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89年版）
尽管这一系列讲座的标题显得过于概括，但它们是荣格第一次在相对正式场合的讲座，也是首个被记录并制图的讲座，以满足不断增加的说英语的学生的需求。
在1925年，即荣格50岁那年，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特别是讲英语的人们，明显非常需要一次最新的分析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报告。此时距荣格那本名为《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Die Psychologie der unbewussten Prozesse）的“小书”（他的原话）的出版已有八年的时间，此书附有“概论”这个副标题。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论文《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Processes），并被收录在第二版的《分析心理学论文集》（Collected Papers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1917）中，这部由英国精神病学家康斯坦斯·E.龙所编辑的520页的书中汇集了荣格在前弗洛伊德时期、弗洛伊德时期和后弗洛伊德时期的不同作品。此书和他主要的长篇著作《无意识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以及《心理类型》构成了1925年讲座中学习荣格心理学的学生的英文阅读书目。同年4月，在开始这次讲座之后的一个月，他已经完成对1917年这部普及作品的大范围修订和修改，并重新将其命名为《正常和病态心理的无意识》（Das Unbewusste im normalen und kranken Seelenleben，1926），目的是“为这一主题提供一个大致的概念并引发思考，但不会论述所有细节”。或许是在讲座中对他的思想系统的回顾和讨论促使他进行了这次修订。荣格于1926年完成的概论在1928年出现在了美国和英国大众的视野中，H.G.拜恩斯和C.F.拜恩斯将其翻译成英文版，即《正常和病态心理的无意识》（The Unconscious in the Normal and Pathological Mind）。本书和另外一部带有概要性质的作品《自我和无意识的关系》（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Unconscious）共同构成《分析心理学两论》（Two Essays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多年来，《分析心理学两论》一直被视为荣格心理学的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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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这个转折之年的序幕拉开之时，荣格和一群朋友来到科罗拉多河的大峡谷。几天后，他访问了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北部的陶斯普韦布洛，随后又到新奥尔良、查塔努加和纽约。7月26日，他在英格兰南海岸的斯旺纳奇庆祝自己50岁的生日。那一年的最后一天，他在乌干达的基奥加湖，准备乘坐明轮蒸汽机船顺尼罗河而下。在这些冒险的旅行中，陪同荣格的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美国西南部的时候是乔治·F.波特和福乐·麦考密克，二人都来自芝加哥，还有西班牙裔的杰米·德·安古洛；在非洲的时候是英国分析师H.古德温·拜恩斯、乔治·贝克威思、一位美国人和一位英国女士茹斯·贝利。除贝利小姐之外，其他人都曾接受过荣格的一次或多次分析。
登记在1925年讲座中的27名参与者中，13位是美国人，6位是英国人，5位（仅根据他们的姓作为证据判断）可能是美国或英国人，2位是瑞士人，1位是德国人。有7人（都是女性）是荣格分析师，其中两位来自瑞士：艾玛·荣格，这时候她已经开始分析实践了（她的两个孩子分别为14岁和7岁）；以及缇娜·科勒，她和丈夫阿道夫·科勒后来搬到加利福尼亚居住。阿道夫是一位新教牧师，早年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参加了1911年的魏玛会议。美国人中包括来自纽约的三人组：M.埃斯特·哈丁、埃莉诺·伯廷和克里斯汀·曼，她们都是医生。哈丁来自英格兰西部的什罗普郡，1914年毕业于伦敦女子医学院。她的同事康斯坦斯·龙将比阿特丽斯·欣克尔新翻译的《无意识的心理学》介绍给她。在20世纪20年代，哈丁前往苏黎世与荣格进行个人分析，她在那里与曼和伯廷结识。曼放弃了英文教授的职业，到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博士，她和埃莉诺·伯廷成了同学，她们都在1913年获得学位。20世纪20年代，她们去瑞士接受了荣格的分析。1924年，她们决定让哈丁加入到美国的分析实践中。她们三位在纽约创立荣格社区：分析心理学俱乐部（以及以克里斯汀·曼的名字命名的无与伦比的图书馆）、C.G.荣格学院和C.G.荣格基金会。
另外一位美国人埃利达·伊凡斯并没有加入纽约的荣格学派圈子，至少看起来是如此。她在1915年到瑞士接受了玛利亚·莫尔泽的分析，荣格在1920年给她推荐了儿童心理学的著作。在同一时期，作为一名在纽约的非专业分析师，她曾是一位和弗洛伊德与荣格都保持友好关系的精神分析师——史密斯·伊利·杰利夫的助理。这次讲座中的另一位分析师，海伦·萧博士的形象非常模糊。作为一名在“梦的分析”讲座中积极发言的成员，据说她与英国和澳大利亚曾有专业上的联系。
另外一类推崇本次讲座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文学修养的学生。如果我们根据美国作家查尔斯·罗伯特·奥德里奇的评论判断，他是一位相当有深度的知识分子。当奥德里奇从苏黎世返回加利福尼亚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小狗乔吉送给了荣格，之后它就一直在荣格咨询室中，陪伴荣格数年。1931年，奥德里奇在C.K.奥格登的“国际心理学、哲学、科学方法丛书”中出版了一部学术著作，名为《原始心理和现代文明》（The Primitive Mind and Modern Civilization），人类学家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为其写作引言，荣格作序，其中还包含对乔治·F.波特的献词。荣格在新墨西哥州与波特相识，而波特在1927年自杀了。奥德里奇的职业生涯也随着他在1933年的突然离世而结束，尽管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但他预测到了这个日子。另外一位美国人是诗人伦纳德·培根，他在1925年前往苏黎世接受荣格的分析，荣格邀请他加入了这次讲座。培根这一年的经历都在其诗集《瓦古拉》（Animula Vagula）中反映了出来。他后来作为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都非常成功，他在1940年被授予普利策奖。
另外一位美国文人伊丽莎白·谢普利·萨金特应该是第一批，甚至有可能是第一个接受荣格分析的美国人。她在20岁的时候和她的阿姨一起游历欧洲，她有某些形式的神经过敏障碍，于1904～1905年冬季在苏黎世的疗养院接受治疗。根据她家人提供的信息，她可能最初接受的是荣格的分析。当时，荣格还未与弗洛伊德相见，但他已经开始在伯格霍茨利的医院中使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有时候和联想测验相结合，就像他对萨宾纳·斯皮勒林的治疗一样。萨金特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的记者，并在兰斯附近的战场采访时受伤。在巴黎住院的6个月中，她的好友沃尔特·李普曼、西蒙·弗莱克斯纳和威廉·C.布里特都来探望过她。在她漫长的记者和文学评论家的生涯中，她研究过的人物有：罗伯特·弗罗斯特、威拉·卡瑟、威廉·阿兰森·怀特、保罗·罗布森、H.L.门肯等。至于关于荣格的内容，萨金特在于1931年发表的一篇“肖像”文章中描绘了荣格在一次讲座中的样子：
星期三上午11点……当荣格医生进入心理学俱乐部举行讲座的房间中时，他的脸上露出了非常友善的笑容，他夹着的棕色文件夹像是这次联合汇报的仓库。这是一个小型国际小组的集体汇报，大家共同的兴趣是心灵。当荣格静静地站在教室中的时候，一种不受控制的安静氛围降落在房间内。他沉默片刻，开始盯着自己的手稿，就像一个水手看着罗盘一样，将它和自己在走廊中感受到的从门那边过来的心理学上的风和波联系在一起。房间中的安静不仅意味着尊重，还表示强烈的期待。我们今天会和这位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一起做出怎样的探索？像铜钟被敲击一样，他会在我们心中激发出什么问题？他会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强烈的时代观，以便能帮我们从主观和压抑的问题中走出来，并进入一个更普适又客观的领域？
荣格应该是从卡莉和杰米·德·安古洛那里得知的人类学家保罗·雷丁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民族志和宗教研究，他们在1920年之前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和雷丁结识。那一年，雷丁前往英格兰，在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W.H.R.里弗斯的领导下工作、演讲、教学和研究。或许是受到杰米·德·安古洛和陶斯普韦布洛的山湖的启发，在雷丁到剑桥的5年后，荣格邀请他到苏黎世跟自己的学生讲美国印第安宗教。（据说荣格承担了他的差旅费用。）雷丁和心理学俱乐部的成员进行了非正式的交流，他参加到这次讲座中，并与荣格成为一生的朋友。一位人类学家写道：“在那些年里，除里弗斯外，是来自苏黎世的C.G.荣格为这个已经对比较宗教和文学十分感兴趣的人提供思想食粮。但不言而喻的是，雷丁从未成为荣格派学者，或许正是他与荣格有教养但神秘的头脑的接触强化了雷丁的批判理性主义，并使他远离对无意识（至少是）更加阴暗部分的深度探索。”20世纪40年代，雷丁（从未放弃他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成为波林根基金会的一名有影响力的顾问，并在基金会的支持下继续自己的写作。他到艾拉诺斯会议做过报告，并与荣格和卡尔·卡伦依合作写出了一部论述小丑原型的著作。
在苏黎世期间，雷丁和他的妻子罗斯遇到了同样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熟人：肯尼斯·罗伯逊和他的妻子西德尼。罗伯逊曾在斯坦福大学跟随L.M.推孟学习心理测量，之后作为非专业分析师来到欧洲受训。他在巴黎的一家名为“莎士比亚公司”的书店看到了《无意识的心理学》一书，并给荣格写信，荣格邀请他到苏黎世受训。资料表明，他接受的是托尼·伍尔夫的分析，并参加了讲座。西德尼·罗伯逊接受了克里斯汀·曼的分析，同时也参加到讲座中，但没有参与讨论。（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她回忆起赫尔曼·黑塞和理查德·施特劳斯偶然加入到一次讲座中，但没有说话。）荣格也让年轻的西德尼·罗伯逊帮他校正自己的心理学、教育学讲座内容并将它们打印出来，并说她的丈夫是不能被分析的。尽管如此，罗伯逊夫妇也与其他的讲座参与者一起，跟随荣格到斯旺纳奇，听他在七月底的梦和象征的讲座。后来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奥克兰，有一段时间，罗伯逊尝试在那里以非专业分析师的身份开展工作，后来逐渐放弃，进入邮局工作。尽管如此，他一直和湾区的荣格派先驱惠特尼一家和吉布斯一家保持密切友好的关系。
还有两位英国文学家：夏洛特·A.拜恩斯和琼安·科瑞。拜恩斯（很明显并非分析师H.G.拜恩斯的亲戚）后来出版了一部关于炼金术的著作，荣格经常在作品中引用它，书名是《收录在布鲁西抄本中的科普特人的诺斯替教派的著作》（A Coptic Gnostic Treatise，Contained in the Codex Brucianus，1933）。当她在1937年的艾拉诺斯会议上发表演讲的时候，她的身份是人类学家、牛津诺斯替教学者和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我们还了解到她也在耶路撒冷开展过考古挖掘工作。琼安·科瑞以荣格学生的身份在英格兰活跃了很多年。在参加1925年的讲座之后不久，她写了一本小书，第一次向普通的读者介绍荣格的思想，书名是《荣格心理学ABC》（London and New York，1927），书中包含1925年讲座中的图表和引文。
奥斯卡·A.H.施密茨，是一位德国文学家、小说家，也是当代欧洲时事评论家，他很有才华，也在学习深度心理学和瑜伽。尽管比荣格年长3岁，但他认为自己是荣格的学生，当然他是很资深的学生。他将荣格引荐给达姆斯塔特“智慧学院”的创始人赫尔曼·凯泽林伯爵，荣格偶尔也会到那里进行讲座，并在1923年遇到了《易经》（I Ching）专家理查德·威尔海姆（卫礼贤）。施密茨迫切希望成为分析师并开始实践，可能也这么做过：他曾经写信让荣格在分析费用和时长方面给他建议。施密茨在1931年突然去世，荣格通过为他的作品《水獭的故事》（The Tale of the Otter）作序来悼念他，这是自施密茨的无意识中涌现出的作品。
讲座中一位难以归类的美国成员是伊丽莎白·霍顿，她是阿兰森·比奇洛·霍顿（1921～1925年的美国驻德国大使，1925～1929年的驻英国大使）的女儿。她是“计划生育”运动的早期倡导者凯瑟琳·霍顿·赫伯恩的表妹。根据她母亲在伦敦的日记（没有谈到苏黎世和心理学），她的女儿在参加荣格的讲座时只有16岁，应该是受到荣格的邀请。伊丽莎白·霍顿在晚年致力于红十字会和其他慈善组织的工作，但不在荣格的圈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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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莉·德·安古洛主要负责荣格讲座的记录。当她改名为卡莉·F.拜恩斯之后，她的名字因《易经》的翻译而广为人知。作为译者和荣格的朋友，她是分析心理学界的核心人物。她后来的名字为人熟知，因此在这里更便于使用。
卡莉·拜恩斯或许是本次讲座（或许是所有讲座）中唯一一名不是出于对荣格（临床或其他方面）的兴趣而前往苏黎世的成员。但我们还是最好从头开始讲起。
她在1883年生于墨西哥城。他的父亲鲁道夫·芬克的祖籍是达姆斯塔特，他当时正在修建通往韦拉克鲁斯的铁路。卡莉和她的姐姐亨利在母亲的家乡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长大。在瓦萨学院，卡莉在英国文学教授克里斯汀·曼教授的辩论课程中表现优异（1906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11年，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的前一年，她和另外一位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西班牙裔医学博士杰米·德·安古洛结婚，随后他们一起到加利福尼亚的大苏尔区定居。卡莉从未从事过医疗工作；她的丈夫除了以美国军队医疗官的身份从事过医疗工作，也是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展开职业生涯的。他在学习美洲印第安语时表现出很强的天赋。1921年，卡莉离开了德·安古洛，带着他们3岁的女儿希美纳与她的大学老师克里斯汀·曼一起前往欧洲，这时候曼已经成为一名医生，并追随荣格的心理学学说。在苏黎世安顿下来之后，曼试图说服卡莉跟随荣格学习。1923年，卡莉参加了荣格在康沃尔的波尔泽斯进行的讲座。到1925年，当她在记录这次讲座的时候，她已经完全具有分析心理学系统的基础。她的姐姐亨利（一位艺术家，已经嫁给一位名为芝诺的男士）也到苏黎世和她一起学习。
当时荣格的助理是英国分析师H.古德温·拜恩斯博士，他翻译过《心理类型》，并在1925年与1926年的冬季和荣格一起前往东非。第二年，他与卡莉·德·安古洛结婚。在英格兰生活期间，二人合作翻译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论文集》以及《分析心理学两论》（都在1928年出版）。随后他们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卡莉和她的女儿生活在卡梅尔，拜恩斯在那里和伯克利进行分析的工作。拜恩斯在伯克利遇到了年轻的约瑟夫·汉德森，并建议他以分析师为业。
同样在苏黎世的时候，荣格建议卡莉把理查德·威尔海姆在1924年出版的德文版《易经》翻译成英文，威尔海姆对翻译进行指导，但随着他在1930年的离世而中断。同时，卡莉·拜恩斯将威尔海姆翻译、荣格评论的中国典籍《黄金之花的秘密》翻译成英文。在卡莉和H.G.拜恩斯离婚之后，她一直生活在苏黎世，又和她的姐姐亨利·芝诺生活在一起了。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卡莉从事着《易经》的翻译，（与W.S.戴尔一同）将《寻找灵魂的现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翻译成英文，她参加了荣格的讲座，并帮助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运作在阿斯科纳的艾拉诺斯会议。她经常活跃在心理学俱乐部，如一位助理所说，她“试图保持强烈的好奇心并使事情都在客观的水平上”。拜恩斯-芝诺的住所成为荣格的美国、英国以及欧洲的追随者和学生的聚会场所。简和约瑟夫·威尔怀特在接受分析的时候住在那里。应荣格的请求，卡莉像同伴一样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女儿露西亚精神病发作期间帮助过她。
用她女儿希美纳的话说，卡莉·拜恩斯“从未成为‘认证’的分析师，从未开展分析工作，也没有患者，在某种程度上，她从不接受任何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常规关系和任何费用，但在她成熟的一生中，有无数人找她咨询。在问到为什么她没有成为分析师的时候，她总是给出两个原因：一是她‘没有与集体无意识建立联系’；二是荣格说过，如果没有非常强的伴侣关系作为支持就不应该从事分析工作，因为强的伴侣关系能够使分析师不会被患者的问题吞噬，也不会抓不住现实”。约瑟夫·汉德森也观察到：“可以说，这两姐妹有一种共生关系，在任何讨论中卡莉都是严肃的领导者，而亨利表现出的是幽默、热心和女性的魅力。卡莉非常理解荣格的理论，并能以精湛的技巧有意识地使用它们。你可以说亨利即是她的无意识体验，亨利接近无意识的边缘，而且她的画作和雕刻都是纯原型的作品。”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两姐妹回到了美国。卡莉已经在阿斯科纳附近的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的别墅结识了玛丽·梅隆和保罗·梅隆，当玛丽·梅隆在1940年成立最初的波林根基金会时，其办公室就设在卡莉在康涅狄格州华盛顿的家中。卡莉是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希美纳·德·安古洛是第一任编辑。战争的环境迫使基金会在1942年解散，但基金会在1945年又重组，卡莉和当时的助理编辑约翰·D.巴雷特一同在1946年参加了艾拉诺斯会议，这是巴雷特第一次参会。同年9月，玛丽·梅隆突然去世，巴雷特作为基金会领导和波林根系列丛书的编辑，继续将卡莉视为他最明智的顾问之一。她翻译的《易经》（波林根系列丛书XIX）在1950年出版，之后她翻译出版了理查德·威尔海姆之子赫尔穆特·威尔海姆（卫德明）的《〈易经〉八讲》（波林根系列丛书LXII，1960）。
卡莉在她的姐姐于1970年去世之后到阿斯科纳定居。作为20世纪20年代在荣格周围形成的学生和朋友圈子中最年长的一位成员，卡莉直到1977年去世都保持着智性的活跃。“她对我的影响比大多数的分析师都要大，”简·威尔怀特在卡莉去世之后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想成为分析师。她就是直布罗陀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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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这些抄本的时候，编者没有删除任何内容，只修改了标点符号、语法和不清楚的地方，不确定的修改都在括号中标记了出来，必要的时候会加上脚注。第16讲之后的材料也是讲座的内容，详情见第16讲注5。图表都是重新绘制的，从《回忆·梦·思考》中引用的内容都已经标记了出来。
这次讲座还有另外一份多图的抄本，该抄本被重新打印（页码与这一版相同），但未标明日期，也没有修订，尽管很多印刷错误都已经得到更正，图表也是重画的。为准备此版本，旧金山荣格学院的弗吉尼亚·艾伦·德特洛夫非常慷慨地让我们参考他们的馆藏抄本。玛丽·布里纳编辑的索引在1939年被收录在多图版本中，涵盖1925年到1934年冬的英文讲座的笔记，即《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梦的分析》（Dream Analysis）、《幻象的诠释》（Interpretation of Visions）和《昆达里尼瑜伽》（Kundalini Yoga）。本版本中的索引借鉴了布里纳对概念性术语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