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魏六朝时的插花

汉晋六朝文化宏大繁盛的气象，花卉种植的普及，就是当时插花的文化基础，使得插花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严谨而流畅的宏丽风格。

一、妆扮插花

时人常以花作妆扮之助。如头饰华胜，是花形的胜，西汉马王堆一号墓的老太太就有实物，是在头笄的一头刻画花朵形。当然发髻上簪鲜花应该在花形华胜之前就有出现，先秦时就有是肯定的，汉代文赋也有写到花叶簪饰。成都等地出土女俑，多有花朵饰发髻，十分美观。如东汉侍女俑有的满头簪满花朵，成都扬子山的侍女俑以一朵大菊花配四朵小花等。

岭南气候温和湿润，花卉繁茂，终岁不衰，便于人们观赏、折戴。嵇含《南方草木状》说：“岭外多花，在春华者冬秀，夏华者春秀，秋华者夏秀，冬华者秋秀，其花竞岁。故妇女之首四季未尝无花。”岭南妇女一年四季均有鲜花可戴，得天独厚，闽、台等地区也都是这样。看来不分南北，妇女皆爱簪头饰花。

北方虽因气候寒冷，冬天无鲜花，但有通草制人工花。《事物纪原》记晋惠帝（公元259～306年）“令宫人插五色通草花。”

可见汉晋时民众插花或青少年插花较流行。因为梅、桃、莲花等那么普及，插花奉佛、供果、以瑞芝等象征长寿等很常用，少年男女有情之人爱花也不奇怪，剪枝采花、簪佩，自不可少。

二、礼仪插花

汉代宫中也有用花之礼仪。应劭《汉官仪》卷上：“（尚书郎）握兰含香，趋走丹墀奏事。”这是指尚书郎见皇帝上奏时手持香草一束，取其香气的礼节。

较早的插花实例，反映了神话，也与汉代艺术特性相称，有壮美之境。如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西汉初期的一件铜九枝灯，整体造型作一株扶桑树形，插在一只铜瓶内，放在覆盘状座子上。瓶上大下小，口很细，有些像后来出现的梅瓶，类似的铜瓶形象在先秦文物中也能见到。树干笔直居中，上有九条枝干，每枝承托一只桑叶形灯盘，共分三层，每层三枝，分别伸向四方。树顶端有一只金乌形灯盘。这样全树共有十只太阳，体现了《山海经》所载的十日并出、太阳扶桑树神话。可远溯三星堆青铜神树、远古太阳、鸟与花木的结合，与汉代百花灯相仿，同时也说明了将树枝插入瓶内的早期插花形态（图2-5）。

三、容器插花

还有一类陶盆里置树木的陶塑。如一件镂空的灰陶盆，中有一株树木伸展枝干，树下有鸟儿、人物活动。这俨然是微缩的盆栽或盆插花，反映了当时盆栽、插花的流行（图2-6）。

古人以筒瓶等插花，模拟昆仑神山、宇宙三界三层，又作为灯具。其寓意光明、火焰、太阳和花、树、生命，与宇宙时间、空间结合。天地之中，光华普照，万物造化生育、沟通天人；正大光明、天地四时八节合气；天地阴阳、三才、四象四方、五方五行、五德、中心与八方、十方的宇宙、天日，与人、与万物生灵，仁爱相协；宇宙、太阳、生灵之花，就是中国插花的本体、原形。

汉时还有缀着花蕾的四灵壁画，五色装饰之天文台，陶塑扶桑树、画像石扶桑树，西王母坐在神树之上的画像石，插在山形座上的陶、铜质摇钱树，树上有各种神人禽鸟等，还有连理树图形。这类九枝灯、华灯、盆树、扶桑等神树崇拜、以树祭祀、各种花卉图案、华胜、华盖，和近年民间流传的插在瓶内的生殖起源之花树纹样，含义相同，都是花文化、花艺术之本源形态，潜藏在民族艺术的灵魂内。

璀璨的光明，鲜丽的色彩，宇宙与人的哲思象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代艺术，直到如今。

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前室北壁东侧刻画有四灵之东方青龙和卷曲花枝。山东临朐五井镇的一块北朝画像石也出现了瓶插莲花，与青龙共设于一幅石雕内，隐含东方、春神、木德、万物始生之意。瓶插中间一枝最高，笔直而上，两边各插一枝，以三大枝为骨架，下再插两小枝。整瓶花共七枝，两边各三枝，对称而插，隐然可辨三层。这里边就蕴藏着天地之中、四面八方之阴阳五行哲思（图2-7）。河北的北魏李翼夫妇墓、山西的北齐库狄迥洛墓也出土有类似的铜长颈瓶（胆瓶），库狄墓所出还有瓶盖，北齐还有类似的鎏金铜瓶流传（大都会博物馆藏），唐代也有，应该是盛液体之瓶器用作插花。

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东汉墓的服装花边上有郁金香花叶插于容器的图案，可见当时插花之普及。

四、宴饮插花

汉代宫廷插花当已常见，汉代画像石、砖上的酒宴场面或取佳果设于美观的容器内，陈列宴席上，或有女子取莲花朵献上（图2-8）。文士痴迷于花，也自要折花插赏。北朝庾信（513年—581年）有杏花诗：“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诗人歌咏了自然界的如画春色、花枝，又将花折取来，以铜盘衬了艳如红琼的杏花，于待客、会友时点缀于桌面或酒宴上。此般诗画之美，自可使人感悟自然界的生机、诗意，实已启历代插花审美之先声。又一诗有句：“小船行钓鲤，新盘待摘荷。”也写宴会时设插花。

西安未央区北周史君墓（北周大象二年，580年）的石椁浮雕，有贵妇人们坐于花园宴饮，旁有乐队，宴席上设数瓶花，其中一瓶莲花对称而插，也与庾信所咏同时。此时离隋代只差一年，距唐代只有几十年，可推想隋唐时宴会插花之情景。

摘花入盘观赏可能有独特的花器。如洛阳沙厂西路北魏墓出土一件陶制莲花浅盘，盘心浮雕莲花纹，中心有一圆孔，正是宇宙小模型，可用来摆放莲花（见《文物》2002年9期）。

古人爱于宴饮时设花，自有道理。据今人研究，餐桌上设花，香味浮动，使人怡悦，可增加食欲，酒醉时尚可拈花嗅香醒酒。可见，今日的餐桌花来源极古老。

五、佛教插花

东汉时佛教传入我国。佛教多以花比喻教理，如莲花、昙花（优昙钵花）、曼陀罗花等均常见于佛经。插花与香、明灯、音乐一起作佛前供养，以装饰、美化佛堂，象征佛国乐土，隐含佛理智慧，表示庄严、虔诚之情。这些佛教花卉文化与插花艺术也同时传入我国，插花开始出现了佛教哲思。

如江苏连云港市孔望山有我国最初的东汉佛教造像艺术，佛像之旁，一名高鼻深目的胡人右手执一枝三瓣莲花以供奉佛，距今近二千年了（图2-9）。

青海省平安县出土一件东汉砖雕，刻有屋宇，内有榻、几，都是汉代典型风格。两人在室内对坐榻上，从服饰看是两位比丘僧。中间几上放一瓶花，对称插下花朵，是花之供养（图2-10）。

东汉康孟祥译的《修行本起经》写及：“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内外相见。”这就是借花献佛的故事。

佛教徒多在佛寺佛像前供花，或于佛像出巡、佛经讲授会上供花，主要有散花、花鬘、皿花、瓶花、缸花等形式。

散花是用银线穿着各色玻璃小球、莲瓣、花朵、花形剪纸等，于佛像出行或讲经会时撒下，以助其盛。东晋高僧法显，前往西域游历，他的《佛国记》记载位于今天新疆西南部的于阗国，将佛像巡行于城，叫作行像，是盛大的庆典：“像入城时，门楼上夫人、采女遥散众华，纷纷而下。”后秦的鸠摩罗什译《金刚经》，亦有“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以诸华（花）、香而散其处。”《无量寿经》也有“散花、烧香”之语。其他记载尚多。故而佛画多见飞天撒下鲜花之形象，成语也有天花乱坠、天女散花之语（图2-11）。

花鬘，是把花朵穿成一串串，或连成花环，戴在头上、绕在身上，本是南亚常见的装饰，佛教里的菩萨飞天常用，也常用来供奉佛菩萨。《华严经》道：“以诸最胜妙花鬘，伎乐涂香及伞盖，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玄应音义》卷一有介绍。《大日经》卷二《具缘品》列有可以做花鬘的种种花。《毗尼母经》卷五也列出多种，以及用金银铅锡木等制作的花，或以珠宝、金属等制作花鬘。

散花是先要把花放在容器里，这容器叫花笼、花筥、华箧等。《诸佛境界摄真实经》卷上说：“各各脱身所著天衣，手执衣裓，旋转空中，以供养佛。”则是指飞天在天空飞舞，用衣襟、衣袖等兜着天花散撒以供佛。因此引申开来，盛花的容器也叫华裓、衣裓。《阿弥陀经》也载，以衣裓盛着美妙的花朵供佛。南朝智（yǐ）的《阿弥陀经义记》解释，盛花之器又叫衣裓，其状如函，具有一足。敦煌莫高窟61窟壁画上供养人就持华裓盛花。佚名绘敦煌晚唐绢画水月观音图也有华裓，盛着牡丹。南宋刘松年绘的《天女散花图》，佛会上有位红衣天女就手捧一只盛花朵的华裓，下有一足，天女正拈起花朵准备散撒。华裓或用金属、木、纸涂漆画制，或为金属网状，或就是小竹笼。日本僧人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中说：“僧家散花器名衣裓，其器小竹笼，以贮花而散之，盖袭大通佛故事也。”

皿花，以盘、碗状容器（华皿、花皿，与华裓有一定的联系）内盛花朵花瓣，献供于佛前，也可作散花。

瓶花，是以宝瓶（佛家称一种盛放佛宝的瓶）插莲花，供奉佛像。佛教多喜用琉璃制作宝瓶，象征光明、洁净的莲池净土之美，内心智慧的通灵剔透，如《修行本起经》所说。因而佛家供花以莲花为主。

还有用缸插花等，用缸类大型器皿插花供奉显得很庄重。

佛、菩萨像也常用鲜花簇成华盖为装饰（敦煌壁画、绢画等有之）。

这几种花饰，多见于东汉后的佛画、雕刻，如洛阳龙门石窟就有多件瓶莲图像，和佛像、供养人相衬。窟内的石窟寺（皇甫公窟）开凿于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南壁礼佛图雕有置于大盘上的博山熏炉，两旁参差插着莲花莲叶，东西各有一组礼佛人，手中也有持莲花蕾。北壁礼佛图，胡太后、孝明帝和几名宫人也手持莲花蕾。二幅图或解释为“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窟西北角还刻持莲蕾的供养人像，旁有一幅瓶莲浅浮雕，雕刻一只精美阔口花瓶，花型对称，中插最高一枝莲花，花心坐着化生童子，象征净土极乐世界。两边对插叶片和花朵、莲蓬，共分三层，隐喻宇宙，虽是对称组合，却又变化活泼。可见当时插花技巧成熟，已开始摆脱匠气（图2-12）。

一幅宾阳中洞的石浮雕画—《文昭皇后礼佛图》，国际知名（早年已经被盗卖出国），表现北魏皇后率贵妇、侍从拜佛之情景。其中局部有贵夫人手执花束，以一枝盛开的莲花为主，两边各衬一枝比主花低的莲蕾、莲蓬，比例恰当，十分美观。在她身后人群中有捧长颈胆瓶的侍女，这夫人的花束显然是欲插入瓶的（图2-13）。

这些都是表现当时插花供佛的珍贵画面，可与江苏孔望山持莲花供佛的人像互相印证。还有莲花洞南壁中部下层第四十一龛的佛传故事局部，悉达多太子坐在筌蹄（坐具）上，边有胆瓶，插莲花一朵，左右衬莲蓬、莲叶各一。这是当时居室内的瓶花（图2-14）。

火烧洞窟则刻有一件宝瓶插莲花一朵，两边各插莲蕾。古阳洞小龛龛楣上，排列的佛、罗汉间有簇簇莲花，多是一花两叶，类似后世说的一把莲纹饰。万佛洞阿弥陀佛背光上则雕有54枝莲花，每朵花中坐菩萨，别具匠心。

敦煌莫高窟出土北魏时的刺绣说法图，上有手拿莲花的男女供养人（图2-15）。莫高窟北魏时的248窟顶壁画，绘供养菩萨多位，手持鲜花（图2-16）。西魏时的285窟，北壁说法图有中央二佛，一丛莲花置于佛间，枝条柔曲，也即一把莲，构图与龙门古阳洞小龛龛楣类似。左边菩萨一手持花皿，一手拈起小朵花蕾，都是敦煌早期的供花形象。249窟，散花飞天飞翔于飘洒的花雨。432窟，中心柱东向龛，佛座下塑出放在莲座上的香炉，周围绕花枝；还有两只瑞兽相向，中放插于瓶类容器的一束花，花蕾、花朵或垂或仰，层次分明，枝枝对称。

北魏时期，甘肃麦积山石窟74窟也可见到右侧肋侍菩萨持瓶花。135窟前部右侧菩萨，右手持一束莲，两朵莲蕾一朵莲蓬，弯曲的线条也很柔美。

云冈石窟第9窟的龛楣，有飞天双手捧着莲蕾；第10窟前室顶部，则有朵朵莲花，有飞天手持。

大同市发现的北魏和平元年(460年)毛德祖妻张智朗石雕床榻，上有葡萄纹，两侧饰瓶花，花枝卷曲优雅。

邓州市张村镇张许村1957年发现的南朝刘宋彩色画像砖墓，也有多处一把莲纹，如一件千秋万岁像，在千秋、万岁间就有一束莲花。有的画像砖上还有持花盘的飞天。一块文吏砖雕上衬着瓶莲花，造型对称，中间主枝莲花最高，两边各衬三枝花或蕾、叶，与敦煌432窟的花类似（图2-17）。南京王家洼南朝墓之瓶插莲花图像，也较为对称，但也注意到了线条的适度夸张。

公元6世纪北周时的一尊石雕观音像(现存英国），手持一瓶莲花，花枝卷曲，与容器比例协调，是可贵的菩萨持插花雕像。

南北朝时，以贮水容器插切花已有明确的文字记录，即《南史》卷四四记齐武帝的第七子晋安王子懋：“年七岁时，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罂中稍有根须，当世称其孝感。”

《南齐书》记齐武帝用铜铸花：“沙门于殿户前诵经，武帝为感，梦见优昙钵花于经案。宣旨使御府为铜花，插御床四角。”再一次说明六朝时宫廷也出现了佛供花。以铜为花，无萎谢之忧，插于床边，象征对佛教之信奉，远承商代三星堆的铜铸花，是较早的人造花记录。

南京甘家巷梁代萧景墓神道柱上，也有比丘尼双手捧莲花瓶的线刻图，瓶中插一枝莲花，左右各衬莲叶。扬之水先生说此件文物年代和齐武帝相隔不远，可与晋安王子懋之事互为印证。南朝图像艺术里，类似的插花已发现多例。

可见，汉魏六朝时佛教插花流传甚广，对文士、民间、道教插花均产生影响，其融合了我国固有的插花形式，基本形成对称的花型，使我国插花艺术更丰富了。

六、道教插花

我国道教插花也已同步出现。道教由古老的原初宗教发展而来，而古有以花果祭神的习俗，并用大量的实有或幻想的花果代表着长生、成仙等愿望，如《山海经》等所述。这些就是道教插花的基础。

汉代，盛行神仙崇拜。汉画像石多有西王母等神仙之像，身边常有仙人随侍，手执嘉禾、灵芝。四川成都一件画像砖就是如此（图2-18）。或西王母本人就手执嘉禾，如山东仓山县城前村画像。或西王母坐在神树顶，树上有花朵。西王母是善良的女神，给人带来长寿、吉祥、太平、子嗣等，故而以嘉禾、灵芝、花朵相伴。

陕西绥德县出土一块东汉画像石，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分为左右两列，有舞蹈着的瑞兽、舞人，伴有嘉禾；下层则为博山炉，置于水盘，炉两边各插一株茁壮嘉禾，也与神仙崇拜有关。佛教造像中，香炉旁插饰莲花当是由此而来。

汉画像石、砖上，羽人常手持灵芝、花枝、长叶、仙果。江苏泗阳打鼓墩樊氏墓的画像石，便有飞翔于天的羽人持仙果戏弄仙鸟、瑞鸟口衔仙果、嘉禾、仙草等画像。

又如王嘉《拾遗记》，记有青蕖（青莲）、素莲、冰荷等仙境之花。

种种松实、柏子、灵芝之类也被录入古书，认为可以益寿延年。

汉魏六朝时期，我国的插花已经具备了瓶插、盆养等类型，隐含阴阳、仁爱之哲思，形成宫廷、文士、青少年、佛与道等插花的不同种类，不断普及，而且插花已运用多种花材。插花中，文人雅趣最为重要，这是插花的主流之一，插花从这时就已见于吟咏了。当时中国各种名花如莲、梅、兰、竹、松也已一一凸显大名，均有诗赋抒写文化内涵，为后世文人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