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
在最美好的春季里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正坐在二层楼自己的房间里,他的住所是沿河一长溜构造简易的低矮的房屋中的一座,这些房屋几乎只是在高度和颜色上有所区别。
他刚给居住在国外的青年时代的朋友写完一封信,漫不经心地将信装进信封,然后双肘撑在书桌上,凝望窗外的小河、桥梁和对岸淡绿的小山冈。
他寻思着他的这位朋友如何由于不满自己在国内的前程,几年以前当真逃到俄国去了。现在他在彼得堡经营一家商店,开始时买卖兴旺,但长久以来生意显然清淡,他归国的次数越来越少,而每逢归国来访时总要这样抱怨一番。他就这样在国外徒劳无益地苦心经营着,外国式的络腮胡子并不能完全遮盖住他那张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很熟悉的脸庞,他的皮肤蜡黄,看来好像得了什么病,而且病情正在发展。据他自己说,他从来不和那儿的本国侨民来往,同俄国人的家庭也几乎没有什么社交联系,并且准备独身一辈子了。
对于这样一个显然误入歧途、只能替他惋惜而不能给予帮助的人,在信里该写些什么呢?或许应该劝他回国,在家乡定居,恢复同所有旧日友好的关系——这不会有什么障碍的——此外还要信赖朋友们的帮助?但是这样做不就等于告诉他,他迄今为止的努力都已经成为泡影,他最终必须放弃这一切努力,回到祖国,让人们瞪大着眼睛瞧他这个回头的浪子;这不就等于告诉他,只有他的朋友才明白事理,而他只是个大孩子,必须听从那些留在国内并已经取得成就的朋友的话去行事。你愈是爱护他,却愈加会伤害他的感情。更何况使他蒙受这一切痛苦烦恼,是否就一定有什么意义呢?也许,要他回国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他自己说过,他已经不了解家乡的情况。这样的话,他将不顾一切地继续留在异乡客地,而朋友们的规劝又伤了他的心,使他和朋友们更加疏远一层。如果他真的听从了朋友的劝告回归祖国,而在国内又感到抑郁——当然不是故意这样,而是由于事实所造成的——既不能和朋友相处,又不能没有他们,他会抱愧终日,而且当真觉得不再有自己的祖国和朋友了,那倒不如听凭他继续留在外国,岂不更好吗?考虑到这些情况,怎能设想他回来后一定会前程似锦呢?
鉴于这些原因,如果还想要和他继续保持通信联系的话,就不能像对一个即便是远在天涯的熟人那样毫无顾忌地把什么话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这位朋友已经有三年多没有回国了,他的解释完全是敷衍文章,说是俄国的政治局势不稳,容不得一个小商人离开,哪怕是短暂的几天都不行。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成百上千的俄国人却安闲地在世界各地旅行。但是,恰恰对于格奥尔格自己来说,在这三年间发生了许多变化。格奥尔格的母亲去世——那是大约两年前的事,从那时起,他就和父亲一起生活——他这位朋友可能得悉了噩耗,在一封来信中表示了哀悼,但是毫不动情,其原因只能是,对这种不幸事件的悲痛是身居异国的人所完全无法想象的。不过格奥尔格从那时起,以全副精力从事他的商业以及所有别的事情。也许是他的母亲在世时,他的父亲在经营上独断独行,阻碍了他真正按自己的主意行事;也许是他的母亲过世后,他的父亲虽然还在商行里工作,但已经比较淡泊,不再事必躬亲;也许是鸿运高照,意外侥幸——很可能就是如此——不管怎么说,这两年来商行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职工人数不得不增加了一倍,营业额增加了五倍,往后的买卖无疑会更加兴隆。
可是格奥尔格的这位朋友对这种变化却一无所知。先前,最后一次也许就在那封吊唁信里,他曾劝说格奥尔格移居俄国,并且详述了格奥尔格家若在彼得堡设分号,前景将如何如何。他所列的数字同格奥尔格现在所经营的范围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可是格奥尔格一直不愿意把自己商业上的成就写信告诉这位朋友,假如他现在再回过头来告诉他,那当真会令人惊讶的。
所以格奥尔格在给这位朋友的信中,始终仅限于写些无关紧要的、一如人们在安闲的星期天独自遐想时,杂乱地堆积在记忆中的琐事。他所希望的只是不要打扰他的朋友,让他保持自己在出国后的长时期里所形成的对于故乡的看法,并以此来安慰自己。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形,格奥尔格在三封隔开相当长时间的信中,接连三次把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和一个同样无关紧要的女人订婚的事告诉了他的朋友,结果完全违背了格奥尔格的意图,这位朋友竟开始对这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兴趣。
格奥尔格却宁可在信中同他谈这类事情,而不愿承认他自己在一个月前已经同一位富家小姐名叫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的订了婚。他常常和未婚妻谈起这位朋友,以及他们在通信中这种特殊的情形。“那么他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她说,“然而,我是有权利认识你所有的朋友的。”“我不想打扰他,”格奥尔格回答说,“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可能会来的,至少我认为他要来的,但他会感到非常勉强,自尊心受到损害,也许他会嫉妒我,而且一定会不满意,可是又没有能力消除这种不满,于是只好孤独地再次出国。孤独——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的,难道他不会通过另外的途径获悉我们结婚的消息吗?”“这个我当然不能阻止,但是由于他的生活方式,这是不太可能的。”“既然你的朋友都是这个样子,格奥尔格,你就根本不应该订婚。”“是的,这是我们俩的过错;不过我现在不愿意再改变主意了。”她在他的亲吻下尽管气喘吁吁,却还说道:“不管怎样,我总觉得挺生气的。”这时,他真的认为,如果他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也不会有什么麻烦。“我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正应该这样来认识我。”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无法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这种人也许比我更适宜于承担同他的友谊。”
事实上,他在这个星期天上午写的这封长信中,已经把他订婚的事告诉了他的朋友,信里这样写道:“我把最好的消息留到最后才写。我已经和一位名叫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的小姐订婚了,她出身富家,是你出国以后很久才迁居到我们这里来的,所以你可能不会认识。将来反正还有机会告诉你关于我未婚妻的详细情况,今天我只想说,我非常幸福;你我之间的相互关系只在这一点上起了变化:你现在有了我这样一个幸福的朋友,而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朋友了。此外,我的未婚妻——她嘱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不久还会自己写信给你的——也将成为你的真诚的女友,这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不会是无所谓的吧。我知道,以往你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来看我们,难道我的婚礼不正是一次可以扫除一切障碍的极好的机会吗?但是,不管怎样,你还是不要考虑太多,而只是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去做吧。”
格奥尔格手里拿着这封信在书桌前坐了很久,把脸转向窗户。有一个过路的熟人从小巷里跟他打招呼,他正想得出神而在微笑,刚好作为对人家的回礼。
他终于把信放入口袋,走出房间,穿过狭小的过道来到对面他父亲的房间里,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来过了。事实上,他也没有必要到他父亲的房间里去,因为他在商行里经常同父亲见面,他们又同时在一个餐厅用午餐,晚上虽然各干各的,可是除非格奥尔格出去会朋友——这倒是常事,或者如现在这样去看望未婚妻,他们总要在共同的起居室里坐上一会儿,各人看自己的报纸。
格奥尔格感到非常惊讶,甚至在这个晴朗的上午,他父亲的房间还是那样阴暗。矗立在狭窄庭院另一边的高墙投下了这般的阴影。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装饰着格奥尔格亡母的各种各样纪念物,他正在看报,把报纸举在眼前的一侧,以弥补一只眼睛视力的不足。桌子上放着剩下的早餐,看来他并没有吃多少。
“啊,格奥尔格!”父亲说着就站起来迎上去。走动时他的厚厚的睡衣敞开了,下摆在身体的周围飘动。“我的父亲仍然是一个魁伟的人。”格奥尔格心里说。
“这里黑得真受不了。”他接下去说。
“是的,确实是很黑。”父亲回答。
“那你还把窗户关着?”
“我喜欢这样。”
“外面已经很暖和了。”格奥尔格说,好像是接着前面那句话,随后坐了下来。
他父亲把早餐的杯盘收拾起来,放进一个柜子里去。
“我只是要告诉你,”格奥尔格接着说,他茫然地望着老人的动作,“我写了一封寄彼得堡的信宣布我订婚的事。”他把信从口袋中抽出一点儿,然后又放了回去。
“为什么要写信到彼得堡去?”父亲问。
“告诉我在那儿的朋友。”格奥尔格说着,用目光追寻他父亲的眼睛。“在商行里他可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他想,“瞧现在他劈开两腿坐在这里,双臂在胸前交叉着。”
“哦,告诉你的朋友了?”父亲以特别强调的口吻说道。
“父亲,你知道,我一开始并不想把订婚的事告诉他。这主要是考虑到他的情况,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你自己也知道,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我寻思,他也会从别处获悉我订婚的消息——这我可无法阻止——虽然他离群索居,几乎没有这种可能,但是他反正决不会从我自己这里知道这件事情。”
“这么说你现在已经改变了主意?”父亲问道,一面把大张的报纸放到窗台上,把眼镜放在报纸上,并用一只手捂住了眼镜。
“是的,现在我已经仔细考虑过了。我想,如果他是我的好朋友,那么我的幸福的婚约对他讲来也是一件高兴的事。因此我不再犹豫,一定要把这事通知他。可是在我发信之前,我先要把这件事告诉你。”“格奥尔格,”父亲说,撇了一下牙齿都已脱落了的嘴,“听我说!你是为这件事到我这里来想要同我商量,毫无疑问你这样做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把全部事情的真相告诉我,这等于什么也没说,甚至比不说更令人恼火。我不愿意提到与此无关的事情。自从你亲爱的母亲去世后,已经出现了好几起很不得体的事情。也许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到了,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早一些。商行里有些事情我不太清楚,这些事情也许并不是背着我做的——现在我可不是说这是背着我做的——我已经精力不济了,记忆力也在逐渐衰退,有许多事情我已无法顾全。这首先是自然规律,其次是你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比对你的要大得多——但是既然我们正在谈论这件事,谈论这封信,我求你,格奥尔格,不要欺骗我。这是一件小事情,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欺骗我。难道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个朋友?”
格奥尔格非常困惑地站起来。“别去管我的朋友了。一千个朋友也抵不上我的父亲。你知道,我是怎样想的?你太不注意保重你自己了。年岁可不饶人。商行里的事没有你我是不行的,这你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如果因为做生意而损坏了你的健康,那么我明天就把它永远关门。这样可不行。我们必须改变一下你的生活方式。并且要彻底改变。你坐在这儿黑暗里,如果待在起居室里就有充足的阳光。你每顿早餐都吃得很少,不好好增加营养。你坐在紧闭着的窗户旁,而新鲜空气对你来说是多么需要呀。不行,父亲!我要请个医生来,我们都遵照医嘱行事。我们要把房间换一换,你搬到我前面那个房间去,我搬到这儿来。你不会有什么不习惯的,你的全部东西都将一起搬过去。但是办这些事要有时间,现在你要上床睡一会儿,你非常需要休息。来吧,我帮助你脱衣服,你可以看到,我会做得很好的。或者你现在就愿意到前面房间去,你可以暂时睡在我的床上。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格奥尔格紧挨着他父亲站着,他父亲白发蓬乱的头低垂到胸前。
“格奥尔格。”父亲轻声地说,身子一动也不动。
格奥尔格立刻在父亲身旁跪了下来,在父亲疲惫的脸上,他看到一对瞳孔从眼角直愣愣地望着他。
“你没有朋友在彼得堡。你总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连我也想愚弄。在那儿你怎么会有一个朋友呢!我根本就无法相信。”
“你再好好想一想,父亲,”格奥尔格说,一面将他父亲从椅子上扶起来,一面乘他父亲虚弱地站着的时候替他脱掉了睡衣,“自从上次我的朋友来看我们,到现在已快三年了。我还记得,你不是很喜欢他。至少有两次我避免让你看到他,虽然他那时正坐在我的房间里。我非常清楚你为什么对他反感,我的朋友有些怪癖。可是后来你和他就相处得很好了。你听他谈话,点着头,还提问,当时我还感到很自豪呢。如果你想一想,你一定会回忆得起来的。他当时谈了一些关于俄国革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譬如有一次,他为了营业上的事来到基辅,遇上群众骚动。他看到一个教士站在阳台上,往自己的手心里刻了一个粗粗的血淋淋的十字,还举起手来,向人群呼唤。后来你自己在某些场合还讲过这个故事呢。”
说话中间格奥尔格已经扶他父亲坐下,并且小心地替他脱掉穿在亚麻布衬裤外面的针织卫生裤,又脱掉了袜子。当看到父亲的不太清洁的内衣时,他责怪自己,对父亲照顾不够。经常替父亲更换洁净的内衣,这是他应尽的责任。他还没有开口同未婚妻商量过,将来他们准备怎样安置父亲,因为他们心里早已有了这样的想法,父亲会独自留在老宅子里的。可是他现在迅速而明确地决定,要把父亲接进未来的新居。如果仔细考虑一下,搬进新居后再去照顾父亲,看来可能为时已经太晚了。
他把父亲抱到床上。当他向床前走这几步路的同时,他注意到父亲正在他怀里玩弄她的表链,于是产生了一种惊恐的感觉。他一时无法把父亲放到床上,因为父亲紧紧地抓住表链不放。
但是等到父亲刚在床上躺好时,看来一切又恢复了正常。老人自己盖上被子,还把被子盖过了肩膀,他用并非不亲切的眼光仰望着格奥尔格。
“你已经想起他了,是不是?”格奥尔格一边说,一边把被子盖好。
“我现在已经盖严实了吗?”他父亲问,好像他自己无法看到,两只脚是否也盖住了。
“你躺在床上感到舒服些了吧?”格奥尔格一边说,一边把被子盖好。
“我已经盖严实了吗?”父亲又一次地问道,似乎特别急于要得到回答。
“你放心好了,你盖得很严实。”
“不!”他父亲打断了他的答话喊道,并用力将被子掀开,一刹那间被子全飞开了,接着又直挺挺地站在床上。他只用一只手轻巧地撑在天花板上。“你要把我盖上,这我知道,我的好小子,不过我可还没有被完全盖上。即使这只是最后一点力气,但对付你还是绰绰有余的。我当然认识你的朋友。他要是我的儿子倒合我的心意。因此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欺骗他。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以为我没有为他哭泣过吗?因为你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经理有事,不得打扰——就是为了你可以往俄国写那些说谎的信件。但是幸亏父亲用不着别人教他,就可以看透儿子的为人。现在你以为,你已经把他征服了,可以一屁股坐在他的身上,而他则无法动弹,因为我的儿子大人已经决定结婚了!”
格奥尔格抬头望着他父亲这一副骇人的模样。父亲突然之间如此了解这位身居彼得堡的朋友,而这位朋友的景况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打动过格奥尔格。他看见他落魄在辽阔的俄罗斯。他看见他站在被抢劫一空的商店门前。他正站在破损的货架、捣碎的货品和坍塌的煤气管中间。他为什么非要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呢!
“你看着我!”父亲喊道。几乎是心不在焉的格奥尔格奔向床前,准备忍受一切,但是在中途他又站住了。
“因为她撩起了裙子,”父亲开始用甜丝丝的声音说道,“因为她这样地撩起了裙子,这个讨厌的蠢丫头,”为了做出那种样子,他高高地撩起了他的衬衣,让人看到了战争年代留在他大腿上的伤疤,“因为她这样地、这样地、这样地撩起了裙子,你就和她接近,就这样你毫无妨碍地在她身上得到了满足,你可耻地糟蹋了我们对你母亲的怀念,你出卖了朋友,你把你父亲按倒在床上,不叫他动弹。可是他到底能动还是不能动呢?”
说完他放下撑着天花板的手站着,两只脚还踢来踢去。他由于自己能洞察一切而面露喜色。
格奥尔格站在一个角上,尽可能地离他父亲远一点。长久以来他就已下定决心,要非常仔细地观察一切,以免被任何一个从后面来的或从上面来的间接的打击而弄得惊惶失措。现在他又记起了这个早就忘记了的决定,随后他又忘记了它,就像一个人把一根很短的线穿过一个针眼似的。
“但是你的朋友毕竟没有被你出卖!”他的父亲喊道,一面摆动食指以加强语气,“我是他在这里的代表。”
“你真是个滑稽演员!”格奥尔格忍不住也喊了起来,但立刻认识到他闯下了祸,并咬住舌头,不过已经太晚了,他两眼发直,由于咬疼了舌头而弯下身来。
“是的,我当然是在演滑稽戏!滑稽戏!多好的说法!一个老鳏夫还能有什么别的安慰呢?你说——你只要马上回答我,你还是我的活着的儿子——除此以外我还剩下什么呢?我住在背阴的房间里,已经老朽不堪,周围的一批职工又是那样的不忠实。而我的儿子却欢乐地走遍全世界,因为我已经做了准备,他就很容易把生意做成,兴高采烈,忘乎所以,俨然摆出一个高尚的人那种冰冷的面孔,走过他父亲的跟前!你以为我不曾爱过你这个我亲生的儿子吗?”
“现在他的身子将往前弯曲了,”格奥尔格想道,“要是他倒下来摔坏了怎么办?”这句话在他的头脑中一闪而过。
他父亲向前弯曲身子,不曾摔倒。他又伸直了身子,因为格奥尔格没有如他希望的走近他。
“站在你那里别动,我不需要你!你在想,你还有力量走到我这里来,只因为你不愿意过来才站在那里不动。你别搞错了!我还是要比你强得多。如果单靠我一个人也许我不得不退缩,但是你的母亲把她的力量给了我,我已经和你的朋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你的顾客的名单也都在我的口袋里!”
“他甚至连衬衣也有口袋!”格奥尔格寻思道,并且相信,他如果把这些谈话公诸于世,就会使父亲不再受人尊敬。他也只是在一刹那间想到这些,因为他不断地又把一切都忘记了。
“挽着你的未婚妻走到我的跟前来吧!我会让你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将她从你的身边赶走的!”
格奥尔格做了一个鬼脸,仿佛他不相信这些。他父亲只是朝格奥尔格待着的角落点点头,表示他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今天你真使我非常快活,你跑来问我,要不要把你订婚的消息写信告诉你的朋友。他什么都知道了,你这个傻小子,他什么都知道了!我一直在给他写信,因为你忘了拿走我的笔。因此他这几年就一直没有来我们这里,他什么都知道,比你自己还清楚一百倍呢,他左手拿着你的信,连读也不读就揉成了一团,右手则拿着我的信,读了又读!”
他兴奋得把手臂举过头顶来回挥动。“他什么都知道,比你清楚一千倍!”他喊道。
“一万倍!”格奥尔格说这话本来是想嘲笑他父亲的,但是这话在他嘴里还没说出来时就变了语调,变得非常严肃认真。
“这些年来我一直注意着,等你来问这个问题!你以为,我关心的是其他的事吗?你以为,我在看报纸吗?你瞧!”说着,他扔给格奥尔格一张报纸,这张报纸是他随便带上床的。这是一张旧报,它的名字格奥尔格是完全不知道的。
“你打定主意之前,犹豫的时间可真不短啊!先得等你母亲死了,不让她经历你的大喜日子;你的朋友在俄国快要完了,早在三年以前他就已经十分潦倒;至于我呢,也到了你现在眼见的这副样子。你不是有眼无珠,我是怎么个状况你是看得见的嘛!”
“这样说来你一直在暗中监视我!”格奥尔格喊道。
他父亲替他遗憾地随口说道:“你可能早就想说这句话了。现在这么说可就完全不合适了。”
接着,他又大声地说:“现在你才明白,除了你以外世界上还有什么,直到如今你只知道你自己!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可是说到底,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
格奥尔格觉得自己被赶出了房间,父亲在他身后倒在床上的声音还一直在他耳中回响。他急忙冲下楼梯,仿佛那不是一级级而是一块倾斜的平面。他出其不意地撞上了正走上楼来预备收拾房间的女佣。“我主耶稣!”女佣喊道,并用围裙遮住自己的脸,可是,格奥尔格已经走远了。他快步跃出大门,穿过马路,向河边跑去。他已经像饿极了的人抓住食物一样紧紧地抓住了桥上的栏杆。他悬空吊着,就像一个优秀体操运动员;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父母曾因他有此特长而引为自豪。他那双越来越无力的手还抓着栏杆不放,他从栏杆中间看到驶来了一辆公共汽车,它的噪声可以很容易盖过他落水的声音。于是,他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说完他就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
这时候,正好有一长串车辆从桥上驶过。
孙坤荣 译
这篇小说写于1912年9月,献给他不久前刚结识的女友费丽丝·鲍威尔。这是卡夫卡本人最喜爱的作品。1913年首次发表在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的文艺年鉴上。
- 费丽丝·鲍威尔,卡夫卡女友。1912年8月卡夫卡认识费丽丝,两人曾在1914年、1917年两度订婚,又两度解除婚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