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陵2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

1983年3月间，承蒙临潼秦兵马俑博物馆和秦俑考古队惠予便利，笔者有幸对1980年冬在始皇陵封土西侧发掘出土、此时修复工作已近完成的2号铜车进行了初步考察。这一组古文物瑰宝，不仅气魄恢宏、工艺精湛、装饰华奂，而且造型极其严谨、准确（图1-1）。全副鞁具，包括像繁缨这样的细节，都用金属逼真地复制了出来。有些从前认不准的车器这次找到了归属，有些从前感到扑朔迷离的记载这次也被澄清，并用具体形象生动地阐明了。在过去发掘的瘗真车马的陪葬坑中，这些部件却大都朽失无存。因此可以认为，2号铜车的出土，无疑将使古车制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最近又获读此次发掘之尚未发表的简报，进一步弄清楚了一些问题，因志其一得之见，以求正于同志们。不过由于始皇陵并未正式全面发掘，有关葬仪、葬式的许多问题尚不明了，目前只能就车论车，先对它本身的形制作些探讨。

2号车的一条辔绳末端有朱书文字“车第一”。首字微泐，简报未释。按古玺文“安”字作（《古玺汇编》页1448）、（同上书页4348），故此字应是安字。而2号车的御者又坐于前舆，证以《续汉书·舆服志》刘注引徐广“立乘曰高车，坐乘曰安车”的说法，则此车应为安车；但此车有容盖衣蔽，车型又当属于辎、軿之类。辎、軿二车，车型相近。《释名·释车》:“辎、軿之形同，有邸曰辎，无邸曰軿。”《宋书·礼志》引《字林》亦谓：“軿车有衣蔽无后辕，其有后辕者谓之辎。”这两种车在汉画像石和壁画中都有很清楚的表现（图1-2），并有车旁榜题为证^[1]。将它们的形制与2号车比较，其相同之处不难立辨。但在一般印象中，总觉得辎、軿是妇女乘坐的。《汉书·张敞传》:“君母出门，则乘辎、軿。”汉代的出行图中，乘辎车的也多是妇女。其实这种车男子也可以乘坐。《汉书·张良传》记张良对刘邦说：“上虽疾，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这里的辎车正是《释名》所谓“载辎重卧息其中之车”之意。汉高祖与秦始皇的时代相近、地位相当，两人出行卧息也可能用同类型的车。

所以2号车单从坐乘这方面来说，可以认为是安车；而从车箱构造这方面来说，又可认为是辎车。《古列女传·齐孝孟姬传》:“妾闻，妃后逾阈，必乘安车辎軿。……今立车无軿，非所敢受命。”可见辎軿可以包括在安车类型中。大抵安、立，辎、軿，轺、輶，辒、辌等车的分类标准各不相同，其中有些名称是互相交叉的。如《汉书·平帝纪》:“立轺併马。”则轺车可立乘，应为立车之一种；又《霍光传》颜注：“辒、辌本安车。”则辒、辌又均为安车之一种。《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记齐国战车有先驱、申驱、贰广、启、胠、大殿等，但这些不同的名称可能只是依据它们在战阵中所居位置之不同而区分的，并非各自代表一种独立的车型。所以一辆先驱车，同时又可能是一辆车；而一辆申驱车，同时又可能是一辆轻车。鉴别2号车的车型时，也宜考虑到这种情况。

2号车车箱两侧有可推启之窗，可能就是《说文》所称之戻。《户部》:“戻，辎车旁推户也。”《说文》下定义时遣词很有分寸，它不说戻是窗子，而说是推户。这是由于窗的本义是“通孔也”。窗字亦作“囱”。王力先生谓：“囱指天窗，即在帐篷上留个洞，以透光线。”可见窗子上起先是不装窗扇的，即使后来装了窗扇，直到唐代以前也多为固定的，不能开启。而户却有可开合的“户扇”即扉。因此，辎车侧面的推窗也只得称为“推户”了。2号车的戻上还镂出了很细密的菱形孔洞（图1-3∶2），应即古文献中所称之绮寮或绮疏。如，《西京赋》“交绮豁以疏寮”, 《魏都赋》“皦日笼光于绮寮”, 《古诗十九首》“交疏结绮窗”, 《后汉书·梁冀传》“窗牖皆有绮疏”，皆指此种镂孔纹样。因为寮是“小空也”，疏是“刻穿之也”，而绮则如《释名·释采帛》所说：“绮，欹也。其文欹邪，不顺经纬之纵横也。”据出土古绮标本观察，其织纹多呈菱形，也有呈复合菱形的，即所谓“杯文绮”（图1-3∶1）。后者与2号车戻上镂孔的形状更为接近。这种式样的镂孔窗扇战国时已经出现。《楚辞·招魂》称“网户”，王注：“网户，绮文镂也。”即是此物。但在汉代明器陶屋的窗子上反而不太常见，那上面往往只有直棂、斜格、穿璧等较简单的图案。虽然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的陶仓楼在腰檐的栏杆上出现过与2号车戻相近之菱形镂孔，却也做得很粗疏。2号车戻上的绮寮为古建筑外檐装修的细部结构提供了例证。

2号车在车箱后方开门，与《周礼·巾车》“良车、散车”郑注“谓若今辎车后户之属”之说合。其左侧门颊装银质拐形门栓（图1-4∶1），应名为银户钥。《方言》卷五：“户钥，自关而东陈、楚之间谓之键，自关而西谓之钥。”《礼记·月令》:“脩键闭，慎管籥。”郑注：“管籥，搏键器也。”可见它是一种有搏键装置的栓门之具。清·朱骏声说：“古无锁钥字，凡键具皆用木不用金。”^[2]所以楗、键，籥、^[3]、钥诸字可互通。户钥在满城1、2号汉墓中均出。2号墓所出者由内挡（或即键）、转轴与轴套（或即管）、把手（或即钥）三部分构成（图1-4∶2）。因此它亦可名为“管键”（《周礼·司门》），户钥则是其通称了。而对于车来说，只有辎、軿等车型才有后户，才能装户钥。此物既然在满城1号刘胜墓出土，说明他亦用辎车类型的车从葬，这又可以作为男子乘辎车的一项旁证。

2号车除金、银零件外，整体用铜制，惟于车盖上附有一层丝织物，当即《说文·巾部》“，盖衣也”之。车盖之有盖衣犹车杠之有杠衣，盖衣当蒙覆于盖上。但此车已有铜盖，不便再加铜，所以盖衣就直接用丝织物制作了。此车之盖呈椭圆形，顶部隆起，近似所谓鳖甲。它随车之纵深延长，这是因为其车箱为重舆，车盖要遮住前、后两节车舆之故。《隋书·何稠传》载：“旧制：五辂于辕上起箱，天子与参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过为相逼。’乃广为盘舆，别构栏楯，侍臣立于其中。于内复起须弥平坐，天子独居其上。”《旧唐书·舆服志》:“玉辂，青质，以玉饰诸末。重舆。”从这些记载看来，似乎隋唐之辂才用重舆。其实早在秦汉的辎车上就能看到这种形制。山东福山东留公村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之辎车，车箱分割为前后两部分，主人坐于后舆，御者在前舆（即缩或育）中执策驭马（图1-5）。2号车也是这样。不过此车的御者双手执辔，不像福山画像石的御者手中还拿着策。但2号车的策也出土了：铜质，竿形，带节，前端有短刺（图1-6）。过去除了在画像石上看到代表策的一根线条外，出土的实例很少，一直不曾了解其细部构造，所以对于古文献中有关马策的记载不尽了然。《淮南子·道应》说：白公“罢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贯颐”。高注：“策，马捶。端有针以刺马，谓之錣。倒杖策，故錣贯颐也。”倒拄杖策竟能将面颊戳穿，虽高注言之凿凿，读起来仍感费解。这次看到2号车上装刺的策，才知道白公是被它刺伤的^[4]。此物亦名笍，《说文·竹部》:“笍，羊车驺棰也。着箴其耑，长半分。”由于《释名》说羊车是“善饰之车”，所以段玉裁注笍字时谓“善饰之车，驾之以犊，驰骤不挥鞭策，惟用箴刺而促之”。按段说不尽准确，因为刺即錣本来就装在策上，不挥策何以用箴促马？而后代驱马所用之鞭，古代却主要用于殴人。《尚书·舜典》:“鞭作官刑。”《左传·襄公十四年》:“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又《哀公十四年》:“成有司使，孺子鞭之。”《周礼·条狼氏》:“条狼氏掌执鞭以趋辟。”郑注：“趋辟，趋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车之为也。孔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孙诒让疏：“鞭所以威人众，有不辟者，则以鞭殴之。”经典所记，鞭多用于人，罕用于马。《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操鞭使人，则役万夫。”“代御执辔持策，则马咸骛矣。”将鞭与策对举，其用途的区别更是一目了然。故先秦、两汉之御车者一般并不挥鞭。所谓“左执鞭弭”等说法，乃是假殴人之具以棰马。唐以后，驱马始多用鞭，而装錣之策遂渐次隐没不见。

此外，2号车舆下的当兔和伏兔也值得注意。当兔位于辀、轴交会处。以前只见《考工记·辀人》中有“十分其辀之长，以其一为之当兔之围”的记载。戴震《考工记图》以为“当兔在舆下正中”；然而实物未见，在这里是第一次被发现。至于伏兔，在西周车上多呈屐形或长方形，有时其一端且楔入轮舆之间的笠毂之套管中^[5]。然而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笠毂之套管只做出上半边，呈覆瓦状，已不能约束伏兔。至战国时，笠毂更变成一端钉在伏兔上、另一端遮在毂上的扁平饰片。2号车上的笠毂承袭了这种作法，也只是一片从伏兔外侧接出来的板状物。而伏兔的断面近似梯形，上平以承舆，下凹以含轴。其状与清代戴震、阮元等人的推测颇相合。戴、阮等用这种形制解释《考工记》中的伏兔，虽未能尽合，但对秦车的伏兔来说，却是言而有中了。

2号车车轴两端穿入毂中，毂长33.5厘米（图1-7）。如以铜车为真车缩小二分之一的模型，则实物约长67厘米。《诗·秦风·小戎》中提到“文茵畅毂”，毛传：“畅毂，长毂也。”2号车的毂算得上是畅毂了。畅毂延长了轮对轴的支撑面，行车时可更加平稳而避免倾覆。但长毂容易在两车相错之时互相碰撞，被称为毂击（《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辖击（《战国策·齐策》）或简称为（《周礼·野庐氏》、《说文·车部》）。这许多的专用词汇也反映出行车时此种情况经常会发生，所以孙子说：“军行患车之。”战国战车有时“尽断其车轴末”。可见战国战车开始采用短毂。但长、短毂各有利弊，亦即《考工记》所谓：“短毂则利，长毂则安。”2号车采用长毂，是出于行车安稳的考虑。2号车之毂饰以弦纹和锯齿纹，当即代表《周礼·巾车》“孤乘夏篆”、《考工记·轮人》“陈篆必正”之篆。先、后郑都把篆解释为毂约。毂约又称軝约。《说文·车部》:“軝，长毂之軝也，以朱约之。”《广雅·释诂》:“约、缚，束也。”此字或从革作，即《轮人》中提到的帱革。用它束于毂周，即《诗·小雅·采芑》孔疏所说：“以皮缠束车毂以为饰，而上加以朱漆。”其实毂本用木材制作，缠革涂漆是加固之需，并非单纯为了装饰。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墓之车马坑所出8号车，其毂之轵端向里有八道凸起的环棱。制车时曾在环槽中施胶，缠以八道皮革，干后再打磨涂漆，从而增强了车毂的坚固程度。这是古车陈篆的实例。始皇陵2号车之毂以弦纹和锯齿纹为篆，仍接近缠缚皮革所形成的纹理。此外，2号车在毂端的軎上还系有幡状飞軨。《急就篇》颜注：“路车之辖施小幡者，谓之飞軨。”这种形制在这里得到了印证。《续汉书·舆服志》说，皇帝车上的飞軨要画苍龙白虎等花纹。但汉画上所见之飞軨常是两条短飘带，不便再施绘画，只有呈幡状才符合需要。以前在甘肃平凉庙庄秦墓出土的车上发现过饰珠的飞軨，似乎秦车颇重视飞軨。此物一般用布帛制作，不易保存，他处少见其实例。

再看鞁具。2号车之繁复精致的鞁具为研究系驾方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许多重要的情况都是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首先，连接在服马两轭之内軥上的两条靷绳就很引人注目。服马主要通过它来曳车，这是以前所想象不出的。《左传·哀公三年》一再提到，“两靷将绝，吾能止之”, “驾而乘材，两靷皆绝”。从前总认为服马应各有二靷，合计为四靷，所以不理解《左传》“两靷”之所指。现在才知道每匹服马均用单靷曳车，两靷已经概括了服马承力之所在。这两条靷绳的后端系在舆前的环上，此环即《秦风·小戎》“阴靷鋈续”之鋈续，郑笺：“鋈续，白金饰续靷之环。”此环后部连着一条粗索，系于轴之正中（图1-8），与《说文·革部》“靷，所以引轴也”之说完全一致。而据《小戎》毛传，“阴靷”句中之阴系“揜軓也”。郑笺：“揜軓在轼前，垂辀上。”孔疏：“阴、揜軓者，谓舆下三面材，以板木横侧车前，所以阴映此軓，故云揜軓也。”孙诒让则称之为揜舆版。但此前在古车上总找不到合乎这种条件的部件，这次在2号车前舆的车軨上看到一块覆箕状的盖板，恰好遮掩着舆前那段较平直的辀即軓，所以揜軓正是指它而言。回过来再看以前出土的战国铜器刻纹中的车，如河南辉县赵固、江苏淮阴高庄、山东长岛王沟等处之例，遂发现其舆前也都有揜軓（图1-9）。但倘若不是由2号车得到启示，只从那些简略的刻画中是难以辨认出此物的。

2号车的骖马曳的是偏套，套绳分别沿两骖内侧向后通过前轸左右之吊环而结于舆底的桄上。此套绳应称为靳。《左传·定公九年》记王猛对东郭书说：“吾从子如骖之有靳。”杜注：“猛不敢与书争，言己从书，如骖马之随靳也。”所以靳才是骖马的套绳的名称。而靳的被认识，又使许多问题随之迎刃而解。如《小戎》“游环胁驱”之游环，旧本毛传释作“靳环”，郑笺：“游环在背上，无常处，贯骖之外辔，以禁其出。”2号车之靳正在骖马背部接出一短带，带端系环，骖之外辔恰恰从此环中穿过，与毛、郑之说若合符契，故此环无疑即是游环。以前因为不认识靳，所以依通行本将游环解释为靷环。但这么一来，好几种鞁具的位置都连带着发生了错乱。同时，靳的被确认，也进一步证明一乘车上只有两靷，不与轴相连接的靳并不是靷。

至于《简报》所说的套在骖马颈部而系于服马轭上、用以防止骖马外逸的缰索，或即是。《说文·革部》:“，骖具也。从革、蚩声，读若骋蜃。”段注：“《虫部》蚩读若骋，则此蚩声读骋宜矣。不知何以多蜃字。骋蜃连文不可通，疑当为又读若蜃也。”按《丂部》:“甹，侠也。”段玉裁说：“侠之言夹，夹者持也。经传多假侠为夹。”之为用正是将骖马夹持于服马之侧。

特别出人意料的是，2号车的服与骖均自尾后牵一带经腹下系于轭或上，这也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描写晋国的军容时说：“晋车七百乘，、靷、鞅、靽。”其中列举出各类鞁具，用以表示晋车装备的齐全。这里面提到了一种他处很少提到的靽。据杜注：“在后曰靽。”则上述后牵于马尾之带应为靽。然而杨伯峻新注谓：“靽同绊，音半，絷马足之绳。”晋军临阵之战车不会自行系上绊马腿之绳。持此说者或引《楚辞·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为证^[6]。但《国殇》之出此语，应如王注所说，是在“己所乘左骖马死，右騑马被刀创”之后；其霾车絷马，乃是表现“终不反顾，示必死也”之志，也就是下文说的“出不入兮往不反”、“首身离兮心不惩”之意。他们所面临的形势与晋军完全不同，故此说恐非是。但如果2号车上未把它表现清楚，靽为何物，则将难以理解了。

2号车的服马和骖马均在额前的络头上装金质当卢。当卢背面的垫片上有刻文，自右骖至左骖，分别为“右一”、“道二”、“道三”、“四”（图1-10）。按字古音属元部明母，与輓字同部同纽。《礼记·檀弓》记孔子合葬父母之前，“问于郰曼父之母”，《史记·孔子世家》中“曼父”作“輓父”。故当是輓之假字。《说文·车部》:“輓，引车也。”经传又多假道为导，《说文·寸部》:“导，引也。”所以秦车可以称骖为，称服为道。然而道亦训先，《文选·赭白马赋》:“飞輶轩以戒道。”李善注：“道，先也。”考虑到在古代的驷马车上，四匹马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诗·郑风·大叔于田》:“两服上襄，两骖雁行。”郑笺：“雁行者言与中服相次序。”孔疏：“此四马同驾，其两服则齐首，两骖与服马雁行，其首不齐。”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上者，前也。上襄，犹言前驾，谓并驾于前，即下章之‘两服齐首’也。雁行，谓在旁而差后，即下章之‘两骖如手’也。”《左传·定公四年》正义也说：“骖马之首当服马之胸。”所以秦代将服马称为道，还有表示这两匹马的位置靠前的含意。在这次发掘中，前后两乘铜马车出土时，驾车之马的位置均为服马在前、骖马次后，特别是前车即1号车更为明显。不过即骖马虽然位置稍偏后，却并不意味着其重要性偏低；相反，当时的骖马可能比服马更受重视。2号车的两骖都在颈部套着金银项圈，而服马却没有。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中之车，亦仅二骖套有银项圈。马饰的丰俭与受重视的程度总该有所关联。再如《郑风·大叔于田》描写大叔驾车时，一开始就说：“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只言两骖，不提两服，亦可证调御两骖之得宜与否，对行车相当紧要。《左传·桓公三年》记曲沃武公“逐翼侯于汾，骖絓而止”。《成公二年》记齐顷公之车在鞍之役中“将及华泉，骖絓木而止”。这都说明骖马较易受路边外物的干扰，故宜选强悍的马充任。并且，车子转弯时起主导作用的也是骖马。2号车的右骖在额顶立一装缨的铜杆，应即《续汉书·舆服志》所说用氂牛尾制作的“左纛”。它就是为了便于使四匹马一起转弯而设置的部件。但这里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称为左纛，似乎就应该装在左骖头上，为何2号车却把它装在右骖头上呢？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战车一般均向左边转弯，即《郑风·清人》所谓“左旋”的缘故。孔疏：“必左旋者，《少仪》云‘军尚左’。”但战车为什么要左旋呢？这又和乘车者的位置密切相关。当一辆战车乘二人时，御手居左，甲士居右，如始皇陵2号兵马俑坑出土之T14号车所见者。若乘者为三人，而其中又有指挥作战的将领时，则如郑玄所说：“左，左人，谓御者。右，车右也。中军，为将也。兵车之法，将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当然，此仅就一般情况而言，例外的场合也是有的。但不论位置如何变动，车上居右之人即所谓“戎右”，常为手执戈矛的勇力之士。《左传·成公八年》杜注：“勇力皆车右也。”因此，当战车转弯时，配备武装的右侧应向外，使之仍能起到御敌的作用，即“左旋右搯”之所谓右搯；而没有武装只有御手的左侧应在内，以便受到保护。在进行车战时，左旋应是御车的常规（图1-11）。由此而产生的左纛之制，亦不应理解为左侧之纛，而宜理解为左旋之纛。此纛立于右骖头上，则左旋时纛自右向左催迫诸马，弯子就比较容易掉转过来。转弯时右骖所起的主导作用，在《说文》中已经指出。《舟部》:“服……一曰车右騑，所以舟（周）旋。”右騑即右骖。《马部》:“騑，骖也。”而由于自右向左折旋须以右骖带头，故又称“右还”。《周书·武顺篇》:“武礼右还，顺地以利兵。”《楚辞·招魂》:“抑骛若通兮，引车右还。”其实，左旋和右还说的是一回事。

既然在行车时要求两骖更灵活些，更具机敏的反应能力，所以要选强悍之马。可是悍马难驯，因而2号车在两骖口中除安排一套普通马衔外，还另加一套带刺的杵形衔（图1-12）。《简报》将此物考定为橛，是很正确的。《文选·西征赋》注引《庄子》司马注：“橛，騑马口中长衔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周迁《舆服志》：“钩逆上者为橛，橛在衔中，以铁为之，大如鸡子。”都说得极其明确。橛又名。《说文·齿部》:“，马口中橛也。”是齿相啮之意。当时是用这种螫口的带刺的橛来加强对骖马的控制。《韩非子·奸劫弑臣篇》说：“无垂（棰）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淮南子·氾论》说“是犹无镝、衔、橛、策、錣，而御馯马也”，而《盐铁论·刑德篇》则说“犹无衔、橛而御捍马也”，将前二处列举的马具减缩成衔、橛两种，其重点显然是橛，可见该书作者认为没有橛就难以制服悍马。

从2号车上骖马所受的对待，不难看出它们的地位不同于服马。而在两骖之中，左骖似乎更被看重些。因为它位于左外侧，而御者的策持于右手，笞之不甚得便，故更宜选用“不待策錣而行”的“良马”。它应能对行车的各种意图迅速作出反应，转弯时尤须左骖充分配合，将车控制住。所以《考工记·辀人》提出，终日驰骋而“左不楗”，即左骖不蹇倦，是鉴定好车的一项标准。

御者的意图主要通过辔传达给马，无论骖马、服马，都受辔的调遣。驷马车上的辔如何安排，还是一个并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按理四马共八辔，而经传皆言六辔，如《小戎》就说：“四牡孔阜，六辔在手。”因此需要回答：一、余下的是哪二辔，对之如何处理？二、六辔如何安排，才能向四匹马同时发出一致的信号？由于2号车出土时辔已散断，原来的连接法并不明确。《诗·鄘风·干旄》孔疏：“御车之法，骖马内辔纳于觖，惟执其外辔耳。骖马，马执一辔，服马则二辔俱执之。”二骖马各一辔，是为二辔；二服马各二辔，是为四辔；合计之，正是六辔。但骖马之另一条辔即“内辔”却不应系于“觖”，即简报所说之揜軓上的觼爪；而是与相邻之服马外侧的衔环系在一起。并且，两服马的内侧之辔还要在辀前左右交叉一次。辔的这种安排，在战国铜器刻纹上反映得很清楚（图1-13）。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各马左、右侧之辔分别集中在御者的左、右手中，通过操纵辔使车中的马一致行动。而且不仅驾四马的车用六辔，驾六马也是用六辔。《列子·汤问篇》:“六辔不乱，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不过在驾六马的车上，騑和骖都要通过内辔和服马之外侧的衔环联在一起。左旋时，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最外侧的右騑；右骖、右服这时就跟着一同回旋了。而在四马车上，转弯时骖马是带头的，所以它的内辔应由御者直接掌握，不应系结在车上某处。何况2号车在衡辕交接处左右各有一银环，这两个环在山东胶县西庵西周车，甘肃平凉庙庄1、2号秦车，河南洛阳中州路战国车上均曾发现，在湖北江陵九店104号楚墓车马坑之与2号车相同的位置上，且各有一组铜三连环，似乎服马之内辔相交叉以后曾自这些环中穿过。但2号车复原时将此二环闲置，没有绳索穿过其中。关于这一点，似仍有进一步探索之必要。

总而言之，2号铜车的鞁具展示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系驾方法。它和当时西方（指地中海及西亚地区）的系驾法完全不同。如果将系驾方法依其承力之最主要的鞁具来命名，则西方古车采用的是“颈带法”，车上无靷，驾车之马用颈带系在轭上，轭连衡，衡连辀，马通过颈带负衡曳辀而前。此法的严重缺点在于颈带压迫马的气管，使驾车之马奔跑时呼吸困难。2号铜车的系驾法则可名为“轭靷法”，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轭和靷。虽然2号铜车上两轭脚之间系有颈靼，但它并不起西方之颈带的那种作用，因为靷从轭軥处向后拉，马的受力点落在肩胛两侧承轭之处。颈靼无须系得很紧，它只起到防止服马脱轭的作用，曳车受力并不靠它。但由于轭受力较大，所以2号铜车在轭下铸出一层象征软垫的轭鞯。在河南浚县辛村1号西周墓上层车器中和北京琉璃河202号西周墓车马坑中都发现过它的痕迹。辛村报告称之为“漆布夹脖”；发掘琉璃河墓地的郭仁先生则名之为“”。按《说文·韦部》:“，轭裹也。”故后说可从。近年在陕西长安张家坡170号井叔墓中发现的轭，厚1、宽达13.5厘米，其质地虽不明，但显然也是一层软垫。西周痕的发现，意味着轭靷系驾法的出现应较2号车的时代为早。所以仅从车的木质构件看，中国古车和西方古车均由轮、舆、辀、衡、轭等构成，式样似乎差别不大。有些人甚至有意无意地向西方去寻求中国古车的起源。但一经比较系驾法，东、西方则判若泾渭，它们分别采用各不相同的方式。中国古车的系驾法是中国独立的发明创造，其中看不出任何外来影响的痕迹。

不过，就在始皇陵2号铜车铸造的时代，中国车制正面临着一场变革。先秦式采用轭靷法系驾的独辀车正向汉式采用“胸带法”系驾的双辕车过渡。目前已知之最早的双辕车出现于战国早期。陕西凤翔八旗屯BM103号秦墓曾出土双辕陶车，它是驾牛的牛车。双辕马车则以河南淮阳马鞍冢战国晚期1号车马坑出土者为最早。由于这种车上出现了胸带，于是承力部位降至马胸前，轭变成单纯的支点，只起支撑衡、辕的作用。此法较之轭靷法更为简便实用。它的出现在我国不晚于公元前3世纪。而在西方，要到公元8世纪才出现，比我国晚了一千多年。

对2号铜车的考察还表明，2号铜车保留了我国商周车制的许多特点，代表着一种古老的驷马车的形式。它和始皇陵出土的其他若干文物一样，因循墨守的因素常常强烈地表现出来。用比它晚了不过几十年的江陵凤凰山167号西汉墓出土车与之相较，更显得2号铜车结构之保守。这里面所透露出的秦文化的风貌，的确是启人深思的。

[1]辎车画像石为潘祖荫旧藏，收入关野贞《支那山東省に於ける漢代墳墓の表飾》图版113。榜题为“车”二字。按汉代的菑字可写作、（见罗振玉《齐鲁封泥集存》叶一三“菑川廐丞”；顾南原《隶辨》卷一引《武班碑》“齐国临菑”），故车即辎车。又马王堆3号墓所出简文中辎车作“车”，字形亦相近。

[2]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小部》字注。

[3]《说文·门部》:“，关下牡也。”

[4]以前常有人举出古文字中的攴字，以为是象人手执鞭状；于是认为凡是畜旁从攴之字都代表执鞭放牧。但甲文从攴之字如“牧”，多数作 （前5·27·1），少数作 （乙2626）。前者象手执一杖，后者则似执带短枝桠的树杈。而金文“牧”字作 （小臣簋），其驱牛之杖却正是带枝桠的那一种。攴字隶变作扑。《书·舜典》:“扑作教刑。”传：“扑，榎楚也。”清·江沅《说文释例》:“夏同槚，山楸，用其枝。楚者，荆；今之黄荆条。”故字中人手所执者，恐即夏楚之类。其短枝可用以击啄，策上的短刺或亦由此转化而来。《楚辞·九章·悲回风》:“施黄棘之枉策。”王注：“施黄棘之刺，以为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虽然后来洪兴祖认为黄棘是地名，指楚怀王与秦昭王的黄棘之盟，但孙诒让《札迻》卷一二否定其说。黄棘即《仪礼·士丧礼》所称“王棘”，郑注以为王棘“善理坚刃”，故可用以为策。按东汉晚期以前驱马通常用策。如《汉书·陈项传》:“振长策而驭宇内。”颜注：“以乘马为喻也。策，所以挝马也。”同书《万石君传》记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武氏祠画像石闵子骞故事的榜题说：“子骞衣寒，御车失棰。”棰、箠字通，即策。以上诸例均可为驱马用策之证。策前之錣由于是从棘刺等物转化来，故一般并不太尖利。《吕氏春秋·功名篇》高注引《淮南记》:“急辔利錣，非千里之御也。”正缘此而发。陕西凤翔西村1号战国车马坑出土的铜錣，用骨套固定于策端，其锋较钝，露出套外仅0.3厘米（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页27），但已较《说文》所说棰“着箴其耑长半分（合0.115厘米）”者，要长一些了。因此以錣贯颐仍应看作是罕见的事故。

[5]张长寿、张孝光：《说伏兔与画》, 《考古》1980年第4期。

[6]杨英杰：《先秦古车挽马部分鞁具与马饰考辨》, 《文物》1988年第2期。该文认为此牵马尾之带为纷。案纷之名称不见于先秦典籍，它是汉代韬马尾的带子。此物只绾住马尾，而不经腹下向前系于轭或上，与靽不同。至于训“绊马足”之馽，自别是一物。

＊ 原载《文物》198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