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作的重点，是云南的地方史研究”

方先生说：这次人大会议上，赵紫阳总理谈到了经济建设不平衡性的问题。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也是如此。我们的工作，就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工作的重点，是云南的地方史研究。我于1932年在北京读完师范大学本科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课程，于1934年到南京，专攻语言文字、目录校勘等学问，后来回到云南从事地方史、民族史研究。解放以后，工作条件好得多了。1954年，周恩来总理到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指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出人才，出成果。这一年的秋天我们开设《云南地方史》课程，由我主讲，印有两厚册讲义。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我们也搞了一个云南地方史研究的八年规划。八年之内，主要是做四件事。

首先，是收集资料，编《云南史料丛刊》。这是基本工作的第一阶段。原来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缪鸾和同志，他在1980年去世了。现在除我外，还有两位中年教师。最近又增加了一位资料员，招了一名在职研究生。科学研究必须从基础工作做起，逐步积累资料。这项工作搞起来才能快一些。从1978年开始，干了四年多，每天写几千字，积少成多，已有600万字，油印出来，厚厚一堆。去年谭其骧先生到云南，见到了，说：“啊，已经搞了这么一堆了！你们说自己落后，其实是先进嘛！”我视力很差了，既不能看，又不能写，只能动嘴，工作主要是他们几位做的。要说我们有什么经验的话，重视积累资料，从基础工作做起，这算是一条经验。

其次，是搞云南古代史编年。按年代次序把史事整理出来，是初步的研究工作。搞历史一定要注意时间、空间，所以要搞编年史，这项工作正在进行。

第三是写专史。省里的意见是按每个族写出民族史。再按系统写出农田水利史、矿业史、手工业史；文化方面要写文学史、艺术史。云南关于宗教的材料也比较丰富，要写地方的宗教史。解放前有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几乎每一种都没有云南的东西。如文学史，云南何尝没有文学？去年任继愈先生到云南，讲他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要写八本，已出了一本。我问他：有云南的材料没有？他说没有。问他为什么没有？他说没有人搞出资料。其实佛教的若干派别云南都有，云南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佛教很流行，尤其是禅宗，信仰的人很多。也有信密宗的。云南毗邻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小乘佛教也传到云南。云南有个大错法师很有名，在洱海对面的点苍山传教，信徒很多。晚明时代，佛教尤盛。点苍山以北是喇嘛教，以南则是小乘佛教。陈援庵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是第一次写云南佛教。云南还有许多佛教遗迹，“文革”中红卫兵费了很大力气破坏了，现在文物局拨款修复，谈何容易！

对云南地方佛教史，我过去稍微研究过一点，援庵先生写书时跟我有过联系。1935年我们通过信，援庵先生给我的信是通过陈寅恪先生转给我的，让我为他写书提供资料。当时我在云南通志馆当编辑。抗战期间我还写了篇明季以前云南佛教的文章，请援庵先生指教。当时北平沦陷，通信困难，信件由当时在香港的陈乐素同志转。援庵先生不满日伪邮政检查，他寄信不封口，并在信封上写了八个字：“此信开口，便于检查”，讽刺日伪当局。过去我与云南佛教史就有过这么一段关系。所以我向任继愈先生说，云南佛教史资料不少，中国佛教史应该给云南一个位置。我认为，中国佛教史若缺少云南的内容，就是不完全的。

还有一幅关于云南佛教的画卷。1944年曾在重庆展出，有五丈长，画有一百三十多尊佛像。当时李根源先生让我对这幅画卷进行研究，我据之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南宋时期云南佛教流行的情况。这幅珍贵的画卷现在台湾，我们以后总还是有机会能见到的。

大理有一座密宗教派的佛寺，周围有三座塔，是南诏时修的。塔的形制与西安的小雁塔一模一样。最近西安重修了小雁塔，完工后工匠转到大理去修。我根据历史记载写了篇文章，供他们修塔时做参考。

以上两项，编年史和专史，都带有长编性质。云南地方史过去不受重视，佛教史上没有讲云南，文学史上没有讲云南，白寿彝先生解放前写的《中国交通史》也没有讲云南。之所以没有讲，是没有人提供资料。作为各民族的历史，云南这部分缺了。我们现在必须做提供资料的工作，这是最基础的工作。上述几项都属基础工作。这好比是初步开荒，水平是很低的，但其有利方面是很容易做出成绩来，不像有的问题别人研究很多了，不易做出成绩。

第四，是编著云南地方史初稿。计划分上下卷。上卷在上述专史的基础上，写出专题论述，下卷写云南地方史。可以分汉晋为一段，唐宋为一段，元明清为一段。

这里有不少难点。如社会史分期，是个困难问题。边远地区既与内地发展呈不平衡性，又要与全国历史紧密结合。我初步认为，从云南地方历史发展的特点说，汉晋时期可以说是边郡制度。以前劳干曾写过边郡的文章。当时边郡比内地落后，如贵州那时属于夜郎王统治。边郡的太守，职权也和内地不一样，他还管军事，要养兵。有些到边地当兵的人，后来终身就住在那里，成了移民。西南的边郡与西北的情况又有不同，还需研究。唐宋时期可说是边州制度，即所谓羁縻州，以土司为地方官负责治理边州。唐时各地有一千多个羁縻州，包括大理、南诏、吐蕃、突厥等地。究竟当时如何实行管理和统治，还不大清楚。我正指导一个青年同志研究这个问题，若能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将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对全国范围的共性的问题研究清楚之后，对研究云南地区的个性问题大有好处。元明清时期可以说是土官制度。这一时期云南设立行省，名称和实质与内地基本上一样了。云南从元代开始进入地主经济。明朝在云南实行屯田，设立卫所，这些在云南很显著，与广西、贵州的情况不同。卫所的设置促成了大量移民。

目前各省正在编写地方志。云南修史志可能比其他省更难一些，有些地区或民族的资料很少，越边远越重要的地方资料越少。地方史志怎么修，我看也不能一刀切，要从实际出发。现在修地方史志，重点应放在近现代。我们几个人主要的研究范围在古代。在这方面，我也愿贡献绵薄之力。一是提供《云南史料丛刊》。二是在教学上恢复云南民族史专门组，要写出五六种教材。三是培养研究生，有了人才，才能修出地方史志。别的省历史记载大量存在，基础较好。当然，以前的史志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我们应该有批判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