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对于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诸书的著录
唐代有关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著述，《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皆有著录。两《唐书》的《经籍》《艺文》两志承《隋书·经籍志》的余绪，有关地理的著述皆附于乙部史录之后，为十三类史录之一。盖自班固始列《地理志》于《汉书》之中，为其书的一篇，后世史家率皆因循旧规，未能稍越其范围。司马彪《续汉书》虽改《地理志》为《州郡志》，魏收《魏书》又改为《地形志》，其实仍然是一样的。按之当时一般的地理著述，也多近于史籍，因而实不易摆脱作为史学附庸的地位。
两《唐书》的《经籍》《艺文》两志，所著录有关地理著述，皆兼载前代旧籍。《旧唐书·经籍志》所录地理著述九十三部
，自郭璞、郦道元以下，直至宋云、常骏，皆唐以前人。常骏之后列有裴矩。裴矩自隋入唐，唐初犹据有高位，其所撰《高丽风俗》一卷，殆为入唐以前的旧作。因炀帝远征高丽时，矩曾从至辽东，且兼掌兵事（《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其所撰述当在此时。在此诸家群书之中，杂有魏王泰所撰《括地志序略》五卷，当系偶尔掺入，与体例不合。除此一书外，则所著录前代著述，竟达七十九部。唐人著述仅有六部。此六部中亦只《括地志序略》和《中天竺国行记》著录有撰人姓氏，其他诸书仅就书名里所涉及的年代知其出于唐人之手。这样的著录显然是有缺陷的，执笔著录者是未能克尽厥职的。魏王泰本撰有《括地志》五百五十卷，所谓《序略》五卷，只是全书的体例或节本，奈何仅著录《序略》而未涉及全书，这就不能说不是疏忽了。
这样的缺陷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得到了补苴。《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地理类六十三家、一百零六部。这个数字也和《旧唐书·经籍志》所记的一样，未见得确切。见于著录的共为一百六十四部，远较《旧唐书·经籍志》为繁多。《新唐书·艺文志》亦兼著录前代著述，而且多到一百零一部，唐代的著述也有六十三部，这都不是《旧唐书·经籍志》所可比拟的。如前所述，《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唐代的著述，除魏王泰的《括地志序略》外，还有王玄策的《中天竺国行记》以下的五种，而止于不著撰人姓氏的《剑南地图》。《新唐书·艺文志》在这几部著述中除过补了魏王泰的《括地志》外，还补了贞观时著作郎邓行俨的《东都记》。最多的补苴是在《剑南地图》后补了李播《方志图》以下的五十六种。《新唐书·艺文志》在这里加了注解说：“李播以下不著录五十三家”，与实际数字也不尽相符。如果说这里所说的家乃是只论其著述的人，不论其著述的部数，而李吉甫和贾耽两家的著述就皆不只一部。不论其著述的多少，则又不是五十三家之数。这当然都应是枝节的问题。但大体可以说，《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唐代有关地理的著述，仅限于开元以前，《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则贯穿有唐的一代。
《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李播以下诸家，其中撰《九嵕山志》的王方庆，撰《九州要略》的刘之推、文括及撰《诸道行程血脉图》的马敬寔，撰《邺城新记》的刘公锐，撰《益州理乱记》的郑暐，撰《南方异物志》的房千里，撰《岭南异物志》的孟琯，撰《庐山杂记》的张密，撰《渤海国记》的张建章，撰《诸蕃记》的戴斗，撰《海南诸蕃行记》的达奚通等十二人的生平行事，皆尚未能有所考核，可以暂置不论。只在开元、天宝以前的，则有撰《东都记》三十卷的邓世隆（《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附邓世隆传》，《新唐书》卷一百零二《令狐德棻传附邓世隆传》），撰《东都记》二十卷的韦机，撰《两京新记》的韦述（《旧唐书》卷一百零二《韦述传》，《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韦述传》），撰《戎州记》的李仁实（《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附李仁实传》，《新唐书》卷一百零二《令狐德棻传附李仁实传》），撰《嵩山记》的卢鸺，撰《襄沔记》的吴从政，以及撰《西域图记》的裴矩等七人。加上撰《中天竺国行记》的王玄策，撰《东都记》的邓行俨和撰《括地志》的领衔人魏王泰，撰《西域国志》的领衔人许敬宗，也只有十一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梁载言《十道志》十六卷，《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此书，唯作《唐十道四蕃志》十卷，当系同书异名。《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时，于梁载言结衔称“唐太府少卿”，并说：“载言不见于史，又有《具员故事》，题‘凤阁舍人’，及《梁四公记》，亦云载言所录。”此书亦为《文献通考》所著录。卢文弨校注《直斋书录解题》说：“‘不见于史’下，《通考》作‘未定为何朝人’。此书有太和以后沿革，当是唐末人。与此不同。”按，凤阁舍人乃武后时官职称号，十道又为唐代初年的制度，书中虽有太和以后沿革，可能为后人所掺入，梁载言仍是唐代前期人。
《新唐书·艺文志》于著录各种著述的撰人姓名下，亦往往兼注其生平时代，这样的注释有撰《邺都故事》的马温，撰《华阳风俗录》的张周封，撰《成都记》的卢求，撰《渚宫故事》的余知古，撰《燕吴行役记》的张氏，撰《九江新旧录》的张容，撰《北户杂录》的段公路，撰《新罗国记》的顾愔，撰《黠戛斯朝贡图传》的吕述，撰《蛮书》的樊绰，撰《南诏录》的徐云虔等十一人。至于李吉甫和贾耽二人分别于宪宗和德宗两朝皆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皆以地理学名家，这是用不着再做说明的。而撰《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韦澳（《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韦贯之传附韦澳传》，《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九《韦贯之传附韦澳传》），撰《吴兴杂录》的张文规（《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九《张延赏传附张文规传》，《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七《张嘉贞传附张文规传》），撰《零陵录》的韦宙（《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韦丹传附韦宙传》），撰《北荒君长录》的李繁（《旧唐书》卷一百三十《李泌传附李繁传》，《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李泌传附李繁传》），撰《四夷朝贡录》的高少逸（《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一《高元裕传附高少逸传》，《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七《高元裕传附高少逸传》），撰《云南别录》的窦滂（《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中《南蛮传》），有的在两《唐书》中都有专传可以稽考，有的虽无专传，其生平还是可以略觇线索的。从而可知，这几位撰人都是唐代后期的人物。也有的撰人虽未能于两《唐书》中备知其生平时代，然由流传于现今的著述中，亦可稍稍窥知崖略。例如《岭表录异》中曾记载贞元中骠国进乐和僖宗朝郑絪镇番禺事，而《桂林风土记》的序文实作于光化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则这两书的撰人刘恂和莫休符亦皆当为唐代后期的人物。又如撰《太原事迹记》的李璋和撰《闽中记》的林谞，又皆为大中时人。
根据这样的线索，可以看出，有唐一代，地理之学是有相当的基础的，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不过以唐代前期和后期相比较，唐代后期显然是要较前期更富有成果。唐代的地理学家以魏王泰和李吉甫、贾耽最为有名。魏王泰是以《括地志》一书获得令誉的。《括地志》一书是出于当时的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苏勖诸人之手，魏王泰只不过撰此一书的组织者，这是不能和李吉甫和贾耽相比拟的，而李吉甫和贾耽又皆为唐代后期的人物，因而谓唐代前期的地理学不如后期，当非过甚之辞。
不过也还应该指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地理著述，固较《旧唐书·经籍志》为密，著录的著述也较为繁多，但不能因此而谓所著录的唐人地理著述就已搜罗完备，而了无遗漏。唐人陆广微曾撰《吴地记》，郑暐曾撰《蜀记》，李归一曾撰《王屋山记》，令狐见尧曾撰《王笥山记》，徐灵符曾撰《天台山记》，陆鸿渐曾撰《顾渚山记》，皆见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的《地理类》。凡此诸书，皆未见《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应该是疏忽之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作，只限于其私家的藏书。私家库藏，插架虽富，人间著述总不易普遍搜罗。若毕集各家书名目，所得当或更多。
前文已经提到，两《唐书》的《经籍》和《艺文》两志，皆遵《隋书·经籍志》旧规，以四部分类，四部之中复有类别。若遇内容涉及面较广的书籍，究竟列入何种类别，殊堪斟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就著录于丙部子录道家类释氏之内。此书固然多记印度和西域的佛教，亦因玄奘之所至是遍记有关各国的地理，如果著录于地理类中也并非就不适宜。《宋史·艺文志》就以之著录于《地理类》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也皆与《宋史·艺文志》相同。当然不能因此而对欧阳修、宋祁诸公多所贬讥，只是论唐代地理学者不能舍此不论。这里说到《大唐西域记》乃是其书全部都与地理有关。其他虽有部分涉及地理，而不能著录于地理类之内，亦非绝无仅有。唐初撰修前朝各史，其中《晋书》且题为太宗御撰。《晋书》亦如班固《汉书》体例，列有《地理志》，这不仅是在论述地理，而且是在论述历史地理。此书于四部分类之中应列入正史类，与地理类无关。研治唐代地理学及历史地理学者，不能因其未著录于地理类中而漠然视之。他如《唐六典》、杜佑《通典》等亦皆若是。唐代户部由于“掌天下户口井田之政令”，故《唐六典》中就列叙当时十道的州郡、名山、大川、贡赋。工部由于“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故《唐六典》中就列叙皇城宫城的宫殿门户以及范围。其他各部也都有所涉及。杜佑所撰《通典》，更专列《州郡》一典，记述当时的州郡，兼及历代的沿革，都是论述有唐一代地理学及历史地理学者所不可偏废，而这些著述也都是不能列入地理类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