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　程序公正

西方的政治传统含有一种程序主义民主，认为政治和法律的决策都是基于公正的过程做出的。这样公正的过程被认为是能够提高决策制定过程的合法性的。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认为程序正义在影响人的认知方面是重要的。更高的公正程度带来更高的接受度，而当愤怒水平比较高时，程序和分配公正就变得尤为重要。

根据选址实践，人们渐渐发现，仅从风险感知的角度解释公众态度对改进公共决策是远远不够的，公众对风险的本能评估包括更广的维度，如社会上管理风险的政治和制度安排的可信赖性。换言之，邻避冲突更多是源于其“不公正”而不是“不安全”（刘冰，2015）。因此，选址程序的公正性和对政府的信任度就作为新的因素被引入。

“程序公正”是指对于决策制定者为解决某一争议而采用的政策、程序、准则的公平直觉。刘冰（2016）对邻避态度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程序公正对公众态度的直接影响较小，但是程序公正通过影响“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间接地对公众态度造成影响较为明显。充分征求公众意见、保证决策信息的公开透明都是推动程序公正的关键措施。邹积超（2014）指出，邻避问题产生的直接根源是邻避居民利益遭到了损害或者威胁，其深层原因在于邻避设施的设立没有按照特定程序进行决策。实际上，邻避问题是官方强调的科学决策与民众要求的民主决策之间产生的矛盾。

传统的邻避项目决策模式（也称“DAD”模式）作为不公正决策的代表受到人们诟病。“DAD模式”的特点表现为：第一，初期决策时依据专家意见封闭进行，缺乏与利益相关公众的直接互动；第二，公布决策时强调社会利益和公民责任，呼吁公众做一个“友好邻居”（O’Hare，Bacow，Sanderson，1983）。这种模式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它排斥公众参与，由专家和政府进行封闭决策，因而时常引发民众的不满，造成邻避冲突。

以“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为例，在该危险品仓库的选址规划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并没有将选址事宜告知公众，忽视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漠视了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公众缺乏有效的途径参与到决策中，未能与企业、政府以及环评安评机构进行公开平等的对话协商，让公众的生命财产面临巨大的风险（马奔，2015）。这也恰恰是程序不公导致高风险聚集设施没有合理选址，最终酿成悲剧的一个真实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