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林先生，作为贯通中西的著名古史专家，在您的求学经历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

林：我做得不够，不能说“贯通”，也谈不上名气，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我被过继给同宗的叔祖母，是在伯祖父的私塾里接受的启蒙教育。他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当时学的东西是要背的，就像你们现在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法一样。开始是《千字文》《百家姓》，后来有《四书》《五经》等等。在私塾学习的东西，我现在还记得那时背过的诗文。后来在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我还写过话剧，出演过戏中的人物。当时我有个笔名，叫“山泉”，意思是“水在山则清，水出山则浊”，是老师给我起的。课余时间，老师经常带我们到鼓山上作诗、对对联。说起来，古诗文词都不难，只要背多了，自然也就会做了。后来到了福州高中师范（现在的福州第二中学）读书。学师范，主要的原因是可以得到资助。毕业后便开始在福州的福商小学教书。学校与商会脱离后，我还做了校长，第一任的校长。当时我还写了一首校歌，就是那首校歌。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诗，背得出只有这首了，谱曲的是一位留日回来的音乐家。当时教过的学生中，他们有的现在还会唱这首歌。

从1939年起，我开始在上海大夏大学（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系里开的课，我是有选择的，余下时间除了自学外，我还在上海建文中学任教。王国秀先生、王成组先生的课我是一定要上的。当年教过我的老师中，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王国秀先生是留美的历史学硕士，她的英文极好。解放后，她还做过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她的丈夫当时在银行工作。平时，她经常邀我去她家做客，她待我像母亲一样。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感受到，对待学生，无论是他们的学习，还是他们的生活，都要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大学毕业后，由于工作一时无着，她的丈夫还介绍我到银行做过半年的秘书工作。五十年代她从苏联访问回国途中，在长春下车，专程来看望我，送给我一个挂盘作为留念。

另外一位就是王成组，一位大学问家。他也是留美回来的，学位是地理学硕士，英文也好。他当时在大夏大学教授地理。在学期间，他还曾计划带领我们几个年轻人去延安。当时的情况是，雷洁琼先去延安，等到有消息后，我们再去。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说起来，王先生对我的影响除了他的学问外，还有他引导我对革命事业的向往。

交谈之中，日知先生拿出了他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那个挂盘，以及两位老师寄给他的著述。其中有王国秀先生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报》（1957，1）上的论文《十八世纪中国的茶和工艺美术品在英国流传状况》，王成组先生的《中国地理学史》（上）油印本初稿、《瓦解残余的英帝国》、《从比较研究重新估定禹贡形成的年代》等论文，书文上留有他们的亲笔签名。当年先生虽然未能去延安，但他并未停止过对革命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1949年4月26日）上发表了《国民党与中国的历代王朝》一文。他从中国历代王朝的毁灭，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必将灭亡的这一历史规律。上海解放前夕，先生还曾在自己的住处接待过地下党员，并安排他们为迎接解放而召开的秘密会议。

事实上，在与先生以往的交谈中，他常常提及这两位恩师对他的关爱与影响，这一次作为正式的访谈，从先生深邃的目光、喃喃的话语以及断续的回忆中，我再次感受到先生对师恩的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