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谈起

简短的寒暄之后，谈话转入正题。王先生首先讲的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有关问题。

从古至今，特别是近代以前，中国的史学十分发达，在世界上占有显著地位。中国史学的成就是很大的，特别是在记述史学方面成就更引人注目。但中国史学也有局限，主要表现在缺乏具有恢宏的架构、严谨而系统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缺乏逻辑严密、结构宏大、系统而完整的理论著作。

中国史学最早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表明了一种规范式的史学模式：记言和记事。中国的历史著作，无论什么体裁，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等，主要记的是言和事这两方面的内容。虽然，中国史学也涉及“道”和“器”、“理”和“事”等概念，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也有概括性的论断，也时时表示自己的见解，但是，史家著史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如同顾炎武所概括总结的那样，“于序事中寓论断”，通过记事以明理。顾炎武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写史形式。

如果用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任何事情的利和弊、对任何事情的“见”与“蔽”，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这方面是利、是“见”，在另一方面就可能是弊、是“蔽”。过分强调了“于序事中寓论断法”，就会把历史观点、史学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消解于对史实的叙述中去了。虽然在史事的叙述过程中不时会有思想性或观点性的东西的表露，甚或还有意表露得十分隐讳，让读者去领会、体察作者的真实意图，但是少有专门下功夫去研究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著作，没有形成体系，而是把它们溶解于历史事实中了。总起来看，散见于各处的历史思想是非常丰富、非常卓越的，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使之缺乏一种成体系的历史理论或史学理论。

分析起来这是有原因的，中国古代有一种很受推崇的观点：“天下惟器”，“尽器则道在其中矣。”（王夫之语）这种道在器中或理在事中的哲学观点，直到今天仍被极端推崇。严格地说，如果机械地遵守道不离器、理不离事，把道、器、理、事的关系绝对化，那么，意识形态就没有相对独立性可言了。举例来说，如果绝对化地理解这种道器、理事关系，那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不可能。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个人的思想汇入社会和历史中，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并不会因为这个人本身的消失而消亡。孔子本人早已不存在了，他的思想却不会随之不复存在，后人可以从他思想的载体中探讨他的思想。这样，道和理可以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也可以成为一种理论体系。

中国古人强调经世致用、学以致用，这是对的。但这里的“用”字，不可狭隘地理解，如果太强调用，就会走上歧途。“文革”中讲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见影”，要“对号入座”，这就是对“用”字的狭隘理解的明显例子。在历史研究中，中国古人强调史学的借鉴作用和“资治”功能的一面，只注重历史经验为政治的利用、为君主的借鉴。却不太重视探讨历史运动的本源。要达到借鉴的目的，从历史上举例以明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本体论、方法论的探讨。

要说明这个问题，可以举三部史书为例。《史记》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名著，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很明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自己认为他的书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的，后人也认为《史记》是典型的“圆而神”的著作。但司马迁并非从中总结出系统的理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和看法的。但他也是在叙述史事的过程中发表议论，就史事来讲他的思想观点。他的历史思想虽然很精彩、丰富，却仍未构建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尽器则道在其中”在史学著作上的反映。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史学理论方面内容丰富，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最高水平。但这部著作依然是因题命篇、分纂而成。他的思想和观点还散见于其他著述和一些书信之中。如果想要了解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整体内容，仍需现代人为其勾勒、总结，他本人并未把他的史学思想作有体系地总结和阐述。

以上是三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丰富的著作，它们尚且如此，其他史书就不必多说了。中国史学有很大成就，其局限也一直存在。对此，我们应该有系统地研究古人的思想，由我们为他们总结。中国古人具有很高的智慧，不少论断和观点今人看了仍然惊叹不已，但是没有构建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的历史理论，则是一个明显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