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取得民族史研究的突破
我们请王教授就当前史学工作谈谈宝贵意见，王教授谦虚地说：这个题目很大，我只能就接触较多的有关民族史方面谈点想法。
民族史研究在建国以来是受到重视的，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近年来，各地有更多的学者发表论著，更是很好的现象。我以为，当前要取得民族史研究的突破，必须通过认真总结经验，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我国建国后在民族史研究方面一个空前的盛举，就是五十年代后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当时中央和地方共组织了一千多名老、中、青年学者和工作人员，分赴南北各地几十个民族地区进行调查，获得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如果不是以后受到“左”的错误影响的话，这项工作收效还会更加巨大。
近年来学术界已写出一批少数民族简史，这是应该肯定的成绩。有了简史之后，我们还应写出专史，需要民族史工作者进一步努力。从资料的状况说，居住北方的少数民族，族别较少，基本上有文字记载，本民族文字记载或汉文记载都有。居住南方的少数民族则多数没有文字记载，汉文的记载也很少。所以写南方少数民族的专史比较困难一些，并且开头就很难。换句话说，族源不清楚。好些少数民族关于祖先的传说，都说是由某种动植物来的，或天上掉下来的。这些传说是与图腾有关，但要讲出民族的可靠来源就困难了。
有的是硬要牵联到古书上某一记载。如说苗族是古代“三苗”的后代。因为古书有关于“三苗”的记载，与今天苗族的“苗”字同字。还有的说匈奴是夏后氏的后代。这些说法都不能算作是科学的结论，应谨慎地详加研究再作决定。
我们应该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将什么是氏族，什么是部落，什么是部落联盟，什么是部族，什么是民族等问题搞清楚。不在理论上搞通，材料就无法驾驭，并且会产生一些错觉，错了自己还不自觉。
经典作家，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讲：氏族，或部落，必须有共同的语言。这一条是铁的法则，没有共同语言，成员之间就无法一起生活。部落联盟就不一定。“联盟”是为了军事上或政治上的需要结成联盟，可以有不同的语言，只要有人当翻译，能取得共同行动就可以。但成为“部族”又不一样，必须语言统一，原来语言不同的，有的改变了，有的正在改变。还有，会同一种语言者，不一定是一个民族，可以是两个以至更多个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如同样讲英语，有英吉利民族和美利坚民族。我们国内同样讲汉语的，有汉族和回族。所以讲同样语言的不等于同一个民族；但同一个民族必须有共同语言。美国人中，原来有讲法语、非洲语和其他语言的，而两代以后，就都讲英语了。我们认为，搞通这个理论问题对研究民族史关系重大。
我们可根据这个理论说明匈奴是夏后氏后代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从《汉书》上记载，匈奴的语言与突厥的语言相近，而与汉族的语言很不相同。他们是两个语系。
又如，西夏李元昊自称北魏拓跋氏后代。但史书明载：北魏拓跋氏是说鲜卑语，与现在的蒙语是一个系统。西夏的文字、语音现在都懂了，是藏缅语族的一个分支，与彝语支接近。它怎么能与北魏拓跋氏攀上呢？其实，李元昊硬将自己与北魏拓跋氏拉上关系，只是企图说明西夏并非小国、小族，而是在历史上曾经统治过整个北中国的强族，如此而已！李元昊又下禿发令，限期秃发，不秃发者杀掉。禿发是想模仿契丹人，尽量将自己打扮成北方民族，野心可谓不小。有人说“下秃发令”即证明党项属于北方民族，其实错了。如果原来已是秃发，又何必下令不秃者杀头呢？
从语言角度看，瑶、苗、畲三种语言原来相同，分成为三支，西去的是苗族，中间向南居住的是瑶族，东南向居住的是畲族。
因此，我深切地体会到：搞民族史必须认真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取得突破。同时，语言学也是研究民族史的重要的辅助学科。如果我们学好了理论，能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包括从比较语言学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才能基本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写出生动的、发展的历史来。
吐蕃历史也有些问题不好解决。因为后来用藏文写的一些记载，其中宗教成分很多，而我们的责任则在弄清社会史的面貌。有一批资料值得我们重视。敦煌石室写卷中，有古藏文吐蕃历史的记载，起自松赞干布以前，至于朗达摩，共一百多年。有年表、本纪和传记，体裁很类似《史记》。巴寇、杜散就将这部分写卷略加整理，译成法文、英文。我是在1957年将之译成汉语的。那个时期，白天去参加批判会，晚上做不了别的工作，我就翻译，多年来养成习惯，不写点东西就觉得这一天白过。我译完后，又用藏文校过，油印本本名为《敦煌出古藏文吐蕃史记》。其中有不少材料是《旧唐书》上没有的。如记载当时有私人奴隶，数量很大。这为解决社会史提供了重要材料。在讨论吐蕃社会性质时，有人据此说明当时应为奴隶社会。这个意见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
民族史是我国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现有旧的新的民族史或个别民族专史、简史，我看到知道了不少，此中得失各有千秋。我总有一种心愿，希望史学界能组织人力写出一部新的《中国民族史》，我一定全力赞助，促其成功。全国各族人民均期待着我们做出更大贡献。
在访问结束的时候，我们向王教授表示衷心感谢，并预祝他这次外出考察获得丰硕成果，祝他的四个研究项目都获得圆满的成功！
（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