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啤酒的兴起

文/ Mark Wilson

运动员们迷上了Sufferfest和其他新型“功能性啤酒”。

米尔娜·瓦莱里奥（Mirna Valerio）自认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啤酒的人。作为一名极限跑者，她更喜欢干红葡萄酒。但偶尔，她也会犯啤酒瘾，尤其是在野外奔跑一天之后。比如，今年夏天，瓦莱里奥参加了Broken Arrow Skyrace比赛，其中包括加州内华达山脉26公里的笔直上坡路，在“雪地里跋涉和攀登岩石”，她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到达终点的那一刻，庆祝是必须的。

所幸，在终点等待大约3,000名参赛者的，是早已准备好的冰镇“好料”：Sufferfest生产的淡啤酒。这款淡啤酒让瓦莱里奥如逢甘霖，纪念了这非凡的一刻，同时又不会对接下来的训练造成影响——她将在几天后参加跨越太平洋西北哥伦比亚河谷50公里的冲刺赛。

多年来，啤酒和跑步一直是“最佳拍档”：马拉松比赛通常会为选手分发可以在终点线兑换啤酒的票券；跑步俱乐部通常在艰苦跋涉后相聚于酒吧；当地小啤酒厂更是经常在终点线推销新研发的印度淡啤酒。但Sufferfest从中脱颖而出，该品牌的创始人来自于跑步圈子，真正解决了跑步者的需求。

Sufferfest是2016年在旧金山创办的品牌，创办者凯特琳·兰德斯伯格（Caitlin Landesberg）是一位越野跑者，其目的是生产出一款能为经过地狱训练——通常叫做“sufferfest”，即受难狂欢——之后的跑步者们提供帮助的啤酒。比如，该品牌的FKT（fastest known time的缩写，即已知最快时间）淡啤酒酒精浓度为5.5%，谷蛋白含量低——这是Sufferfest所有啤酒的共性——并用黑加仑和盐酿造，满足了跑步者们完成挑战之后所需要的电解质和糖分。另一款Repeat则是用蜂花粉酿造、酒精浓度为3.5%的科隆啤酒，据说有助于肌肉的恢复。

这家新兴酒厂找到了趋之若鹜的客户。公司从一个自销的小作坊快速发展成拥有13名员工的酒厂，2018年卖出了3,000桶啤酒（公司未披露收入）。这个发展轨迹引起了老牌精酿啤酒制造商Sierra Nevada的注意，今年早些时候，Sierra Nevada以未公布的数字收购了Sufferfest。Sierra Nevada拥有巨大的销售和生产网络，该公司每年生产100万桶啤酒并销往全美各地，在其加持之下，Sufferfest有望迎来一个稳健发展的未来。

此次交易对Sierra Nevada也是百利而无一害。历经多年的增长之后，精酿啤酒的销售量正逐步放慢，Sierra Nevada也不例外。与此同时，人们对Sufferfest等“功能性”啤酒的兴趣正不断上升，尤其是考虑到价值高达4.2万亿美元的健康产业正在持续扩张——该产业囊括了从绿色果汁到瑜伽，从动感单车健身房SoulCycle到生活方式网站Goop销售的水晶性用品等与健康相关的各方各面。既然“健康”是必须时刻保持的状态，那也就不需要一瓶啤酒或一杯酒来缓解一天的疲劳了。所以，康普茶和苏打水流行了起来，另外还有Dogfish Head、Harpoon Brewery等酒厂推出的低浓度“功能性”精酿啤酒。

之所以创办Sufferfest，是因为兰德斯伯格尤其享受跨越终点线后与他人共饮啤酒的那一刻，她称之为“庆功酒之上的情谊”。被诊断出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之后，兰德斯伯格发现减少谷蛋白的摄入有助于缓解症状，于是逐渐戒掉了锻炼后喝啤酒的习惯。但她又特别想念那种感觉，所以，她决定创造出一款自己可以放心喝的啤酒。她报名参加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啤酒制造课程，每次都要开一个半小时的车到学校上课。“看看啤酒的配方，有谷物、麦芽和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运动员都渴望啤酒了，”兰德斯伯格说，“它就像一根可以喝的能量棒，而且还有快感！”

在戴维斯分校，她试验了去除谷蛋白的酿造方法，加入如蜂王粉（高蛋白，且具有消炎作用）和海盐（可补充电解质）等其他成分，并与朋友一起测试。作为Strava——该公司的健康追踪应用让跑步者、自行车手和其他运动员能互相交流——的营销总监，她还找到了另一个焦点小组。“突然之间，全国各地的健身爱好者喝过我的私酿都说想买。”她说。那是2015年。到了2016年，她离开了Strava，正式创办起Sufferfest。

由于可以利用Sierra Nevada的生产设施和销售网络，9月份起，Sufferfest在除了加州和科罗拉多之外的其他州上市销售。不过，Sufferfest正努力保持其在运动市场的位置：不久前，Sufferfest与运动服装公司Outdoor Voices创办了一个慢跑者俱乐部，携手户外运动品牌REI联合主办了一场10公里的越野赛，并成为加州年度大苏尔马拉松（Big Sur Marathon）官方指定的啤酒。

迈克·乔吉：被编剧耽误的工程师

文/ Mark Wilson

随着《硅谷》接近尾声，这部热门剧集背后的恶搞大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成就进行反思。

编剧、导演兼制片人迈克·乔吉（Mike Judge）拥有一种天赋，能把近乎人类学研究的理解方式注入他笔下的主人公，从《瘪四与大头蛋》（Beavis and Butt-Head）里的空虚少年，到《上班一条虫》（Office Space）里心生不满的办公室员工，再到《一家之主》（King of the Hill）里自豪的德克萨斯人。《硅谷》（Silicon Valley）在HBO电视台迎来了第六季，也是最后一季。在这部剧集里，乔吉把目光转向了20多岁的初创公司工程师，他们在大型科技公司创造世界的自恋潮流里摸索方向。乔吉本人也曾是一名工程师，但不知何故，他发现现实中的硅谷人（尽管犯过错误，但）都相当正派。

《硅谷》第5季以乐观的基调结束，创业突然迎来成功，剧中主角走进一间又大又漂亮的新办公室。多年来，你一直让观众看着这支团队遭受连击，为什么你决定以这种方式结束这一季呢？ 最近我去一家咖啡店，咖啡师认出了我信用卡上的名字，问我《硅谷》完结了，我打算做什么。我说：“没，还有一季。”我想是因为上一季太正面了，他以为那就是结局。整天折磨这些角色，我们有点腻了。他们很有意思，失败了，你会忍不住关心他们。但现在接近尾声，我们想，不如试试让他们上一个台阶。

最初是什么吸引你把硅谷作为恶搞的话题？我的兴趣始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几个月，当时，数字娱乐公司疯狂签动画协议。像Icebox和Z.com这样的公司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都有点失去理智了。我去参加这些会议，大家说：“两年后，电视将不复存在。”作为一名前工程师，连我都知道，从技术上来讲，他们讨论的东西都是非常遥远的。我看到这一切是多么荒谬，就想做点什么。只是过了很久才抽出时间来。

2012年，我们开始写试播集，我以为可能已经太迟了。那时我常说，我从没见过有人描写程序员真实的样子。然后我看了《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讲Facebook那部电影。还有电影《初始者》（Primer），里面的工程师看起来像真正的工程师。但我们开始做这部剧时，科技界也开始迅猛发展，更多地出现在了新闻和公众意识中，所以时机很好。

你开始写这部剧的时候，公众对硅谷的看法仍然非常积极。肯定。过去两年里，这种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Facebook的剑桥分析事件是一个转折点，但在此之前，公众已经有点厌倦了硅谷人不停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他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硅谷的某些特质常常让我觉得他们在胡扯。但那里也有很多善良、好心的人。在华尔街的世界里，大家的目的是赚钱，这是十足纯粹的资本主义。硅谷有对技术真正感兴趣的人，所以有点不一样。虽然我经常取笑硅谷，但比起纯粹的华尔街人士，我更喜欢它的个性。但是，当你看到这些体面正派的人相信他们的技术会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又不太与人类接触时，你可能会感到沮丧。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技术都是由不喜社交的人设计的。

在第5季某一集里，主角将互联网比作“一只让人上瘾的寄生虫”。这是否代表了你的观点？ 是啊，但我无时无刻不在上网。我上瘾了。我没有答案：科技的影响有好有坏。以YouTube为例，我制作第一部动画短片时，用16毫米的相机拍摄，并用秒表计时对口型。我花了很长时间一帧一帧做成动画，但是口型完美同步。现在它上了YouTube，全世界都能看到，音画完全不同步，我还没法关了它。我特别恼火。但我自己还是天天用YouTube。有时，我想起一段70年代的广告，想确定是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我就可以立刻找到答案。所以，即使我有权关闭YouTube，我可能不会这么做。

真实的硅谷发生的事情令人担忧，此时是不是很难让这部剧保持有趣？ 现在发生的事情有点可怕，我们在剧中也谈到了：为了便利，我们放弃了很多自由和获取数据的权利。我们试着找到其中的笑点，但不去轻视任何严肃的话题。此外，让角色转换方向，试图抵抗真实世界的现状，比如在剑桥分析事件爆发之前，他们的公司转向了点对点互联网，也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时机，可以站出来反对这些事情，我们在最后一季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希望这部剧能真实地展现这些技术如何影响世界、影响开发它们的人。与此同时，我们想支持剧里的主角。我喜欢他们，但我不希望看到他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却没有意识到。

关于现实中的产品和趋势，《硅谷》里经常出现神预言，你最喜欢哪个例子？ 在我们2013年3月拍摄的试播集中，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应用，叫做“Nip Alert”。正式进入连续剧阶段，还在编剧的时候，我们参加了TechCrunch Disrupt创新峰会的黑客马拉松活动，当时它就像一场高中科学展览会，但耗资数十亿美元。几个很无赖的澳大利亚程序员做了一个叫“Titstare”的东西。当时人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科技行业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所以这款应用成了新闻。第二年3月，我们的节目播出时，观众说：“哦，你是从Titstare那里得的灵感。”

早些时候，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曾与你联系，讨论过这部剧。你是否一直在与业内人士对话？ 是的。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和罗杰·麦克纳米（Roger McNamee）给了我一些想法。Snapchat创始人兼CEO埃文·斯皮格尔（Evan Spiegel）常给我们讲故事。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些很好的素材，还有Dropbox的德鲁·休斯顿（Drew Houston）和文克莱沃斯（Winklevoss）双胞胎兄弟。还有一些人要求匿名。有一位来自Facebook的女士，不是名人，她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故事，还有一位来自Dropbox。她们俩帮了很大忙。

从科技亿万富翁那里获取故事建议是什么感觉？ 这些都是非常聪明的人，有好的想法。我们经常参加晚宴，嘉宾包括我、《硅谷》执行制片人亚历克·伯格（Alec Berg）、其他几位制片人以及四五位亿万富翁。上一次，我们去了西雅图，见到了比尔·盖茨。

他们明白你是在开他们玩笑吗？ 大部分人很有幽默感，擅长自嘲。就好比《摇滚万岁》（Spinal Tap）。我看这部电影时，以为重金属乐队会讨厌它，但他们很喜欢。他们知道自己所属群体被取笑，但他们永远认为你在取笑其他人。几乎我们遇到的每一家公司都说，你们恶搞“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个梗很棒。接着他们会说，现在我们要向你们展示我们是如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

你家里有特斯拉吗？ 有，但它的缺点和优点都很多。比如没有必要让把手弹出。我的把手已经坏了两次了，我不得不从副驾驶的位置上车，或者把钥匙塞进去才能把它拔出来。但是不用去加油站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