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到“坐”：西方史家治史从古代向中古的转变

李隆国

731年，8世纪最为博学的历史学家、贾罗修道院的修士比德在其《英吉利教会史》结尾处对自己的身份做了简单的交待：“七岁时由我的亲属托付给最可敬的院长本尼狄克抚养……此后，我的一生都在该修道院里度过，致力于《圣经》的研究。”据史家考证，除了一次到约克应诉之外，比德确实一直待在自己的修道院中。从收集史料的角度来看，待在修道院中，写作历史作品，其史源主要来自于书本和传闻，而非个人的亲身经历。诚如比德所言：“以上这些是我从先人的著作中学到的、从长者口中听到的、本人所知道的有关不列颠，特别是英吉利的教会史资料。” “vel ex litteris antiquorum,vel ex traditione maiorum,vel ex mea ipse cognitione.” Carl Plummer ed.，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cap.xxiv，Oxford:Clarendon Press，1896，p.357.比德著，陈维振、周清民译：《英吉利教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2页。这段话，可以从“致切奥尔伍尔夫王的信”中胪列的信息提供者，得到印证。这种史料收集方式，与古典史家旅行、通过亲眼目睹收集史料的偏好相比，大为不同。2世纪希腊文论家琉善在所著《论撰史》中指出：“他（按，指琉善本人）绝不应该像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家’完全依赖道听途说的空谈……历史家应该亲临其境，目睹其事。” “όλως ου τών κατοικιδίων τις ουδ´ οίος πιστεύειν μόνον τοίς απαγγέλλουσιν ...μάλιστα μέν παρόντα καί εφορώντα”.‘ΠΩΣ ΔΣI IΣΤΟPIAN ΣΥΓΓPAΦΕIN’ 37,47,K.Kilbum trans.,Lucian,Vol.VI,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59.中译文引用缪灵珠译《论撰史》，载章安琪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5页。

虽然每个历史学家都试图同时通过阅读文献和实地调查，获得史料和见闻，兼及各种来源不同的史料。但是，相对而言，在古代西方，史家更偏向于“走”，通过旅行，实地考察，寻找目击证人，收集个人见闻，颇有些类似于今日的“田野调查”。莫名里阿诺提到“希腊历史学家自愿或被迫流放”，Arnoldo Momigliano,‘Greek Historiography’,in History and Theory,Vol.17,No.1（Feb.,1978）,pp.1—28.关于古代希腊史家重视目击者（Autopsy），进行“调查”（Inquires），写作当代史，最新的成果参见John Marincola,Authority and Tradition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chap.II,“The Historian’s Inqui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63—85.杨文娟：《论古代希腊史学家的游历传统及其影响》，载《广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64—68页。而到中古早期，史家更多地坐下来，待在教堂或者修道院之中，通过阅读文献，写信询问有关知情人，与来访者交流，获取信息。对单个中古早期史家如何获取资料的分析甚多，但是，将中古早期史家当作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尚未见之。具体分析详见下文。本文拟基于这一不同点，依据时间的先后考察西方史学从古代向中古早期的转变。第一部分说明希腊史家所确立的通过“行走”收集个人见闻的史料收集原则；第二部分说明罗马史家对这一原则的恪守与变更，尤其是元首制的建立，使得一些著名史家不那么需要依赖于个人行走获取见闻；第三部分则说明中古早期以修士和教士为主体的史家，大部分都坐在自己的修道院或教堂之内，多通过书面的方式征集传闻和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