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背景和主要议题[2003]

秋风约我为这套丛书作序那天，回溯五年，我通过电子邮件认识了劳伦斯·哈耶克。那年冬天，我和拉里（“劳伦斯”的简称）商量如何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哈耶克小组与北京大学的哈耶克小组之间建立直接的学术联系。从那一年再回溯五年，我记得，大约在那个时候，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从中国学术的地平线下面逐渐显露出来，吸引了越来越多青年人的注意。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只是通过间断多次的学习和写作，才对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大致有所理解——我是说，从1993年以前我写过的那些单纯的介绍性文字，进入到比较复杂的、可被称为“理解”的文字。可是思想越复杂，明确地要把思想表达出来的动机也就越淡漠。这篇文字的主旨，是提供给这套丛书的中国读者一个“序”——或多或少可以指引阅读兴趣的许多可能思路之一。

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历史叙事，对西学的理解，也喜欢从历史的角度切入，而后才愿意去倾听西方人的科学叙事。我意识到我自己根深蒂固地保持着这种中国思维习惯，并由此推测，一个人的思维习惯很可能是从他的许多代祖先共同分享的思维习惯中传承下来的——不论这一漫长的思维习惯是否可能成为“获得性遗传”的一部分。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叙事，似乎可以这样开始：

1278年，鲁道夫·哈布斯堡在维也纳建立了哈布斯堡王朝，揭开了他的家族延续600多年的辉煌历史的序幕。1365年，维也纳大学创立。“三十年战争”（1618—1648）标志着哈布斯堡王室衰落的开端。虽然，从16世纪到19世纪，哈布斯堡家族始终是欧洲最有势力的家族之一，它干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国和匈牙利等欧洲各国的政治事务。16世纪中期，哈布斯堡王室是欧洲权力最大的王室。1867年，财力枯竭的哈布斯堡家族同意匈牙利与奥地利平等自治，史称“奥匈帝国”。但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颓势已难以挽回。1917年10月31日，与布尔什维克攻打冬宫几乎同时，匈牙利宣布独立，奥匈帝国解体。

在两百多年时间内，维也纳是欧洲政治的中心，至少是君主政治的阴谋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奥匈帝国，维也纳和维也纳大学的知识群体经历了600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生活的都市从欧洲政治的中心迅速向边缘跌落。事实上，法国人和德国人在1848年革命期间就开始奋起超过奥地利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奥地利已被远远地抛在欧洲其他民族的后面。

动荡社会，激发思想。或许因此，两次大战之间的维也纳蕴育了欧洲现代史上最丰富、最杰出的思想家群体，其中以“维也纳小组”（Vienna Circles）最为耀眼。小组也称“马赫学社”，以纪念思想教父马赫（Ernst Waldfried Josef Wenzel Mach，1838—1916），它的成员包括：石里克（Friedrich Albert Moritz Schlick，1882—1936）、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魏兹曼（Friedrich Waismann，1896—1956）、纽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米塞斯的弟弟理查德（Richard Edler von Mises，1883—1953）、小门格尔（Karl Menger，1902—1985）、洪谦（1909—1992）。以马赫的“经验实证论”为思想先导，他们使逻辑实证主义成为流行世界的宏大思潮，影响深远，以致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每一重要思潮中都可见到维也纳小组的影子。

从詹姆士1907—1909年在英国的系列演讲和他的学术传记，我们不难发现，柏格森和詹姆士的思想，通过詹姆士与马赫的交往，对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们也产生了影响。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初版于1885年，再版于1900年。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写作和出版于1883—1888年间，其中，第一章重点引述了詹姆士的观点。马赫在《感觉的分析》再版第一章的脚注1里开始引用詹姆士1890年发表的《心理学原理》。更早些时候，莱比锡的费希纳的自然神论思想，对马赫和詹姆士的哲学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今天被我们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群体，出现于比维也纳小组更早的年代，即19世纪末叶。虽然，我马上就会说明，在这两个小群体之间，通过门格尔父子，形成了明显的思想联系。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于1871年以《经济学原理》奠定了他在奥地利学术界的地位。1902年，小门格尔出生的时候，老门格尔已经成名30年了。老门格尔的方法论著作对“维也纳小组”的马赫产生了影响。因为，他写于1883年的《社会科学方法和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是马赫《感觉的分析》“附录7”的唯一引文。一篇发表于1998年的关于小门格尔的学术评论表明，小门格尔在20岁以前就被他父亲引荐给了维也纳学术界的“核心圈子”。

从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1973）的著作我们看到，老门格尔毕生与之斗争的，是当时在奥地利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来自德国的“历史学派”，该学派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着对抗苏格兰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和新兴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欧洲大陆的保守派思想。

德国历史学派，如前述，缘起于德国的浪漫主义哲学，这一思想传统似乎更能感动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里的人。例如，浪漫主义哲学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在1883年发表的《人文科学导论》里勾勒出历史学派的基本思想（以下是我的翻译）：

历史学派认为，人类精神就活在她的历史中，所以，我们应当从历史角度来审视社会理论，应当从过去的生活中寻求当前生活规律的解释。……我们的情感、思想、意志，都只是我们生命的不同侧面，这生命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解释着我们的感觉、观念、表象。

换句话说，只有从我们的生命过程本身，我们才可能理解我们行为的各个方面——逻辑的、感情的和认知的。当然，生命过程本身，就是“历史”。

不论如何，老门格尔，虽然与休谟和斯密相隔100多年，至少部分地是基于各自民族的利益，为打击闭关自守的社会势力而形成了天然的学术上的统一战线。类似地，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康德对法国革命和英国自由主义所持的赞成态度，在康德哲学与休谟哲学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因政治同情而发生的学术上的相似性。

那么，我们从英国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之间看出了什么样的根本差异呢？概括而言，发端于边沁的功利主义经济学、伦理学、法律学和政治学的基石，是“效用理论”，或者，用边沁自己的口号表达，就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今天，我们知道，边沁所说的“幸福”，是把全部未来幸福贴现到此刻的总的幸福，故而，效用理论取消了“时间”。这一特征被狄尔泰概括为“抽象主义”立场，该名称似乎更强烈地与“历史主义”立场相对立。

作为效用理论或抽象主义的对立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强调“时间”的核心作用。例如，德国经济学家更重视生产函数理论和平均成本概念的实证研究，更重视研究收入分配与阶级关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更重视研究道德规范、自然资源和社会组织等长期因素对微观经济行为的影响。

老门格尔和他的两位追随者——庞巴沃克与魏赛尔（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1851—1926），都反对德国历史学派根据“各民族历史的特殊条件”而提出的对自由贸易理论的逻辑合理性的批评。我们知道，通过“埃及沃思方盒”的论证，凡是基于自愿原则上的自由贸易，逻辑地导致交易双方的帕累托改善，而这一逻辑不随各民族历史的特殊条件而改变。

但是我们从奥地利学派后来的发展不难看出，生产过程和时间因素，尤其在新奥地利学派那里，逐渐获得了奠基性的地位。我们常说，论战的双方，如果势均力敌，那么在论战持续足够长时间后，双方的立场之间就会比它们各自与旁观者的立场之间更加接近。

图2.32是我为浙江大学开设的2003年春季“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研究班”第一讲准备的阅读框架，它比较全面地勾勒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核心议题。我相信，对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丛书”的读者来说，这张图提供了一个有益处的阅读框架。

我想提醒读者注意，图的最上方列出了老门格尔的经济学理论的三个特征，其中第一个特征是“反对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这似乎与上述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冲突不相符合，也与老门格尔对首先是以数学家闻名的小门格尔的影响不相符合。我希望，我在这篇已经相当冗长的文章里有机会解释这一思想史问题。

按照思想体系的内在关系，我把魏赛尔排列在门格尔下面。魏赛尔是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第三导师”——思想史家通常更愿意把同一学派内相互间没有直接师生关系的同代思想家按照他们对该学派所发生的影响，顺序排列。按照这一顺序，通常，魏赛尔排第三，熊彼特和米塞斯的老师庞巴沃克排第二。例如，2001年发表的一本关于奥地利学派思想演变史的专著，就是这样排列的。此外，还有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熊彼特，也不容易排序。他是庞巴沃克指导的博士生，按惯例，他与米塞斯是同辈，而且按照我上述的排序，是第二代宗师的学生，辈分略高于米塞斯。多说两句，米塞斯兄弟俩，路德维希是哥哥，理查德是弟弟。理查德是奥地利空军的功臣，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有以他命名的飞机引擎，他是石里克领导的维也纳小组成员。路德维希是哈耶克的老师，熊彼特的师弟。路德维希1904年开始听庞巴沃克的课程，直到1914年。但他的博士学位是维也纳大学法学院颁发的，并非由庞巴沃克指导。

庞巴沃克以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迂回生产方式”的深刻观察为基础，与费雪就资本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利润的来源问题，展开了长期论战，并由此而显示了他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重大影响。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从生产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的核心地位逐渐被人力资本所取代，古典的资本理论也开始式微。另一方面，魏赛尔提出的机会成本概念，却日益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奠基性概念。我们知道，基于“机会”的成本定义，若要具备可操作性，就必须以选择者的个人效用为机会的评价标准，并由此界定“机会”的集合。这一理论要求，导致魏赛尔提出了“方法论个人主义”。无疑，后者对现代经济学的意义，与机会成本概念一样，也是奠基性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魏赛尔提出的一般均衡思想。不同于瓦尔拉和艾及沃斯，魏赛尔努力关注和试图澄清的，是一般均衡的动态过程。他的这一思想，演化成为后来包括哈耶克在内的新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反复强调的“市场过程”的概念，与此相关的理论发展，列在这张图的左下角。我提醒读者格外注意研究这张图的右下角，那里勾勒出的，是哈耶克、沙克尔、玛什拉和拉甫叶等新奥地利学派思想家的知识理论的脉络。由于2001年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方向性的改变，知识理论正在成为当代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似乎可以讨论门格尔父子的贡献了，这要从主观价值论的源流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半个世纪，维也纳是主观价值论的大本营。把维也纳的价值理论与古典价值理论区分开来的，是前者所鼓吹的“边际效用”——解释了价格形成过程的，不是商品对它的消费者的心理效用，而是这一心理效用的变动率。

在边沁那里，由于“韦伯—费希纳”定律还没有被发现，效用是以“总量”形式表达的。但基于牛顿和莱布尼兹创立的微分学，根据斯蒂格勒的考证，边沁已经知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效用”是以“边际效用”的消失为必要条件的。事实上，边沁在1782年为修正自己的效用理论，试图定义“效用的强度”。我们知道，正是关于“强度”的测量，导致了19世纪中期韦伯和费希纳的重大发现。顺便提一句，这个费希纳，就是对马赫和詹姆士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莱比锡的“自然神论”科学家费希纳。由于韦伯和费希纳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成果，经济学家们逐渐习惯了用“边际效用”的看法来分析经济行为——经济学方法从它的古典时期进入了现代时期。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效用总量的边际递减规律，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均衡、一般均衡，以及最广义的“博弈均衡”概念，就都会被动摇。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充分的数学理由说服人们相信，在边际递减规律不成立时，均衡仍能存在。

根据斯蒂格勒的考证，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1810—1858）于1854年最早提出了基于边际效用的经济学理论。可惜，他把边际效用定义成为“时间”的函数，即效用的强度随消费同一商品的时间的延长而递减。除此之外，戈森的边际分析，从数学公式观察，已经与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十分相似了。

1870年代，杰文斯、老门格尔、瓦尔拉，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斯蒂格勒指出，天才的杰文斯，很可能因天才太过，始终没有学生，也就没有留下什么学派。另一位天才，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批评李嘉图古典价值理论不应把生产要素简单地化约为“劳动”、“土地”、“资本”。因为这样的化约导致了市场分析的局部性，而物品的价值，只能通过市场的一般均衡得到决定。

只有老门格尔，最彻底地沉浸在边际效用理论的建构工作中，他甚至不关心例如“需求曲线”这样的重要问题。读者在这套丛书里马上就会读到，门格尔把一切物品，如科学实验一般精确地，按照它们对受试者的心理效用的“技术距离”，安排在不同的层次上。在给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实验者首先应当判断：特定物品是直接产生效用，还是间接地、必须与其他物品相结合才产生效用。一切物品都由此而分为两类：（1）直接产生效用的，例如一片面包或一杯水；（2）间接产生效用的，例如腊肉和大米。门格尔认为，（1）类物品之间，具有相互替代的经济学关系，而（2）类物品之间，则具有相互补充的经济学关系。就我的阅读而言，这就是关于“互补性”的经济学研究的开端。

继续讨论，门格尔认为，给定受试者在单位时间内已经消费的各种物品的比例，只要受试者体验足够多次，就总能判断任一类物品的任何一个单位的消费或者不消费，对受试者已经享有的效用水平的影响。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都有类似的体验，每天吃三顿饭的人，如果突然减少了一顿，其相对的痛苦程度，即总效用下降的幅度对总效用的百分比，只要体验足够多次，就可以被估计出来。例如，我自己的实验表明，如果不改变三餐的顺序，那么，一顿午餐所产生的效用相当于全天食物的总效用的40%，一顿早餐的边际效用相当于这总效用的30%。那么当天的第二顿午餐呢？其边际效用如何？我个人的经验是，这第二顿午餐多半会产生小于零的边际效用。也就是说，你必须付给我足够高的价格，才可能让我自愿地再吃一顿当天的午餐。

门格尔把（2）类物品之间的关系视为互补的，他指出，这些物品根据它们之间的互补关系，可能形成不同层次。例如，特定比例的腊肉和大米可以互补而成为一顿午餐，但它们需要与特定比例的水、劳动和煤气产生的火相结合。这里，假定技术结构不变，腊肉和大米、水、劳动、煤气产生的火，因为互补性而同处于第二个层次上。但是，与腊肉和大米相比，煤气距离直接消费层次更加遥远。假定煤气预先被封装在煤气罐内，再假定有火柴，那么，煤气和火柴，按照互补性是共同处于第三层次的物品，它们的共同参与产生了火。类似地，假定水必须从遥远的水库经过管道输送到家里，那么，管道和维护管道的劳动就共同处于第三层次上。为方便教学，我把这称为“技术距离”，它是由特定社会里被假定不变的技术决定了的。

细心的读者马上会发现：水是可以直接消费的，因此，水一方面处于第一层次上，一方面又处于第二层次上。其实，水和劳动，可以处于几乎任何一个技术距离的层次上。越是专用性强的物品，就处于越低的层次上；越是普适物品，就越可以同时处于各个层次上。但是，只要假定了技术不变，水总可以被安排在不同层次上，并且从它所在的层次，按照给定的程序参与到效用生产过程中。

于是，门格尔的价值理论就变得特别复杂，以致斯蒂格勒批评说，他的价值理论对于解决经济学问题而言，犹如为杀鸡而研制了牛刀。例如，仅仅由于水和劳动这类要素可以处于任何一个层次上，经济学家就必须计算技术不变假设下的水和劳动的最优配置方案，即各个层次上应当配置的水和劳动。我相信，这种过度的复杂性，是门格尔的价值理论之无法被经济学家们接受的主要原因。

不论如何，门格尔继续深入。他认为实验者经过反复实验可以把更高层次上任一单位物品的消费或不消费，“投射”到第一层次物品的直接消费所产生的效用变化中。仍以第二层次的腊肉和大米互补成为第一层次上的午餐为例，假如技术规定了煤气和火柴处于第三层次，那么，第一单位的煤气对午餐的烹调，显然至关重要，可以判断，其边际效用甚高，依次递减，当午餐快要完成时，煤气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它的边际效用迅速下降到零。门格尔的方法要求我们通过反复实验，把每一特定单位的煤气所产生的效用折合为午餐效用的百分比。例如，我可以判断，使火焰维持了最后10分钟的那部分煤气的效用，相当于这顿午餐的效用的10%。于是，我愿意为那部分煤气支付相当于这顿午餐效用的10%的费用。

最后，我打算从斯蒂格勒1937年写的一篇门格尔经济学述评里引用他所概括的门格尔关于“物品”的四重定义。他说，一物若要成为有用的，必须具有某些“物性”，并且这些物性满足下列条件：（1）有人需要该种物性。（2）该物必须具有满足该人对该种物性的需要的技术性质。不满足此类性质的物，如月球上的水，虽然有地球上的人需要它，目前却还不能把自己提供给人类。（3）对该种物性有所需求的人，必须有能力识别该种物性及相应的满足需求的技术性质。这方面我们常举的例子是，非洲某沿海土著部落不懂得吃虾，从而饥荒时期大批死亡。（4）对该种物性有所需求的人，还必须有权力处置该种物性。典型如穷人无钱购买牛奶，尽管牛奶对穷人而言满足前面三条件，却不满足最后这一条件。

满足门格尔提出的这样四重理由，“物”，才成为“有用物品”，即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goods”。读者不难体悟，这四重理由包含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议题，也包含了现代经济学家不懂得如何面对的政治、伦理、文化与知识理论等等议题。这样一种治学风格，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特点。他们追求的，不是学科规范，而是从各个角度、各个学科全面和彻底地论述同一问题。在西方思想传统里，这是亚里士多德的风格，也是文艺复兴大师们的风格，但不是启蒙之后“分析的时代”的风格。

小门格尔生于1902年，死于1985年，所以，他应当被认为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早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数学系，小门格尔从事的研究，我从他发表在《美国数学月刊》上的大批论文判断，应当属于今天的“微分几何”领域，即陈省身先生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那个数学领域。

对当代经济学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之一是，小门格尔毕业之后，偶然地决定用刚刚得到的洛克菲勒奖学金去荷兰，跟随直觉主义数学家伯劳威尔（Luitzen Egbertus Jan Brouwer，1881—1966）作拓扑学研究。不过，更吸引小门格尔的，不是伯劳威尔在拓扑学领域里的研究，而是伯劳威尔坚持的直觉主义数学的哲学立场，由于这一立场，伯劳威尔与20世纪的数学主流——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创立的公理主义立场——分道扬镳。

当小门格尔找到老伯劳威尔的时候，后者几乎与世隔绝，孤独地思考着只有他自己有兴趣追索的问题。这些问题之一，是语言对人类思想的压抑作用。伯劳威尔认为，人类社会不仅用道德规范来控制每个人的行为，而且用语言规范来控制每个人的思考。因此，为了保存数学的创造性，数学家们必须不仅反抗道德，而且反抗语言。这导致了一种被称为“直觉主义”的数学立场——事实上，许多数学大师的思维过程都符合伯劳威尔描述的直觉主义——数学创造，像电光闪过大脑，转瞬即逝，它打击大脑，引发思维灵感，而当我们猛然看到问题的解之后，所余的工作已经不再是数学的了，因为证明我们的直觉的工作，是纯粹技术性的。

对当代经济学家而言，伯劳威尔最重要的贡献是他证明的“伯劳威尔不动点定理”——N维实数圆盘上的连续函数有不动点。这一定理后来被世界大战期间因访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而无法返回日本的年轻数学家角谷静夫（Shizuo Kakutani，1911—2004）拓展为“角谷不动点定理”——紧凸集上的紧凸且上半连续映射有不动点。今天我们都知道，博弈论教科书所依据的博弈均衡的各种存在性定理，无非都是角谷不动点定理的应用或其翻版的应用。

不熟悉经济学的读者必须注意，角谷不动点定理的前提之一——“凸性”，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韦伯和费希纳发现的边际效用递减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一般均衡的经济效率，作为经济学家信奉的真理，只是在伯劳威尔不动点定理提出之后才被阿罗和德布鲁运用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证明，并因此而获得了逻辑说服力的。

伯劳威尔的数学方法是构造性的，不是公理化的。后者对定理的证明，往往运用“反证法”——假定所要证明的结论不成立，从一组前提推出矛盾。如果所要证明的结论，其应当受到检验的各种情形的集合是一个有限集，那么，反证法符合直觉主义立场，因为证明者可以一一列举有限多的可能情形，并考察所要证明的结论是否成立。当必须检验的情形的集合是无限集时，直觉主义者拒绝公理主义者的反证法，因为该方法依赖于基本的逻辑规则之一——“排中律”。当需要验证无限多个可能情形时，我们无法宣称：“A成立，或者A不成立，仅此而已。”因为我们无法检验尚未发生的那些情形，“无限”不是人类直觉能够判断的。如果你较真儿，万一在无限集合里冒出来一种情形，让A成立同时让A不成立，怎么办呢？

在我的阅读里，华沙学派的逻辑学家们继承和发扬了伯劳威尔的直觉主义逻辑哲学思想，把这一传统延续到今天。对当代经济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华沙学派数学家包括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1901—1983）和巴拿赫（Stefan Banach，1892—1945），或许，还应当包括霍尔维兹（Leonid Hurwicz，1917—2008）。也就是说，今天经济学家知道的三个最著名的不动点定理——伯劳威尔定理、塔尔斯基定理、巴拿赫定理，都来自直觉主义数学学派。

小门格尔在伯劳威尔那里工作了几年，最初，他发现难以忍受伯劳威尔的毕达哥拉斯式的神秘主义思想风格，包括他的素食主义生活方式。其次，他在关于曲线和维度的论文发表的细节方面与导师发生了剧烈冲突。总之，到了1926年，他们难以保持融洽的合作关系。次年，小门格尔接受了维也纳大学发来的聘书，返回奥地利接任该大学最重要的数学教授的职位。

如前述，维也纳正经历着600年辉煌的前所未有的没落，到处是贫困和骚乱。整个奥地利，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逐渐沦为不断强大起来的工业的德国和文化的法国的附庸。

回到维也纳，社会主义思潮和纳粹党人风云际会，小门格尔发现他多年的精神导师汉斯·洪（Hans Hahn，1879—1934），以及维也纳小组的几位成员，都是当时最活跃的社会主义分子。洪是维也纳小组早期的发起人之一，1923年，他动员石里克从布拉格来到维也纳参加并主持后期的维也纳小组。

维也纳把小门格尔拖进了那个时代最混乱的漩涡的中心。在现实世界里，老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基础上的社会科学思想，受到小门格尔的来自社会主义思想阵营的精神导师的批判。在精神世界里，他所尊敬的伯劳威尔的伟大数学贡献与他无法接受的来自同一导师的神秘主义思维方式直接冲突。在现实与精神交界处，伯劳威尔和老门格尔的自由创造立场，与小门格尔的社会主义导师们的科学计划立场，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很可能，他必须同时在伦理学领域和数学领域内思考学术问题，以平衡集中在他身上的各种冲突。

1930年，小门格尔发表了一篇反对伯劳威尔直觉主义的论文，他采取了一种被称为“意味主义”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数学公理的意义不在于这些公理本身，而在于公理可能意味着的那些事情的意义。读者不难猜测，这一立场是调和了直觉主义与公理主义的结果。小门格尔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维特根斯坦、伯劳威尔和维也纳小组”，说明他当时受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把包括数学语言在内的语言，看作同义反复的逻辑系统，其功能在于传递语言之外的意味。

小门格尔的“意味主义”立场，或许因为对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持怀疑态度，遭到维也纳小组多数成员的反对，他的唯一支持者是更愿意保持沉默的哥德尔（Kurt Friedrich Godel，1906—1978）。

为说服维也纳的数学家们相信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多元逻辑系统，小门格尔于1930年邀请塔尔斯基给他的数学同行和维也纳小组作系列报告。塔尔斯基在一次最富哲学味道的报告中向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表明，存在“三值逻辑系统”——真、伪、不确定，而那第三个“值”正是传统的双值逻辑系统里被“排中”的那个值。

根据Robert Leonard发表于Isis 1998年第1辑的文章，小门格尔长期与华沙学派最重要的逻辑学家们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他在1932年发表了“逻辑宽容引论”，试图说服数学家们对非传统逻辑系统予以宽容。事实上，他的唯一支持者哥德尔，当时已经证明了一阶逻辑系统的不完备性定理，该定理意味着几乎所有的自然语言都可以包含大量无法判断其真伪的命题。

1934年，小门格尔发表了伦理学专著《道德、决策、社会组织》。从当时维也纳的政治局势不难判断，这本著作是他对纳粹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传统逻辑学家对他的多重批评的回应。从学术角度判断，他在这本著作里提出的伦理学立场更接近康德的普遍主义立场，但其方法却是典型经济学边际分析的方法。

小门格尔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通过反复实验向他人表明并让他人理解他对自己的全部行为的伦理判断：（1）好的行为，（2）恶的行为，（3）无差异的行为。他批评康德的“道德律令”，认为常人的智力难以承受康德普遍理性所要求的认知。因此，应当从常人的行为出发，根据行为判断其好恶或“无差异”。

比传统伦理学研究对当代经济学更加重要的是，小门格尔这本著作进一步论述了基于每个人的伦理偏好的社会组织——那些具有相似伦理偏好的社会成员的行为更可能兼容。这一思路很接近合作博弈理论的思路——群体成员之间每一可能组合的特征值和组合内部收益分配的兼容性，决定了均衡状态中社会成员的组合方式。小门格尔正确地指出，在康德的伦理学世界里，人们行为之间的和谐是得不到保证的，从而康德理想中的“永久和平”也就无法实现。

根据小门格尔的证明，越是复杂的伦理体系，其基础上的社会成员可能构成的组合方式就越复杂。为证明这一结论，他使用了图论和组合代数。在我看来，门格尔的这一工作无疑是开了杨小凯等人“分工及其内生演化理论”的先河。

显然，正是基于这本伦理学著作，小门格尔对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1902—1977）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在战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与冯·诺意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合作，发表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这本书，众所周知，是当代博弈理论的开山之作。

这样，我的论述表明，门格尔父子的思想，不仅开创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传统，而且对博弈论及当代的博弈演化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相信，如果读者能够再回去复习我提供的那张阅读框架图右下角勾勒的知识理论及演化理论，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以上的论述。

现在我打算略微讨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与当代主流经济学思想的关系。当代的主流经济学，也就是所谓“芝加哥学派”。在芝加哥学派之前被称作主流经济学的，大约从1955年到1975年，是萨缪尔森领导的MIT学派。更早呢？我认为，两次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应当叫作“哈佛学派”，由熊彼特和张伯伦等人领导。

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来源于两个十分不同的思想传统。其一是詹姆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其二是康德的先验论的形式主义传统。如前述，詹姆士与维也纳小组的核心人物马赫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更主要地，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杜威在芝加哥大学长期任教，在他领导下的芝加哥大学哲学系迅速成为实用主义思想最著名的堡垒。稍后，杜威向校方提出“继续任教的前提条件是大学必须聘任米德为哲学系助教”，并获得芝加哥大学同意。从而，通过聘任乔治·赫伯特·米德——其“社会学与行为学大师”的名声在当代似乎已经或正在被“符号交往主义创始人”的名声淹没，杜威把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纳入了实用主义思想阵营。最后，在芝加哥哲学学派与社会学学派扬名天下30多年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也普遍接受了实用主义方法论。

其次，康德先验主义方法论，主要是通过奥地利学派对芝加哥学派的多重影响而进入芝加哥学派方法论的。我们今天读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论文，会感到过于形式化。这种看重形式的思维方法，正是康德先验论的影响。最早提倡这种形式推导方法的，是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物米塞斯。

奥地利学派对芝加哥学派第一重影响，是威克赛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对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公认的导师奈特的影响——据说芝加哥学派9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袖人物都是奈特的学生。以思想深刻和行文晦涩著称的奈特，是杨格的学生。后者就是发表了题为“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的著名演说的那位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杨格。在杨格指导下，奈特完成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而在杨格的思想里，有北欧学派的大师威克塞尔的影响。最后，我们知道，尽管有些可疑，威克塞尔被米塞斯视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之一。代表了芝加哥学派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布坎南（因公共选择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在奈特指导下，从翻译威克塞尔的著作开始接受北欧学派的奥地利思想的。

奥地利学派对芝加哥学派的另一重影响，是熊彼特在哈佛大学执教期间对几代美国经济学家的影响。熊彼特是新老奥地利学派之间的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富于争议，同时又深受每一个经济学派尊重。与小门格尔相似，他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熊彼特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影响了很多经济学家。例如，萨缪尔森和弗农·史密斯（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深受他的影响。根据一部分思想史家的看法，熊彼特把半个奥地利学派都带到了美国。我们知道，萨缪尔森是把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从康德的形式逻辑体系转化为数学体系的第一人。足以与萨缪尔森的广博知识相提并论，或许略逊一筹，弗农·史密斯涉猎了许多不同的领域，从生产理论、资本理论，到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再到实验经济学（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最近几年，他从实验经济学转入了脑科学领域。前不久，史密斯写了一篇纪念米塞斯《人的行动》发表五十周年的文章，他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告诉读者，他多年从事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其实都验证并支持了哈耶克早期提出的关于元心理学和认知秩序的那些伟大猜想。

最后，当然也是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对后来的一切经济学学派的影响。边际效用理论在当代经济学里的地位，就相当于数学分析在当代数学里的地位。偏离了数学分析的分析，叫作“非标准分析”。偏离了边际效用理论的经济分析，也叫作“非标准分析”。

说到经济学的“非标准分析”，我们知道，在美国各个大学里，散布着不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他们在战后所从事的研究，大部分与主流经济学无关。其中著名者，我已经列在那张图里了，这些来自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似乎代表着今天美国的非标准经济分析。这一事实，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奥地利学派对当代经济学的影响。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中国大学里的年轻人，若是从未思索过整体性的社会问题，从未参与过动荡年代的社会斗争，甚至从未体验过中国社会的真实生活，那么，我猜测，他们会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思路感到十分困惑，恍如隔世，甚至格格不入。对于这样的读者，我提不出任何有用的建议，只希望他们好自为之。在将来的生活体验中，或许他们会突然意识到：曾经读过的这些令人困惑的奥地利思想家的文字，原来对他们另有一番意义。

维特根斯坦在《伦理学讲义》里表述了这样的看法：凡用语言能够表达的，都是无意义的。语言所欲表达的意义，必定在语言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