回去过富家翁生活了。可是万没想到，醉李谢绝了，还是住在祠堂里，每天喝他的酒。现在想，北京陶然亭有醉郭墓，据说这郭某是清末人，特点就是长醉不醒，于是死后成为北京一景。醉李就正是这样的人物，可惜他不住在京城，又没有在一地全始全终，于是就丧失了修墓成为一景的资格。

二李年轻，那时候不过二十多岁，来自何方不记得了，大概也不会很远。外貌与那两位大不同，清俊而秀雅，用《史记》的现成话形容，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人很聪明，能说能唱，常常从我家借长衫，到附近村庄去表演。村里人都喜欢他，对于他有才而屈居下层总感到迷惑不解。他在村里住了几年，随着集体离开，渐渐，乡人就也把他忘了。

二十年过去了，到四十年代后期，村里有人到北京来，见到我，说西单商场有个说相声的，艺名“大面包”，就是当年住我们村那个二李，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我在西单商场见过此人，胖得头如大圆球，两眼眯成一条缝，那会是二李吗？他说没问题，吃得好了，发福了。过些时候，我到西单商场去逛书店，特意到东部空场，想看看大面包是否还有当年二李的遗韵。很不巧，那个场子冷冷清清，周围板凳上只有几位听客，场中间站着一个人，想是大面包的伙伴，正在开始说单口相声。开场白提到大面包，说：“我们说相声的，不管有人听没人听，到时候也得说。比如大面包，连着三天不露，人家就要说，准是痰火了。”周围游荡的人随着一笑，有的入内坐下。我是想比较一下大面包和二李，知道他没有真痰火，也就心安而去。但此后就没有再看见他，名演员而销声匿迹，也许真就病废了吗？

崇效寺

近年来，旅游的雅兴如春水方生。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有钱有闲，总愿意使自己的生活范围扩大些，经历的库存丰富些；而另一面，也是人，则可以因别人的尽兴而赚些钱。游的处所，在中国，寺庙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寺庙，绝大多数是阔人修建的，所以历代以都城为多，古的，有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为证，今的，有国立北平研究院许道龄编的《北平庙宇通检》为证。后者古（见于某书著录）今兼录，计收寺庙约千处，除去有名无实的，总不少于几百处吧？我在北京住了半个多世纪，以目睹为证，确是人神杂处，寺庙几乎无街无巷不有。我有时想，如果仔细调查，还可以发现有不少是《通检》遗漏的，如《红楼梦》第四十三回脂批提到的“刚丙庙”，民初还健在（海淀成府东大地），海淀镇西南端的倒座庙，直到七十年代还健在，可是在《通检》上都查不到。寺庙多，并不是都值得游历的；值得，要具备某些条件，总的说是有名，分项说是要古，要大，要整齐而精丽。“古”同其他两个条件未必能协调，只是古非今日的人力所能补救，所以我们无妨把它看作最贵重的条件。可惜的是，十年动乱，人力大大地做了同补救相反的事，据我所知，房屋的破坏不很严重，塑像几乎毁光了，幸免于难的，以西郊为例，只剩下碧云寺的罗汉堂和卧佛寺的一尊铜卧佛。补救是很难了，因为新补的塑像不管如何精美，总不能“古”。可是说到“保存”古却又很不容易。大概是半年之前吧，报上登一篇住在崇效寺附近的某君的呼吁，说没有几年，崇效寺只剩下前部一点点了，应该立即采取措施，保存。这使我想到昔年多次的崇效寺之游。

那时候，略有闲心而住在内城的人，一年至少要到外城游两次：春末夏初牡丹开花的时候游崇效寺，是赏春；秋来芦花飘落的时候游陶然亭，是悲秋。崇效寺在广安门内白纸坊之北，地名陈家胡同。寺不大，坐北向南，记得只有三层院落。其所以出名，一是因为古，二是因为在当时，牡丹为京都第一。关于古，《北平庙宇通检》（上编154页）有简要的介绍，是：

唐贞观元年刘济舍宅建，地在幽州城内。元至正初重建，赐额崇效寺。明天顺及嘉靖年间先后两次重修。万历二十三年添建藏经阁。东院有僧塔六，环植枣树千株，故王士祯称为枣花寺。

1935年北平市官修《旧都文物略·名迹略上》说得比较详细，兼及今的情况，是：

寺在牛街以南、白纸坊稍北，唐刹也，志称唐幽州节度使刘济舍宅为寺。历代屡建屡毁，今尚存殿宇数处。寺旧植枣树千株，清初诗人王士祯称为枣花寺，今已无存。惟以牡丹、芍药著名，有姚黄、魏紫、黑色诸异种。春夏之交，游人如织。寺藏盘山僧智朴所作《青松红杏图》，自王士祯以次均有题咏，洵宝物也。

据旧志，它东面略北的有名大寺法源寺建于贞观十九年，名悯忠寺，也是幽州城东部旧物，如果排行第，崇效寺还是老大哥。

崇效寺规模比法源寺小得多，不过在三十年代，名气却不小。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古，二是远处外城西南部，荒凉，有野意，三是有名花，总之就成为历代有闲心人的春游之地。我当年也愿意附庸风雅，每年春夏之交，总要约集两三位有同好的友人，到那里看看牡丹。记得正殿前后的院里都有，以殿前的为更繁茂。魏紫、姚黄等开得大而艳丽且不说，出奇的是有几株开绿花，即所谓绿牡丹，这在他处是没有的。

游的最后一次是在四十年代后期。与以前若干次相比，这一次是大举，做伴的是邻居广化寺的几位出家人，所谓法师，并且事前同崇效寺的住持打了招呼。记得是秋天，观赏牡丹的人早已绝迹，寺里很清静。时间是上午，寺里还准备了午斋。我这次去有目的，是看《青松红杏图》卷。寺里招待的人很慷慨地拿出来，很粗的一个卷子，可见题咏之多。图画得平平。和尚画青松，取其坚而不惑，意思明朗。兼画红杏，何所取义呢？也许是以形象表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吗？总之，这是因怪而奇。展看题咏，由清初到清末，有名的文人墨客包容不少，当作历史的遗迹，说是可珍重也不无理由。

闲谈，我问他们牡丹何以养得如此之好。他们很诚实，说要在入冬之前施大肥，所谓大肥，是煮得特别烂的猪头和下水（五脏）等。这使我想到一个大问题，或大悲剧，就是理想与现实难协调，或说教义与世俗难协调，你争我夺的结果总是胜利属于后者。此风恐怕由唐朝已经开始，千年之后的今日，为迁就赏花人的雅兴而不顾杀戒，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十年代以后，崇效寺渐渐没落，听说牡丹都移到中山公园。现在，殿堂没有了，敲月下门的僧人以及《青松红杏图》卷，想来也早已没有了吧？这样，唐幽州城的遗迹又消亡一处，从妥善保存文物的要求方面看，也实在可惜。

广化寺

广化寺是北京北城鼓楼以西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佛寺，寺前（南面）有守门双石狮和红色大照壁，如果没有这个照壁，就正好面对后海。照壁之外是空地，有两层楼高的土丘，土丘之东有两个水池。如果借周围景色来吹嘘，说是城市山林也不能算妄语。寺的规制是完全依照传统：前有山门、弥勒殿，中有大雄宝殿，后面是楼，两层，下是禅堂，上是藏经阁；还有东西旁院，西院住人，东院存物。

三十年代后期，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迁到寺的西邻李家院内。这李家占据寺的西南一角，我住后院，房后就是寺的方丈院。北京有个迷信，是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我住的是庙右，所以曾有好心的长者指出我卜居的失计。其时我已经受了西学的沾染，就不以为意，还是住下来。因为成了近邻，对于寺的身世就颇有兴趣。查志书，寺的家世并没有多少显赫的，只说有明朝崇祯皇帝赐曹化淳的御笔草书碑，可是我没见过。可见的是清朝末年一些痕迹。据说寺的大施主是恭亲王奕，他每天下朝，总是先到广化寺休息。这大概是真的，有不少蛛丝马迹可证。寺有十顷香火地在北京和通县之间，自己雇人耕种，寺靠这个支撑门面，僧人靠这个吃饱肚子，这样多的土地，推想必是超级人物施舍的。大雄宝殿里有个紫檀雕的供桌，大而精致，殿东偏有个青花瓷鱼缸，也是大而精致，据说都是恭王府中物。直到四十年代，奕䜣的孙子溥心畬，其时已是名画家，还常常到寺里来消夏，所以寺里僧人几乎人人有溥的赠画。再有清末民初，寺还是北京图书馆的发祥地，其时名京师图书馆，馆长是名目录学家缪荃孙，读者更不乏知名之士，其中之一是鲁迅先生。

我结邻的时期，图书馆已经迁走三十年以上，仅存的书香是藏经阁上的经版和散见于各室的佛经。这同我家的生活简直是水米无干。有干系的是每天清晨和尚上殿的念经声，不知怎的，总使我想到世间和出世间。孩子们睡得沉，听不见梵呗声，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一年一度旧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寺门口放着纸糊的大船，法事之后要烧，烟火冲上半天，很好看。其次是冬天，有的年头在寺里开粥厂，排队领一碗稠粥，不要钱，孩子们觉得很好玩。

四十年代中期，一个朋友赵君迁到寺内东院住。他同寺的住持有交谊，因而经过介绍、交往，我同寺里的许多人就渐渐熟起来。大小和尚认识不少。说到所得，很遗憾，即使有，也是偏于消极方面的。比如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谈出世，分析的结果是，以逆人情为顺教义，即使并非绝对荒诞，也总是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坐而能言，起而不能行，作为人生之道，其价值就微乎其微了。这样的认识，或说感触，一部分就是来自与出家人的交往。不过，依古训，我们也不当厚责于人，证涅槃高不可及，可以降而求其次，出了家，真能够信受奉行的也未尝不可传。这方面，有三位似乎可以说一说。

一是方丈玉山，河南人，因为朴实而当了住持，即所谓一寺之主。他文化程度不高，不要说法相，就是寺里标榜的临济宗，恐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信，无理由地相信依清规做就是好。寺很富，内有很高明的厨师，据说其中之一是来自御膳房，外出有人力车和马车。可是他向来不坐车，远近都是步行。吃斋，寺里有规定：除初一、十五改善，吃白面面条以外，平时都是玉米面窝头。他随着小和尚吃，不特殊。上殿念经也是这样，从来不贪睡缺席。因为他这样规规矩矩，解放以后受到优待，分配他到东郊某工厂工作。有一次我遇见他，问他在厂里做什么。他说喂猪，接着立刻说明：“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反正我不杀生，不吃肉。”后来，他年岁渐大，厂里照顾他，让他值夜班。有一天早晨，我见他从厂里回来，问他为什么不在厂里就近休息，他说：“出家人只能在寺里睡，这是清规，决不能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没有再看见他。七十年代中期听一个旧邻人说，他因为患什么病，死在寺里。

另一位是了尘，东北人，我四十年代认识他，他已经近七十岁。人瘦小，和善。我曾问他的经历，他说是刻木板的工人，因为觉得奔波劳碌没意思，所以出了家。他安静，不大说话，我看他那凝重慈祥的目光，总觉得他在想：“我虽然已经觉悟，却原谅你们的迷惑。”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正是《高僧传》里的人物。大概是五十年代初期，他离开这个寺，推想也早已不在人世了。

还有一位是修明，俗姓贾，北京人，经历与前两位大异。他既在国内上了大学，又到法国上了大学。据说是因为某事大失意，患了难愈之症，万念俱灰而出了家。我同他交往不少，可是这样会勾起烦恼的经历不便问，因而对于他和佛理的关系究竟密切到什么程度，也就始终不清楚。他信，是古代尾生性质的呢，还是今人弘一性质的呢？不过我觉得，不管是哪种信，信行一致总是难得的。

1966年秋季，我眼看这个寺遭了浩劫，某学校的红卫兵进驻一个月左右，塑像全部砸毁，门外堆成土山。其后不久，我离开这住了三十余年的旧居。是十年之后，有一天我从寺前走过，发现山门还在，只是守门的两个大石狮子无影无踪了。

香冢

香冢在北京陶然亭北小丘的南麓。陶然亭是清朝康熙年间江藻所建，所以又名江亭，在外城先农坛之西，南距城墙二三百步。其实这里并没有亭，只是高基上一个南北略长的方形院宇，南西两面向外都是窗，登其上，南可以望雉堞，西可以望西山。重点在北面，几处满生芦苇的池塘，小丘上野草围着一些荒冢，一派萧瑟景象。每到秋风送爽的时候，银灰色的苇梢随风摆动，伴随着断断续续的蟋蟀的哀吟，使人不能不感到春光易尽，绮梦难偿。这正是文人墨客所愿意经历的，所以二三百年来成为京城士女的吊古伤怀之地。

住在内城的人往陶然亭，一般是先到虎坊桥。以南不远就是通称的南下洼子，人烟稀少，自然也没有公共车辆。步行往南，先经过江南城隍庙；然后经过窑台，一个直立平顶的土丘，上有茶馆。再往南，从苇塘之间穿过，就可以看见西侧小丘坡上的丛冢。其中有名的三个是香冢、鹦鹉冢和醉郭墓。鹦鹉冢，葬的可能真是鹦鹉，冢前有碑，碑上有铭。醉郭是晚清人，刘伶一流人物，好事者也就把他葬在这里了，墓前也有碑，碑上刻铭与否不记得了。其实这都是陪衬，来吊古的人，尤其是男士，徘徊不忍去的乃是香冢。

传说也是晚清，江南某士子来北京应考，与青楼中一妙龄佳人结识，订了白首之盟。士子南归，返京延误，佳人抑郁成疾，到能够会面的时候，佳人已经是弥留之际或者刚刚死去。于是士子把她葬在陶然亭畔，立碑刻铭。铭云：“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血亦有时尽，碧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铭后有七绝一首云：“飘零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又秾李，不堪重读瘗花铭。”诗后还有跋云：“金台始隗，登庸竞技，十年毷氉，心有余灰。葬笔埋文，托之灵禽，寄之芳草。幽忧侘傺，正不必起重泉而问之。”词句缠绵悱恻，扑朔迷离，与传说的故事一配合，真是可以写成传奇了。

我当年第一次站在冢前，读铭读诗，以为坟堆下真有“碧血”，于是想到唐朝的杜牧，想到法国的茶花女，一时大有《红楼梦》“黄土垅中，女儿薄命”的感慨。后来读《越缦堂日记》，到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那一条，才知道这是当时官御史的张盛藻造的，说是意在骗人或者太过，总是这样来一下好玩罢了。

放眼历史，这样来一下好玩的事很不少，西湖有苏小小墓，虎丘有真娘墓，等等；扩大些说，唐人传奇式的故事多半可以入此类。但我们无妨宽厚一点着想，天地不仁（无知觉），生涯多难，现实不可改而遐思不可消，能够创造个想象的或说艺术的小世界，片时置身心于其中，得到泪与笑，不是慰情聊胜无吗？

现在，陶然亭已经改造为现代化的公园，香冢、苇塘等都不见了。听说每天有大量的青少年去游，跑，跳，划船，玩电气设备。凡事难得两全，萧瑟的景象，吊碧血的眼泪，自然只能藏在有些人的记忆中了，这也好。

鬼市

老北京有所谓“鬼市”，又名“小市”或“晓市”。得名的由来，三十年代官修《旧都文物略·杂事略·市井琐闻》说得比较详细：“于东西两市场（案指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之外，更有晓市之设。每值鸡鸣，买卖者率集合于斯以交易焉。售品半为骨董，半系旧货，新者绝不加入。以其交易皆集于清晨，因名晓市。或谓鬼市，亦喻其作夜交易耳。俗呼小市，误。”这说的不尽确实。一、鬼市的鬼，主要不是取夜行之义，而是取用鬼祟手段以假充真而骗钱之义，清佚名《燕台口号一百首》之一云：“乍听鸡鸣小市齐，暗中交易眼昏迷。插标人去贪廉贱，一笑归看假货低。”这假即所谓玩鬼把戏。二、俗呼小市并不误，除上引佚名诗句之外，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九说：“东小市在半壁街南。隙地十余亩，每日寅卯二时，货旧物者交易于此。”可见解小为晓，也许正是深文周纳了。

鬼市也是交易之所，但有不少特点。一是时间早，鸡鸣开始，日稍升即散。二是卖买双方都流品很杂。卖方半数以上是旧物小贩，北京称之为“打鼓儿的”，他们白天挑担，手持径寸硬皮小鼓，用细长竹片边走边敲，发清脆之音，串大街小巷，收买旧物。收买范围可说是佛法无边，上至商彝周鼎、汉镜唐琴，下至破旧衣服、碎铜烂铁。出去一天，收获或多或少，第二天欲明还暗的时候到小市，摆在地上出卖。鼓担之外，还有不少并非经商的市民，多数是急于换钱，少数是旧物无用而不愿存储，也拿到鬼市待价而沽。再说买方，有商人，也是流品很杂，只能举例说，如可以高到古玩字画店的老板，低到补鞋匠；有一般市民，目的是用贱价买些家用杂物；还有一些人，可以称之为有访古汲碎癖的书生，如邓之诚、顾随、胡佩衡之流。特点之三是货未必真而价必不实，即俗话说的满天要谎，就地还钱。还有一个特点，由访古汲碎的书生看来最重要，是常常会遇到年代久远、稀奇古怪、很难由商店买得的东西。这方面的例证不少，有文献可征的如《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残稿，《浮生六记》作者沈复的画，都是由这条路来的。

由于偶然的机缘，我长时期住在北城鼓楼以西，出门向西不远是摄政王府，它的西墙外有一块空地，就是北京著名的鬼市之一。还有两个，一个在崇文门外，就是《宸垣识略》说的东小市，一个在宣武门外，因为都离得远，我没有到过。这北小市也历尽沧桑。一是面积的伸缩，这也有规律，大致是社会不稳定的时候伸，稳定的时候缩。伸，不只是地，还有人。如四十年代日去美来的时期，地域由摄政王府西墙外一直伸到东墙外，摆摊的人加入不少旧日的缙绅阶层，包括胜国贝勒载涛。另一变动是迁居，这是五十年代的事了，先迁到德胜门内以东的城根，名曰绦儿胡同，再迁到德胜门外略东的教场口，几年后消灭。

我有时想，逛鬼市，由心理或动机方面看，应该说与垂钓有相似之处，都是贪。但也略有分别，就是汲碎的“得”不单纯是利，而杂有不少赏奇和思古之幽情。例如我有一次买到个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臧十二娘的铜造像，个儿小，制作不精，非贵重之物，可是想想年份，其时李白刚刚十岁，杜甫要一年之后才出生，就觉得很有意思。

由于这类的有意思，加以“天时不如地利”，空闲的早晨，我总是喜欢到鬼市逛逛。有时起得很早，就更能体验一下鬼趣：赶早寻宝的商人多半提着马灯，快步前行，或者停在某鼓担前，掌上托着什么，用灯照着细看；卖买双方都不说话，袖口对袖口用手指争论价钱。我们书生一流自然只能掇拾一点点大网漏下的小鱼小虾。但有时也会有虽不名贵而颇有意思的获得，如清朝乾嘉时期藏书家严元照（芳椒室）写的黄山谷诗卷，因为不是一般人都熟悉的成铁翁刘，久卧地上无人问津，我买了。看看，落款后的两个印章是“张氏秋月字香修一字幼怜”，“我亦前身是秋月”，前一个印章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说是孙星衍见过，后一个印章，大概孙氏也没见过，所以觉得颇有意思。又如乾隆拓唐欧阳通《道因碑》整幅裱本，沈德潜《杜诗偶评》初刻本，都是商贾不肯收，我觉得有意思，用贱价买来的。

屈指十几年，断断续续由鬼市收得杂物不少，有些随手散去，有些当作四旧付之丙丁，自我失之，也没什么遗憾。只是有一种，约半套驴皮剪的彩色影戏人物，这是儿时随母亲到外祖家，静夜在村头看灯影中的悲欢离合故事，为之入迷的，也放在旧书报之上烧了，事过境迁，有时忆及，仿佛儿时的梦更渺茫了，不禁兴起对于鬼市的怀念。

宫闱手迹

《礼记·曲礼上》：“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这是严别男女的规定，从字面看完全平等，其实不然。梱是门限，其内区域有限，其外则区域广大，可以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这结果是：两千多年来，内言传世的很少，偶尔写几首循规蹈矩的诗，刻出来，还要标曰“绣馀”；外言则相反，诗集，文集，专集，全集，简直是汗牛充栋。这情况自然要影响古董家的心理，就是搜求手迹，要是闺秀的内言才更名贵。

门限中有一种特高的是宫门之限，因为是在禁中，流传于外就更难。也就因此，古董家的口中总是闺秀，远者为管仲姬，中者为马湘兰、柳如是等，近者为王采苹、吴芝瑛等，而很少阑入宫门。宫门之内，我的见闻所及，昙花一现的也有一点点。大家熟知的是红叶题诗，天作之合，有情人轻易成为眷属，这红叶就是从禁中流出来的。据说这事出在唐朝，何时？说法不一。写诗者为宫女，有幸之男士为谁？也说法不一。可见这多半是出于想象，做白日梦，为苦闷之象征。不过，唐朝宫女能写大概是真的，因为，据说，宋代什么寺里还藏有不少唐宫女的写经。

宫女之上是后妃，有的当然也写，可是外面更难于见到。沧海之一粟，最早的可能是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但这算不算会有争论，因为其一，这是石刻，已非手迹；其二，即使网开一面，算，武氏作了皇帝，已是跳到梱外，男化了。毫无疑问应该算的是杨太真的写经，宋赵溍《养疴漫笔》记载，真定大历寺所藏写经中有一卷，“字体尤婉丽，其后题曰：善女人杨氏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可惜白香山没有见到，如果看见，一定要写入《长恨歌》了。唐之后到宋，南宋院画有杨妹子手题，据已故文物鉴定名家张珩的考证，她是宁宗的杨后，以弄权乱政出名的。元明两代以及清朝早年，大概仍是空白。直到清朝晚年，出了个无名有实的女皇帝，尊称是孝钦后，喜欢出风头，既写又画。不过她是虚张声势，画都是供奉的命妇代笔，其中最有名的是缪素筠。字呢，我只见过“福”“寿”字，墨如漆，体大如小犊，写在整张库蜡笺上，圆润饱满，显然都是南书房诸位太史公所写。这是照旧例，字非亲笔，连顶部“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大印也是别人盖的。像这样的恩赏字，辛亥以前可以表示受者身分之高，所以很珍贵；辛亥以后一落千丈，有些甚至流落街头，我就曾以数角钱一张的低价买了两张，“文革”的风暴起时，因为怕有死抱着四旧不放之嫌，烧了。总之，由红叶题诗起，传闻的宫闱手迹，我亲眼看见的不过杨妹子一人的而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大概是五十年代早期吧，在小市地摊看见一个细而旧的手卷。打开看看，是工整楷书写在白折纸上的一封信，书写者是宫中某一位贵妇。价极低，买了。回来查对一下，知道写者是清嘉庆皇帝的如妃，时间是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嘉庆皇帝死在热河避暑山庄之后。

装裱依常式，最外是锦包手。展开之后是引首，浅粉色纸，没有题字。往里是一寸宽的竖条蓝纸，上写“平安如意”四个大字。想来这是封皮的中心，用蓝色，表示居丧。再往里是白折纸第一开，从上到下排匀写“平安”两个中型字。再往里是信的正文，共十二行，是（别字照抄，空一格表另起行，空两格表抬头）：

九月十五日　额娘问阿哥好　我自从八月十三日同你众位额娘你两妹妹进京俱住寿康宫本各处俱以平安你之妹病以全愈饮食照常偶然九月初二日未刻火烛总管梁福传　太后知旨即一两天移往寿安宫我无奈定初五日辰刻移往寿安官俱以平安不必挂念差务要好好勤甚当差我听说二十三日随往　梓宫进京甚时放心道路之上留心当差　额娘问八九阿哥好　主子问　胞弟好（仁宗）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礼部尚书恭阿拉女。后事仁宗潜邸，为侧室福晋。仁宗即位，封贵妃。孝淑皇后崩（案为嘉庆二年二月），高宗（案其时为太上皇）敕以后继位中宫。先封皇贵妃。嘉庆六年册为皇后。二十五年八月（案《清史稿》很粗糙，本纪说是七月），仁宗幸热河，崩，后传旨令宣宗嗣位。宣宗尊为皇太后，居寿康宫。

查《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后妃传》：

恭顺皇贵妃，钮祜禄氏。嘉庆初选入宫，为如贵人。累进如妃。宣宗尊为皇考如皇妃，居寿安宫。文宗尊为皇祖如皇贵太妃。薨，年七十四，谥曰恭顺皇贵妃。子一，绵愉。女二，殇。

这就可以知道，信是嘉庆的如妃，嘉庆二十五年夏天随皇帝往避暑山庄，皇帝死后回北京，移宫之后给儿子绵愉写的。以常例十四五岁选入宫，写信时候她将近四十岁。信中“额娘”（母）指她自己。阿哥（皇子）指绵愉，就是后来封惠亲王，咸丰年间为大将军，不会打仗的。太后指孝和睿皇后，道光皇帝即位，她当然升一辈为太后。梓宫指嘉庆的灵柩。最后主子指道光，他是绵愉的胞兄（道光行四，绵愉行五）。看来如妃是不常写信的，所以绵愉把这信装裱，保存起来。

字和内容都平常，写者也不是什么出名人物，但这是出自宫闱的手迹，地道的辽东白豕，所以我不怕人家讥为少见多怪，也当作琐话的题材写出来。

名迹捉影

北京有不少有名之地，是历史留下的痕迹，游览的人都想看看。我住北京半个世纪有余，这样的名迹看过不少。这记不胜记。也不必记，因为自己看过，见了也就罢了；又，有不少还健在，兴趣浓的可以自己去看。用不着别人介绍，隔靴搔痒。这里记的是这样一些名迹，推想应该还存在，可是到那里去看却若有若无，如果不记，过些时候连若有若无的影子也会消亡净尽。自照相技术发明以来，许多人为留影尽大力，花大钱，我这算是效颦，为已经成为模胡的影子留个亲历的影。

李凤墓

明朝有个最荒唐的皇帝朱厚照，年号正德，传说他到宣化（一说是大同）去游玩，由酒家抢个姑娘名李凤。回京路上过居庸关，李凤看见关口石雕的天王像，吓病了。不久死去，埋在关西，这就成为北京附近的一处名胜。1935年北平市官修《旧都文物略》中两次提到这个墓，想来不是想象之词。是1960年9月，秋风未起、柿叶将红的时候，我同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同学王君等三四个人游居庸关。看完关门洞的石刻，登其上云台眺望之余，兴犹未尽，忽然想起李凤。于是西行去找，不见，问人，不知。想再扩大寻找范围，因为时间不够，只得作罢。

温泉

温泉是北京西郊一个有名的地方，由颐和园北，沿山岭之阴西行，约摸三四十里就是。地名温泉村，有温泉，并有温泉女子中学。我昔年到过汤山温泉，在北京以北略东五十里，原来曾作行宫。风景好，有浴池，可以洗澡。听说西山温泉也可以洗澡，这且不管，总之因为是京郊胜地，近邻，老死不相往来终归是遗憾，于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去了一趟。到了，遍寻不见。直到村西，遇见本村一位老农民，问他，才知道在近东口路北那个单位之内，那单位的前身就是温泉女子中学。他说：“进去看恐怕不成了；也不必进去看，因为泉水近几年已经没有了。”我只好兴不尽而返。东行。过门停一会，伫望，难免想到昔年，“这样快就过去了！”

出入贤良门

这是圆明园的正门，坐北向南，进去是正大光明殿。七十年代我移居西郊，住在旧燕园内朗润园的东部。对照地图，是在万春园大宫门之西，正觉寺之东，略南几十步。万春园大宫门已经不见；正觉寺还在，虽然已经变为工厂，门内的红墙却依然故我。由我的住处西行，经过镜春园和蔚秀园，再西是承泽园。蔚秀园和承泽园之间还有石路的残迹，这是当年由宫中通往圆明园的御路，推想直北应该是出入贤良门，可是辨认，却一点痕迹也找不到。我常常从这一带过，走现代化的沥青路，南望，已经布满五六层的宿舍楼，北望，一片荒凉中挺立着两棵古白杨，上面有不少乌鸦巢，不禁有沧海桑田之感。

刚丙庙

庚辰本《石头记》第四十三回：“因听些野史小说，便信了真。”脂批：

近闻刚丙庙又有三教庵以如来为尊，太上为次，先师为末，真杀有余辜，所谓此书救世之溺不假。

不记得听谁说，刚丙庙在北京西郊海淀。我住在海淀镇之北，东行是成府村（清朝旧志写陈府，现在简称成府）。村中只有一个家庭理发馆，馆主姓萨，苗族人，六十多岁，很纯厚，我同他熟。一次，偶尔想起刚丙庙，问他，他说在成府以东，地名东大地，现在的燕东园南墙外，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制药厂。他还说，他小时候常到庙里去玩，有三层大殿，刚丙的塑像很威武，孩子们都叫他刚丙老爷。碰巧我的邻人有在制药厂工作的，问她，说没见有什么庙，想来是近三四十年由残破而毁灭了。脂批在乾隆中年，批的人也许到过这个庙？那么，《红楼梦》的作者呢？这使我们不能不发思古之幽情。又，关于刚丙是何如人，我像是在什么书上见过，可是师丹善忘，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一次问周汝昌先生，他说是明朝的好太监，名刚炳。如果真是这样，这庙的寿命可说是太长了。

满井

这是北京城东北三四里的一处名胜，在青年中也很知名，因为进了中学语文课本。那是明朝晚期公安派大家袁宏道写的《满井游记》，内容美而热闹，还可想见三四百年前那里春日的风光。《旧都文物略》介绍名迹部分也收它，虽然说“康乾时宴游极盛，今则破甃秋倾，横临官道，白沙夕起，远接荒村”，却印了它的照片。是个有砌石围着的方形小池塘，即所谓“井”，其中有水，即所谓“满”；背景是不很大的树若干株，再远是僧骨塔三座。七十年代前期，我有闲，补游应游而未游的胜地，出安定门，过和平里再东行二三里，问人，在大道以北找到这个地方。往北不远偏西有个小村，与“接荒村”相合。可是找不到僧骨塔。水池也没有。等一会，来了回村的人，问他，他说：“你眼前堆玉米秸那地方就是，已经几年没水了。”我绕着走一圈，不过一丈多见方，四周还有残余的矮栏。回来的路上我想，“废物利用”中似乎也有学问，比如这个地方，即使水已干涸，如果打扫干净，旁边立牌写个介绍，让过往的人知道这就是几百年来的胜地“满井”，总比堆放玉米秸好得多吧？

虾菜亭

此亭在后海，清人的风土书常提到。我住后海北岸多年，不见此亭，总想知道它生前的安身之地。问鼓楼东得利复兴书铺的张髡老人，才知道在我的门前往西不远的水中，若干年前还在。张髡是曾见义和团攻东交民巷使馆的人物，至于年轻人，那就连虾菜亭的名字也不知道了。

马神庙

马神庙是景山山头直向东看的一条街，清中期是公主府的所在地，末期是京师大学堂的所在地。1912年之后，政体改革，万象更新，学堂改为学校，街道也要名正言顺，改为景山东街。其实马神庙也是名正言顺，因为确是曾有马神庙。并且，老北京是惯于不维新的，如不称朝阳门而称齐化门。景山东街准此，在我上学时期，你走远了，想雇车回来，问你到哪里，你要说马神庙，如果说景山东街，他也许不知道。多少年来，我总想看看这马神之庙，可是街头没有。查《北平庙宇通检》，说在“景山街东口”，可是又说：“庙基旧在街之稍北，清乾隆二十年移建于此。今并入北京大学。”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因为北京大学在街的西部，不在东部。又，北京大学的地址是旧公主府，说公主府里有马神庙是荒唐的。看来应该在东部，但街头不见，总是早就破灭了。现在，路上奔跑的是汽车，马神下台不足怪；只是出入马神庙几十年而没见过马神庙，总不免自视缺然。

末尾，由景山和马神庙联想到我昔日见过、现已消亡的两处，也可算作名迹吧。一处是“煤山（景山）老槐”，在山的东南角，传说是明朝崇祯皇帝吊死的地方（有异说）。记得最初看见，树干还挂着铁链，这表示它有罪，旁有石碑，上书“明思宗殉国处”，是1930年立的。这是“刑不上大夫”封建思想的扩张，很可笑。但它总是旧迹，听说现在都没有了。另一处是“未名社”，编《未名丛刊》的地方，在北京大学之东路北一个小门内，记得我还在那里买过廉价书。关于未名社，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它是“五四”之后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重要编辑出版组织，出版书籍不少，如鲁迅先生译的《小约翰》和《出了象牙之塔》就是那里出版的。近年来这条街变化也大，加以自己记忆力差，路过，想找，就再也辨认不清了。说到社，还有一处可以附带说说，是印《古史辨》等书的“朴社”，后改“景山书社”，现在房屋依旧，在街中间路南，改为食品店。《古史辨》是不能从那里买到了，但可以买到蛋糕和苹果，更实惠，当然也不坏。

圆明园劫灰

近几年来，复兴圆明园的呼声忽然高起来。这当然是好事，因为合于大家的心愿。据《御制圆明园图咏》一类书所记，园中的胜景有四十处，也就是有四十处建筑群；但要知道，这还不包括较后向东延展的长春园和万春园。现在很多人去凭吊、瞻仰的圆明园遗迹，俗名西洋楼、正名远瀛观的，其实是长春园里的建筑，严格说是在圆明园之外的。总之，依通俗叫法统称为圆明园，这园就大得使人惊讶，东西约长七华里；富丽得使人惊叹，可以算是集中外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大至湖山殿阁，小至一砖一瓦，都那么精美。如果这样一个园子能够复原，不要说我们本国人，就是把全世界几十亿人统括在内，有谁能够不拍手称善呢？

可喜的是有不少好心人真在做。有写文章说如何如何必要的。据说还为恢复成立了什么研究会。似乎还有什么动手做的机构。是三四年以前，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西北部湖岸上横竖卧着的几块大理石雕刻不见了，不久之后我也去看圆明园园史展览，地点在西洋楼东北几十步，望见西洋楼对面有了新的布置，走近一看，原来就是卧在北京大学的那几块，移到这里站起来了。不只此也，由此东行出大门，还看见蹲着两个大石狮子。看来复原工作是在进行了，实在使人振奋。不过我有时想，理想与希望只是事物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是事实与可能。这两个方面在小事上常常协调，在大事上就未必。万一不协调而成为冲突，胜利的又常常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就以圆明园的复原工作说吧，我也切盼能够成功，但总是担心困难太大。财力且不说，工、料，还有技术，能够找到康、雍、乾时候那样的吗？这使我想到历史，想到时兮时兮不再来。

就由我的近邻说起。北京大学还有“勺园”的名字，据说在学校西南部。勺园是明朝晚年西郊海淀的名园，大名士米万钟的，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四有详细介绍，可是现在已经毫无痕迹。出北京大学西门，南行一二十步是畅春园的东北角，那里现在还留有界石，上书“畅春园东北界”。畅春园是以明朝李伟的清华园为基础扩建的，康熙皇帝在其中晏驾，盛极一时可以想见。可是就在爱新觉罗氏的大力庇护之下，至晚到清末，也是痕迹毫无，成为村庄和稻田，仅有的例外是东北角的恩佑寺和恩慕寺的两座寺门。圆明园被烧是突变，加上其后的渐变，因为时间近，所以还剩一些痕迹，但是也少得很可怜了。

据说，大的渐变是在民国年间，大鱼吃大的，小鱼吃小的。具体说是拆，把可用的拉走，用在自己的什么建筑上。大的，据我所见，最显眼的是北京图书馆门内和燕京大学门内的华表，共两对，来自圆明园西北部的安佑宫。这里还有个笑话，不知道出于哪位动手拉的人的疏忽，比如一、二是一对，三、四是一对，两家竟是一家拉了一和三，另一家拉了二和四，至今仍是阴错阳差，不成对。燕京大学拉走的当然不只华表两件，校门外的一对石狮，办公楼前的一对石麒麟，以及石雕台阶，也显然是圆明园中物。北京图书馆的石狮和石雕台阶呢，也多半是圆明园中物。

庞然大物，有目共睹。小物分散，见到较难，自然数量更多。绝大多数已经埋没在各类人家的建筑中，辨认也不容易了。又，民国年间，有不少人从古董铺买到铺地的金砖，方而大，面作黑色，发漆光，用作院内茶几的面，雅而美观。我来北京晚一些，没有遇见完整的金砖，只是一次游碧云寺，由水泉院卖旧物的小摊上买得一块瓦，长市尺一尺许，宽半尺多，绿色，右上方有凹下字两个，“工部”，显然也是圆明园中物。

我第一次游圆明园遗址，已经是三十年代中期。徘徊较久的地方是西洋楼，许多雕刻的大理石柱伸向半空，使人想见昔日的雄伟豪华。地上残破的砖瓦很多。其西的海晏堂也是这样，只是没有挺立的大理石柱，所以不像西洋楼那样引人注目。对于抱残守缺，我那时候还兴趣不大，所以断续去了几次，都是空手而返。

七十年代我移住西郊，地点在万春园（或说圆明园东部）南墙外，几乎是越墙就可以入园，又，有个时期较闲，所以就常到园内去看遗迹。对照园图，是由万春园大门的两侧北行，过凝晖殿、中和堂等建筑之西，涵秋馆之东，沿小山向西再北行就是旧圆明园和长春园的交界。一直北行，东面一个湖，中心是长春园的海岳开襟。再北行，西面是旧圆明园东北部的方壶胜境。向右转东行入长春园，过了路北的万花阵、方外观就是有名的海晏堂。再东行，远远看见许多大理石柱挺立在高基之上，就是游者的集中地西洋楼。

这时期去，因为遗物越来越少，物以稀为贵，就想拾一些好玩的残片，小者作镇纸用，大者，如残金砖，可以制砚。残琉璃瓦片、瓷片、玻璃片拾到一些。想多得的是残砖，可是比三十年代少多了，可见已经有不少同好捷足先登，所剩的一些不是太小就是不成形。别处看看，反而没有西洋楼和海晏堂多。听园里住的一个农民说，海岳开襟有很多大块的。由稻田间小路过去，登上圆形残基看，果然不少，只是质量差，费力磨成砚形不值得。几次摸索、研究，知道质量以西洋楼的为第一，于是集中力量在那里找。三番五次，所得不过十几块。磨成砚，有的还写了铭。时过境迁，不再去找，存的多被朋友拿走，所剩不过三两方。其中一方质量最好，方形，每边约四寸，面如漆，光而润，内作绛色。我在背面写了砚铭，是：“古甓曰金，黑面赤心。居之砚林，墨磨人兮几沉吟。”这里说磨墨，实则砖的原料是澄浆泥，烧前压而不锤，烧后柔腻而不坚，并不适于磨墨。不能耕的砚田我还保存着，只是因为它是圆明园的劫灰而已。

神异拾零

还是上小学时候，我住在农村。功课松散，有空闲就看小说。历史的，如《三国演义》，人情的，如《今古奇观》，侠义的，如《七侠五义》，都喜欢看，但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聊斋志异》。这部小说，正如书名所示，所记都是异事，可是不知为什么，总感到它能够容纳更多的遐想，与自己的生活更接近。像《连琐》，夜深人静，在墙外念“元夜凄风却倒吹”的诗；《黄英》，秀丽，精明，却是菊花所变；《湘裙》，下世之后，仍然可以柴米油盐，生儿育女：如果我们住的世间真是这样，会多有意思。

那时候还没有接触所谓科学，心目中的世界，用尺量自然很小，不要说河外星系，就是太阳系也所知很少。但这是从所谓科学方面看；要是从诗情的想象方面看，情况就会恰好相反，而是那时候的世界大得多，复杂得多。正像《聊斋志异》所写的，就在不远的墙外、途中，也许有连琐，有黄英。总之，在柴米油盐之外，飞禽走兽之外，还有个藏有不可知的无限奥妙的境界，这境界会供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机遇，因而就容许我们驰骋遐想。

现在想来，是借了“不科学”的光，那时候还相信《聊斋志异》的“异”是实有的，虽然也知道不是容易碰到的。我有过幻想，有时甚至很迫切，希望不远的哪一天，也会遇见《聊斋志异》的“异”。可惜，这“异”总是迟迟不来。村里有两座庙。偏东是土地庙，很矮小，要弯着腰才能走进去。但据说很必要，土地爷和小鬼都住在里面，村里无论谁死了，魂灵都要在那里暂住，然后转往阴曹地府。偏西是关帝庙，一间宽敞的大屋，坐北朝南，关帝坐在上面，靠后；前面右方立着白脸的关平，左方立着黑脸的周仓。大部分神异传说与这两个庙有关，如周仓夜里持大刀出来，土地爷派小鬼拘人等等，可是我都没有遇见过。与庙无关的传说也有一些，如九奶奶跳神，神灵显迹，一个张家的少女被黄鼠狼迷住，等等，我也没有见过。亲自经历的“异”，当时信以为真的只有两次。一次是祖父病重，家里慌作一团，夜里二更左右让我到东边一二里的镇上去买药。我去，路过镇西门外往南的大桥旁，听见桥那里有人说话，一个问什么时候前往，另一个说后半夜。我那时候还迷信，联想到祖父的病，觉得毛骨悚然。很巧，祖父就真在这一夜死了。另一次，是听说夜里村南野地常有狐仙灯出现，我也去看。几个人立在村边向南望，等了一会，忽然一个圆亮光，如人头大小，离地面一两丈，自西向东，平稳而很快地流动，走了很远才消失。

连琐、黄英之类的“异”终于没有遇见，很遗憾。不久就离开家，到外面上洋学堂，离黑脸周仓越来越远了。仍然喜欢杂览，可是读物换了另一套，绝大多数是务实的，即西方传入的新知识。包括各个方面，由讲天界的哥白尼到讲生物的达尔文。时代也长得很，由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总之，上天下地，五花八门，合在一起，像是可以一言以蔽之，是告诉我，己身和己身以外，即所谓我们的世界，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是住在像是有严格规律的世界里。这样的世界，规律之上有个“大异”，就是为什么会有规律，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清楚。规律之下，什么“异”也没有，月出日落，水流就下，吃饭睡觉，由幼变老，直到人死如灯灭，一切都是干巴巴的。有时遇见像是异，其实用科学知识一解释就毫不稀奇。大自然铁面无私，想找奇迹，没有；想跳出去，不可能。

这是科学。科学是进步的，既已进步，退回去总是办不到了。但是遐想之情却难于完全破灭，因而有时候想到少年时期心中的“异”，化为空无，未免有些惋惜。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种惋惜的心境。一次是四十年代初，当时住在北京鼓楼以西，东邻是个佛寺，寺前有个常常淹死人的池塘，因而有水鬼找替身的传说。有一天，我中夜回家，远远看见一个妇女坐在寺前的道旁，背对着池塘。如果在昔年，我会相信这是《聊斋志异》的“异”，大概要很怕吧？可是还是科学知识占了上风，我确信她不是鬼，于是平静地从她身旁走过去。这“平静”表示神异世界的消亡。另一次是七十年代，住在北京西郊，地震之后，独自住在湖边的地震棚中，夜里，明月窥窗，蟋蟀哀吟，境界正是《聊斋志异》式的，可是棚外总是寂然。很无聊，曾诌一首打油诗云：“西风送叶积棚阶，促织清吟亦可哀。仍有嫦娥移影去，更无狐鬼入门来。”狐鬼不来，心情枯寂，我不禁想起儿时所见的狐仙灯；只是现在，即使看见，我也不信它真是狐仙所变了。

中国旅行剧团

记得是1934年，我住在北京沙滩一带。生活平庸而呆板，除去短时间到小饭馆吃炸酱面或烙饼熬白菜豆腐之外，就是钻进图书馆翻阅故纸，正是年纪尚轻而颇有暮气了。

这时期认识一个年岁不大的人，她多有幻想，充满活力，也不少一往无前的冲劲。她的愿望是从事戏剧电影，所以同这方面的人交往比较多，见面也就常常谈起这方面的新闻和轶事。说心里话，我对这些兴趣很小，有时甚至感到多余，因为在当时沙滩一带的学术空气里，上台表演，出出风头，纵使不能算作低级，也总当归入浮华一类，与立言藏之名山的胜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有一次，她的新见闻却使我感到惊奇，这谈的就是关于中国旅行剧团的一些情况。详情记不清了，到今天还有清晰印象的是：剧团是唐槐秋、唐若青父女所创；名为旅行，是想巡游各地，以传教的精神为这新兴的剧种争一席地；草创中困难很多，到北京住在前门外观音寺，很穷，甚至连脸盆也不够用，没钱买，要借；可是他们有信心，充满热情，生活紧张而愉快，正在用全力争取演出成功。对于新兴的话剧，我接触很少，但是这种殉道的精神却使我深为感动。

不久，她送来一张票。是在西单长安戏院演法国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希望我去看。我有一点点关于《茶花女》的知识，是由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来的，当然愿意由形象来验证一下；自然，一半也是由于对殉道精神有仰慕之情。长安戏院场子并不很大，可是还有一些空位；看客中老年人不多，想是看梅兰芳或杨小楼去了：这证明在当时，话剧想与京剧争一席地还很不容易。剧演得很好，尤其花园中老父劝阻茶花女那一场，老父装束雍容典重，举止庄重大方，发音沉厚，于严正中兼有慈祥的意味；茶花女则充满热情，热情又急剧地随着情节的推移而变化，由惊悸而恼恨，由恼恨而沉思，由沉思而忧虑，最终决定舍己全人，陷入绝望的悲哀。这样惊心动魄的情景却演得非常自然，因为自然，所以逼真，到茶花女陷入绝望的悲哀的时候，看客都陪着落了不少泪。

看过之后，我想过新旧剧种的问题。所谓旧，主要是京剧，当时名角多，上座好，就如我这个经常在图书馆里翻阅故纸的人，有时也费几角钱，坐在广和楼竖排长板凳上，看富连成科班马连良、李世芳、叶盛章演的《打渔杀家》。看京剧，目的主要是娱乐、享受。新的话剧则不然，如唐氏父女演的《茶花女》，看过之后，你不由得要想想人生的一些大问题。应该多享受还是多想问题呢？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选择。我想，至少在当时，过于偏向享受而躲开问题总是不妥当的，说严重一些也许可以算作民族的悲剧吧？如果这个想法不错，则唐氏父女的传道精神确是值得钦佩的。

中国旅行剧团的演出，我只看过这一次，可是印象很深。以后看过同一剧目的话剧和电影，也许是先入为主吧，总觉得没有唐氏父女演得好。转眼四十年过去了，有个朋友译完小说《茶花女》，希望我在译稿前写几句话。我为了省力，多由自己方面下笔，题了三首七言绝句，中间一首是：“氍毹座上泪阑干，犹记唐家话剧团。一自郊园长诀后，玉容憔悴不堪看。”中国旅行剧团往矣，记得它的还有多少人呢？至于我，也只能写一首应酬诗，算作对于他们那种殉道精神的一点点怀念。

韩世昌

翻阅《文史资料选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出版）第十四辑，里面有韩世昌口述、张琦翔整理的《我的昆曲艺术生活》一篇，写得很好，内容详实恳切，不只可以当作一位造诣精深的昆曲大师的详细传记看，而且可以当作二十世纪昆曲艺术的兴衰史看。韩世昌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卒于1976年，活了近八十岁，过了丰富而动荡的一生。经历很复杂，不只包括性质各异的多方面，而且包括性质对立的多方面。比如开始是没有饭吃，最后是任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曾经大红特红，国内外都有人捧，认识许多大名人；也曾没落，甚至不得不抛弃旧业，设想另谋生路；等等。主流当然是艺术造诣高，差不多半个世纪，总是高踞昆曲旦角的第一位。可是读口述，却没有一点骄矜或至少是自满的气味，所以我感到恳切。因为感到恳切，于是想起与他有关的一点点旧事。

我喜欢昆曲，起初，不是由于看演听唱，而是由于读《西厢记》和《桃花扇》等，觉得人物雅，辞句雅，有诗意。可是到北京之前一直没看过。三十年代初来北京之后，一因为一直很穷，二因为精力的大部分放在故纸里，连当时大为流行的京剧也很少看。其时昆曲已经很不景气，现在回想，简直不记得哪里曾经上演过。大概是1931年的秋冬之际，记得是由俞平伯先生主持，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广兴园演了一场昆曲。事前在北京大学课堂上向学生宣传，说主旨是扶持雅音。剧目主要是韩世昌主演的《钗钏记》。票向学生推销，记得是六角一张，随票奉送唱词一纸。我乐得有此机会，买了一张。这个剧场，过去没听说过，一生也只去这么一次。时间是下午，我去了。剧场地点偏僻，建筑和设备都破旧，光线阴暗，气氛冷冷清清。上座情况很差，至多不过是三分之一吧，集中在台前池子一带。看看，不少人面熟，想来都是来自北京大学。其时蔡元培先生和吴瞿庵（梅）先生都已不在北京，如果在，推想他们是一定来的。学校热心昆曲的人自然都来了，除俞平伯先生以外，其他都不记得了。韩世昌当然是扮柳鸾英。他天赋的细小身材，扮闺门少女，娇媚玲珑，简直就是十七八岁的姑娘。算来他那时候是三十三岁，足见功力的深厚。

戏散之后，想到昆曲的现状和前途，感到很凄凉，时代风气的力量竟如此之大，简直是可怕。其后还看过韩世昌演什么戏，很怪，竟一点也不记得。但记得看过郝振基的猴戏，侯永奎的武生戏，白云生的生角戏，据理以推，总当也看过韩世昌的旦角戏。现在想来，其时我也是被时代之风刮得东倒西歪了，因为分明还记得看过马连良的《打渔杀家》，荀慧生的《钗头凤》，郝寿臣的《法门寺》，叶盛章的《巧连环》，萧长华的《蒋干盗书》，等等。

一转眼到了四十年代晚期，友人曹君一次告诉我，昆曲完全没落了，韩世昌、白云生等生活无着落，白在某处摆摊卖纸烟，韩则变相卖唱。其时曹君在灯市口贝满女子中学教国文，因为课文中有曲，所以想请韩世昌来表演一次。不久就这样做了，我也参加，担任招待。大概是上午九点多吧，韩世昌来了，随着一个吹笛伴奏的。韩已经是半百之人，那个伴奏的也不年轻。我们招待他，奉茶，闲谈。韩朴实，温厚，没有一点曾是名演员的架子和习气。话题自然地转到昆曲的没落，大家都为此表示惋惜。问起为什么不改走其他的路，他说，他并不是不能演京剧，只是总觉得唱词太俗，没意思，所以甘心闲着。下一堂是国文课，算作讲曲的深化实化，听韩世昌演唱。实际是只唱不演，穿长袍便服，站在讲台上安安静静地唱，伴奏的坐在旁边吹笛。不化装，不表演，一个半大老头子直挺挺地立着唱女声，效果自然不会好。唱了三四段，算作完课，即时送些车马费，送出校门，作别。此后就再没有见过他。

那次听过清唱之后，有时想到昆曲，心情总是很暗淡。韩世昌，艺高，人好，可是被时代的风吹倒了，想爬起来实在不易。到五十年代有了转机，“人力”十足，成立了北方昆曲剧院，人，地，钱，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一件大事的成败，用旧话说还要看“天命”如何，用科学的词语是，还不得不取决于时代的风气，再说明显一点，是还要看绝大多数年轻人爱好什么。我老了，很少到热闹场所去，听人说，近些年来，京剧上座的情况也不佳，而芭蕾舞、音乐会的票却很难买。我想实况大概是这样。八十年代初，江苏昆曲剧院来北京演唱，承北京昆曲界的老人物送来几张票。我去看，发现有名旦角张继青的戏，上座的情况就好，没有她，上座情况就差，远来的和尚尚且如此，北方昆曲剧院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这种情况也可以不出户而知之。这就是电视机前，只要放映的是旧剧种，不管是昆曲还是京剧，三十岁以下的人，尤其二十岁以下的人，总是“望影而逃”。为什么？理，我不知道，但这是事实。风气像是一股水，它会流到哪里呢？但倒流的可能总是很少的。有时想到这些，不由得就想到韩世昌，想到他的所谓雅词，“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过去的除了让它过去，还有什么办法呢？

余派遗音

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引这句话，是想说明“根”“初”“童年”的重要，或说其力不可抗。这不可抗简直是不可以理喻。比如生在江南，总是无米不饱；生在燕赵就不然，因腾达而钟鸣鼎食，有时还难免想吃玉米渣粥。其他近于上层建筑的癖好就更是如此。记得老一辈某名作家曾一再写，平生最讨厌的是打麻将和看京戏。我曾问他喜欢什么戏，他说“社戏”还有些意思。我想，这是因为他是绍兴人，小时候看惯了。至于我，因为生在京城附近，就觉得京戏也颇有意思。当然，表演的人要是名角。我最初到京城是二十年代，看梅兰芳演《红线盗盒》，他还很年轻。其后住京城多年，名角表演看了不少。京剧有行当之分，我比较喜欢丑的念，因为有《史记·滑稽列传》的风味；旦的做，因为确是中国旧时代妇女的典型化；老生的唱，因为有些唱腔有苍凉意，使人想到人生，想到天道。

老生的老一辈，谭鑫培、刘鸿声等，余生也晚，没有赶上。小一辈，马连良、谭富英等，当时都是初出茅庐，看也不以为意。中一辈，余叔岩、言菊朋等，都熟悉，只是余叔岩，这位后来高升为余派祖师的人，却一次也没有看过。主要原因是，他身体不好，早已洗手不干了。俗话说：“鱼是跑了的大。”因为看不到，对于他反而特别感兴趣，也因而关于他的道听途说，现在还记得一些。

他是名老生余三胜的孙子，说轻些是将门出虎子，说重些是后来居上。他学谭鑫培，有继承有发展，发展是加上清润和宛转，这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附庸蔚为大国。成名之后，颇有傲气。但思路还是传统的，所以自己是“唱戏的”（旧时称呼）却看不起唱戏的。据住在宣（武门）南他家附近的一个朋友说，他有个女儿，成年了，有人来提亲，他一定先说：“如果是咱们梨园行，就不必提了。”有一次他演《打棍出箱》，念“我的妻”的时候眼往包厢那里望，出神入化，事后记者问他是不是他夫人在那里，他答：“我演戏从来不许家里人看，因为这是伺候人，他们是我养着的，不能看。”据说他通音韵学，是某专家教他的，可是他向来不谈这些，因为他认为，他是唱戏的，不应该高谈学问。

他不只有狷介的一面，还有宽厚的一面。据说他有个文墨朋友，有机会到美国去，可是没有路费，他为此给某唱片公司唱了一段《搜孤救孤》，把报酬一千元全部送给这位朋友。也就是本此精神，他对于演救灾的义务戏很热心，记得有两次，一次演《盗宗卷》，一次演《打棍出箱》。票非常贵，而且有黑市，我当然没有力量去欣赏。还有两次，是演为朋友凑热闹的祝寿戏。一次在隆福寺街福全馆，戏目是《空城计》，角色的安排故意阴错阳差，由张伯驹扮诸葛亮，杨小楼扮马谡，余叔岩扮王平。这次戏哄动九城，第二天，当时的盛况是，台下人山人海，都看王平，不看诸葛亮。另一次是在什刹海会贤堂，因为未能保密，头一两天就流传，某日下午将演《打渔杀家》，余叔岩扮萧恩，梅兰芳扮桂英，叶盛章扮教师爷。于是许多无亲无故的戏迷们急中生智，抢先于午前就持礼入贺。不速之客源源而来，因而迟到一步的人们只能在大门外拥挤。人越聚越多，成为俗文学惯用的“水泄不通”。据说此时梅兰芳的汽车来了，司机机警，见情势不好，转回逃去。余叔岩可能早得消息，没有来。一场三绝戏就这样夭折了。

喜欢听余腔的人还有两条路，一是买唱片，二是买票，看余派传人。说起传人，学他的人当然不少，我印象深的有两位，一女一男：女是孟小冬，男是杨宝森。孟小冬，民初京剧界的名人。名高的来由，唱得不坏是一，女唱男是二，三当然最重要，是不但是女，而且漂亮。她曾经是梅兰芳的如夫人，后来分道扬镳。再后拜余叔岩为师，据说只学了十出戏，以后演出就限定十出之内，不演其他，可见能够尊师重道。十出之中有《击鼓骂曹》，我看过，确是好，现在还记得“手中缺少杀人的刀”的唱法，巧而韵味厚，在当时也可称广陵散。但不知为什么，后来退隐了，许多年，不只剧场不再有她的足迹，连消息也杳然。

另一传人是杨宝森，晚景很惨淡。据说余叔岩教他，有条件，是不能给别人挎刀。也有人说他只是余叔岩的私淑弟子，尊余，亦步亦趋，所以列入余派。是五十年代中期，有一天，朱文叔先生同我说，杨宝森在前门外西珠市口开明戏院（后改为民主剧场）演戏，地道谭派，味道雅而厚，不可不看。我不辜负朱先生的好意，买了票。是下午一场，演双出：《当锏卖马》和《洪洋洞》。谭派正宗戏，用十分力气演。可是为“天”所限，很不如意。这“天”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天时，其时比较年轻的人已经趋向芭蕾舞和音乐会，对京剧不感兴趣。另一是“天资”，比如马连良，用谭派的标准衡量，功力不深，可是有“精气神”，因而就有人缘；杨宝森缺的正是这个，所以不能叫座。这个戏院不大，坐位不很多，可是看客稀稀落落，楼上全空，楼下充其量不超过一半。最杀风景的是前几排里有两排外国人，正是锏已当、马将卖的时候，一齐起立，列着队退场了。对于这种情况，捧余派的人都会难过，何况表演者，正在为英雄末路的秦琼声泪俱下呢。这之后，像是不很久，听说他就下世了。

传人零落，想听余的唱腔就只剩下十几张唱片。这，我本来都有，“文化大革命”期间，家里考虑，这不是样板戏，存着，有反对样板戏之嫌，赶紧找出来送往废品站。语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清了，结果就轻了，也可说是一得吧？

东安市场

三十年代初期，我一度住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地址在东安门北河沿路西。一个拱形大门，上有楼，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学生储蓄银行”所在地。银行很小，因为行长是马寅初，所以名气却大。入门笔直一条路，路北是球场，路南是口字形的二层楼，用作学生宿舍。门外是一条南北向的小河，沿河北行，过骑河楼东口，再北行，到东西向的一条大街，正名是汉花园，通称沙滩，路北就是有名的红楼，北京大学第一院，即文学院。出第三院门南行，不远，也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街。西望，不很远，是紫禁城的东华门。东行，相当近，出东安门（其时门和皇城都已拆去），是东安门大街，两旁都是商店。东口外是南北向的一条大街，往北名八面槽，往南就是一直负盛名的王府井大街。王府井大街南口外是东交民巷，使馆区，外国阔人多，所以这一带有不少洋味的商店。我们穷学生对洋味不感兴趣，或说不“敢”兴趣，可是常到这一带来，是因为这里有东安市场。

东安市场在王府井大街靠北头路东，南北一个长条。有三个门，接近北头坐东向西是正门；北头向北、南头向西，各有一个门，是旁门。据说这里在清朝是箭场，旗下子弟练习弓箭之所，后来推位让国，不射箭了，空地无用，于是由商贩摆摊发展为市场。因为是自由发展的，所以格局不严整；又因为物以类聚，所以又像是略有规划。主干是进北门南行的一条街，上有棚顶，售百货的商店集中于此。主干东面的一条，北头是吉祥戏院，往南是大大小小一些饭馆，最南是南花园，空场，露天，最简陋，有杂耍，卖小吃，都是随时聚散的。主干西面的一条（严格说是半条），也就是进西门往南拐，先是一个小方块，名畅观楼，再南行，一条街，名丹桂商场，都是靠边是店，中间是摊，上有棚顶，商业清一色，卖旧书。

对于我们穷学生，东安市场能够解决衣、食、用三方面的问题。用，因为百货俱全，自然买什么有什么，唯一的限制是不能一文不名。优点是钱少也可以，比如说衣吧，当时人人必穿的蓝布长衫，先试后买，不过一元钱多一点一件。应该着重说的是食。食有两种，一为肠胃食粮，另一为精神食粮。肠胃是根本，却很容易满足，譬如说，东来顺的羊肉饺很好，十个不过四分钱，吃二十，八分，加一碗粥，一分，给一角，说明不必找钱，还可以听到全店齐声的“谢”。精神食粮，依古训是“行有余力”的事，我们却视为很重要，或说很感兴趣。因为很感兴趣，所以文题是东安市场，却不得不缩小范围，多说丹桂商场。

连带毕业之后，同丹桂商场打交道，前后超过二十年。印象自然很深，可是要描述，却感到千头万绪，无从说起；又因为年老善忘，有些印象模模胡糊，说也难免似是而非。不得已，还是由兴趣方面下笔。兴趣之一是熟，不只店熟，摊熟，人熟，甚至某类书会出现在什么处所，也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现在宣扬文明礼貌，好旅店、好公共车有旅客之家、乘客之家的美名，那时的丹桂商场，确是可以援例称为书客之家。兴趣之二是书丰富，而且常常会遇见意想不到的。那时候，旧书的来路很多，在进货方面，书商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因而，譬如说一星期去一次，总会看到不少新的旧货。回想当年游丹桂商场，真有如沿着河岸钓鱼，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拽出一条大的来。这情况也可以用游山玩水的话来形容，是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兴趣之三是常常不空手而回。有时一本，有时两三本，装在书包里，带回家，放在桌上，看着高兴，翻开读读，有所得，更加高兴。

二十年，记不清出入多少次，也记不清买了多少种。但是说来可怜，其中大部分，“文化大革命”中装入麻袋，运往造纸厂了。我没有鲁迅先生那样的雅兴，把购书帐写在日记之后，现在是想知道曾经买到什么书也做不到了。但确切记得的也还有一些，为了引为谈助，无妨把自己偏爱的略举一二。一种是重刊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十六册，木板两函，乾隆乙巳（五十年，1785年）所刻，连布套的蓝布都是当时的，纱粗布厚，使人发思古之幽情。其实，青柯亭原刊本在彼时也并不难得，价不过十元左右。只是我买的这重刊本，价才五角。又，因为并非善本，不为人所重，反而并不多见，孙楷第先生一次到我这里来，我拿给他看，他说还是第一次见。又一种是辜鸿铭所著英文本《春秋大义》。辜氏英文写得好，思想怪，不少外国人崇拜他，重价搜罗他的著作。我出于好奇之心，也想搜罗他的著作。多年来买到几种，只有这一种较名贵，因为有他的双料签名。书是赠给一位名“孙再”的人，翻开封面，左右两页，左边用中文写，右边用英文写。中文三行，右是“孙再君存”，中是“读易老人”，左是“癸亥年立夏后一日”，总共十六个字，有意思的是竟写错了三个：“易”中间多了一横，“癸”开头多了一撇，“亥”少了最后一撇，成为“玄”字。癸亥为民国十二年（1923年），是他逝世之前七年，也可见是如何颓唐了。又一种是C. Jarvis英译本《堂吉诃德》，美国印，有插图一千幅，为法国名画家T. Johannot所画。我国由明代以来，刻俗文学书有所谓绣像，不知为什么，总是画得不像真的，更大的缺点是面貌千篇一律，略具形体而毫无个性。这本《堂吉诃德》就不然，正如曹雪芹笔下的人物，个个有血有肉。“桑丘·潘沙和驴”一幅尤其妙，整页，桑丘·潘沙两臂伏在驴背上，人和驴都作憨态，可是人的目光中却露出务实的机智。这部书是我多年爱读的，对照插图，感受就更深了。还有两种，可以合在一起说，因为都是一种连续买了两本，以其一送给也好聚书的友人。一种是梁令娴钞《艺蘅馆词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印，精装，皮脊烫金，很美。另一种是鲁迅先生原印《死魂灵一百图》，画得至上，印得至上。《死魂灵》是世界讽刺文学作品的上乘，对照这样的插图看，那就真是红花有绿叶扶持了。

到五十年代，丹桂商场趋向冷落。其后，东安市场改建，成为东风市场，原来的熟书店、书摊，如中原、五洲、环球、华鑫、华盛、大众等都不见了。场由分部化为统一。变动相当大，这包括：简陋变为堂皇，阴暗变为敞亮，不整齐变为有条理。我有时从门前过，进去看看，经常是人山人海，多数柜台前三层两层人围着，年轻的买穿戴，更年轻的买玩具，等等。我也买过一次东西，是腰带，牛皮的，坚韧，很合意。高兴之余，想到昔时，辨认，原来就是当年买得木板《聊斋志异》的地方。

由旧书想起的

不久前，为找什么材料，翻腾书橱，随手拿出两本，检阅扉页，看看有没有关于买时的记录，这是“无意地”想温一温旧事。两本都是鲁迅先生著作。一本是《彷徨》，扉页有题记，是：“1939年4月24日买于北京西单商场，价四角。昔在通州有此书，乃李文珍女士所赠，记得为初版，此则为第十三版。李女士为同学赵君之友，情投而未能意合，书则1937年毁于战火。抚今思昔，为之惘然。”书是旧书，有“虚真藏书”白文印。另一本有些怪，内容是《南腔北调集》，封面和书脊却印《故事新编》，没有版权页，我想这是为了逃避查禁者的“慧”眼，伪装为《故事新编》的。这个妙计是鲁迅先生还是书店老板想出来的？由书上自然看不出来。书也是旧的，扉页有原主人胡君的名章。我没有题记，什么时候从何处买到是难于知道了。

说起旧书，真是酸甜苦辣，一言难尽。一位老前辈，是名作家，有一次问我说，他杂览，是因为他不吸烟，闲坐无聊，只好用看书来消遣。我同另外两三个朋友喜欢逛书铺，逛书摊，买点旧书，也可以用吸烟来解释，是求书成瘾，很像吸惯纸烟之难于戒除。买旧书要费些时间，粗略估计，是一周用半天左右。也要费些钱，但不多，因为不求好版本，不求大部头的堂皇典册。买旧书，因书而得有两种。一是因杂收而可以杂览，因杂览而可以杂知。二，我们常常认为更重要，是因巧遇而获得意外的喜悦。所谓巧遇是买到久已不见于市面的书，因为难得，所以觉得好玩。在这方面，可记的经历很有一些，只举两个例，如友人韩君买到鲁迅弟兄在日本印的《或外小说集》（封面“域”作“或”），我买到光绪三十五年《时宪书》（光绪只有三十四年），就都是因为罕见而觉得很有意思。

一晃四十年过去，当年零碎收集的旧书，有些由废品站送往造纸厂，有些化为灰烬，还有些残余卧在书橱里。“文化大革命”风停雨霁之后，像是可以重温旧梦了，但苦于不再有温的条件。主要是已经没有往日猎奇的心情和精力；其次，即使有，也不再能找到弯弓放矢的场所。因而关于旧书，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记忆。这正是琐话的题材，所以决定拉杂地说一说。

旧时代，出版业不发达，有名的几家集中上海，印书种类不多，数量不多，售书的处所，尤其在北京，总是由旧书独霸。北京，文化空气比较浓，读书人比较多，因而售书的处所比较多，几乎遍布九城。这方面的情况，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有详细记录，有兴趣卧游的人可以看看。售书的处所，有等级之分，从而有性质之别。等级高的集中两地：一是琉璃厂，二是隆福寺，主要售线装书，其中偶尔有价值连城的善本。中级的也集中两地：一是东安市场，二是西单商场，所售书杂，古今中外。其中又有等级之别：等级高的铺面大，所售之书偏于专，如专售外文；等级低些的铺面较小，所售之书较杂；更低的没有铺面只摆摊，所售之书也杂，因为买来什么卖什么，所以不能不古今中外。这中级的还有不集中的，那是散布在某些街道的小书铺，如鼓楼之东的“得利复兴”，之南的“志诚书局”就是。下级的是散布在各热闹处所的书摊，自然也是买到什么卖什么，古今中外。这又有种类之别：一种是长期的，如地安门外大街、安定门内大街的许多书摊就是；另一种是间断的，如护国寺和隆福寺等庙会，只有会期有，什刹海荷花市场，只有夏季有。此外还有级外的，是德胜门、宣武门几处小市，鼓担和住户卖旧货，间或也有旧书。这种处所，旧书的出现更富于机遇性，有时候会出现大量的，甚至有善本。

旧书上市量的多少，价的高低，与治乱有密切关系。量多少与治乱成反比，治少乱多，因为治则买者多而卖者少，乱则买者少而卖者多。价高低与治乱成正比，治高乱低，原因与多少一样，治则大家抢着收，乱则大家抢着扔。抢着扔的情景，记得最惊心动魄的有两次。一次是七七事变之后，以德胜门小市为例，连续多少个早晨，旧书总是堆成几个小丘，记得鼓担的收价是六七分一斤，售价是一角一斤。可是买主还是很少，只好辗转送往造纸厂了。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风暴初起之时，小市的情况如何，因为没有余裕去看，不得而知；且说自己，匆忙点检，把推想可能引起麻烦的中西文书籍百余种清出来，由孩子用自行车推往废品站，回来说，废品站人说不收，愿意扔可以扔在那里，就高兴地扔了。我当时也松了一口气。及至风暴过去，才想到其中有些，扔了实在可惜，想买就再也遇不到了。这使我想到古人“人弃我取”的策略，道理自然不错，但那究竟是局外人的风凉话，至于被迫处于局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还是转回来说平时，旧书价的高低，与售书处所等级的高下成正比，因而一种同样的书，比如说，由东安市场买要两角，由街头书摊买也许只要一角，由级外的小市买也许只要五分。搜寻旧书，更喜欢多逛街头书摊和小市，原因之一就是图省钱。但还有原因之二，也许更重要，是可以买到中级以上书商看不起的不见经传之书。中级以上书商收书有个框框，这框框一部分来自师傅所传，一部分来自书架上所常见，总之要是他知道的。街头书摊和小市则不然，以小利速销为原则，所以总是遇书不拒，因而它就有个大优点，是因杂而博。譬如鲁迅弟兄早年译著，《侠女奴》《玉虫缘》《红星佚史》《匈奴奇士录》等，清末刻本富察敦崇著记八国联军入北京的《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以及嘉庆八年无名氏稿本记嘉庆皇帝一年活动的《癸亥日记》，等等，我都是从这类地方买来的。

这样说，好像下级的售书处所只能买到破烂，其实不然。自然，这要看机会，如果碰到机会，买到见经传的书也并非不可能。机会是难得的，但日久天长它就会成为必然。比如我现在还喜欢的书，明版绿君亭（汲古阁）刻《苏米志林》，乾隆十二年（1747年）初刻沈德潜著《杜诗偶评》，就是由小市地摊上买到的。

五十年代以后，等级较低的售旧书处所逐渐消失。“文化大革命”以后，旧书稀如星凤，其中的线装刻本成为和璧秦玺，出售处所只剩中国书店一家。有一天，一位喜欢逛书店的朋友谈起琉璃厂的情况，举一些例说明货之少和价之高，只记得劣拓粗裱的《郑文公上下碑》，定价超过千元。这使我想起当年由小市地摊买到乾嘉精拓当时裱本《始平公造像记》的情况，其价只是一角，不免兴起对于“旧游”的回忆。

砚田肥瘠

旧时代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几乎都是手不沾锄犁的人物。可是脑子里又藏有一些所谓清高的幻想，经史之余，还要歌颂诸葛亮的躬耕南阳，陶渊明的将有事于西畴。事实与幻想合不拢，有多种办法调停，其中之一是以砚为田，用笔耕之。这方面还出了有名的人，那是清朝金农，扬州八怪之一，自署“百二砚田富翁”；有名的书，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以砚为田，田有肥瘠；以笔为农具，农具有利钝。两者之中，似乎砚田的花样更多，所以这里只谈砚，不谈笔。

砚，用于磨墨，似乎只要能磨墨，就都算合用。其实不然。砚是文具，高雅称呼是文房四宝之一；如果旧而不新，等级又要大大提高，成为“文物”。为了全面了解，先谈文物的砚。讲究砚的人有不同类型。文物专家是少数。读书人常常要写，写有不同的目的，如顾亭林，是著述，如傅青主，是传法书，等而下之，如作八股，写信，以至于练字，都愿意砚合意，是多数。求砚合意，怎么样才能合意？这里面有的虽然不是什么大学问，却也相当复杂。可以自下而上分为几级。

一是砚质好。这从要求或效果方面说很简单，不过是磨墨快而细。快要砚不滑，细要砚不粗。不滑和不粗有矛盾，如锉，不滑，玻璃，不粗，可是都不能用。好的砚质要恰好能够调和矛盾，就是要细而不滑，涩而不粗，用旧的术语说是“润”，“发墨”。我住北京半个世纪以上，喜欢看砚、试砚，获得一点点经验，是，就我所能见到的说，以产于广东高要县的端石为第一。历史记载，南唐后主用的是龙尾砚，那是歙石，产于江西婺源县，文徵明得的南唐贡砚想来也是这一种。历史，过去了，难于比较，就现在还能见到、还能比较的说，我一直认为，最好的端石总是超过最好的歙石。端石的结构，几年前曾见一篇地质学家调查、分析的文章，说是属于一种什么岩，所以宜于磨墨。这我不懂，我用一般人的话解释，是外柔而内刚，或说极细的沙粒里藏着尖利的小东西。论砚质，这“内刚”更为重要，因为外柔易知而内刚不易知。有多种砚石，可举为代表的如与歙石一山之隔的玉山石，面貌颇像歙石，用手摸，也细得很，可是缺点是内部也柔，因而不发墨，不好用。其他石以外的砚材，陶（包括汉砖、汉瓦等）、瓷、玉、铁等更是自郐以下了。澄泥的质也属于陶，因为制法精，还可用，不过比起端歙来，总是下一等了。

讲端石的质，有产地（通名“坑”）的分别，比如最出名的是老坑大西洞，其次有宋坑、麻子坑等等。讲坑，要以石的形色、花样为证。如大西洞是紫中含青，上有青花、火捺、鱼脑、蕉白、冰纹等花样，朝天岩石上多绿斑，古塔岩石如被火烧过，等等。又，同是一洞之石，花样不分上下，仍有平常和上好的分别，这有如同是贤人，能力终归不能等同。还是就上好端石说，蕉白多的比鱼脑多的更发墨，康熙坑的（清初）比乾隆坑的更发墨。这一类的评定，我的经验，靠眼不如靠手，就是最好用手指试磨，体会一下，是不是外柔内刚；如果是，那就是石质好。自然，用手鉴定也要多经验，非一朝一夕之功。

二是形式好。这包括尺寸、形状和做工。尺寸要求简单，只是不宜于过小，过于单薄。形状呢，方方正正当然好，不方方正正的要以人力补天然，比如细长的可以雕成瓜形。做工有粗有细，有巧有拙，这难得具体说，概括要求是美而雅。

三是年代久的好。这个原则最容易付诸实行，是宋比明好，明比清好。根据是玩古董心理，物以稀为贵。难的是确定年代。看石质、形状、做工是根据的一面，这当然也离不开经验。更有力的根据是上面的铭题，如果有的话。但铭题可以伪造，这就牵涉到鉴定问题，很复杂，这里只得从略。

四是有名人手泽的好。比如是米元章的、文天祥的，或者名闺秀叶小鸾的、顾太清的，那就比无款的名贵多了。但是，正如某前辈告诉我的，只有不值钱的才没有假的，旧时代市上流传的古砚，不是苏东坡就是赵子昂，甚至虞世南、李太白，可以推断十之十是假的。但是也得承认，沧海一粟，尤其时代靠后，真的可能总是有的，这就需要披沙拣金。拣金，要有眼力，眼力从多经验来，其中的微妙自然难于具体说。

以上说的主要是“玩”砚。其实，对多数人说，应该多注意的是“用”砚。这扣紧本篇的题目说，是既然要用砚田耕，就应该设法选一块肥的。选肥的难不难？也难也不难。要求只是“还可以”就不难。不满足于还可以，要求“真好用”，如通常形容的，用它磨墨，手有持黄蜡在温锅中转动的感觉，转不多时候，墨浓了，而且细润好用，那就不容易。所以要“选”。选，成功与否，一靠眼力，二靠机会。眼力是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机会就不能靠主观能动性。比如我有个老友，并不好动，一次去买衣服，过文物店，忽而灵机一动，问问有没有好砚。拿出一方，竟是十砚斋黄莘田的，当然万分高兴，于是用买衣服的钱买了。给我看，纯洁润泽如澄泥，是既好看又好用。

机会，非人力所能左右，只好不靠它，还是靠人力选。这由要求方面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兼顾实用和欣赏，另一是只管实用，不管欣赏。先说前者，我的经验是不要过于高攀。这也可以分作两项说。一是不要贪大名，上面说过，名大而真的稀如星凤，反而不如名小而真，价不过高，玩玩也颇有意思。也举个实例，一位同事祖传一些文物，“文革”风暴之余，剩有砚两方，一方大，背后有乾隆皇帝铭，一方小，有不知名的人的铭，拿给我看，说他们觉得前者很珍贵，后者不算什么。我看看，那个大的石质很坏，铭很假，小的确是康熙坑，石质很好，追大名的常常这样错。二是不要贪华贵，因为华贵的总是价高，却未必好用。总之，要以石质好、合用为第一，其次才是时不太近，款不假。

再说只要求实用的。选，要以“文革”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之前主要是由旧中选，之后就几乎只能由新中选。逝者如斯，不必追着慨叹，只说由新中选。总的原则仍是石质第一，就是，既是田就要能耕。有个同事张君不明此理，买一方金星歙砚给我看，说是他藏砚中的第一名。我摸了摸，说外表不坏，只是中看不中吃，因为内不刚而外不柔，拒墨。他试了试，果然疵拉疵拉响，不发墨。这就是砚田而不能耕。由新中选合用的，还要照顾财力的大小。财力大，可以从宋坑，甚至老坑中选，这比较容易。这里还是多为寒士着想，我的经验，无妨从出于下脚料的廉价品中选，只要体不小，有砚池，发墨，就可用。近些年来，出于朝天、古塔等岩，长方形，有池，价廉的砚不少。不过不是都润泽可用，所以要选。多中选少，如果机会巧，也会遇见很合用的。是今年春天，历史博物馆处理朝天岩八寸淌池砚，我选了几方，准备送给想买而不识货的朋友，其中一方，颜色不偏于暗绿而偏于浅绛，很润，与明朝后期的相比，可以说具体而微。这是贱价的良田，宜于笔耕，我留下自用，为的是谈论砚田的时候，说明其肥瘠与价的高低可能一致，但常常不一致，舍瘠取肥，不可一味地信奉拜金主义。

信而好古之类

这篇琐话想谈“迷”，并想这样标题。继而想，中国一句老话说：“无癖不可以为人。”又清朝词人项莲生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可见迷也是可然之事，因为是当局者，不得不如此。不过依常识，迷与明智相反，多少总会使人联想到胡涂。为了避免误解，也为了化概括为具体，决定换个说法，是信而好古。但要断章取义，重点是说明，有的人好古太过，以致轻信。

只谈经常想到的两件：一件是迷古书画，一件是迷曹雪芹。迷古书画的只说一位，我的故友李佐陶。他比我年轻，好古的经历却老得多。他是京东丰润人，祖先是富户；他上中国大学学中文：这都给他的好古积累了资本。他同我说，逛琉璃厂，试买书画等旧物，是从十几岁开始的。日久天长，收集些旧物，积累些经验，好的程度随着大量增加。时代近，名头小，不能满足，于是梦想宋元，甚至唐宋。为了培养识别力，他熟读《宣和书画谱》《式古堂书画汇考》一类书，以期顺着藤能够摸着瓜。

四十年代前后，他也住在北京北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同他认识了。间或到他家去串门，看看新收的书画、碑帖、砚之类。他父亲还健在，也好古，更好客。人都敦厚，健谈。对坐，喝清茶，看看旧物，谈谈见闻，很合得来。他收集的东西不少，也常常出让，换他认为更好的。东西多，难免鱼龙混杂。大致说，好坏与时代远近成反比，就是说，时代近的，比如清朝中晚期，真而好的不少；时代远的，比如元及明朝前期，真而好的就稀如星凤了。可惜的是，时间越靠后他越不相信这个规律，总以为他有眼力，世俗的多疑是病态，只要碰见机会，得到古而真的并不难。就这样，他同古董商人打交道，常常用明朝中晚期及以后的小件换大件，这在古董行还有个名堂，叫作鸟枪换大炮。所谓大炮，是张幅大的大名头，如他存的南朝陆探微的罗汉图，唐杨升的奇峰图、边鸾的孔雀图，宋董源的夏山图、范宽的关山图、米芾的行书卷，元赵孟頫的木瓜帖、倪瓒的竹亭图等都是。对于这些，我是世俗眼光，总觉得不可能真。

这其间，有一件事，经过可以证明我的怀疑主义是对的。这是一幅署名马远的画。买的时候他住在后海北岸，出门向西不远就是德胜门小市。一天早晨，他父亲逛小市回来，说鼓担上有一幅旧画，很大，问他去不去看看。他去了，一看就断定是马远，买了。回家用开水浇去油污，下面露出两个楷书小字，果然是马远。送到琉璃厂装裱，古董商出高价想买，他舍不得。这画他一直保存着，我看过几次，一位高士在树下品茶，山，树，地道马远风格，也相信真是马远。到五十年代，他生计紧一些，有时不得不拿出一两件“大炮”出让，据说是某艺术院校买，当绘画样本，价钱当然不能高，总之是大都赔了本。有一次，拿出这马远重炮试试，买主不敢定真假，拿给鉴定名家张蔥玉（珩）看，说是明朝人仿的，于是这重炮也成为空炮。不过我这位朋友很坚强，他始终不疑惑自己的眼力。可惜的是，后来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为治病，不能不用大炮换小药片，而物之价，说到根柢，总得由买主定。就这样，他的信而好古就以贱价散出告终。是1969年冬天，他病更重，下世了，据说最好的一张马远也早让出去了。

再说迷曹雪芹。曹雪芹，留下人人惊叹的大著作：《红楼梦》可是留下个人的事迹太少，使人人感到遗憾。为了弥补遗憾，要“考”。在这方面，从“五四”时期起，不少的人做了不少的工作，应该说有不少的成绩。可是其间也掺杂一股邪风，不是考，而是“造”。由故居、画像一直到书箱，其中真是龟毛兔角，无奇不有。如果披沙拣金，竟有一点点真的，那就成为马嵬坡的杨妃袜，展出卖票，当然很好。遗憾的是，都迷离恍惚，拿不出确凿证据来。而且不只此也，至少是有些人，乃是有反面的证据也视而不见，闭着眼大喊：真的，真的，真的。这种以幻想充当事实的做法，可以举吴恩裕为代表。比如“爱此一拳石”的诗，分明是清末富竹泉作的，见于手稿本《考槃室诗草》（吴晓铃藏），他却相信；所谓曹雪芹故居，壁上诗的大部分出于《西湖二集》，他却相信；甚至从哪里传来一张雕像的照片，他也相信这必是曹雪芹。我常常想，我们钦佩曹雪芹，怀念曹雪芹，如果能够因考而找到他的一点遗物，看看，发思古之幽情，当然大有意思；可是找到的杨妃袜实际是那个店婆子所穿，也展出卖票，这有什么意思呢？吴恩裕已经作古，盖棺论定，自有明眼人细心去做，这类使人扫兴的话本来可以不说。我有时忍不住要说说，是希望有兴趣治红学的人都不要因过于好古而轻信。当然，最好更进一步，把已经弄假成真的那些的假面揭掉，尚未弄假成真的那些不要再付以假面，以期不至让稍有考证知识的人（包括外国人）齿冷。

但这也很不容易，因为，至少是某一时期对某一件事，说真，心里舒服，说假，感情受不了。最典型的例是曹雪芹两句残诗的补充本的真假一案。“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有文献可征，是真的，没人疑惑。1970年忽然出现了全本：“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于是信而好古的人士大喜，不考全本的来由就高喊必是真的。可是人间事物不能没有来由，并且有好事的人愿意考来由，一考，据说是周汝昌先生试补的。喊真的信而好古的人士不服，其后自然是一场笔战，情况可以从略。有一次，我见到周汝昌先生，问他，他说是他补的，而且补的不是一首，是三首，并把三首都抄给我。我相信他的话，并觉得第二首第三联写得不坏，是：“灯船遗曲怜商女，暮雨微词托楚襄。”可是听说，笔战一直没有结束，信而好古之士所举理由之一是，看风格就可知必出于曹雪芹。我觉得这个理由的力量很可疑，比如“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看风格必出于老杜，不会有人怀疑吧，可是事实是它并不出于老杜而是出于李商隐。

闲话至此，一想不妙，因为本来是想客观主义，闲扯扯世间有因好古而轻信的现象，也算得一奇，不意说着说着动了肝火，大有斥责信而好古的人士之势。如果真就这样了，我谨在这里向那些位因我的琐话而感到不快的生者和死者表示歉意。

早期的烤肉

民国初年，来北京的外国人有个口头禅：“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氏民十九（1930年）作了古，二三十年之后，洋兴趣由人转到物，口头禅变为：“到北京不可不吃三烤。”所谓三烤是烤鸭、烤肉加烤白薯。三烤之中，对于烤肉我有较深的印象，又当时所见，现在不能再见，所以想只谈这一烤。

标题，烤肉前加“早期的”，是因为那时候的烤法与现在大不相同，总括言之是：那时候是立而自烤，现在是坐享其成。立而自烤有野意，甚至可以说有诗意；坐享其成就不成，而是变旷野为华堂，烤肉由独霸而降为菜肴的一种，野意没有了，诗意就更谈不到了。

我第一次吃烤肉是三十年代初。其时全北京只有两家：一家资格最老，在宣武门内路东安儿胡同西口外，名“烤肉宛”；一家较年轻，在鼓楼前以西一溜河沿路南，什刹海东北岸上，名“烤肉季”。两家的规程一样，都是回民所经营，只卖烤牛肉（当时习惯，烤用牛肉，涮用羊肉）一种，兼卖白酒和小米豆粥，算作烤肉的辅助品，主食烧饼自己不做，由附近烧饼铺供应。

当时的北京，商业充满封建气息，买东西讲究到老字号。食物也是这样，有大大小小的名品，住北京时间长了，总要一家挨一家地尝一尝。忘记同谁结伴了，是夏天，往烤肉宛去尝烤牛肉。铺面非常简陋，只是一大间屋子。靠南是烤肉的地方，并排两个烤肉支子，形状很像磨坊的磨，一个圆平台（餐厅圆桌那样大小），中间一个一尺多高的铁圈，上面扣着中间略为凸起的铁支子。铁支子由并排的宽三四分的铁片组成，两片之间有缝，因为常用，已经被牛肉的油汁塞满。圆平台四面放四条粗糙的板凳，是顾客的“站”位。靠北是一个桌子，上面放着碗、筷子、碎葱、碎香菜、麻酱、酱油等用具和调料；还有一个切牛肉的案子，上面放着牛肉、刀、碟子等。切肉的是个五十上下的大汉，想来就是铺主宛某了。他相当胖，浑身只穿一条单裤，最高处在肚脐以下一寸许。这位铺主非常精干，除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帮着送肉和调料以外，一切都是自己干，包括安置顾客和算账。肉，据说是起早到肉市精选来的，切得也好，薄而匀。

且说我们这次去，一进门，铺主就指示小伙计：“两位，让到那里。”接着，小伙计问吃多少，立刻就把肉和调料送来。我们照北京人的习惯，右脚着地，左脚抬起踏在板凳上，然后用长竹筷子夹蘸过调料的肉片，放在支子上烤。支子下烧的是某种松木，烟很少，略有香气。支子很热，肉片放在上面，立刻发出咝咝的声音。翻腾几下，可以吃了，于是一口白干一口肉，很有塞外住蒙古包的意味了。吃的后半，酒不能再喝，恰好送来烧饼，于是烧饼加烤肉，喝一碗粥，完全饱了。放下碗和筷子，就听见铺主在那边算账：什么什么几吊（铜元十枚称一吊）几，什么什么几吊几，一共多少钱。妙在算账时候，他的刀不停，仍在切。这一次吃得很满意，以后当然不免还想去。每次去，都大有获得，吃得好是其一，更有意思的是欣赏铺主的风度，裸露着大肚子，忙而不乱，真够得上“坦荡荡”了。

三十年代晚期起我移住北城，出门向东走，不远是名列燕京一景的银锭桥。此桥是前海和后海的交界，往东是前海的东北角，一条小街，由西向东迤逦向南，名一溜河沿。西口内路南有消闲人的赏心地三处，由西向东排是：烤肉季，小楼杨（卖茶），爆肚张。因为离得近了，所以想吃烤肉，就舍远求近，常到烤肉季去。两家相比，货，像是宛家好一些，但这也许是厚古心理在作祟；人，当然是宛家在上，因为季家已经沾染新风，乖巧谨慎，没有宛家那种坦荡荡的风度。但季家也有优点，是得地利，烤的时候可以面对前海，看看水波荡漾。

一晃二三十年过去，烤肉也有了大变化。顾客多了，一脚在上一脚在下那种自烤的办法行不通了；又，既然是名声在外的佳肴，待客的场面也不能不讲究。于是而改建，而扩大，简陋变为堂皇，单一变为多样，门里门外更热闹了。不久之前，有个朋友约我吃午饭，原想吃沙锅居，因为坐位已满，转往烤肉宛。多年不去了，难免为局面的整饬宽大而惊讶。走入，烤肉支子不见了。坐下，四外看看才知道，卖的主要是各种炒菜。问有烤牛肉没有，说只有烤羊肉，要几盘，过一会可以送来。羊肉就羊肉吧，要了一盘，尝尝，既不热，又没有当年那种焦嫩的香味。勉强吃一些，算账，相当贵。走出来，我半玩笑地同朋友说：“牌匾是烤肉宛，实际是既无烤肉又无宛，所谓觚不觚，觚哉觚哉！”

大酒缸

不久前，七八月之间，正是北京最热的时候，一个朋友从上海来。时间是下午六时，我当然要招待晚饭。吃饭难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为了朋友也有精神准备，就先告诉他碰运气的计划，是直奔王府井大街，从北头起，先进萃华楼，能吃上最好，不能，迤逦南行，碰到哪里是哪里，碰见什么吃什么。他说好。于是照计划办理，先到萃华楼，看了看，站着等坐位的人比坐下边吃边喝的人还多。没办法，执行计划的第二步，迤逦南行。我忽然灵机一动，想起略南行向西，东安门大街西口内路北有个专卖蒸饺的小馆，因为价比一般店贵一倍，食客不多，估计一定可以如愿。向朋友说明此意，他也很高兴。于是前往，没想到入门一看，竟是空空如也。卖完了还是不卖了？问也无用，只好扭过头东行。好容易找到一个，北京所谓大路（中下等）饭馆，挤个坐位。饭菜都很坏，用了上大学时期可以包一个月饭的钱数，总算解决了困难。

说起东安门大街，是上学时期往东安市场的必经之路，近年来很少到那里去，连印象都模胡了。即如那个蒸饺馆，是这一次碰钉子时候辨认，才想起当年是个大酒缸，字号为义聚成。

关于大酒缸，除了长住北京，年过花甲，刘伶、阮籍一流人物以外，大概没有人知道了。这是一类商店的通称，有如油盐店、点心铺、绸缎庄之类。但比起油盐店等商业，大酒缸的特点尤其明显。就我见到的许许多多说，都是山西人所经营。有不少是家庭铺，夫妻共同经管，但女的照例不出面。规模都不大，门面一间，后面是住屋。前面这间营业室，左右两排，应该放饭桌的地方，放的是酒缸。缸很大，直径也许将近一公尺吧，上面盖着红漆木盖，周围放着坐凳。缸大多是一排三口，因为高，下部一节埋在地下。两排缸再往里，靠一边是柜台，台上放酒具、酒菜等，另一边是菜板、面板等，总起来是既供饮，又供食。大酒缸的营业，顾名思义，主要是卖酒，陈列几口大缸，我想是意在表示，所卖之酒既多又陈。其实缸都是空的，或多是空的，只能发挥一般饭馆桌子的作用。自然，如果顾客是文人墨客，那就还能体会到诗意，试想，这是坐在酒缸之旁，向里看，柜台上是大小酒具，两千年前，到临邛照顾司马相如，也许情景不过如此吧？自然，这里缺的是当垆的文君，那就设想为黄公酒垆，不是也好吗？

我酒量很小，可是也常常到义聚成去。目的是三种：一是破闷，二是省钱，三是吃简便而实惠的饭。多半是晚饭时候去。入门，掌柜的照例说：“您来啦，请坐。”坐下以后，问喝几个酒（旧秤二两白干称一个，是大酒缸供酒的单位），热不热（热是用圆锥形铜酒具在火上加热），要什么菜。菜都是做好的凉菜，有煮花生仁、辣白菜、五香豆等，自己去挑选，一二分钱一碟。喝酒中间，掌柜的会来问，是不是在这里吃饭，如果吃，是吃饺子还是削面，吃多少，因为只卖这两种。决定吃什么以后，他立刻动手做，材料是准备好了的，总是喝酒兴尽的时候，食物就送上来。做饺子和削面是山西人的拿手活，都做得很好。总之，是费钱有限而可以酒足饭饱。

大酒缸，北京当年遍布九城，我因为离义聚成近，其他地方很少去。唯一的例外是前门外一尺大街路南那一家。那是一位也好逛书店的老朋友发现的，说是饺子特别好。一尺大街在琉璃厂东口外，东通杨梅竹斜街，确是很短。我听说以后，每次往琉璃厂，一定到那一家去吃午饭。饺子果然与众不同，味道清而鲜。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很少一个人到外面吃饭，因而同大酒缸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以至它什么时候绝迹也说不清楚了。大约半年以前，一个年轻人前往杭州，回来说，曾抽暇往绍兴，到咸亨酒店看了看，真是鲁迅先生所写《孔乙己》中的样子，还卖罗汉豆。这使我想到北京的大酒缸，如果还有，能够到那里喝“一个”热酒，吃两碗刀削面，会多么好。

东来顺

友人的儿子从哈尔滨来，侍奉他的外祖父来看看北京。依礼，我应该设宴洗尘。老人是回族，又临时下榻在沙滩，地点当然最好是东来顺了，因为东南行，二十分钟可到。他年轻精干，比我这个老北京熟悉新情况，说很挤，恐怕吃不上。我引用“老”新皇历，说开门以前就去，不会有问题。于是照办，结果正如年轻人所预料，门一开，早已挤在门外的大批食客如同冲锋，一拥而入。主宾整整八十岁，我也古稀以上，都有自知之明，连试挤也不敢，只好空腹而返。这使我想起同东来顺的老因缘。

三十年代初我住在东华门外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的宿舍。出校门南行不远往东拐，穿过东安门大街就是东安市场，东来顺在市场北门内东侧。坐南向北两个门，靠西一个门是正字号，内有楼三层；靠东一个门是平民部，不通楼上。市场里饭馆不少，由高级的森隆饭庄、五芳斋等到小铺俊山馆、饭食摊等，总有一二十处吧，我们穷学生喜欢到东来顺，是因为它有两点可取，一是物美价廉，二是可高可低，此外还可以加上对食客特别和气。

先说和气。紧靠门之内总坐个穿长袍的，据说品级是二掌柜，见门外有人往里走，立刻起立，微笑，略躬身，说：“您来啦，往里请！”接着面转向里喊，几位，往里让。不上楼，或上去，二楼，三楼，都任意。跑堂的招待入座，满面堆笑，问吃什么。那时候不时兴看菜谱，要报菜名。选菜时，跑堂的常常参加意见，说怎样配合着吃好一些；有时候还劝说不必要得太多，不够，找补，快。这样和和气气，吃完了，算账，付钱，还要客气一下：“您带着哪？”照例要付一些小费，比如两角，跑堂的要高声喊：“外赏两毛。”帐桌和厨房要随着拉长声喊：“谢——。”离座走出，那位守门的二掌柜远远就起立，待走到跟前，又是微笑，略躬身，说：“晚上见。”（午饭）或“明天见。”（晚饭）

再说物美价廉。东来顺以推车卖馅饼卖粥起家，多年的经验是，稳妥的发财之道是物精美而价不高，以多销取胜。这个传统它一直坚守着。以有名的涮羊肉为例，据说羊都是由口外买来，放在自己的羊场，喂一个月粮食才杀，所以肉质肥而嫩，与一般吃草的羊不同。调料也是自制的，就是开设在市场北门对面的天义顺酱园。原料好，制作精益求精，所以不管高低档，都很好吃。涮羊肉是全市第一，不用说。其他如煨牛肉、爆羊肉、他丝蜜、酥鱼、酱腱子等，以及牛肉饼、羊肉饺子、炸酱面、小米豆粥等普通食品，也是各有特色，保食客满意。价钱都公道。有些低档的也许不赚钱，比如羊肉饺子，质量很好，十个才四分钱，家里自做恐怕未必成吧？

对我们穷学生说，可高可低也是大优点。比如万一来了客人，可以登上二楼或三楼，甚至坐雅座，小单间，要几个菜，喝些酒，酒足饭饱，宾主都尽兴，不过两三块钱。如果只是自己，比如说，衣袋里只剩两角钱，那也可以走进去，吃二十个饺子，喝一碗粥，总共九分钱，大大方方给一角，听一声“谢”，走出，到丹桂商场，选一角钱的旧书一本，高高兴兴地走回学校。

回想住北河沿时期，出入东来顺的次数太多了。其中多半是不登楼，只吃一角钱的羊肉饺子和小米豆粥，以便还有点余力逛丹桂商场，寻旧书。登楼，总是有一两位同学或友人相伴，那就可以尝尝酥鱼和他丝蜜之类。秋冬二季，我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喜欢到靠东一个门的平民部。据说东家最初是靠大批卖力气的发荣滋长，所以阔了还想留这个老底，意思是不忘本，用他们的话说是不忘掉穷哥们。这东面一个门，门口没有人迎送，大概是因为穷哥们向来不会客气。入门，南北向一排大长桌，两面是长凳。没有人让，自己找坐位。坐下，伙计问吃什么，饼，面，要说几斤或几两，因为穷哥们要吃准分量。要高档菜也一样端来。有意思的是食客与食客，食客与伙计，都不客气，酒酣耳热，横眉拍案，甚至杂以叫骂声，不禁使人想到燕市的荆轲和高渐离。

半个世纪过去了，东来顺也饱经沧桑。新建了楼，更阔绰了。名气更大，主顾更多。这都很好，只是像我们这样不能冲锋陷阵的人就再也不能看见门口的迎送笑脸，听见平民部的叫骂声，想了想也总是美中不足吧？

尾声

常用的俗语里有“闲话少说”一句，意思是应该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办正事。对照此要求，我这闲话真是说得太多了，从头数数题目，已经将及《周易》的卦数，不能不就此结束了。

一件事终了，难免要回顾一下。这要从想写说起。那还是十几年前，七十年代初期，长年闷坐斗室的时候，正事不能做，无事又实在寂寞，于是想用旧笔剩墨，写写昔年的见闻。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的《小引》里说：“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我是幸而还有回忆，还想拿笔，所以应该说还不是十分无聊。可是说起拿笔，在那个年月，杯弓蛇影，终归是多写不如少写，少写不如不写，于是就只是想了想便作罢。一晃十几年过去，风狂雨暴变为风调雨顺，人人，包括我们衰老的一群，有不少正事要做。可是十几年前的愿望并没有死灭。这也是债，能还总以还了为好，于是从今年春天起，用理应闲散的时间，对着南窗以及窗外的长杨和鹊巢，把尚飘荡于心头的一些人和事记下来。这就是上面那六十多篇琐话的由来。

琐话几十篇，有共同的性质，共同的色彩。为什么要这样，开头《小引》里已经略有说明。我想这里还应该补充几句。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为什么不写自己认为坏的。人人都知道，旧时代，好的有，坏的更多。坏的，应该厌恶，应该反对。可是说到写，至少就我自己说，就要大费踌躇。一是量太大，写不胜写；二是多为人所熟知，似乎不必再费笔墨；三，可以说是出于一点私心，写那些，难免心情很不安适。以上是从消极方面考虑。还有积极方面的，这要说得玄远一些。人，生生死死，永远处于自然界之中。自然界是冷漠的，甚至冷酷的，所谓“天地不仁”。可惜的是人总有愿望，有情热，不能安于冷酷。胜天之道，就过去说大致不出两种：一是改进物质条件，由构木为巢到空调设备都是。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却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所以还要有二，创造艺术的“境”，以人力补天然。一切艺术品，文学作品的诗词、小说、戏剧，美的散文，以及音乐、绘画、雕塑等，凡是其中显现的有些“境”，能够使人满足幽渺而更执着的愿望的，几乎都是物质条件无能为力的。这艺术的境是“造境”，虽然出于造，却有大力，有大用。这大用，低一些说是使人减少精神的纷乱和无着落，高一些说是使人在艺术的境中“净化”（托尔斯泰语），向上，生活更加充沛。古往今来，许多艺术家在如梦如痴地编造，无数的人在如梦如痴地欣赏，原因就是如此。我有时想，现实中的某些点，甚至某些段，也可以近于艺术的境，如果是这样，它就同样可以有大力，有大用。与造境相比，这类现实的境是“选境”。古人写历史，写笔记，我的体会，有的就有意无意地在传选境。我一直相信，选境有选境的独特的用途，它至少应该与丑恶的揭露相辅而行。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我选了见闻中的一部分，可以算作境或近于境的，当作话题，其他大量的我认为不值一提的就略去了。当然，我称自己的琐话为选境，恐怕是不适当的高攀；那就算作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也好。

还有次要的也在这里说一下。一种是不以尚健在的人为话题，理由是：一，数目太多，这个门一开，琐话就必致没完没了；二，更重要，是从世故方面考虑，唯恐厚此薄彼，轻重失宜，惹人不愉快。另一种是所谈都是凭记忆，凭印象，而记忆，我的所有只是零零星星，而且很可能张冠李戴，阴错阳差；印象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求人人都首肯当然很难。所有这些缺点，我没有弥补之力，所以只能算作姑妄言之。因为是姑妄言之，所以又只能期望有雅量的诸君姑妄听之了。

198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