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和处死“应该受到惩罚的罪人”

除了将瘟疫归咎于人的罪行外，鞭笞者们还鼓励他们的基督徒去寻找更为明显的罪人：犹太人。他们被指控在井水中投毒，因而人们一有机会便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在历史上，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到处发生，这个过程通常由疯狂的牧师开始，例如，巴塞尔市民就曾经投票决定杀死所有的犹太人，捣毁他们的家，将他们放逐200年。在德国美因茨，1.2万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1.6万名犹太人被谋杀，这种有组织的杀戮，到了1940年纳粹征服欧洲后又再次出现。

这只浑身流脓的瘟疫巨兽，像一具绞肉机，成批地生产着尸体。某些动物是病毒发生突变的高效孵化器，它们可以同时感染多种瘟疫病毒，这些病毒相互交换遗传密码，进行新的组合，结果就产生了突变。病毒是非常原始的生物，它们复制遗传基因的机制也很原始，这个机制经常出错，一般情况下会造成某种缺陷，使病毒无法存活。但是，突变也可能增强病毒的杀伤力，扼杀更多人类生命。

对欧洲犹太人错误的复仇狂欢，是人们面临不可想象的恐怖时理性与社会秩序崩溃的集中表现。历史学家阿诺·卡伦写道：“灾难时期的编年史与日记仍在挑战着人的想象力。婴儿吮着他们死去的母亲的乳房，孤独的幸存者穿着长袍戴着珠宝，在空洞洞的领地中无目的地游荡，在街上赤裸地狂欢。幽灵载满尸体在海上漂浮。”

每当瘟疫发生时，西方人便祈祷神的保护，希望神能将瘟神阻挡在家门之外，至于别人的死活，就不那么重要了。西方人的迷信也染上了极强的自私观念，这也是西方人心灵深处的遗传基因，并严重影响了医疗的进步。

瘟疫是上天加诸人类的惩罚，没有什么能够或应该阻止瘟疫的发生。人类只能坐以待毙。这是宗教观念导致的顺从宿命。

瘟疫拉大了不同宗教观念间的差异。比较偏执的宗教预言家说，每一个死于瘟疫的都是殉道者（于是也是圣恩的领受者），而瘟疫是“上帝加诸人们的惩罚，但他会给予执信者以一些仁慈”。预言者的话是偏执宗教传统的一个有力部分，清楚地说明了没有什么能够或应该阻止瘟疫的发生。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评论中世纪的偏执宗教狂时说，那时的人们坚决反对任何逃避上帝意愿的努力，这出色地表现在法国诺曼底公国的国王对平民使者各项请求的反应上……那使者请求准许他迁居，因为在他的家中爆发了瘟疫，国王回答他：“灾难不也在我的宫殿中爆发了吗，我还没有想过搬家呢！”国王以强硬的鄙视态度对待平民的保健措施，因此也使自己蒙受了比他们的平民邻居更大的损失。

在巴尔干半岛，理性主义的基督徒开始有了比较合理的希望，他们最初对穆斯林的抛弃是在1821年的希腊，但在那时之后，巴尔干的历史便开始因为他们企图打破伊斯兰的统治而陷入一片混乱。

群居生活推动了人类的破坏力，无情地摧毁了阻隔疾病的生态屏障，使病毒更容易跨越物种界限。

在中国，瘟疫的不断爆发还促进了宿命论佛教在那里的传播；但在日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来自韩国的佛教传教士却促进了一种严重的流行病——也许是天花，它是在公元552年随传教士流入日本的。佛教和基督教一样，都教导人们说，死亡是从悲惨的尘世中获得解脱，因而，这两种宗教都将不可控制的致命瘟疫的随机性、不公正和莫名其妙，纳入一个可理解的格局中。

上帝以凡人所不可理解的神秘方式运行，但基督徒至少能感觉到痛苦。一方面，这是对罪的惩罚，另一方面，是一种祝福的解脱。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在公元251年摧毁他的城市的一场瘟疫后写道：“这种必死性对犹太人、异教徒和基督的敌人是一种灾难；对于上帝的仆人它是有益的分离……正直者被唤去更新，邪恶者被带去受苦；更快地给予诚信者以护佑；惩罚加诸不信者。”

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瘟疫中的人们，这种简单的信念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当14世纪“大死亡”最终结束时，欧洲社会没有崩溃到无政府状态。

中国民间美术作品。表现了中原地带瘟疫流行时的恐慌和混乱。最大的恐惧来自瘟疫的传染性。任何经历过瘟疫的人的大脑中都会有恐惧的记忆和相应的激烈反应机制。像所有情感一样，恐惧是同时作用于身体和灵魂的，恐惧记忆有时会改变一个种族的特性和习惯。在面对瘟疫这个无形的捕杀者时，人类会作出许多有违人性的激烈选择。

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一书中强调：“鼠疫是怎么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很明显，这不是一种常态的生活。身临其境的人会产生非常态情感，它造成的心理伤害才是最恐惧的后果。即使王公贵胄也无力抵抗瘟疫的袭击，他们地等待死神。雅典城在瘟疫横行的高峰时期，失去了宗教和道德的控制力量，陷入了历史上罕见的纵欲和享乐之中，一方面是不断倒下的尸体，一方面是肉体的疯狂，形成了一种变态的末日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