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小时候，家后面就住着一个精神病人。他与他的老母亲相依为命，没有人管他，也没有人敢接近他。谁家的小孩子不听话，闹腾，那大人就总要吓唬：“神经病要来啦！”“神经病要捉你走啦！”小孩子听了，就免不了要害怕——尽管那精神病人仿佛从未伤害过谁的。上初中后，也有同学住的地方离精神病院很近。同学之间玩笑起来，他们就笑嘻嘻说：“他家在何家桥哩！”
何家桥是精神病院的所在地。那听的人就发火，总要挥着拳头上去讨个公正。至少，也是要声色俱厉地回驳：“你才住何家桥！你全家都住何家桥！”
——我也跟着笑。有时候被人欺侮了，随口也会骂一句：“神经病！”
好了，现在我也是个“神经病”了。
多年过去，仍不会忘记的是那一片白色。我死去的灵魂，奄奄一息的肉体，与许多千疮百孔的生命一样，都融化于这一片纯白之中。我们好似来路各异的食材被放在同一口锅里，慢慢地炮制。谁也不知道最终会煎熬出怎样的滋味。
墙壁、被单、器具，都清一色的白。穿白衣的医生与护士在其中穿梭，白色的纱布和棉球默默覆盖所有因果。你以为这里惯见的当是浓墨重彩的冲突，撕心裂肺的疼痛，鲜血淋漓的创口，还有更多生离死别，人情交错……但不是的。大多数时间里，它是这样洁白静谧的。
也唯有无上洁净的白，可对抗这一切了。如橡皮擦过的白纸，新建空白的文档，大雪覆盖的战场。《红楼梦》里说得最好：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我拿自己的手在白茫茫的墙壁上摸索。缓慢而不厌其烦，每一个细胞引发的触觉都不肯放过。只有这样才能验明自己的存在。才能确定，自己还活着。
精神科的住院分为两种：开放式与封闭式。有些医院统一封闭管理，与世隔绝，外来人员需得经过申请检查才能进入。但更多的是基于病情划分——有显著自杀倾向的、于公共秩序有所干扰妨害的，会被放到封闭式病房里去。剩下住在开放式病房的，即与普通住院无太大不同。
我所在的医院仿佛并不怎么高兴动用封闭式病房。重症病人亦被一视同仁，混杂在开放式的楼栋里。只有当真大动干戈，闹出什么性命攸关的事件来，才会被齐心协力拖走。
这是一种危险。但这亦是一种不计代价的信任。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
于是我站在走廊上，看见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回回地出入。有穿病号服的，有不穿病号服的；有妙龄少女，有垂垂老妪。有人在读报，有人在铰指甲，有人在拿着手机听音乐……到处都是人间烟火。我们齐齐站着，或许都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我也不是什么病人，不过换了一处宿舍罢了。
可病人终究是病人。任凭怎样的信任与自由，亦无法抹杀这一点。深不见底的白色与戒备森严的铁门是再明确不过的注解。我还没能学会坐下，新的白衣人已开始新一轮的声明与提问：你被鉴定为一个精神障碍患者。你来住院。因此你要服从安排，你的家属与陪同人员需要签署文件以担负责任。为了确保你的康复，我们必须获得你的真实信息。即使这可能涉及隐私部分。包括但不限于年龄、血型、过敏史、性生活史、初潮时间……
他一气读完所有内容，表情与语调叫我怀疑他是一个机器人。可那又怎样呢？纵使一个毫无情感但逻辑健全的机器人，也好过一个丧失思考能力不能自理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是施救者，是解决问题并制定规则的人。而我是病人。
病人需要被控制。需要配合、服从。一定情况下被强制拘束。这都是为了病人自己的健康，为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全。
我在白茫茫的病房里坐到天黑。人叫我站起来，我就站起来。叫我坐下，我就坐下。牵我的手，带我去吃饭，我就静止僵硬，无力动弹。他们就又来搀扶我，摩挲我的背，好言相劝……你或许难以想见，我的脑海里，视野里，只有一片茫茫的深不可测的白，像荒原里凝固的一片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那力图帮助我的人在外围反复进击、铲除，能攻占的地域却仍非常有限。
入夜了，护士前来发药。许多单颗白色药丸装在小小塑料杯里，递到我手里来。她盯着我：“吃吧。我要看着你吃掉。”
我不想吃药。
可怎么能反抗呢？有什么资格反抗呢？我是病人。我是给人造成麻烦的那一个。为了维持我的生命，占用着不必要的种种资源。我的罪孽深重……
罪孽深重的人哆哆嗦嗦抬起手，把药吃掉。我的动作太慢。我很想和立刻转身走开的她道歉。
香樟君从学校把笔记本电脑取了来。他和父亲从此轮流陪护我过夜。见我吃了药，他就说：“好啦，你去洗澡，然后我们一起看动画片。你一个人走得动吗？”
我不答他。我是想回答的，可嘴里说不出话。很长一段时间了，在我还有基础的思考能力的时候，我就已经说不出话。纵有满腔言语，情绪激荡，双唇却被粘合封锁。只能拿起手机来敲字，或颤巍巍写在纸上。后来连笔也握不住了。入院前最后一次吃饭，连筷子也握不住。学校门口的寻常小餐馆里人声鼎沸，空气中弥漫笑语与油烟。四十出头的我的父亲，二十出头的我的男友。在他们既往的人生经历中均从未见过我这样的人。两个男人吞咽咀嚼着各自的沉默。我的室友，鸿雁，那心性柔软的女孩，就坐在旁边无声地哭。
香樟君搀扶着我，我们沿着走廊慢慢往浴室走去。我生病这一年，家里已没有钱很久了。有独立卫浴的病房父亲是舍不得叫我住的。他自己呢，若不来医院陪床，就在男生宿舍睡空余床位。终于有一天被宿舍管理员拦住，要赶他走。
“我女儿生病了……”他如是这般与管理员解释着。
与我同病房的大姐似乎比我们更穷。医院的盒饭是从来舍不得买的，她的母亲陪护她，日日到了饭点，就从床下摸出两罐腌渍小菜来，与她一起啃馒头。她们吃饭的样子叫我想起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不言不语的动态画面仿佛默片推进，看去更有一种庄稼人特有的扎实与顺从。住院的开支明细定期发下来，她们就一起凑着头仔细看。看很久，再对折好，添入既往厚厚一沓单据中，单据们以一小条粗布包裹，被小心翼翼地压在行李包的最下面。
香樟君扶着我往浴室走。
很晚了。白日里来往的众人都不见了，走廊的地面仅有我们游动的倒影。尽头一面上了铁栏的大窗，月光交织树影，在那后面流淌闪烁。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我只记得这两句了。那后面呢？后面是什么？
热水自莲蓬头喷出，浴室里很快蒸腾起细细的雾气。香樟君说，手机你留着。有事就打给我。
能有什么事呢？不过是洗澡罢了。我站在水下呆呆地冲着。然而热气很快将我熏得迷离起来，困意仿似水滴，沿着发丝缓缓流入眼中。我挣扎着，裹起衣服匆匆往外走。这些日子我已习惯类似的挣扎了。我的脚步是虚浮的。我的影子，我看到的那月迷树影，都愈加波光粼粼了。病房里，香樟君已打开电脑，他抬起头来紧张地看我。
“怎么了？”
我摇摇头，一头栽倒在床上。我的头发还是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