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每个人对采用何种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的看法存在差异，一部分经济学家强调，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必须增加投资；另一部分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刺激研发活动，从而推动技术变革；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比较重视培训对劳动者的作用；甚至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推行经济保护主义的方法行之有效。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经济学家试图弄清各种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下面将讨论几种重要的经济增长理论，这些理论为本书计量模型的推导奠定了基础。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在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已经有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并越来越重视生产力水平如何提高、社会财富如何增进、国民经济如何改善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就是生产日益社会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问题。其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哈罗德、大卫•李嘉图、多马、马尔萨斯等。
亚当•斯密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是最早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人。他在阐述如何增加国民财富的时候指出财富增长的两种途径：第一，通过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增加生产性劳动的人数。斯密认为，决定财富生产的最关键的因素是资本积累，因为生产性劳动推动起来的资本的增加决定了是否增加生产性劳动。在这里，斯密实际上阐述了经济增长与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分析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把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指出了引致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本积累。
大卫•李嘉图与斯密的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研究的重点从生产转向分配，以收入分配为主要线索，提出了经济增长理论。他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因为财富在地租增长缓慢的国家里增长得最快，并将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关联起来。与此同时，他也指出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过程，或者取决于投资和技术进步的表面关系。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为深入研究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和结构因素提供了有价值的路径，但是，他认为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果趋于停滞，这一观点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被证明有悖于实际。
马尔萨斯提出了有效需求可能不足的理论，他认为，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工人，其消费从来也不能单独给资本的持续积累与就业提供充分的激励，在最终的分解中，投资仅仅是为了提供消费所需，如果最终产品不能售出，投资就将不再发生。此外，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分析中，他还指出，如果工资比最低生存线高，那么人口将会继续增长；而如果工资低于最低生存线，则死亡率将会上升，从而人口的均衡状态出现在最低生存工资水平上。
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含义完全相同，故称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在继承发展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时间因素，同时，凯恩斯的“水平分析法”（国民收入水平、储蓄和投资水平）也被哈罗德—多马的“比率分析法”（增长率、储蓄率）所取代，从而使该模型理论走向长期化和动态化，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并成为指导经济计划和政策制定的有效手段。但是，它也存在缺陷，首先，过分强调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资本积累；其次，储蓄等于投资的假设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最后，没有讨论技术进步的效应。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基本脉络，奠定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然而，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和资本两大要素上，特别强调物质资本的影响，并把资本存量规模，特别是资本积累的速度看作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把科学技术当作外生变量，忽略了科技发展的巨大作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哈罗德—多马模型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函数模型。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示的是增加要素投入或者提高技术水平都会引起产量的增加，产量依赖于技术状态及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哈罗德—多马模型研究的是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程的考察，较早地注意到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着重论述了生产量扩大可以不用依赖资本增量的情况。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了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并不是资本积累，生产逐年扩大应归于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其次，资本使用效率的不断提高”。他还指出了劳动生产力是由自然条件、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科学发展水平以及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等多种情况决定的，并不是由单一的某一个因素所决定。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含科学的论断，科学要想转化为生产力必须通过技术这一中介或桥梁才能发生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两者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科学技术发展程度为基础，反过来，社会生产力对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又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科学技术又受社会经济制度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即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共同构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共同体。然而，马克思并未将技术进步作为一个因素写进扩大再生产的模型中，而是写进发展了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中。随后，列宁将技术进步这一因素引入扩大再生产模型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在劳动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具体过程中，产出量的变化必然对应着投入各要素的相应变化；其次，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言，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是不可取的，因为生产要素的投入增长是有限的，必须要通过提高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来达到，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同量或少量投入的前提下，有较多产出，或者为了同量的产出减少投入，而这一目标只有通过科技进步才能够实现；最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装备水平和生产工艺的改进、劳动者素质及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得益于各生产要素受科技进步的影响而产生作用，同时，一定数量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得到改进，并且只有通过科技进步才能提升其使用价值。
（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通过实验研究修正和补充了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提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是技术进步，从而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又称索洛—斯旺模型，该模型认为，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或者唯一动力。假设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该模型仅研究某一国家的经济增长，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外生技术及其收益不变，资本与劳动可以相互替代。为此，索洛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技术因素并假设其为外生变量，并且保持固定的增长速度，即技术进步率。技术进步使资本的边际收益不断提高，同时抵消了其随人均收入增加而递减的倾向，使人均收入实现持续增长。随后，在《技术变化和总量生产函数》一文中，索洛还提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并使用该方法验证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得到，经济增长一大部分都源于技术进步，而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只占了不到一半的比例。索洛强调技术进步对于更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性，技术进步不仅包括生产技术的提高，还包括劳动力和资本质量的改进。新技术一般体现在资本之中，同时它还被应用到新的设备与工厂之中。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储蓄和人口增长如何决定经济稳定状态的资本存量，以及稳定状态的人均收入水平。一反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积累是决定因素”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观点。由于可以通过调节资本—劳动比例来改变资本—产量比例，以增强经济增长率的调节性和稳定性，从而克服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刃锋”问题。与此同时，突出了市场调节的作用。
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在修正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些缺陷的同时，自身还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新古典增长理论阐述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也让人们意识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它又将技术进步这一重要因素假设为外生的，又排除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第二，该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增长率发展趋于同向化，因为它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快，然而事实上，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存在很大的差异，经济增长率各不相同，不会趋于同向。第三，新古典增长理论表明政府的经济决策不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影响，而最终的事实告诉我们，这点理论预测与实际不相符，政府的一些经济决策不仅会对居民的生活水平产生影响，还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
（四）新经济增长理论
以索洛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向人们证明了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但是他们都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因此，又被称作外生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增长理论领域有了新的突破。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为基础，将人力资本这一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里的人力不仅包括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这些统称“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是：技术与知识要素是一个生产投入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并非只起部分的辅助功能，因此，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成本只是生产开发本身的成本，知识商品可反复使用，无须追加成本；大部分技术进步是出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大致有两种模型，第一种是建立在阿罗的干中学模型基础上的模型，包括罗默的知识外溢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等；第二种是将R&D、不完全竞争整合进增长框架的技术进步模型，包括罗默、阿洪等，第二种模型明显受到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影响。
以阿罗的“干中学”概念为基础，罗默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该模型以知识溢出和知识生产为基础。罗默（1986）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如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对于个别厂商的自身投入而言，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定。然而，如果将K考虑在内，则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含义：代表性厂商将总知识水平K视为给定的变量，因此生产函数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但对整个经济（假定它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而言，由于对于任何常数λ>1有F（λki, λK, λxi）>F（λki, K, λxi）=λF（ki, K, xi），因此生产函数F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这里，总知识水平K成为外部性的来源。此外，罗默（1986）还假定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产出中没有用于消费的部分）。这样，罗默模型实际上同“干中学”模型一样，通过知识积累的“副产品”性质和知识存量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增长。
卢卡斯在增长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体现在他的一篇开创性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该论文为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文中提出了两个内生增长模型，并揭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经验缺陷，即不能解释国家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巨大差异。第一个模型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在模型中，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没有全部被投资者获得，投资具有正的溢出效应。由于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经济中最优产出增长率高于均衡增长率。人力资本增长率是非工作时间的线性函数。另外，整个经济可以实现内生的增长，由于生产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如果不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经济甚至将以更高的增长率增长。这一结论很重要，它意味着增长的发动机不是外生的技术变化而是内生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可以解释各国持久收入的差异，但不能解释增长率的差异。该模型解释了存在人口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强大吸引力的原因，是因为人力资本具有正的外部性，相同技术水平的工人在人力资本平均水平较高的国家中获得较高的工资。第二个模型是“干中学”的外部性模型。该模型包括两种商品和两个国家。在模型中，一种商品的生产率比另一种商品的生产率增长得更快；学习完全外在于厂商但完全内在于生产国；一国专业化于生产哪种商品完全取决于初始资源配置。如果两种商品的替代性强，生产率增长快的那种商品的消费将比另一种商品增长更快。当且仅当两种商品的替代性强时，专业化于生产知识密集型商品的国家才具有更高的增长率。一国开放贸易可能导致该国专业化于生产知识密集度低的商品，从而降低该国的增长率。
新增长理论在世界各国范围内和经济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轰动，也对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道路提出了很多意义深刻的意见与见解，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目前，新经济增长理论仍在不断地探索与研究，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认识到现代经济中知识、人力资本和科技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和增长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是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