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六通
“三通”，是大家熟知的重要的史书。“三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有人在“三通”以外，加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叫做“四通”。还有人要再加上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叫做“五通”。我的意思认为，可以提出“六通”来，就是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再加上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六通”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可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在50年代，我曾把这个意思跟同志们谈过，现在觉得这个看法还符合事实。但“三通”和《通鉴》卷数多，《史通》的典故多，《文史通义》的创见多而文字简奥。这六种书读起来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对于史学史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功夫是少不了的。
《史通》一向受到盛誉。近年还有人认为这是一部理论性的著作。《史通》在史学史上有它的贡献，但这样的推许不尽恰当。从《史通》全书而论，主要讲作史的体裁和体例。《内篇》十卷中，前四卷讲史家各体和主要的史例；第五、第六两卷讲的是采撰；第七、第八两卷讲的是鉴识；卷九、卷十是杂论。刘知幾的著名的“才、学、识”的说法，没有明文见于《史通》，但在《史通》各篇中，是得到阐述的。从这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如何写历史书，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史通》论述的主要对象是纪传体和编年体，而纪传体是更主要的对象。从写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史书到对它们进行系统的阐述，这是对史学工作的总结，是对史学工作本身的自我批判，这在学术的发展上是很有意义的。《史通》长期被称赞是有原因的。但刘知幾的兴趣基本上是在技术方面，他也有一些进步的思想，但没有得到发挥，没有提到理论的高度。
在纪传体的史书中，刘知幾主张增设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他论述设置方物志的理由说：“自汉氏拓境，无国不宾，则有邛竹传节，
酱流味，大宛献其善马，条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晋，迄于周隋，咸亦遐迩来王，任土作贡，异物归于计吏，奇名显于职方。”他说的这些方物，都是汉代的事情，有的是从中国传到域外的，有的是从域外传到中国的。隋唐两代中外交通大大超过两汉。刘知幾这个主张是当时具体情况的反映，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家的见识。
我国的封建统治一向以高门大族为重要的支柱。司马迁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他为《史记》立三十世家，也就是这个意思。顾炎武在《裴村记》中说：“自治道愈下而国无强宗。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无立国，是以内溃外畔而卒至于亡。”他认为，宗法之存，“所以扶人纪而张国势”。他这个论点，对于理解中国封建制度还是相当重要的。历代的高门大族，在不同时期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在唐代也还延续。顾炎武说：“盖近古氏族之盛，莫过于唐，而河中为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闻喜之裴，皆历任数百年，冠裳不绝。”顾炎武的话，当有根据。刘知幾主张在国史中写氏族志，当也包含唐史在内。这也是改造旧史体例的很重要的一个倡议，也是反映当时的历史情况的。至于他倡议写都邑志，这也跟唐代长安的繁盛有关系。中国封建社会的都邑，其最大的特点，不在于它是消费的都市或生产的都市，而在于它是最大的封建堡垒和封建统治力量强弱的缩影。写《都邑志》也是一个很好的创议。“三志”的倡议，后来在《通志》中有所体现，但在别的纪传体史书中，是一直没有认真采用的。
《史通》的“通”，可以说主要是史书体例的“通”，史书编写形式上的“通”。
杜佑的《通典》是一部关于典制的通史巨著。全书共分九门，二百卷。他的自序说：“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徵诸人事，将施有政。”这样一部大书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指导下撰述的，九个门类的先后次序按照他所认为政治上的本末、先后、缓急来安排的。全书的结构很有逻辑性，这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构成，和对社会结构的看法。这书内容的丰富，是隋唐史学的顶点。杜佑的时代，是唐代社会日趋变乱的时代，好多制度发生了动摇。其中，有不少东西面临着改革。在这个时期，总结历史上各个时代制度上的沿革，是时代的要求。《通典》就是在适应这样一个要求下出世的。李翰为《通典》作序说：“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这话未免有点夸张，但也可以说明这书在当时人心目中的份量。杜佑把李翰的序放在卷首，也可见杜佑的自我期许。
魏晋以来的士大夫，在文化生活上，一方面表现为酒、药和清谈，一方面表现为谱学的盛行，还有一个方面，是礼学的讲习。杜氏是唐代著名的大族。《通典》二百卷中，关于礼的有一百卷之多，这也反映这一地主阶层的思想感情。
宋代是历史著作大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史学，我的初步意见认为，历史理论不发达，比较显著发达的，是历史文献方面的工作，和宣扬封建伦理思想的著作。司马光说《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在史料的保存，史料的取舍和一些议论上，《通鉴》都有所贡献，但指导思想是“资治”二字。“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标准，就是要看它是否能够“资治”。所谓“善”“恶”也就是要拿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
“通鉴”在史学史上影响很大，至少发展成三个流派。一个流派，是写《通鉴》续编，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个流派，是改变成为纪事本末体，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等等。又一个流派，是纲目体。自朱熹署名的《资治通鉴纲目》以后，相继问世的同类的书相当地多。这类书因受到当局的提倡和篇幅较少，获得的读者比别的史书要多得多。这是流行最广泛的史书，也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最卖力的史书。这是讲宋代史学应该注意的问题。
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主要是关于历史文献方面的汇辑工作。郑樵很重视“会通”。“会通”的意义从《通志》看来，大概是包括两点，一点是讲类例，又一点是讲“贯通”，他的《二十略》是得到好评的。其中《艺文》《校雠》《图谱》《金石》四略，是应用类例的方法得到更多成功的。所谓“贯通”是指历代史事记载的前后连续。他说：“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这就是他所说的“贯通”。实际上，如要求严格一点，这只是史事的排比，不一定就能贯通。《通志》中大量的部分是纪传，就是打算用贯通的方法来写的。尽管在个别篇章上，对于旧史的取舍有点见解，但总的看来，很难说对于“贯通”做到了什么程度。这比着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看来还有相当的距离。
过去的学者对于《通志》的评价分歧很大。不少人说它写得疏漏。章学诚特别推崇它，认为郑樵的著作有别识心裁，成就很大，后人对于郑樵的批评都是小节，好象是讥讽韩信、彭越不能象邹鲁先生踱方步，伏孔巨儒不善作雕虫篆刻。章学诚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若其事实之失据，去取之未当，议论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后，未经古人论定，或当日所据石室金匮之藏及《世本》《谍记》《楚汉春秋》之属，不尽亡佚，后之溺文辞而泥考据者，相与锱铢而校尺寸以绳，不知更作如何掊击也。今之议郑樵者，何以异是。”我们评论古人的著作，要观其大体，要从主要的方面看它是否有成就，但也不必隐瞒它的缺点。如果专挑小毛病，不能观其大体，是错误的。章学诚评《通志》站得高，能从大处落墨。但也不能因此就不让人家说《通志》的毛病。章学诚拿《通志》同《史记》相比，也不妥当。
《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一部更大规模的关于典章制度的通史。它搜罗的材料相当丰富，也有一些好的议论。对于各种制度的变革，它也往往能看到或触及到一些线索。对于我们研究宋末以前的各种制度及有关议论，是一部有用的书。但这书的写作旨趣跟《通典》大不相同。《通考·总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纪之书，信而有徵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以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这是马端临对于《文献通考》命名的意义和取舍标准的说明。他的兴趣在于文献考征方面。《总序》又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这段话也显然可见马端临的兴趣在知识性方面，是在历代典章制度的了解方面。这跟《通典》要“将施有政”是不同的。在书的体例上，《通考》基本上继承了《通典》，但在指导思想上，这两部书走的不是一条路子。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书名取之孔子。《孟子》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记孔子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从认识的层次说，这段话可以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事，这是历史的客观主体。二是文，这是用文字写成的历史记载。三是义，这可以说是事之义，也可以说是文之义，孔子的原话没有说清楚。按照汉儒的说法，“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所说的义，应该包含事之义，也包含文之义。章学诚的书取名《文史通义》表明他研究的对象不是史事，而是史文之义。这就是说，他通过史文的研究而达到知义的目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研究不在于历史的本身，而在于史学。从认识上说，他这部书比着《通典》等书，都要高一个层次。同《史通》可以说是在一个共同层次，而在这个层次中，《文史通义》比着《史通》，也还是要高一些的。
章学诚所处的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老的时期。我所说的衰老时期是指明清时期。我近来喜欢用“衰老”来形容这个时期。我觉得，说“衰老”比“衰落”、“解体”，似乎更恰当些。尽管这个时期衰老了，但它还有生命力。在一定范围内，这种生命力的能量有时还相当大，有时还相当顽固。在这个历史时期，新的力量在潜伏、在萌芽，但在旧的势力压制下，很不容易得到生长。这是封建制度桎梏新生命的时期，是死的抓住活的时期。这个看法可能是符合事实的，因而我们可以比较方便地解释在史学方面的复杂现象。在明清之际，出现了进步的社会思想、史学思想。但在有进步思想的历史家身上，又有许多陈旧的东西。这个时期的大思想家、大历史家，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顾祖禹、唐甄等人，都难免有这种情况。当然，我们评价这些人，主要是肯定他们的光辉成就。跟他们同时，也有陈腐的历史观点的流行。此后，考据学盛行，从经学上的考据逐渐转入子史上的考据。这些考据家们的成绩各不相同，应该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但在他们里边，相当多的人都局限于名物训诂的研究，视野比较狭小。他们有继承清初学者的一个方面，但如拿“经世致用”作为标准来说，他们跟顾炎武等人是有很大区别的，以上所说不同的情况，正是这个时期的社会问题在意识上之不同方面的反映。从历史发展上看，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是可以理解的。章学诚的史学，是考据学派的对立面，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想的继续。不过，在表现形式上是隐晦曲折的，他没有直接接触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谈论基本不出学术文化的范围。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的著名论断。有的人把这一论断推崇得很高，好象这一下子就把经跟史的地位拉平了。有的人则考据出来这个论断不始于章学诚。有人说，这个论断在明朝已经有了，有的说在宋朝已经有了，有的还上推到朱熹那里。我看对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考察谁先说、谁后说，但不存在发明权问题。章学诚的这个论断，是从史料的角度上，是从某些史书体裁的来源上说的，可他也并没有因此而剥夺了六经的神圣的灵光。这个论断在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上占有什么地位，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章学诚重视别识心裁，重视通史，重视记注与撰述的区别，提出了关于方志和校雠的看法。对于这些问题，不少同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还可以再系统地研究下去。我近来重读《文史通义》，对于《史德》和《文德》两篇很感兴趣。《史德》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这一段话简单地说，就是要有史德，不要歪曲史实，不要在记载的时候掺杂私人的感情和偏见。“史德”这两个字提得好。刘知幾在说到“才、学、识”的时候，也涉及到“史德”的一点意思，但他没有能够明显地把问题提出来。章学诚提出了问题，还专门写出了文章，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章学诚所谓“天人之际”，实际上指的是史学工作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天”是指客观的历史，“人”指的是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表述。“天人之际”四个字，既把天和人区别开来，又把天和人联系起来。这是史学史上的光辉思想。实际上，“尽其天”是不能完全做到的，但可以逐步地接近这一点。“不益以人”，在科学工作上，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说不要对于天加枝添叶，那是可以的。如果说要认识天，不管是在多大程度上，总离不开人的加工。章学诚说“虽未能至”似乎也朦胧地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不必苛求古人。《文德》提出来“必敬以恕”的论断。“敬”的含意，有它理学上的传统。所谓“涵养需用敬”是理学家在修养上的重大项目。章学诚把“敬”字用在这里，同《史德》篇所论“天人之际”，意义是相同的。“敬”，就是不夹杂个人的私念。所谓“恕”，就是要设身处地地替古人想想。这比一般所谓“知人论世”，还要更具体些。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要结合一些历史条件。《文史通义》这部书有好多有意思的见解，是值得发掘的。
我有一个想法，“四史六通”可以合出一部丛书。有的书应该加上新注，有的书可以用适当的形式表示它们互相因袭的地方。这个工程相当大，需要有领导的、有组织的长期规划。
刘雪英笔录1983,10,7
（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