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春：第一次护宪运动

 

我等新人已不是明治人，而是大正人，我们的舞台是大正……所谓武士道是封建遗存……于大正之新时代，提起武士道、军人政治，我等绝不能听之任之。

 

这是1912年8月初，一家报纸上发表的评论。数日前，明治天皇去世，许多国民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因为明治天皇是日本的精神象征，他带领这个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可是对于一些思想活跃的人士来说，这个天皇也是压在国民头上的一块巨石。虽然他被塑造为日本的慈父，但在他的统治下，人们缺乏自由，社会失去活力。随着大正天皇继位，人们开始憧憬自由的新时代。

和心思各异的社会人士不同，身为首相的西园寺公望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而是一直忙于宫廷事务。这位63岁的贵族曾经是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的侍从，参加过倒幕运动，后来成为明治天皇的近臣，是明治维新时期的功勋元老。明治天皇去世后，西园寺公望忙于操办明治天皇的大丧之礼，当这一切忙完之后，他又被陆军增加师团的要求搞得头昏脑涨。

两年前日本吞并韩国，陆军防卫范围扩大。一年前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中日形势迅速变化。俄国在中国东三省的军力也有膨胀之势。于是，日本陆军提出要增加两个师团。彼时西园寺公望内阁正着手进行行政改革与财政改革，确定的目标是削减一成支出，因而据此否决了陆军增师的议案。陆军大臣极为不满，利用“帷幄上奏权”，直接向天皇递了辞呈。《明治宪法》规定，军队的统率权直属天皇，陆、海军军令机关可以不经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接受裁决，俗称“帷幄上奏”。

陆军大臣空缺，又没有办法找到合适人选。因为陆、海军大臣必须是具有大将或中将军衔的现役军人，而且要经过军部推荐，可是这次军部却拒绝推荐新的人选。根据规定，大臣也由天皇任命，首相没有直接任命的权力。只要有大臣空缺，内阁必须辞职。1912年12月15日，西园寺公望内阁无奈地集体辞职。这个事件被舆论称为“军阀毒杀内阁”。

6天后，另一位元老桂太郎被任命为首相。这是多年以来日本政坛的惯例。自1900年以来，西园寺公望和桂太郎轮流登台组阁。在过去的12年里，两人已经分别组阁两次，形成了一个独特但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态“桂园体制”。可是桂太郎的第三次组阁，却引爆了人们心中隐藏积聚多年的对藩阀政治的不满。

在倒幕运动中，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和肥前藩（四者简称“萨长土肥”）发挥了核心作用。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中央政府的权力主要被这四个藩国出身的人所瓜分。执政团队因“征韩论”分裂后，萨、长出身的官僚掌握实权。例如在军部内部，萨、长藩出身者长期占据有利地位，形成“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历代内阁首相也都是萨、长出身或隶属其系统的官僚。他们并非党派推举，而是元老秘密商讨，经过平衡博弈，推出人选，然后天皇象征性地宣布“大命降下”。藩阀政治家们长袖善舞，利益之争和权力分配都在密室完成。显然，这种“藩阀政治”根本算不上民主政治，因此受到自由民权运动的抨击。

根据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帝国议会设置了贵族院和众议院。贵族院议员由天皇直接任命，众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虽然在野党（自称“民党”）在众议院占有优势，但是藩阀官僚声称不以政党为基础，超然于政党之外（称为“超然内阁主义”），致使议会与内阁脱节，杯葛不断。在野党利用宪法赋予的预算审议权，在议会里猛烈抨击政府，多次削减预算。政府为了获得预算案的通过，则采取怀柔政党、解散议会、暴力干涉选举、天皇诏敕等不光彩的手段。

1900年，伊藤博文组织亲政府的政党“立宪政友会”，和在野党相对抗，进而形成了“桂园体制”。在此后的12年里，以桂太郎为代表的藩阀官僚和以西园寺公望为总裁的政友会互相协作，二人互相推荐，交替执政，史称这一时期为“桂园时代”。“桂园体制”就是藩阀官僚与政党有条件的合作体制，但政权交替的主导权及重要政策的决定权仍掌握在藩阀官僚的巨头——元老手中。桂太郎之所以能够三度出任首相，就是因为他得到了元老、“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的支持。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国民的关注点都在于战争，对于国内政治则鲜有人提出异议。日俄战争后，以“日比谷烧打事件”为标志，民众开始对国内政治表示强烈不满，民心逐渐起了变化。这个时期的选举仍然根据财产和性别来限制资格，使得当时实际拥有选举权的人数只占国民总人数的2%，民众的真实声音无法传达到国会。在明治天皇去世后，人们期待刷新政治，可是军部仍然干预政治，元老依旧操纵人事，“军阀毒杀内阁”激发了舆论对藩阀政治的攻击。《东京朝日新闻》谴责藩阀的“反立宪的行动”，《东京日日新闻》则高唱“大正政治维新的开始”。《万朝报》也宣布，要进行“维护宪法的斗争”，鼓励民众“作为国民而战斗”。

东京的记者、律师、政党的有识之士等，组织了“宪政拥护会”。1912年12月19日，第一次宪政拥护大会在东京歌舞伎座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声势浩大。大会做出的决议宣布，“阀族的横暴跋扈已登峰造极，宪政的危机千钧一发。吾人断然拒绝妥协，以杜绝阀族政治，以期拥护宪政”。

可是3天后，山县有朋的得意门生桂太郎出面组阁。藩阀系的政治家继续操纵政权，加剧了人们的不满，护宪运动蓬勃发展。有“宪政之神”美誉的尾崎行雄和犬养毅在全国巡回宣传，呼吁推翻藩阀元老政治，实行政党内阁制。在各地的民众集会上，喊得最响亮的就是“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等护宪运动口号。

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在写给一位政府高官的信中说：“其间的事情，一经报纸报道（虽与事实有些出入），国民上下便一体皆知，试做种种评论。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士自不待言，而且从男女学生到市民百姓、马夫、车夫，也在澡堂和理发店里传谣，在客栈和井台议论元老会议的上述讨论经过，甚至家庭妇女和女仆也在背地里悄悄议论。可见，近来罕见的政治思想的变化与时事的普及多么神速。而万一报纸有教唆的言论，则火烧、砸打的事件再闹起来亦未可知，特望留意。”

在两三周内，护宪运动扩大为以知识分子、学生为首的大规模全国性民众运动。明治中期的自由民权运动仅限于地主、地方名士，而此时的护宪运动所参与的阶层范围急剧扩大。实业家参与进来，政党人士也纷纷起来响应。面对声势浩大的护宪派势力，桂太郎只得发挥自己在宫中的影响力，试图渡过难关。

原来，自从明治天皇死后，桂太郎便入宫担任内大臣兼宫廷侍从长。大正天皇自幼患有脑病，病情时好时坏，毫无主政能力，因此完全听凭桂太郎摆布，桂太郎因此被称为“躲在龙袖后面的人”。在1912年12月24日召开的第30届议会上，桂太郎曾三度下令休会，同时还以天皇的名义，向政友会总裁西园寺下达“匡救时届”的敕令。

桂太郎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在野党，议会里聚集起强大的反对力量，酝酿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桂太郎不得不亲自出马组织新党，并自任党首，企图渡过议会危机。本来，桂太郎是藩阀政治的受益者，也是积极拥护者，向来反对政党政治。1910年，他在第二次任首相期间，就曾严厉镇压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将幸德秋水等12人以莫须有罪名绞死，制造了著名的“大逆事件”。可是在形势逼迫下，桂太郎也只得顺应潮流，决定组党。

1913年1月21日，新年假期结束后，帝国议会准备再次开会。为了赢得组织新党的时间，桂太郎决定议会休会15天。3天后，第二次宪政拥护大会在东京召开，这一次的声势更大，与会者超过3000人，护宪运动的规模和影响明显扩大。

建立新党一事并无进展，议会复会日期在即，桂太郎决定延长休会时间。他再度求助于天皇的诏敕。不久，宫中传出大正天皇的敕语称：“谅暗中斗争之局面，乃朕所不胜轸念也。”但是，诏敕已经没有往昔的威力了。2月5日，在复会的议会上，以尾崎行雄为首的234名议员提出弹劾桂太郎的决议案，强烈批判“内阁总理大臣、公爵桂太郎本当身担重任，却屡烦圣敕，混淆宫府之别，以权谋私，营结私党”云云。尾崎行雄还发表了一篇演说，该演说成为日本国会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尾崎行雄指责桂太郎及其同伙——

 

天天自称忠心耿耿，好像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何谓尽忠天皇、尽忠国家，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躲在天皇背后，向其政敌施放冷枪。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仅利用天皇作护身符，或者把圣谕作子弹，借此消灭政敌吗？

 

在决议案提出的当天，议会再度被命令休会5天。处于劣势的桂太郎多方活动，想方设法要议员撤回对内阁的不信任案。但是议员们不肯妥协，决定按照预定时间召开议会，并依然谋求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

2月9日，第三次护宪大会召开，超过2万人参与。第二天，也就是2月10日，护宪派议员胸前佩戴白蔷薇（表示白票，即对内阁不信任案的赞成票），进入议院。《东京朝日新闻》记录了当时的热烈场面——

 

“白蔷薇军来了”“民党来了”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涌向议会的群众越来越多，警察的制止也无济于事。中午12时20分，正门前相马邸附近瞬间集结了数千民众，挥动帽子齐声高喊“民党万岁”。进入议院内的约50名民党议员齐齐出现在议院的阳台上，挥舞白蔷薇，随门外的民众齐喊万岁。最后犬养毅出现在阳台随之附和。数千民众忘我狂热，骑马队兵分两路，阻断议院前的道路，禁止通行，骚乱仍然不可收拾。

 

桂太郎本打算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但是众议院议长劝其辞职，并且警告他，“现在议院外骑兵与民众发生流血冲突，尔等应负起暴乱之责任”。桂内阁走投无路，被迫总辞职，同时国会休会三日。

事态本应就此平息。可是，议院外的民众只知道议会再次休会，却不知道桂内阁总辞职。错误的信息传递，导致民情激愤，事态更加失控。一位在现场的大学生事后回忆道——

 

到了下午，群众越聚越多，有数万人从樱田门、虎门和日比谷三个方面涌来。警视厅如临大敌，出动了4000名警官来警戒。午后1时刚过，听说议会再开后又休会的群众的怒气达到了顶点。大家一面高喊“桂出来”，一面把议院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由骑马巡查带头的一队警官开来，想把群众驱散。有人说“官宪来了”，于是，越来越激奋的群众便说“砸御用报纸去”，随后便杀到附近的都新闻社，用火点着房舍。两匹马拉的一台蒸汽水龙前来灭火。纵火者一个接着一个被捕，但群众的声势刚一低落又高涨起来，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日比谷公园。

我也在其中。留在那边的平民遭到骑马巡查的蹂躏，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阀族政治的罪恶。我高喊:“我们誓死保卫宪政，葬送阀族桂太郎！”现在想起来，这是很粗糙的演说，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在最激愤时的表现。要想停止也停止不下来。暴怒的群众从日比谷公园出来向银座方向涌去，途中相继袭击了国民新闻社和读卖新闻社……终于酿成了死伤者的骚动。这时，我也被捕了。因为混在群众中的便衣刑事警察在我的外套上用粉笔做了记号。两名刑事警察抓住我的时候，我正在国民新闻社门前。看到被押往警视厅，我有点害怕了。同我一样被捕的有250多人。

 

遭到民众袭击的报社有26家，支持桂内阁的“御用报社”悉数被捣毁，而站在内阁对立面的报社却都安然无恙。还有48个派出所被火烧，其中，从新桥至上野的主要街道上的派出所全被袭击。骚乱还从东京蔓延到大阪、神户、广岛、京都等地，许多派出所、报社遭到破坏，不少人员受伤。

有人说，各地的民众活动“实为宪政的一大进步，不值得忧虑”。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活动仍带有负面内容，在有些地方甚至酿成暴乱。假如日本实施普选制和建立政党内阁制，国民的要求能够通过普选制和政党内阁制直接反映出来的话，这些暴乱本来完全可以避免。

2月20日，海军名将山本权兵卫出任首相，收拾残局。此人属于第二代政治家，跟元老们关系不大，也不是护宪运动直接攻击的目标，因此被各界接受。第三次桂内阁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被民众推翻的内阁。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护宪运动最终取得胜利，各地的骚乱终于平息。

山本权兵卫组阁后，修改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不再限于现役武官，预备役、后备役、退役武官都可上位。从此，军部失去了要挟内阁的利器，政党力量则日渐壮大，经验日渐丰富，并开始从与藩阀政府的提携状态中脱身。“桂园时代”那种私下授受政权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此后历届首相都改由元老推荐，经元老会议审议，再上奏天皇批准。历届内阁也都积极寻求与政党的合作，甚至以政党的“提携”为上台的条件。这无疑加快了政党内阁时代的到来。而第一个政党首相就是政友会的原敬。5年后，他打破萨、长藩阀政治格局，成为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组织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

在第一次护宪运动成功、一切都恢复平静之后，原敬在日记中写道：“招致如此局势的原因，无可争论是桂定错了方针和民心自日俄战争后逐渐起了变化。”至少他说的后半句话是对的。时势变了，民心变了，人们希望建设以民主为基础的宪政。至此，追求民主的民众撼动了藩阀政治，政治领袖再也无法无视民选议员的力量。

这种变化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安。评论家德富苏峰在1914年的一篇文章里记下这样的观感：“如今日本正在丧失中心点。政府无威信，军队无威信，就连政治家也无威信……我们既听不到旷野中呐喊的预言家的声音，亦看不到站立街头，试图指导国民的先觉者的踪影。人们彼此猜忌，对自己亦疑虑不安。黑暗即将来临。”作为信奉专制统治的思想家，德富苏峰代表了右翼对时代巨变的疑虑。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同样是在1914年，某一天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来到新落成的大型火车站——东京站。当时正值交通高峰，他看到大批青年从车站涌出，他们背部挺拔，腿形修长，穿着裤线清晰的下装。而在以前，对一个武士来说，不论站姿、坐姿还是走姿，都要把力量集中在腹部，身体重心保持在下盘。即使到了明治时代，人们也习惯性地腰背下躬，因此身材显得矮小。如今，这种武士的姿态迎来了终结的一天。日本人开始站直身躯，进入了思想空前活跃的“大正民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