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透析模型的假设条件

伯川德模型之所以会得出如此的结论，这与它的前提假定有关系。从模型的假定看，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假定企业没有生产能力的限制。但是，如果企业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它就无法供应整个市场，价格也就不会降到边际成本的水平之上。

（2）假定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完全替代品，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完全相同，就可以避免直接的竞争。(73)

事实上，该模型以价格为决策变量作为竞争方式，非但它所推导出的结果过于极端，而且与现实很不相符，曾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因此，学者们在研究市场中的企业竞争行为时，更多的是采用古诺模型，即用产量作为企业竞争的决策变量。然而，古诺模型也未必能破解伯川德悖论，因为古诺模型的最大陷阱是假定厂商以竞争对手不改变产量为条件，这样的假定条件实际也是不存在的。

伯川德悖论，如上所说，它存在的问题比较多，从一开始，许多学者也大都持批评态度。为什么？这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解构该悖论的诸多要害之处，尤其是模型的假设条件或前提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伯川德模型假定企业没有生产能力的限制，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任何一个企业的生产能力都是有限的，而不是没有限制的，即无限的。就有限生产能力来说，企业A单个不足以提供市场所需求的产量，无法供应整个市场，从而面临的需求曲线并非完全的需求曲线；而提高价格的企业B在配给原则下，完全可以获得市场需求量减去企业A产量的市场份额，并且能获得经济利润，即在竞争性需求中针对企业的资源配给决定时考虑平等、效率、可行性等权重原则下，通过提高价格，获取市场份额，如果这样，悖论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其二，从时间维度的假设看，企业的博弈行为并非一次性博弈，企业B在失去市场的情况下将会调整价格重新夺回失去的市场份额，重复博弈的结果使竞争企业会权衡长期的利润损失与短期所得，从而认为合谋更有利于企业利益，因此，模型假设厂商之间没有正式或非正式的串谋或合谋也是不现实的，因而模型也不可能成立，悖论也就消除了。

其三，从产品差别化角度看，假设企业A与B生产产品是同质的，但实际上，完全同质产品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同一产品，不同企业生产也会有差异的，如质量合格率、成本的高低、品种的批次等。因此，可以排除极端垄断竞争现象和完全竞争的可能性，企业必将拥有一定的市场活力和一定的竞争潜力，从而使企业竞争价格高于边际成本，而不是等于边际成本导致长期经济利润为零。

其四，从企业制定价格看，假定当甲企业制定价格时，乙企业的价格不会因甲的决策而改变，这个假定同样是不成立的。模型本来已假定厂商之间没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合谋行为，既然如此，怎么又假定甲企业制定价格时乙企业不会因甲的决策而改变呢？它不是自相矛盾的假设吗？实际上，既然没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合谋，谁也不需承担责任，谁也无须信守承诺，你甲企业制定价格，我乙企业为何不可应对你甲企业的价格决策呢？或者降或者升，做出相应的改变呢？这不仅是事实，也是理所当然的竞争行为，难道我乙企业就只会坐以待毙吗？所以这一假设是站不住脚的，悖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其五，模型假定只要有一个竞争对手存在，企业的行为就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一样，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个假设与结论同样是令人存疑的。一方面模型口口声声称“寡头市场”“寡头厂商”，这俨然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背景和环境；另一方面模型又声称竞争行为是在“完全竞争市场”的结构中进行的，并且有“完全竞争”的结果，即伯川德均衡，亦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在这里又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市场环境了，出现了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的裂缝了。不知模型假设者是如何看待“完全竞争市场”的，难道伯川德相信存在“完全竞争市场”吗？西方学者大多相信这一“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事实上，这种“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存在的，“非完全竞争市场”或“不完全竞争市场”才是现实的客观存在的。“寡头”就是“非完全竞争市场”的最为典型的范例之一，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在西方经济学中，早已由琼·罗宾逊等提出并论证过，而且也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对完全竞争市场，西方现代经济学规定，具有以下特征的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进入市场的为数众多的买者和卖者都是既定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价格的决定者；所有卖者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对买者来说没有任何差别；所有资源都可以自由流动，进入或退出市场。除此之外，当然也存在完全竞争者都具有理性的假设，包括买者和卖者具有完备的信息假设。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这些假设条件非常严峻，使完全竞争市场很难在现实中存在，但是他们又总是把完全竞争市场的分析当作市场理论的主要内容，把它当作一个“理想”状态，以便和现实相比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学者往往以长期均衡来代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运行最终要达到的状态，资本主义能以最优方式使用资源来使消费者得到最大满足。这样一个社会显然就是一个“理想社会”。“理想社会”之所以能取得，原因在于利己动机。消费者进行购买的目的是取得自己的最大效用，而厂商进行生产的目的是给自己取得最大利润。在利己动机驱使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机制，资本主义就得到“理想社会”的结果，这便是西方学者论证斯密“看不见的手”调节“完全竞争市场”的部分内容和要害。

以上分析可知，“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存在的，所以伯川德模型的最大假设背景为“完全竞争市场”也是不能成立的，也许伯川德了解或知晓这一点，于是他在模型假设中不断重复“寡头厂商”和“寡头市场”，这与现实较为接近，但与“完全竞争”市场相距较远，难道他想在“完全”与“不完全”之间调和？

其六，“边际”成本也在模型中出现，当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即达到伯川德“均衡”。这里的“边际”与“均衡”值得质疑。边际理论是19世纪70年代，由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三位经济学家几乎同时提出的。而伯川德模型的建立也正处于1883年。这就是说，模型中的“边际”“均衡”正是刚刚提出边际理论中的新概念。作为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维塞尔（1851—1926年），对边际理论有不可忽视的贡献，一方面，该理论的突破对后世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其理论内在的缺陷和偏差又对后世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误导。纵观维塞尔的边际理论，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均衡”，其理论自创始就被广泛接受并成为后世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但同时这几乎视同为真理的边际理论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它以“均衡”为其价值取向，这与现代伦理理论通常以“正义”“自由”为社会价值目标是有偏颇的，“均衡”仅仅是作为实现社会价值目标的手段和途径而已，而维塞尔的边际理论却将“均衡”作为其直接和最终追求的价值目标，这无异于买椟还珠。维塞尔作为门格尔的继承者为后世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微观基础，但是，另外，由于其片面强调“均衡”，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造成了思想上的理论偏差，因此将其界定为“伟大的误导者”当不为过吧！还有，维塞尔还有意无意地假设了“计算”边际成本，这一进程本身既然没有成本（或至少是成本小至可以忽略不计），又谈何“计算”边际成本呢？

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它的产生到现在，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和后庸俗经济学这四个阶段。庸俗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末，当时，古典经济学仍居主要地位。1830年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古典学派的阶段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在当时，“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74)不过，那时的庸俗的经济学不只是反对空想社会主义，但当《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个时代建立起的英国学派（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学派（奥地利门格尔）、洛桑学派（瑞士瓦尔拉斯）三个派别，其学说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放弃古典经济学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并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来与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相抗衡。从这一时代背景看，身逢其时的伯川德及其模型难道可以洁身自好，不染庸俗经济学的腥味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况且，他的“边际”和“均衡”概念完全是与当时的三大学派的理论观点不谋而合，完全一致的。他以此新概念来作为模型的假设条件或构架，自然也不可能支撑起伯川德悖论与模型，甚至还有“伟大的误导”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