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读日本，问国运

——马老师，您现在在写哪些方面的书？

——1912—1945年的日本

——哇塞，这段历史太沉重了

——是的，越写越沉重

 

这是2019年5月中旬我和日本朋友小针健一的微信交流。小针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幼时随父母由中国东北移民日本。他是“明治维新探访之旅”的导游，中日双语俱佳，获得了旅游团友的好评。

这次文化旅游是湘财证券创始人陈学荣先生组织的。从4月底到5月上旬，我们一行10多人（著名历史作家唐浩明老师夫妇也参加了）在东瀛大地上行走。从鹿儿岛到长州，从京都到东京，我们追寻明治维新的史迹，探索一个后发国家崛起的秘密。此行的中间点，是位于关门海峡边上的下关（又名马关），也就是1895年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的所在地。当我参观“日清讲和纪念馆”时，历史风云都来眼底，太多感慨涌上心头，遂口占一首打油诗——

 

两百年来世事艰，伤心最是近马关。

三千里外问国运，青史莫作等闲看。

 

是的，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近代以来的国运却如此不同，难道不值得认真思考吗？

一

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辈看过《国家的启蒙》书稿后说，这本书好像没有写完，应该写到日本战败。确实，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从1853年黑船来航、打开日本国门，到1945年日本彻底失败、无条件投降，是其第一轮现代化的完整过程：开国—追赶—崛起—歧路—毁灭。这是一个以成功始、以失败终的故事。《国家的启蒙》虽然多处指出，明治晚期的日本已经走上了歧途，但是毕竟没有将故事讲完。

在前辈的鼓励下，我开始追寻明治天皇去世后的日本发展轨迹。就像我和小针健一在微信交流里说的那样，这是一段“越写越沉重”的历史。如果说，明治维新是一首由低沉到高亢的英雄交响曲，那么从1912年开始的日本历史则是从充满希望的欢快节奏开始的，后来越来越混乱低迷，至1945年曲终之际，已经绝望哀痛，不忍听闻。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大正时期的日本充满了向上的希望：国内建设蒸蒸日上，1910—1920年经济增长60%，民主运动不断发展，政党制度、议会制度迅速建设；国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跻身国际联盟四大常任理事国之列，主张人权平等和协调外交，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就在国内发展、国际和平的背后，暗潮涌动，峥嵘时现。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打击，右翼势力开始膨胀，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此后日本就像一艘巨轮突然掉头，逆流而行。

从这时起的10年时间里，日本所有的举措看起来都好像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日本人正是在赞同，甚至欢呼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举措中走向了战争深渊。虽然有个别清醒者没有被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潮流冲昏头脑，但是大部分、包括知识精英都成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吹鼓手，推波助澜。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军人）确实不愿意假装看不见社会的不公，不愿意假装听不见民众的哭声，可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却将国家推进灾难的泥潭。这不是更大的悲剧吗？！

1941年日本和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1∶26，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力比例为1∶77.9。国力如此悬殊，为什么日本愚蠢到要与美国开战？其结果不但让世界遭受涂炭，也让自明治维新以来几代日本人奋斗得来的现代化成果毁于一旦。这种疯狂的“民族切腹”行为是怎么发生的？我认为，这是20世纪世界史的最大谜团。

更大的悲剧在于，1931—1945年，在长达15年时间里，日本的最大战场在中国，为日本的疯狂行为付出最大代价的也是中国。本来，中国局势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平静下来，此后10年各种建设颇有可观，但是日本挑起七七事变，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逆转了中国的国运。

当我写作《国家的启蒙》一书时，常常为中日两国面对世界冲击而做出的不同选择而感慨。当我写作这本《国家的歧路》时，更多的是悲愤。“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国运如此，夫复何言？有时绕室而走，心意难平。

二

191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访问日本。

这位以《有闲阶级论》而闻名的大学者对这个新兴国家颇有好感，他说自己看到了“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间思想上的相似性”以及“心理的相同”。在他看来，科学和工业的推广导致了相似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安排的出现，尤其是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因此他预言，当日本变得更加现代时，日本人将丢弃“旧日本的精神”，拥抱遍及世界先进国家的“理想、道德、价值和原则”。反过来，相近价值观的建立也会支持与欧洲和北美相似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

一开始好像果真如此。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大正时期的日本积极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但是很快，凡勃伦的预言就完全落空，因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越来越控制了这个国家。毋庸讳言，对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新兴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但是一旦失去节制，那么民族主义就会反噬新兴国家。恰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说：“没有比狭隘的民族主义更有害的东西了。”

在大正时代，日本政治多元化、社会多元化，但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气质发生了变化。彼时的日本人被国家主义驯服，认为满足国家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将国家利益置于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才是爱国的表现。强调忠诚于国家和毫不犹豫地为国捐躯，酿成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

盲目的民族主义可以蒙蔽国民的心灵，也可以蒙蔽国家的双眼。特别是在遭受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日本没有审视自己的问题，而是从外面的世界里寻找敌人。它也如愿以偿地找到了：西方。日本是傲慢西方的受害者，日本应该从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政治压制下解放出来，这种舆论成为主流。在明治维新时代被推崇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和秩序，被轻蔑地贴上“西方”“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等标签。

盲目的民族主义让日本拒绝承认普世的价值观。它自暴自弃地退出国际联盟之后，成为文明世界的弃儿。日本不但没有反思，反而进一步鼓吹自己的特色，宣扬自己文化独特、制度优越，号称要“近代之超克”（克服现代性）、“超越西方”，仿佛全世界都应该学习日本。于是，政党政治、议会制度等现代文明被践踏，天皇制度被吹捧为世界最好的政治体制，胆敢怀疑者就会被斥责为“非国民”，遭受打压。

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北一辉说，一旦将那些外国杂质清除干净后，一个复兴的日本就注定在民族国家交战的灾难中取胜，将会创建一个“伟大的革命帝国”。他的预言一部分是对的，因为，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爱国主义的合流，必然导致军国主义。可是，军国主义没有让日本“取胜”，反而将日本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跻身世界强国，给其他后发国家以巨大的鼓励。可是最终它却自取灭亡，这难道是后发国家追赶现代化的宿命吗？当然不是。深入历史现场观察就会发现，即使是在历史转折点上，也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可走，而是有多种选择。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也完全有避免战争的余地。综观日本现代化的过程，这个国家似乎每向前迈进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甚至两步才行，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国家现代化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只有戒慎戒惧，才有可能避免歧途。作为后发国家，尤其要保持理性，不要被盲目的民族主义所左右。这就是近代日本的最大启示吧。

三

2016年11月9日中午，我在东京日本桥附近的一家中餐馆边吃饭，边紧张地观看电视。当特朗普最终以306∶232击败希拉里、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的结果公布后，我怅然若失。虽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就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但是我预感到，未来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大，世界会更加无序。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是过去三年时间里，中国和世界变化之快之大，仍然出乎意料。

全球化遭遇挫折，民族主义涌动，民粹主义上升，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战争危险冒头，甚至有“注定一战”的舆论公然出现。世界越来越令人不安，也让有识之士对于未来表示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何以自处，如何面对世界？是继续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还是召唤民族主义，探索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些都是不得不直面的重大问题。

如果说明治时期的中日两国可以对照而读，那么明治之后，它们就像在两条不同道路上奔跑的马车，渐行渐远，已经无法比较——日本面对的是初步实现现代化（尽管很不完善）后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而中国面对的是如何追赶现代化的问题。不过，对于我来说，1912—1945年的日本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似乎更有意义。因为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山重水复，一百多年以来穿越无数惊涛骇浪，中国这艘巨轮第一次逼近了“历史三峡”的出口。但是，如何防止和克服狂热的民族主义，融入世界文明，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失去世界视野和历史眼光，囿于本国，难免重蹈失败国家的覆辙。综观世界近代史，失败国家不是少数，而且有些国家还会在相同的地方栽跟头。因此，对于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国家而言，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深入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中国至今仍然处在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历史延长线上，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为了避免走弯路，就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歧路。

在我看来，比起欧美国家，中国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是日本。可是，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笼罩在衰退的阴影里，骄傲情绪骤起，欧美遭到轻视，遑论“失去二十年”的日本。对于这个一衣带水的近邻，不管是其现实还是历史，我们都知之甚少。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该补上这一课了！

每当我阅读日本之史，有句话总时时回荡在耳边：日本是中国的镜子，也是中国的鞭子。以日本为镜子，中国可以知道自己的进退得失；以日本为鞭子，中国可以让自己保持警醒。

是为序。

马国川
2019年11月12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