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张：您在学科建设的同时，对文明起源、城邦、城邦联盟、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主义等重大历史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古代世界从城邦到帝国的理论体系。以您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经历，您对我们从事外国古史教学与研究的青年学子有什么指教？

林：不敢说指教，心得倒是有一些。首先，我们做学问，无论是从事研究还是教学，一定不要为名利所累。在你入学前我就曾经跟你说过一件事：《剑桥古代史》的第一主编爱德华不是教授，也不是研究员，他只是大英博物馆埃及文物的一个管理员，我们不会因为他是管理员就不去读他的书吧。当年系里评我做教授，我不同意，那是因为在外国古代史方面我们做得确实不够。治学的态度一定要端正，要名要利是做不成学问的。有明确的目标，学习方法也很重要。我们从事外国古代史研究的，一定要注意外国古文字的学习。这就如同做先秦史研究的，若不懂甲骨金文怎么能够进行深入的研究呢？掌握了古文字，你就能够利用第一手的资料进行研究工作。由于条件所限，我们不能到国外进行野外考古，我们的研究除了人家的考古报告外，主要依据的是古代文献，另外还有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这又要求我们尽可能多地掌握现代西方语文，尽可能全面地把握最新研究动向。

另外，对自己研究的成果，切不可盲目地过早下结论，因为你懂英文，可能读不了法文；懂法文，可能又读不了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你提出的所谓的新论点，有可能国外学者早就有了成说。现在好了，你们经常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研究，在资料收集方面便利多了。但在利用外文资料时，我们也应当审慎，不能人云亦云。当年，苏联专家在发给学生的讲义中，论及考古发现时，就曾把在奥地利的考古发现，说成了澳大利亚的遗存。还有一点就是在学习外国古史时，要注意中国古文献的学习。你们的国学基础虽然比不上我们旧社会过来的人，但只要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十年寒窗”，终会有所得的！

还有，我们做教师工作的，对待学生要视同己出，不仅要在学业上关心学生的成长，还要在生活上、在思想上关心他们。

程庆国（原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先生在上海建文中学任教时教过的学生，一直与先生保持着联系。他在给先生的信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话：“当时上海处于日寇的铁蹄下，水深火热，过着真正亡国奴的生活，社会黑暗，达于极点，而我们兄妹三人，幼失父母，无所依靠。在这种困惑的情况下，所以难免沉沦。逐步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主要依靠良师益友的教导和爱护。我还记得1944年您离沪去‘内地’时作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楚虽三户必亡秦’，用以激励师生同仇敌忾，誓必振兴中华。正是这种爱国热情，这种追求真理、正义和光明的精神促使我不断进步。现在事隔半个世纪，而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让人难忘。”事实上，先生门下的学子中，有谁没有切身感受到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学业上，是先生的严格要求；生病时，是先生亲自登门的嘘寒问暖；在生活困难时，是先生的解囊相助，而这一切，又有谁能不铭记于心呢？！

在结束本文访谈时，日知先生又一次告诫，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工作，要珍惜时间，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学、投入到研究中去；为学无涯，而吾生有限，韶光易逝矣！

在此，我们衷心祝愿日知先生身体康健，“永远微笑年轻”！

附记：本文结笔后，承蒙陈筠师母、人民日报记者张玉来先生、李晓东博士拨冗阅正，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另外，尚须补充的是，日知先生在几十年垦荒创业的过程中，在其辉煌成就的背后，我们始终能看到陈筠师母默默奉献的身影……

（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