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校书四次

唐初有一大事，为一般所不注意者，则魏徵尝撰叙录是也。《唐会要》：卷三十五。“武德五年，秘书监令狐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至贞观二年，秘书监魏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唐书》卷七十一同。《唐书》：卷一百九十上。“太宗命秘书监魏徵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徵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毕。显庆中，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佣，择散官随番雠校。”《唐会要》：“乾封元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乃诏东台侍郎赵仁本、兼兰台侍郎李怀俨、兼东台舍人张文瓘等，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唐书》卷一百九十上。《崔行功传》：与李怀俨“等相次充使检校，又置详正学士以校理之。行功仍专知御集。迁兰台侍郎。咸亨中，官名复旧，改为秘书少监。上元元年卒。”据上所引，则唐太宗、高宗二朝，自魏徵至崔行功，校书不绝，前后亘连，至少四十七年。上元以后或停顿。可谓久矣。旧、新《唐志》并未载徵等之目录。然毋煚《古今书录序》《旧唐志·序》引。攻击《群书四录》之五大罪状，其一宗为“所用书序，或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考文贞为魏徵之谥，则魏徵校书，撰有序录，确然无疑。世南、师古以下，踵其前规，想亦就其所校写本各撰序录。故开元时撰《群书四录》，“四万卷目，二千部书名目，首尾三年，便令终竟”，亦《古今书录序》语。良由成例具在，钞撮非难，故其所成之书多至二百卷，实为数十年来先哲渐积之功，非仅赖开元时代二十数人之力耳。开元校书撰录之业，原由褚无量、马怀素分职进行，只因马、褚先后病卒，故由元行冲总代其职。旧、新《唐书》、《唐会要》及《玉海》记载此事，各有差误，且甚混乱，读者惑之。谨钩稽考订述之于次：“开元三年十月甲寅，以光禄卿马怀素、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并充侍读。”此一事也，见于《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新唐书》不载。而于“左”字上衍一“为”字，文遂不通。考《褚无量传》：《旧唐书》卷百二。“召拜左散骑常侍，复为侍读”，而知左散骑常侍非怀素而是无量也。《唐会要》卷三十五乃误左为右。《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唐会要》作“言及内库及秘书坟籍”。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唐会要》略同。此又一事也。考《玄宗本纪》，三年尚在京师，长安。未幸东都，洛阳。则其所言，当指京师内库及秘书监之藏书，与后二年在东都乾元殿之写书或为二事；如系一事，则“三”字当为“五”字之误。而《旧唐书》及《唐会要》乃与七年借书之诏及百官入乾元殿观书二事相属为文，殊不知观书乃在东都，借书之诏乃在马、褚死后，绝无关系也。《玉海》卷五十二。引《集贤注记》：“五年于东京乾元殿写四部书，无量充使检校。”此又一事也。而《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乃误记：“玄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不知检校乾元殿书乃无量专任之业，与怀素并无关系也。兹先述无量之事：《新唐书》卷二百。《褚无量传》所载最详：“初内府旧书，自高宗时藏宫中，甲乙丛倒，无量建请缮录补第，以广秘籍。天子诏于东都乾元殿东厢部汇整比，无量为之使。因表闻喜尉卢僎、《唐会要》僎作撰。江夏尉陆去泰、《唐会要》去作元。左监门率府胄参军王择从、武陟尉徐楚璧分部雠定。《唐会要》作分库检校。卫尉设次，光禄给食。又诏秘书省、司经局、昭文、崇文二馆更相检雠，采天下遗书，以益阙文。”《旧唐书》卷百二。《褚无量传》则载：“无量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弘经籍之道。玄宗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通鉴》：“五年十二月诏访逸书，于乾元殿编校。”《玉海》引《集贤注记》：“六年三月五日，学士以下始入乾元院。”又云：“六年八月十四日，整比四部书成，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叹骇。”据此，则无量担任整比内库之书，并访求遗逸，补写入藏，其助手为卢僎等。其时为六年，其地为乾元殿，昭昭甚明。而《旧唐志》及《唐会要》乃系百官观书之事于七年之后，《会要》且误百官为百姓官人。《旧唐书·褚无量传》则又误记：“数年间，四部充备，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纵观焉。”《新唐传》之误同。考《玄宗本纪》“六年十月丙申，车驾还京师”，七年并未东幸，则知整比完成，百官入观，确为六年八月之事矣。《旧唐书·褚无量传》：“开元六年，驾还，又敕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新唐书·褚无量传》：“帝西还，徙书丽正殿，更以修书学士为丽正殿学士，比京官，预朝会。复诏无量就丽正纂续前功。”《唐会要》卷六十四：“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以秘书监马怀素、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充使。”此条有二误。一、乾元在东都，丽正在京师，乃迁移，非更号。二、徙书丽正已在十月之后，而怀素已死于七月矣。此在京师之另一工作也。盖于整比东都旧书之后，复有校写新书之事。故《新唐传》又载：“无量又言：‘贞观御书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请与宰相联名跋尾。’不从。”倘使不写新书，何必跋尾？然《新唐传》记此事于四库完治之后，徙书丽正殿之前，殊失伦次。且其《艺文志》复述“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璟、苏颋同署，如贞观故事”，竟无“不从”字样，尤乖真相。《唐会要》：卷六十四。“六年已后，秘书丞殷承业、右赞善大夫魏哲、通事舍人陆元悌、右率府兵曹参军刘怀信、胡履虚、恭陵令陆绍伯、扶风县丞马利贞，并别敕入院。”又：卷三十五。“七年九月敕：‘比来书籍缺亡及多错乱，良由簿历不明，纲维失错，或须披阅，难可校寻。令丽正殿写四库书，各于本库每部为目录。据此一语，便知晋唐间之四部目录乃是每库藏一部之书，即每部自为目录，以备入室取书之用。不必合订一卷也。其有与四库书名目不类者，依刘歆《七略》，排为《七志》。此语则当指马怀素之业。其经、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时代为先后，以品秩为次第。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旧目，随文修补。’”《旧唐传》：“明年八年无量病卒，年七十五，临终遗言，以丽正写书未毕为恨。”《旧唐纪》：“八年正月壬申，右散骑常侍舒国公褚无量卒。”《通鉴》作正月丙辰。据此联想，则无量写书于丽正殿，始自六年，至七年而始为《四库目录》，八年而无量卒。其业未毕，容于后文续述之。兹插述马怀素之事：《新唐书》卷百九十九。《马怀素传》：“玄宗诏与褚无量同为侍读，更日番入。……有诏句校秘书，是时文籍盈漫，皆炱朽蟫断，签幐纷舛。怀素建白：‘愿下紫微黄门，召宿学巨儒就校谬阙。’又言：‘自齐以前旧籍，王俭《七志》已详。请采近书篇目及前志遗者，续俭《志》以藏秘府。’诏可。即拜怀素秘书监。乃诏国子博士尹知章、四门助教王直、直国子监赵玄黓、陆浑丞吴绰、桑泉尉韦述、扶风丞马利徵、湖州司功参军刘彦直、临汝丞宋辞玉、恭陵丞陆绍伯、新郑尉李子钊、杭州参军殷践猷、梓潼尉解崇质、四门直讲余钦、进士王惬、刘仲丘、右威卫参军侯行果、邢州司户参军袁晖、海州录事参军晁良、右率府胄曹参军毋煚、荥阳主簿王湾、太常寺太祝郑良金等，分别撰次。践猷从弟秘书丞承业、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怀素奏秘书少监卢俌、崔沔为修图书副使，秘书郎田可封、康子元为判官。”《旧唐书》卷百一。《马怀素传》：“是时秘书省典籍散落，条疏无叙。怀素上疏曰：‘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已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无编录，难辩淄渑。望检括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上于是召学涉之士，国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录，并刊正经史。”《韦述传》：“开元五年为栎阳尉，秘书监马怀素受诏编入图书，乃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齐澣、秘书少监王珣、卫尉少卿吴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但元行冲似于怀素死后始任此职，《韦述传》必有误。由此所载，则怀素在秘书省续《七志》，与无量之在乾元殿整比旧书，完全异趋。所同者惟皆是开元五年开始耳。不知《新唐志》何以又牵涉二事为一也？《资治通鉴》亦误记二事为一。“然怀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绪别”。《新唐传》。“六年秋七月己未”，病卒。《旧唐书》卷八。“怀素卒后，诏秘书官并号修书学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无所统一，逾年不成。有司疲于供拟。太仆卿王毛仲奏罢内料。又诏右常侍褚无量、大理卿元行冲考绌不应选者。无量等奏修撰有条，宜得大儒综治。诏委行冲”。《新唐书·马怀素传》。“于是行冲表请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旧唐书·元行冲传》。“乃令煚、述、钦总缉部分，践猷、惬治经，述、钦治史，煚、彦直治子，湾、仲丘治集”。《新唐书·马怀素传》。接事之始，当在七年。据《马传》之“逾年不成”，《古今书录序》之“首尾三年”。“至九年冬十一月丙辰，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上《群书目录》二百卷，藏之内府”。据《旧唐书》卷八。但《新唐书·马怀素传》误作八年。（新、旧《唐志》俱作《群书四录》，但《旧唐志序》衍一部字。）此录“所用书序或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有书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玉海》卷五十二引《会要》。在过去一切目录中，庞大无比。即在后世，亦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差堪比拟。然此则专录存书，彼则兼收存目。部卷之数，此虽仅及彼之半，而叙录之详，彼实有逊于此。其劣点在材料方面则为“秘书省经书实多亡阙；诸司坟籍，不暇讨论”。“新集记贞观之前，永徽已来不取；近书采长安之上，神龙已来未录”。在体例方面则为“或不详名氏，或未知部伍”。“书多阙目，空张第数”。此毋煚《古今书录序》所指摘者也。自马怀素建议续《七志》，至元行冲变计改撰《群书四录》，前后凡五年。故《韦述传》云：“五年而成其总目二百卷。”此事虽尝经褚无量考核一次，然前由怀素创办，后有行冲主持，实际与无量无关。只因无量病卒后数日，玄宗即“命右散骑常侍元行冲整比群书”。《通鉴》。故《旧唐书》卷百二。《元行冲传》：“秘书监马怀素集学者续王俭今书《七志》，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于丽正殿写四部书，事未就而怀素、无量卒，诏行冲总代其职。”虽时次不明，固显然有分别也。行冲既“知丽正院，又奏绍伯、利徵、彦直、践猷、行果、子钊、直、煚、述、湾、玄黓、钦、良金与朝邑丞冯朝隐、冠氏尉权寅献、秘书省校书郎孟晓、扬州兵曹参军韩覃、王嗣琳、福昌令张悱、进士崔藏之，入校丽正书。由是秘书省罢撰辑，而学士皆在丽正矣”。《新唐书·马怀素传》。后来行冲“以老罢丽正校书事”，《新唐书·元行冲传》。而十三年夏四月丁巳改丽正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旧唐书》卷八。以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唐会要》卷六十四。代行冲。《旧唐书·百官志》注。至“十九年冬，车驾发京时，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九千卷”。虽“其中杂有梁、陈、齐、周、隋代古书，贞观、永徽、乾封、总章、咸亨旧本”。《玉海》引《会要》。虽多复本，亦可谓富矣。然毋煚以《群书四录》“知有未惬，追怨良深”，“其后周览人间，颇睹阙文”。“乃与类同契，积思潜心，审正旧疑，详开新制。永徽新集，神龙近书，则释而附也。未详名氏，不知部伍，则论而补也。空张之目，则检获便增。未允之序，则详宜别作。纰缪咸正，混杂必刊。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旧唐志》引《古今书录序》。将《群书四录》“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旧唐志》。其分量为五与一之比。异点为何，极堪考索。除正误，补阙，拾遗，改作书序，增加书类，已经煚序明言外。《旧唐志》又言：“煚等四部目及释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煚序又言对于释道之书“亦具翻译名氏，序述指归。又勒成目录十卷，名曰《开元内外经录》”。则煚录并未删除“序述指归”之书序，与《群书四录》实同一体制，何以又仅有其五分之一乎？由《旧唐志》之“略”而联想及《七略》之略，《七略》与《别录》至煚时犹存，《七略》亦有序述。指归之叙录，不过较《别录》为略耳。然则《古今书录》之所异于《群书四录》者，殆亦仅在叙录较略之一点耳。盖《四录》出于众修，或全抄各书序跋及篇目，颇似后来之《经义考》，但《经义考》不列篇目，而《四录》或不引他书考证语。及前此之《别录》；但《别录》或无各类小序。而《书录》则加以剪裁修正，节略繁杂之各书序跋为“小序”耳。《旧唐志》所谓“小序”殆非各类说明分类理由及叙述学术源流之小序，如《汉志》例。而指各书条目后之简略序录也。总之，《四录》之成，“学士无赏擢者”。《玉海》卷五十二。而《书录》“奏上，赐银绢二百”，同上引《唐会要》。则毋煚所撰犹之王俭《七志》，虽出私人之手，亦食秘府校雠之果矣。自此以后，德宗贞元二年七月，秘书监刘太真请择儒者详校《九经》于秘书省，从之。三年八月又请添写史书，从之。《唐会要》卷六十五。秘书少监陈京“凡四命为集贤学士，在集贤奏秘书官六员隶殿内，而刊校益理，求遗书，凡增缮者，乃作《艺文新志》，名曰《贞元御府群书新录》”。见《柳柳州集·陈京行状》。“文宗时，郑覃侍讲禁中，以经籍道丧，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见《旧唐志》。“于是四库之书复全，分藏于十二库”。《新唐志》。总上所述，则李唐一代，四度校书。第一期自太宗贞观初至高宗永元元年。第二期自玄宗开元五年至天宝十四载。《玉海》引《唐会要》。第三期为德宗贞元年代。第四期为文宗开成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