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史学工作的几点意见

在访问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请杨先生谈谈他对当前史学工作的看法，尤其是他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有些什么要求和希望。这时，时间已近正午，但杨先生还是侃侃而谈：

关于当前的史学工作，首先，我想讲讲文采的问题。我们史学工作者中，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史学工作者中，不少人是缺乏文采的，或者说是不大讲究文采的。中国历史上有些大历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光这两司马，的确了不起。你看司马迁写的“鸿门宴”，司马光写的“赤壁之战”，都选进语文课本。他们的文采那么好。现在我们学历史的人文采太差，写不出大家都喜欢看的文章来。在近现代历史学家中，顾颉刚先生是个大文学家。他的文章写得有文采，你看他那篇《古史辨》自序，写得多好！现在我们一些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当然也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年史学工作者在内，文采太差，写不出大家都喜欢看的书籍和文章来，比如，我们曾经打算把清史重新编一编。这个工作，最不容易写的部分是人物传记，从目前我们史学界的状况来看，我们年轻同志写出来的人物传记，恐怕大家是不大愿意看的。现在我们史学工作者对于文采，往往不引起注意。不少历史书，写得干干巴巴，大家读起来味同嚼蜡，就不愿意读了。这是不行的。提倡文采，有一个办法，就是多写、多练。文章是写出来的，这和路是走出来的一样。你总不走路，就没有路了。你总不写文章，总不下功夫提高文采，那你写出来的文章就疙疙瘩瘩的，大家怎么会爱读呢！我想，史学工作者要有文采，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另外，我想讲讲古文字和外国文的问题。一个史学工作者，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具有广博的基础，除了要用功、要努力之外，还必须过语言文字关。不掌握语言文字这个工具，你怎么去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呢？至于文采，那就更谈不上了。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谈天，很感慨，也很受启发。他说，现在研究中国史的人不认识繁体字，研究外国史的人不懂得外国文。当然，我们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并不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有一些年轻的中国史研究者，懂得很多古文；也有一些年轻的外国史研究者，懂很多外文。但是，的确有一部分青年史学工作者不认识繁体字、不懂得外国文。现在的青年排字工人，大多是高中毕业生，他们不认识繁体字。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如果不下功夫的话，也认不全繁体字。我想，在大学生中，至少应当要求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生，一定要认全繁体字。历史系毕业的学生，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还应当认识小篆，认识青铜器上的铭文，认识甲骨文；不懂得古文字，怎么研究古代史呢！这就不仅仅是认识几个繁体字的问题了。至于外国文，也不仅是研究外国史的人应当懂得，就是研究中国史的人，恐怕至少也应当懂得一门外国文。现在报刊上有不少文章提倡比较历史学的研究，如果不懂得外国文，怎么做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李约瑟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写得好，我们中国学者是写不出来那个境界的。原因在哪儿呢？因为李约瑟懂得欧洲的特别是英国的科学技术史，又懂得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他可以做比较：当中国发明了什么什么的时候，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当一项科学技术在中国已经很流行的时候，欧洲还落后若干个百年。这样一比较，许多问题就清楚了。过去，不少欧洲科学家认为，科学是欧洲人的事情；希腊、罗马以后，欧洲一向是先进的。他们认为别的洲是不懂得科学的。比如德国一个物理学家玻恩就说过：过去我们以为科学是欧洲人的事情，现在看到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才知道，中国人在历史上有好多方面比我们欧洲先进。玻恩的看法，反映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假如我们中国学者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很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因为我们懂得中国科学技术史，但不懂得欧洲科学技术史；不懂得欧洲科学技术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不懂得欧洲的文字。你懂英文，不懂德文、法文，也不行；而有些懂得欧洲文字的人，不懂得科学技术史，也不行。李约瑟是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的。他是个大科学家，曾经在中国住过几年，他能说中国话，看中国书；他是英国人，同时又懂德文和法文。他能写出这样高水平的著作，不是偶然的。所以我认为，研究中国史的人，至少也应该懂得一门外国文。我的外国文始终不过关，直到现在还发愁。我是一个并不聪明但比较努力的人。我曾经学过俄文、日文、英文，但没有一种能过关的。现在，俄文字母都已经忘了，日文也丢掉多少年了，只有英文还可以勉强看书。这使我吃了很大的亏。前不久，我到美国去，跟他们有关的大学讨论物理学问题。由于我的英语太蹩脚，达不到能够参加开会的水平，所以很难深入讨论下去。想起来这件事，我现在还很遗憾：如果我的英语好，就一定能讨论出一个结果来。至于写呢，也不行，我的一篇物理学论文，还是请别人给我翻译成英文寄出去的。既不能说，又不能写，只是勉强能读，这就过不了关，就要吃亏。在我国史学界的前辈中，陈寅恪先生懂得十多种外国文，真是了不得，所以他有那么好的成绩。王国维先生也懂外国文，所以他也有那么好的成绩。懂得外文，不仅是个知识问题，它还会影响到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视野、气质以至整个思想面貌，原因就是看得多，能够作比较，由于有以上这样一些想法，所以我指导研究生时，绝对不同意“免试外语”的要求，而是把外语作为重点看待。我这样提倡学习外国文，强调它对于史学工作的重要，并不是说我的外文就很好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自己的外文不行，我才更认识到它的重要。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史学工作者应当懂一点哲学。我认为，年轻的同志要尽量多学点哲学。因为有了哲学的头脑，就看得远，看得深。不仅史学如此，其他学问也是如此。比如文学家，没有哲学思想的文学家就很难是个大文学家。近代的鲁迅先生，他不是个大思想家吗！古代的曹雪芹，不是个大思想家吗！还有《水浒》《西游记》的作者，不都是思想家吗！外国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也都是很有思想的文学家。同样，没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家也很难是大历史家，只能搞些材料。中国古代的大历史家，如司马迁，是个大哲学家。司马光也是个大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潜虚》，很难懂。有一次，郭老问我：“你看得懂《潜虚》吗？”我说：“看不懂。”的确看不懂，它比扬雄的《太玄》还难读。山东大学的高亨先生注释古书是很有成绩的，他住在北京，我经常和他见面。我问他懂得《太玄》吗？他说最多只懂二分之一。而司马光的《潜虚》比扬雄的《太玄》还难懂。难懂不一定好，但这说明司马光也是个哲学家。在宋朝的思想家中，他是深谋远虑、能够思考、最有思想深度的人之一。但是，也应当看到，司马光的历史哲学不行。我曾经打算写他的《资治通鉴》中的哲学思想，即“臣光曰”中的历史哲学，可是当我把“臣光曰”全部读完以后，那里面真没有什么哲学。然而，司马光毕竟是一个大历史家，大思想家。所以我希望年轻的同志尽量多学点哲学，这对做好史学工作是极有意义的。

我对当前史学工作的一些看法，特别是我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提出的几点希望，并不是说我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或者说已经具备了。我没有那样的意思。还是一句老话：越是我自己不具备这些要求，我越是感到这些要求的重要。我之所以愿意提出这些看法和希望，目的是为了和史学界的同志们共勉。

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