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天花板低矮的食堂沉下地面很多，午餐队伍缓缓地前行。饭厅里已经人满为患，人声鼎沸。格子窗后面的餐台上，烂炖的雾气飘过来，带着一种酸酸的铁腥味儿，倒还没有压过杜松子酒的酒气。在饭厅那头，有一个小酒吧，不过一个墙洞大小，花一毛钱可以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是我要找的人哦。”温斯顿身后一个声音说。

温斯顿转过身去。来人是他的朋友赛姆，在调研司上班。也许“朋友”二字不是一个确切的词。当今之日，你是没有朋友的，你只有同志；不过与有些同志交往比与另一些同志交往更令人愉快。赛姆是一个语言学家，一个新话语的专家。没错，他就是目前正在编辑新话语词典第十一版的庞大专家组的人。他身量瘦小，比温斯顿还矮小，黑头发，凸出的大眼，表情悲伤却不乏嘲弄，那样子好像一边跟你说话，一边仔细审查你的脸。

“我一直想问问你搞到刀片了没有。”他说。

“一片也没有搞到！”温斯顿说，带了几分心虚，“我踅摸了所有的地方，怎么也找不到刀片了。”

大家都在不停地和你要刀片。其实他有两个没有使用的刀片，藏起来了。几个月来刀片奇缺。不论什么时候，党的商店总有一些必需品没有供应。有时候是扣子，有时候是织补毛线，有时候是鞋带，目前则是刀片。如果你迫不得已，你只能到“自由”市场上偷偷摸摸地踅摸一些缺货。

“一个刀片我用了六个星期了。”他找补一句，不是真话。

队伍又向前挪动了几步。他们停下时，他转过身来又面向赛姆。他们两个从餐台边上一摞餐盘上各拿了一个油乎乎的铁盘子。

“你昨天去看那些战俘执行绞刑了吗？”赛姆问道。

“我在干活儿。”温斯顿说，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我想我会在电影上看的。”

“那可不是一回事儿。”赛姆说。

他那双嘲弄的眼睛上下打量了一下温斯顿的脸。“我了解你。”那双眼睛好像在说，“我看透你了，我很清楚你为什么没有去看那些战俘被绞死。”从一个知识分子角度看，赛姆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他带着一种令人不快的隔岸观火的满足，谈论起直升机袭击敌人的村庄、思想犯的审讯和忏悔、喜爱司地下室的处决。和他谈话，大体上就是一件让他赶快脱离这样的话题苦差，尽量让他纠缠新话语的技术细节，他在这方面是权威，乐此不疲。温斯顿把头侧向一边，避开他那双黑眼睛的审视。

“绞刑进行得不错。”赛姆回忆说，“我想他们把战俘的脚捆上令人扫兴。我喜欢看见他们两脚踢腾。更带劲儿的是，到了最后，舌头吐出来了，变青了——青紫青紫的。那种细节很过瘾。”

“下一个，过来！”戴白围裙的无产者手持勺子，喊道。

温斯顿和赛姆赶紧把他们的盘子放在格子窗下面。每个盘子里立即得到了一份午餐——一小铁锅粉灰色烂炖，一块面包，一小块奶酪，一杯无奶胜利牌咖啡，还有一片糖精。

“那边有一张饭桌，在电屏下。”赛姆说，“顺道我们捎带一杯杜松子酒。”

供应他们的杜松子酒装在没有把子的瓷杯里。他们一路留心，穿过拥挤的饭厅，把盘子放在铁皮面饭桌上，一个桌角上有人洒下了一片烂炖，稀糊糊的一堆，看上去像呕吐物。温斯顿拿起杜松子酒杯，停下来鼓起勇气，咕咕几口吞下了油腻味的杜松子酒。他挤了挤眼睛，泪水流了出来，一下子发现他很饿。他开始一勺接一勺地吞咽烂炖，习以为常的稀汤里有几块海绵状的东西，大概是肉做的。他们两个谁都没有再开口说话，埋头把饭吃完。温斯顿左边的饭桌，在他身后边一点儿，传来一个人的话音，语速很快，喋喋不休，刺耳的呱呱声像是鸭子在叫，压过了饭厅那种惯常的嗡嗡声。

“词典进展得怎么样了？”温斯顿说，为了压过那个声音故意大声说。

“慢呀。”赛姆说，“我在整理形容词。蛮有意思的。”

他一听人提到新话语，马上来了兴致。他把小饭锅推向一边，一只修长的手拿起自己的面包，另一只手拿起奶酪，身子探向饭桌，以便交谈时不用扯起嗓子。

“这第十一版是定稿本。”他说，“我们把这种语言最后定型了——人们张口说话就是这种形式，无人再用别的形式说话。等我们把这部词典完成了，像你这样的人就得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它。你以为，我敢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明新词。才不是呢！我们在摧毁老词——每天摧毁几十个，几百个。我们把语言砍削成骨头架子。第十一版没有一个词在二〇五〇年之前会成为过时的。”

他饥肠辘辘地啃食面包，吞咽了几口，然后接着说话，带了一种学究气的激情。他那又瘦又黑的脸生动起来，两眼没有了嘲弄的神色，几乎像在做梦。

“那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把老词一个个摧毁。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动词和形容词，不过几百个名词也弃掉不用了。不仅仅是同义词，还有反义词。说到底，一个词要只是另一个词的对立面，还有什么正当理由存在呢？一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其对立面。比如说‘好’这个词。如果你有一个像‘好’这样的词，还有什么必要知道‘坏’这个词吗？‘不好’一词就一举两得了——甚至更可取，因为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对立面，那另一个词就多余了。再比如，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的更强有力的版本，留着像‘优秀’和‘出色’这样一连串词义模糊没有用处的词，又有什么意义呢？所有这类词都算上又有什么意义呢？‘加好’一个词的意思就都有了，或者，如果你想表达得更强烈一些，‘双加好’一个词全解决了。当然，我们已经在使用这些形式了，不过在新话语的最后版本里，别的形式就都不存在了。等到最后，好和坏的整个概念只用六个词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呢，只用了一个词。难道你不觉得这很带劲儿吗，温斯顿？这是老人家的创意，当然。”他把话补充完整了一些。

温斯顿听见他提到老人家，脸上掠过一种乏味的急切神色。然而，赛姆还是立刻看出来温斯顿缺乏一种热情。

“你不是真的欣赏新话语，温斯顿。”他说，很有些悲哀，“即便你在用新话语写作，却还用老话语思考呢。我偶尔在《泰晤士报》上读过你写的一些文章。文章写得不错，但是它们是译文。在你心里，你更愿意守住老话语不放，就是舍不掉老话语模糊而无用的形态。你领会不了摧毁老话语的妙处。你知道新话语是世界上唯一的语言吗？新语言的词汇每年都在缩小。”

温斯顿当然不知道这个。他莞尔一笑，心下希望表示认同，却不相信自己说得出口。赛姆又咬下一口黑乎乎的面包，三口两口嚼咽下去，继续说道：“你难道没有看出来，新话语的全部目的就是缩小思想范围吗？最终，我们将把思想犯实际上控制到不可能再犯的程度，因为将来没有什么词汇可以表达思想犯了。每一种观念，一旦需要，只用一个词来表达，把其含义毫不含糊地界定下来，其附属含义统统除掉，彻底忘记。在第十一版里，我们距离这一点儿已经不远了。但是，在你我死后，这个过程还会长久继续下去。每年都会减少一些词，逐年递减，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了。当然，即使现在，思想犯没有了理由，也没有了借口。这只是一个自我约束的问题，实际控制的问题。但是，到了最后，连约束和控制都不需要了。等语言完美了，革命也就完成了。新话语即英社，英社即新话语。”他补充道，露出几许神秘的得意，“你可曾想过，温斯顿，到了二〇五〇年，最迟这个时间，有哪个活着的人能听懂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谈话吗？”

“除了——”温斯顿疑心重重地开口道，随后马上停下来。

到了嘴边的话是“除了无产阶级”，但是他制止了自己，不完全清楚这话是不在某种程度上不够正统。但是，赛姆还是猜出来他要说什么话。

“无产阶级不是人。”他无所顾忌地说，“到了二〇五〇年——也许更早——所有关于老话语的知识都会消失。过去的整个文学都会被摧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只会在新话语的版本里存在，不仅变成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而且实际上还会成为某种与它们过去所有的意思互相矛盾的东西。连党的文学都会改变。连各种口号都会改变。自由的概念都废除了，像‘自由即奴役’这样的口号又有何用？整个思想气候都截然不同了。事实上，我们现在理解的思想不存在了。正统意味着不思考——不需要思想。正统就是无意识。”

温斯顿突然深信不疑，总有一天，赛姆会被蒸发的。他太有头脑了。他看得太明白，说得太清楚。党不喜欢这样的人。他有一天会失踪的。这点就写在他的脸上。

温斯顿把面包和奶酪吃完了。他在椅子上斜过一点儿身子，喝杯子里的咖啡。他左边饭桌上那个男人，嗓子呱呱呱的，还在高谈阔论。一个年轻女子也许是他的秘书，背朝温斯顿坐着，在听他说话，似乎急于附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一次又一次，温斯顿一旁听到了“我想你是对的，我同意你说的话”这样的附和，话音很年轻，女性的，相当卖傻。但是，那男人的声音一刻也不停顿，哪怕那个姑娘在讨好附和。温斯顿与这个男人有一面之交，尽管他不知道这人在虚构司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人三十来岁，喉头发达，阔大而移动的嘴。他的头稍稍后仰，因为他坐的角度，他的眼镜有些反光，温斯顿因此只能看见两个镜片，看不到人眼。令人有点恐怖的是，从他大嘴说出的滔滔不绝的话里，简直不可能听清楚一个词。只有一次，温斯顿听清了一个短语——“完全彻底地消灭戈尔茨坦主义”，这话说得非常快，而且，听起来似乎连成了一整块，好像浇灌成一行的铅字。其余的话就是吵闹声，呱呱呱叫唤。可是，尽管你不能完全听清楚这个人在说什么，你却丝毫不会怀疑其一般的性质。他也许是在谴责戈尔茨坦，要求对思想犯和坏分子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他也许是在历数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他也许是在歌颂老人家或者马拉巴前线的英雄——总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不管是在谈论什么，你都能肯定他说的每个词都是正统的，纯粹的英社。温斯顿一边观察那张没有眼睛的脸，只见那张嘴喋喋不休，一边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认为这不是一个真人，而是一种假人。那不是嘴巴在说话，那是喉咙在说话。他喋喋不休的那些玩意儿由词句组成，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讲话：那是无意识状态里的一种噪音，如同鸭子在呱呱呱叫唤。

赛姆一时间陷入沉默，用勺把子在一摊烂炖里划来划去。另一张饭桌传来的说话声很快，尽管周遭乱糟糟的，依然清晰可辨。

“新话语里有一个词。”赛姆说，“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就是鸭语，像鸭子一样呱呱呱叫唤。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含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意思。用在对方身上，它是骂人；用在你喜欢的人身上，它就是表扬。”

毫无疑问，赛姆会被蒸发的，温斯顿再次想到这个结果。他想到这点，心里很难过，尽管他很清楚赛姆看不起他，还有点不喜欢他，而且只要有理由，就会振振有词地谴责他是思想犯。赛姆身上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错误东西。也有一些他所缺乏的东西：谨慎、超然、一种尚可拯救的愚蠢。你不能说他是非正统的。他相信英社的各种原则，他尊敬老人家，他为各种胜利欢呼，他仇恨异端，不仅真诚地仇恨，还有一种不安的热情，对最新的资讯了如指掌，这是一般党员达不到的水准。然而，他身上总是有些名声不好的东西。他所说的话还是不说为好，他读了很多书，经常光顾栗子树咖啡店，那里画家和音乐家云集。没有法律，哪怕是不成条文的法律，不让人经常到栗子树咖啡店，然而那个地方兆头不妙。党内不被信任的老人经常去那里聚会，最终会被清洗。戈尔茨坦本人，据说，几十年前曾经在那里露面。赛姆的命运不难预见。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如果赛姆抓住了温斯顿的内心观念的本质，哪怕只有三秒钟，也会立即向思想警察告发。在这种事儿上，换了任何人也一样，不过赛姆尤其如此。热情还不够。正统就是无意识。

赛姆向上望去。“帕森斯来了。”他说。

听他的话外之音好像在说：“那个讨厌的傻瓜。”帕森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同楼租户，这时正穿过饭厅走来——一个中年男子，矮胖，一头金发，一张青蛙脸。刚刚三十五岁，他已经把脖子吃出了脂肪褶子，腆腰叠肚的，但是他动作灵活，孩子气。他的整个长相都像发育超标的小男孩，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虽然他身着制服，但是人们简直只会想到他穿了少年揭发队的蓝短裤、灰衬衫以及红领巾的样子。想到他那副样子，你总是看见他肉乎乎的膝盖，袖子卷起露出了胖滚滚的胳膊。帕森斯，的确，只要有正当借口，十之有九会穿上短裤，参加团体远足或者其他体育活动。他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两个喊着“哈喽，哈喽”，在饭桌旁坐下，一股浓浓的汗腥味儿挡都挡不住。粉嘟嘟的脸上细小的汗珠子清晰可见。他出汗的能力超强。在社区活动中心，你若看见他的球拍把子是湿的，说他刚刚打过乒乓球一准没错。赛姆弄出一张纸条，上面写了长长一栏字，指间夹着一根墨水笔，正在苦心琢磨。

“看他在吃午饭的时间都在工作。”帕森斯说，胳膊肘捅了捅温斯顿，“积极吧，嗯？你在那里忙什么，老伙计？我估计，对我来说那都是很高深的东西。史密斯，老伙计，我跟你说我为什么到处找你。你忘了向我缴费了。”

“什么费？”温斯顿说着，早自动地去掏钱了。你的工资的四分之一都用来自动捐赠，名目多不胜数，很难说清哪是哪。

“仇恨周捐款。你知道——户户相连基金。我是咱们片儿的财务。我们干得不遗余力——争取来一次轰动的表现。我跟你说，如果胜利大厦在整个街区挂不出最壮观的旗帜，那可不是我的错。你答应交给我两块钱呢。”

温斯顿摸出来两张皱巴巴的脏钞票，递了过去，帕森斯用文盲人爱用的干净字体记在一个小笔记本上。

“想起来了，老伙计。”他说，“我听说我家的那个小叫花子昨天用弹弓打你了。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实际上，我跟他说，要是他再干这种事儿，我会把弹弓没收了。”

“我想他是没有看成绞刑，心里不痛快。”温斯顿说。

“唉，也是——我的意思是说，表现了正确的精神，不是吗？他们就是无恶不作的小叫花子，两个都那德行，不过说话很积极！他们整天想的就是少年揭发队，当然还有打仗。你知道我家那个小丫头上个星期六随队到伯克汉普斯特德远足干什么了吗？她约了另外两个小丫头跟她一起，偷偷离开远足队伍，整整一个下午去跟踪一个陌生人。她们跟踪了两个小时，穿过那个森林，然后，她们到了阿莫沙姆，把他交给了巡逻队。”

“她们为什么这样干？”温斯顿说，颇有几分吃惊。

帕森斯扬扬得意地说：“我家小妞认定他是某种敌人的特务——也许是空降下来的。但是，关键在这里，老伙计。你想是什么东西让她首先产生怀疑的吗？她发现他穿了一双奇怪的鞋——她说她以前从来没有看见有人穿那种鞋。因此十之八九他是个老外。七岁的娃娃够机灵的，是吧？”

“那人后来怎么办了？”温斯顿问道。

“哎，当然，我说不来。不过，我一点儿不会惊讶，如果——”帕森斯做了一个端枪瞄准的动作，舌头咔嗒一声，表示射击。

“好啊。”赛姆心不在焉地说，没有抬头，还在看他的纸条。

“我们当然不能疏忽大意。”温斯顿尽职地说。

“我要说的是，正在打仗呢。”帕森斯说。

仿佛为了验证这话，他们头顶上的电屏上传出来吹号声。但是，这次却不是宣布军事胜利，而是富足部的一个告示。

“同志们！”一个急促的年轻声音喊道，“注意了，同志们！我们向你们宣布光荣的消息。我们在生产上打了大胜仗！现在回首各类消费品的总数额，看得出生活水平在过去一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今天上午，大洋国举国上下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走出工厂和办公室，高举旗帜，走上街头，高声呼喊，感谢老人家给人民带来了全新的幸福生活，这归功于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以下是一些完成的数字。食物——”

“我们全新的幸福生活”重复了好几遍。这是富足部近来挂在嘴边的话。帕森斯，他的注意力被号角声吸引住了，坐在那里目瞪口呆，一本正经，一种深受启发的无聊神态。他跟不上电屏上念数字的速度，但是他清楚这些数字反正是让人满意的。他掏出来一个又硕大又邋遢的烟斗，里面已经填上了半烟斗烟叶。因为一个星期只供应一百克烟叶，是不可能把烟斗装得满的。温斯顿在吸一根胜利牌香烟，小心翼翼地把烟横着拿。新的配额供应明天才开始，他手头只有四根香烟了。此时此刻，他对远处传来的吵闹声充耳不闻，直耳静听电屏上传出的东西。看样子，一星期巧克力的供应量提高了二十克，国人都要上街游行，感谢老人家的恩泽。他思忖，昨天电屏还宣布巧克力供应一星期削减了二十克呢。仅仅过了二十四小时，国人就吞咽了这个碴儿了吗？是的，他们生吞活剥了。帕森斯轻而易举地吞咽了，像动物一样愚不可及。另一张饭桌上那个看不见眼睛的家伙吞咽得很狂热，很来劲，而且谁要是还敢说上星期巧克力供应量只有三十克，他就会迫切要求对其追查到底，无情谴责，予以蒸发。赛姆，他也吞咽了——方式比较复杂，涉及双重思想。那么，难道只有他一个人还有记忆吗？

神话一样的统计数字从电屏上源源不断地发送出来。与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子、家具、饭锅、燃料、船只、直升机、书籍、婴儿——一切都增加了，只有疾病、犯罪、神经病除外。一年又一年，分分秒秒，每个人，每样东西，都在飞速增长。如同赛姆早就干过的，温斯顿也拿起勺子，蘸了流过饭桌的那滩灰不溜丢的烂炖汤，画了一道长线，构成一个图案。他思考着生活的物质状况，气不打一处来。这种状况要一直持续下去吗？食物吃起来总是这个味道吗？他环顾一下食堂。低矮的天花板，拥挤的饭厅，因为人多拥挤，四壁脏兮兮的；糟烂的铁饭桌和椅子，摆放得拥挤不堪，坐下来擦肩磨肘的；弯曲的饭勺，坑坑洼洼的盘子，粗糙的白色杯子；表面都是油腻腻的，每条缝隙都塞满污物；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铁腥味儿烂炖以及脏衣服混合在一起，发出一股酸苦味儿。你的肚子，你的皮肤，总有一种抗议，感觉你有权利享受的什么东西却被你欺骗了。没错，他对任何完全不同的东西都没有记忆了。凡是他能够确切记得的，不论什么时候，都是食物从来没有够吃过，袜子或者内衣上总是布满破洞，家具总是破旧不堪，房间的暖气总是不热，地铁总是人满为患，房子总是东倒西歪，面包总是黑乎乎的，茶总是不够喝，咖啡总是很难喝，香烟总是供不应求——什么东西都不便宜，都不充足，只有杜松子酒还差强人意。当然，尽管随着年纪变大，状况越来越恶化，但是如果你对日子难过、环境肮脏、物质贫乏感到沮丧，因为冬季漫长、袜子脏破、电梯失灵、用水冰凉、肥皂粗糙、香烟糟碎、食物发霉而心情低落，这难道不是表明，这都不是事情的自然秩序吗？为什么除非你有某种祖先的记忆，明白事情原来并非这种样子，你就会觉得这一切不堪忍受呢？

他再次环顾一下食堂。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而且如果不是都穿着了蓝色制服，看上去会更加不堪入目。饭厅的那一头，一个人坐在饭桌边，一个奇怪得像甲壳虫模样的瘦小男子在喝咖啡，他那双小眼睛疑虑重重地四下张望。温斯顿想，如果你不注意周围的情况，那就很容易相信党树立的理想体格——身高体壮的青年，胸脯丰满的姑娘，金色头发，充满活力，肤色健康，无忧无虑——是存在的，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上，按他的判断，一号简易机场的人民大多数都身材矮小，肤色黑，不招人待见。奇怪的是，这种甲壳虫模样的人怎么在各部里随处可见：人长得五短三粗，年纪尚早就变得胖墩墩的，小短腿，行动敏捷，走道小跑，表情费解的肥嘟嘟的脸盘，小眼麻溜的。这种类型似乎在党的统治下人丁兴旺。

富足部的告示在再一次响起的号角声中结束，让位于声音微小的音乐。帕森斯在一连串数字的轰击下按捺不住呆钝的热情，把嘴里的烟斗取了出来。

“富足部今天确实干得不错。”他说，一边摇头表示欣赏，“随便问一声，史密斯老伙计，我说你有刀片借我用一下好吗？”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自己六个星期里一直使用一个刀片。”

“啊，没事儿——只是想到问你一声，老伙计。”

“对不住了。”温斯顿说。

紧邻的饭桌那个呱呱鸭鸣的声音由于富足部宣布消息一时间停下来，这会儿又开始呱呱了，和以前一样。不知怎的，温斯顿突然发觉自己想起了帕森斯太太——头发稀少，脸上的皱褶里藏了灰尘。用不了两年，那些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帕森斯太太会被蒸发的。赛姆会被蒸发的。温斯顿会被蒸发的。奥布莱恩会被蒸发的。而帕森斯却永远不会被蒸发。那个说话呱呱得像鸭子叫的看不见眼睛的家伙不会被蒸发。甲壳虫一样的小男人在各大部迷宫一般的过道里敏捷奔走，脚下生风——他们永远不会被蒸发的。那个在虚构司上班的黑头发姑娘——她也永远不会被蒸发。他似乎觉得他出于本能，知道谁会活下来，谁会毁灭，尽管到底靠什么能生存下来，却不容易说清楚。

这时，他猛然一惊，从思考中回过神来。临近饭桌边的那个姑娘半侧着身子，正在看他。正是那个一头黑发的姑娘。她从侧面看着他，但是莫名其妙地看得入神了。她一旦遇上他的眼神，就扭开不看了。

温斯顿背部开始冒冷汗了。一股麻嗖嗖的恐惧嗖一下穿透了他。那感觉一下子差不多都穿过去了，但是还留下一种惴惴的不安。她为什么盯着他看？她为什么一直跟踪他？不幸的是，他来到这里时没有看清她是不是已经坐在那张饭桌边了，或者是后来才过来的。但是昨天，在“两分钟仇恨”活动期间，反正她紧挨着他身后入座，显然没有必要那样做。很可能她的真正目的是他偷听他说话，弄清楚他是不是在热情高涨地呼喊。

他早些时候的思想又回来了；也许她实际上不是思想警察的成员，但是那就一准是业余的间谍，其危险就如临大敌了。他不知道她看了他多久，不过少说也有五分钟了，而且很可能他的面部表情控制得不到位。在公共场合或者电屏的范围之内，让你的思想开小差是很危险的。芝麻大的事情就会把你卖了。一根神经的抽搐、焦虑的下意识神色、自言自语的习惯——凡是看起来不大正常、有什么事情藏着躲着的，都会让你遭殃。不管什么情况，你脸上挂出一种不恰当的表情（比如宣布胜利消息时露出不以为意的表情），就是万恶不赦的冒犯。新语言里甚至专门有一个词，叫作脸罪。

那姑娘把后背再次冲着他了。也许她根本不是真的在盯他的梢，也许她两天前紧挨着他坐是巧合。他的香烟熄灭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饭桌的边沿儿上。下班了他会把它吸完的，如果他能保证烟丝不掉出来的话。极有可能坐在下一张饭桌的那个人是思想警察的线人，极有可能三天之内他就要到仁部那些地下室受审了，但是香烟头一定不能浪费。赛姆已经把那张纸条折叠起来，放进口袋里。帕森斯又开始说话了。

“我过去跟你说过，老伙计，”他咬着烟斗杆儿说，“有一次我家的两个小叫花子把市场上一个老太太的裙子点着了，因为他们看见她用一张老人家招贴画包裹香肠。他们悄悄地尾随在后面，用一盒火柴把裙子点着了。我相信把她烧得不轻。小叫花子真行，嗯？就是上进上进再上进！那可是他们当今在少年揭发队受到的一流训练——比我那时候强多了。你以为给他们配备的最新东西是什么呢？穿过钥匙孔窃听的耳机！我家小姑娘前天晚上带回家一个——在我们的起居室门上试了试，据说比她的耳朵贴在那个孔上听得清楚两倍。当然，那只是一个玩具，你放心吧。不过，传授给他们正确的思想了，嗯？”

这时，电屏放出了尖厉的哨声。这是上班的信号。三个男人站起来，跟着人群去挤电梯，温斯顿的香烟残留的那点烟叶掉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