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府落败的经济学批判
贾府的“经济当局”不懂得利用优质资产,不知道流动资金沉淀所造成“不良资产”的极大危害性。沉湎于“人口红利”——殊不知食口众多,冗员沉淀,正是压垮贾府经济巨轮的最后一捆稻草。
贾府的落败,首先是经济的落败;是经济的全面破产引发政治上的破产。
荣、宁二府被抄家治罪后,家徒四壁,人心动荡,危机四伏,偌大的贾府呼啦啦大厦倾塌。贾母——史老太君临终前散尽余资,才暂时勉强支撑住危局,但各房子孙们的出路依然渺茫。书至“散余资贾母明大义”第一百零七回起,后面的众多情节都是记述贾府经济上的落败和政治上的失意。
首先说经济上的。为了给过门不久的孙媳妇薛宝钗过生日,贾母是“强颜欢笑”,自个儿掏腰包办酒席、包戏场供大伙儿乐,但大伙儿一个个都是非情非愿,走过场似的,蔫蔫的,打不起精神(第一百零八回)。曾经风光八面,不可一世的贾府财经大管家王熙凤咽气前已是无依无靠,只能将爱女巧姐托付给那位过去曾来过府上“攀亲”打秋风的乡野老妪刘姥姥。当斯时,王熙凤病入膏肓,卧在床上,她已拿不出半两银子,只“在手腕上褪下一支金镯子来交给他”(见一百一十三回)。第一百一十三回《忏宿冤凤姐托村妪释旧憾情婢感痴郎》,详细记载了贾府经济危机期间生活窘迫的诸多细节:王熙凤生命快要走到尽头,躺在床榻上,平儿当着贾琏、熙凤的面,拿一个木匣子(应是平时装钱票、细软之用)撒气:
“……贾琏叫平儿来问道:‘奶奶不吃药么?’平儿道:‘不吃药。怎么样呢?’贾琏道:‘我知道么!你拿柜子上的钥匙来罢。’平儿见贾琏有气,又不敢问,只得出来凤姐耳边说了一声。凤姐不言语,平儿便将一个匣子搁在贾琏那里就走。贾琏道:‘有鬼叫你吗!你搁着叫谁拿呢?’平儿忍气打开,取了钥匙开了柜子,便问道:‘拿什么?’贾琏道:‘咱们有什么吗?’平儿气得哭道:‘有话明白说,人死了也愿意!’贾琏道:‘还要说么!头里的事是你们闹的。如今老太太的还短了四五千银子,老爷叫我拿公中的地账弄银子,你说有么?外头拉的账不开发使得么?谁叫我应这个名儿!只好把老太太给我的东西折变去罢了。你不依么?’平儿听了,一句不言语,将柜里东西搬出。”
这表明贾琏、熙凤一房此时已经是零积蓄、零库存,一贫如洗了。那么贾府呢?更是活着的人赤贫潦倒,连死去的老太太——贾母的后事都“短了四五千两银子”,昔日大富大贵的贾府竟然沦落到了这步田地。随后,王熙凤死去,也是连个像样的丧礼都办不成,引得其兄长王子胜在灵堂现场和贾琏好一番吵闹(见一百一十四回);王熙凤丧殁之际,贾政正在替母亲——史太君守孝,热孝在身,不便出门,整天待在书房里。他和府上过往甚密的清客程日兴道出了肺腑之言。贾政说:“家运不好,一连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爷和珍大爷又在外头,家计一天难似一天。外头东庄地亩也不知道怎么样,总不得了呀!”又说:“……册子上的产业,若是实有还好,生怕有名无实了。”(均见一百一十四回)。
第一百一十六回,贾政准备启程扶贾母的灵柩回南边之际,他与侄儿贾琏有一番对话。
贾琏道:“如今的人情过于淡薄。老爷呢,又丁忧,我们老爷呢,又在外头,一时借是借不出来的了。只好拿房地文书出去押去。”贾政道:“住的房子是官盖的,那里动得?”贾琏道:“住房是不能动的。外头还有几所可以出脱的,等老爷起复后再赎也使得。将来我父亲回来了,倘能也再起用,也好赎的。只是老爷这么大年纪,辛苦这一场,侄儿们心里实不安。”贾政道:“老太太的事,是应该的。只要你在家谨慎些,把持定了才好。”贾琏道:“……老爷回南……路上短少些,必经过赖尚荣的地方,可也叫他出点力儿。”
你看看,贾母灵柩运回故乡金陵时,连安葬费都短缺,不得不向自己家奴赖大的儿子赖尚荣借钱(此时赖尚荣已入仕宦,放外为官)。贾政开口要借500两,可最终赖尚荣只修书一封送过来,给了白银50两。弄得贾政又羞又恼,欲哭无泪。
非独贾府一门,贾府的经济危机所产生的次第连带效应,叫“四大家族”中的史、王、薛家族亦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刷刷倒下,可谓“六亲同运”。第一百一十四回,在王熙凤病危之际,薛府的宝钗姑娘对贾宝玉的一番倾诉道尽了凄凉。
宝钗道:“我们家的亲戚只有咱们这里和王家最近。王家没了什么正经人了。咱们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想起我哥哥(指薛蟠)来不免悲伤。况且常打发人家里来要使用,多亏二哥哥(指薛蝌)在外头账头儿上讨来应付他的。我听见说城里有几处房子已经典去,还剩了一所在那里,打算着搬去住。”宝玉道:“为什么要搬?住在这里你来去也便宜些,若搬远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宝钗道:“虽说是亲戚,倒底各自的稳便些。那里有个一辈子住在亲戚家的呢。”
先前是薛姨妈领着薛宝钗、薛蟠一双儿女从金陵地界投奔贾府,现如今贾府落败,只得又到外面求一处安身之所。真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那么政治上呢?先是贾赦、贾珍世职被革去,标志着“家破”,随后便是连三接四的“人亡”了。林黛玉“潇湘闻鬼哭”、贾母“寿终归地府”、王熙凤“力诎失人心”、鸳鸯“殉主登太虚”、赵姨娘“赴冥曹”……府中人之死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
落叶过后更有一场接一场的寒霜苦雨,先是荣国府被家族奴才招引外盗洗劫一空,后是家庙里的女尼妙玉被江洋大盗掳掠,又加上荣府四小姐惜春看破红尘带发修行,最是那满府人望的贾宝玉在中了“乡魁”之后,悄然披一件猩红斗篷在大雪天里遁离府门,出家而去……
尽管《红楼梦》第一百零七回之后也记有“贾政复职”“宝玉中乡魁”的情节,但那只是以“乐景衬哀”的有意手笔,是曹雪芹有意激起人们对昔日“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贾府的深切悲悯、追忆和不舍。
贾府落得个政息人亡、树倒猢狲散的结剧,极具经济批判意义,至少给我们如下警示:
其一,经济的滋生和消亡,自有其自身规律,违背经济规律,脱离经济运行轨道,是注定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前文笔者条分缕析地分析过贾府的经济来源和日常用度,清楚地得出过“收支有限,消费无度”的结论。这种寅吃卯粮、坐吃山空的消费观,“居移气,养移体”的讲排场、竞奢华、比阔气,必将导致贾府经济“空心化”。按当下流行语说,贾府的人们——至少贾母、熙凤、王夫人等“经济当局”还缺少早逝的秦可卿的宏观经济思维,缺少对贾府经济常态的认识、把握和掌控,没有能将贾府的生财、理财、消费纳入“常态化”的运行轨道,以致翻车失控,经济破败、人亡政息。
其二,贾府的“经济当局”不懂得利用优质资产,不知道流动资金沉淀所造成“不良资产”的极大危害性。
何谓贾府的优质资产?应该是土地,这土地里有私田和庄田(供佃户耕种,收取地租)。私田不耕作,庄田不盘点,疏于管理,对租金多少也是一笔糊涂账,何以支撑“衣租食税”的偌大家族的主仆人众?当然,由于清初的土地制度限制以及商品经济的不发育,叫贾府王熙凤她们去搞多种经营、承包租赁,农林牧副渔多样并举,甚至去搞房地产开发……那是苛求,是不切实际的事。但至少秦可卿“托梦”中所说的“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竞争,亦不有典卖诸弊。……”是应该可以做得到的!如此,何至于私田荒芜,坐吃山空?百年贾府又何至于“后手不济”?
所谓不良资产,就是那个最终荒芜凋敝的“大观园”。大观园的投资,严重透支了贾府的财力,掐断了贾府的现金流,重创了贾府的资本造血功能。这一案件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十足的“面子工程”,教训十分惨痛!死要面子活受罪,风光一时痛一生。当下的国营和私营经济里,同样的教训还少吗?
据报载,在20世纪90年代,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有一个陶乐县。县政府债务中,有一笔拖欠的工程款,除办公写字楼等豪华建筑设计工程外,还有园林庄园别墅式建筑、马兰花、兵沟汉墓项目工程款,总金额逾3000万元。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天文数字!目前,在我国西部的很多贫困地区,最豪华的楼房往往是政府机关,而这些楼房大都是举债建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官员们“好大喜功”,追求奢华,盲目攀比。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如果再伴以官员寻租腐败,地方财政想不困难也难。”
这话是针对当下人们说的,说给贾政、贾赦这些热衷于“显摆”“打肿脸充胖子”的贾府主子们听听,也振聋发聩。中国传统价值观里有“好大喜功”这个因子,至少我们从《红楼梦》里可以清楚地窥见,贾府不切实际地“迎合主子”的思想行为是传代的、一脉相传的。贾赦、贾政这辈举一府之财力建大观园,以致家产败尽。其实,他们曾祖父、祖父那辈早早就干上这些事了,他们因四次接驾,“别讲银子成了泥土,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见《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和凤姐闲吹牛的一番话)。其实这是映射曹雪芹家世之事,其曾祖父曹玺是康熙皇帝的包衣奴才,后官至江宁织造。曹玺的儿子曹寅后承袭父职,曾在金陵地界四次接驾南巡的康熙皇帝。曹寅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开始任江宁织造,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去世,这23年,在曹家固然是鼎盛时期,但却埋下了一个极大的祸根——亏空钱粮达数十万两银子之巨。据苏州织造李煦(李的堂妹嫁给曹寅,所以他是曹寅的内兄)在曹寅故世之后给康熙的奏折上说,曹寅临终时告诉他,江陵织造衙门历年亏欠钱粮9万余两;又两淮商欠钱粮,曹寅也应完23万,两项加起来,达32万两之巨。李在另一份奏折中说曹寅亏欠有373000两。所以,曹寅有“无资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目不瞑”的临终遗言。这么多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多半是用到了皇帝身上。
后来,到雍正皇帝即位后,又追查曹、李两家的亏欠,曹頫(曹寅之子)在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初还上奏折请求分三年补完亏欠,奏折中有“惟有感泣待罪,只知清补钱粮为重,其余家口孥,虽至饥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在所不顾”等话。可见,这时候曹家为了赔补亏欠,境况已经十分凄惨了。到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下令查封曹頫家产,经当时的江宁织造隋赫德仔细清查,曹家除房屋土地之外,“余则桌椅、床具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而已。一个康熙年间声势显赫的钟鸣鼎食之家,落得如此下场,教训何其惨痛!
其三,贾府的“经济当局”沉湎于“人口红利”,殊不知食口众多,冗员沉淀,正是压垮贾府经济巨轮的最后一捆稻草。
笔者专门统计过,荣、宁二府的奴仆竟有500人之多。以每人平均每月月例银1.5两计,则每年需发放人员工资9000两,倘再加上年终赏钱等福利,则不下万两。一个年支出万两人员工资的家族,按现代成本经济学核算标准(工业企业的工资总额一般占成本总额的比例为5%~10%;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一般为15%~20%),年支出万两人员工资的贾府(当然贾府不是企业,不好绝对化类比),如果取上述比率的15%计,起码年收入应不少于六七万两。而贾府纯粹是个消费中心,即使有庄田的年租金收入二三十万两,与主人及仆佣们的工资及衣食等开销相抵,仍有很大的缺口。当然,贾府的额外收入也有不少,其中王熙凤的资本运作(放债收入)也不可小觑。但无论怎样,收入与支出的悬殊却是明摆着的事实。收支倒挂,年复一年,正是导致两府亏空难填、寅吃卯粮的主因。
财政赤字如果是明白账还好说,但贾府的“赤字”分明就是一笔糊涂账。贾政、贾赦他们是不明就里的,那贾母呢?王夫人呢?王熙凤呢?她们怕也只是知道个大略,只不过比贾政他们多了一些“入不敷出”的感性认知而已。就说王熙凤吧,尽管她当家主事,有经常挪三借四、拆东墙补西墙的苦痛,但每有难处时,总能拿府里的金银家伙、古玩玉器到典当行去典当以渡过难关,加上放贷的收入时不时地补充,这便使得她对贾府财政“赤字”既有体会、感知,但又不会去正视面对。
前清的康乾盛世,人口增长极为迅速。康熙六十一年(1723年),全国人口突破了一亿,恢复到宋朝时的人口高峰值;其后50年,人口总数竟然飙升到3亿。由于人口膨胀,导致耕地不足与粮价上涨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查阅清史便知,康、雍、乾三朝的统治者并没有得到“人口红利”,相反,倒是吞咽下了流民饥馑、阶级矛盾加剧、社会动荡不安的苦果。
《透过钱眼看中国历史》一书作者波音先生说:“人口却是双刃剑,清朝虽然所辖地城广阔,但人口数量的增加总归比耕地面积的增加要快,到了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时期,耕地的增加已经十分有限了,而人口却还在不断增加。因为要精耕有限的农田,于是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吃饭的人多了,平均到家庭中每个人头上的口粮便少了。自耕农的家庭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
贾府以及类似于贾府的封建士大夫阶层、豪门大户人家,在康、雍、乾朝政下,恰恰成为封建王朝“人口包袱”的消化者。那些“陷入贫困化”的底层人口依附于这样的豪门大宅,也和其主子一样过上了不从事生产加工、耕作(制作)的纯消费的庄园生活。而且像贾府的不少奴仆那样,世代为奴,举家为奴,这样的国家经济、府宅经济是没有不落败的道理的。
贾府豪门的落败,是大清江山社稷落败的预演和序幕!
当今的治国理政者,当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清】孙温 绘
贾府落败的经济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