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流传与红学的兴起

《红楼梦》问世不久，就迅速以手抄本的形式广泛流传。程伟元记述说：“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矣。”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有一名经学家郝懿行在《晒书堂笔记》中记载：“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据说，此书也曾惊动了高官和珅以及乾隆皇帝。宋翔凤说：“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这当然是乾隆皇帝的一种猜测。当时红迷爱之成癖，对此恨之者也有，这更加从反面证明了《红楼梦》的广为流传。晚清毛庆臻在他的《一手考古杂记》中说“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莫若聚此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片流毒”。可见读《红楼梦》之风在当时的盛行。后来也有人说：闲谈不言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尽管这样，人们对《红楼梦》的主旨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

随着《红楼梦》的流传，人们对《红楼梦》的各种认识也逐渐多起来。

比较早提到对《红楼梦》的看法的是袁枚和明义。袁枚是清代诗文家，字子才，晚年自称随园老人。乾隆十四年袁枚辞官隐居南京小仓山随园。他在《随园诗话》中提到《红楼梦》：“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文（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

袁枚所说的曹练（楝）亭即曹寅，他是清朝的一位文学家，曾出任江宁织造多年。袁枚认为曹雪芹是曹寅之子，《红楼梦》记述的是曹寅家的故事，书中描写的大观园就是当年曹寅家的私家花园，这个花园后来被袁枚本人购买了，所以他自豪地说他这个花园就是《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袁枚所提到的明我斋即明义，姓富察，字我斋，约生于乾隆五年（1740），满洲镶黄旗人，是都统傅清的儿子、明仁（明益庵）的弟弟。他在乾隆朝做上驷院的侍卫，给皇帝管马执鞭。明义在《绿烟琐窗集》中有一首“题红楼梦”的诗。在诗的前面说“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

可见，袁枚是借用了明义对《红楼梦》的认识。

袁枚和明义都是曹雪芹健在时就存在的人物。袁枚所说的“随园”应该叫做“隋园”，原是曹家的一处花园。曹家被抄家时，执行任务的是隋赫徳，隋赫徳继任织造之职后，占有了曹府，就将曹家花园改为“隋公园”即“隋园”。几年后隋家也被抄家，“隋园”被袁枚购买。明义说看到了尚未流传的《红楼梦》，从他诗中记述《红楼梦》的故事来看，应该比较可信。

明义的观点是比较早的对《红楼梦》的认识，随着《红楼梦》的流传，人们对《红楼梦》的认识逐步丰富起来。因为《红楼梦》写得真真假假，就像《红楼梦》中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既有“真事隐（甄士隐）”，又有“假语存（贾雨村）”，让人很难看清它的真面目。它到底隐藏了什么故事？这躲躲闪闪、虚虚实实的描写是否隐藏着什么政治含义？人们不再把它当作简单的生活小说来对待。

后来清末的王梦阮、沈瓶庵著有《红楼梦索隐》，认为贾宝玉隐喻清世祖（顺治），林黛玉隐喻董小宛，《红楼梦》是写了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此外还有“宫闱秘事”、“刺和珅”等说法。

以后人们对《红楼梦》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蔡元培先生也写了《石头记索隐》探索这个问题。他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废太子）。”自此索隐派兴起。

前些年，霍氏姐妹写了《红楼解梦》，重拾索隐派的观点，风靡一时。《红楼解梦》是用索隐的方法索隐出一个曹雪芹和竺香玉的爱情故事以及谋杀雍正的历史案件。宁国府隐喻清皇宫。其依据是“君门九重”的典制，因为任何王府都不可能有九重门，只有清皇宫才有资格独享九重门。大观园隐喻圆明园。对大观园的描写与圆明园四十景图有很多方面相似。秦可卿隐写竺香玉皇后。从秦可卿的居室摆设、日常用品和死后所用棺木来看，秦可卿不可能是王府家的儿媳妇，其真实身份应该是皇后竺香玉。《红楼解梦》说《红楼梦》隐写曹雪芹与竺香玉的爱情故事，竺香玉成为皇后，此后又与曹雪芹合谋毒死了雍正。

此外，人们还热衷于所谓的密码研究。比如有人认为：林黛玉是影射朱竹坨，因为林黛玉是绛珠仙子，所以是朱，居住在潇湘馆所以是竹坨。类似的研究观点还有许多。

现在主流红学信奉的比较有说服力的依然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它基本回归了明义对《红楼梦》的原始认识。1921年胡适发表他的《红楼梦考证》，就此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胡适依据作品文本，并征引《随园诗话》、《小浮梅闲话》、《八旗人诗抄》、《曝书亭集》等近二十种资料，得出六条结论，确认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弄清了曹家家世的来龙去脉，认定《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红楼梦考证》的发表确立了考证派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得出六条结论：

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2.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作的。作书的年代大概是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真假两宝玉，即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真假两府即当日曹家的影子。

胡适的贡献在于找到了《红楼梦》与曹家的联系。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论证思路更是获得了人们对《红楼梦考证》的认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给予一定的赞同，“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挈合者”、“胡适做考证，乃皎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繁华，终于零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考证》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对甄贾两府的描写都有曹家的影子，为何分别写甄贾两府，隐情何在？真假何在？曹雪芹既是曹寅的孙子，其父是谁？曹寅的孙子怎能赶上曹家在江南的繁华生活，他怎能生于繁华、终于零落呢？再说《红楼梦》中的描写与曹家现实情况也不对应，曹家哪有这般规模？《红楼梦》描写的场景到底是发生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如果小说真是作者的自传，那《红楼梦》中真真假假的东西又是什么？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好像解答不了这些问题。

俞平伯起先也是考证派的人物，他在1923年出版《红楼梦辨》，力持自传说。随着他对《红楼梦》认识的加深，两年后他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说：“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到1986年他重新整理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对自传说提出更多的质疑，认为“考证之功不掩自传之累”，“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虚构原不必排斥实在，如所谓‘亲睹亲闻’者是”，“宝玉者，小说中主角，不必实有其人；大观园者，小说中花园，不必实有其地”。俞平伯的反戈一击，使胡适的自传说几乎站不住脚。不论是胡适的自传说还是俞平伯的从自传到虚构的认识转变，都没有涉及《红楼梦》中的反封建思想。1954年，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针对《光明日报》上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9期上。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俞平伯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没想到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引起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关注，他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一场普通学术论争，后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思想运动，再到文化界、思想界掀起批俞、批胡的狂潮。通过这一偶然事件，客观上拓宽了《红楼梦》研究的视野，推动了红学在新历史阶段下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红楼梦》是一部有政治色彩的小说，但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认为《红楼梦》是塑造了贾宝玉这一反抗封建礼教精神的叛逆者形象的一部小说。

后来的周汝昌吸取了俞平伯的教训，走了与俞平伯相反的道路。周汝昌在认可贾宝玉是封建叛逆者的前提下，承认故事的现实存在，成了自传说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为了解决自传说存在的问题，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1954年他写了一部《〈红楼梦〉新证》。《新证》通过对曹家资料的深入挖掘，认定《红楼梦》讲的就是曹寅之孙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南京，而是像小说中描述的贾家京中生活一样，故事就发生在北京，是抄家以后曹寅的孙子又经历的家族二次中兴。这样一来，作为《红楼梦》作者的曹雪芹虽不能经历曹寅时期在江南的繁华生活，在北京却也有类似的经历。这与《红楼梦》描写的生活场景发生在北方相一致。他认为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进而说：“小说中日期与作者生活实际相合，小说是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周汝昌还写了大量的红学著作，像《石头记鉴真》、《恭王府与红楼梦》、《红楼梦的真故事》、《红楼夺目红》、《红楼别样红》、《谁知脂砚是湘云》等，竭力鼓吹自传实录说。可他写得越多，漏洞也就越逐步暴露出来。他的这套理论体系表面上看言之凿凿，弥补了胡适不能自圆其说的漏洞，但实际是沿着自传说的轨道越走越偏。他甚至认为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说“湘云才是一部《红楼梦》的真正女主人公，《红楼梦》可称为《云之梦》”，将《红楼梦》基本的爱情故事也给篡改了。

周汝昌将《红楼梦》中的故事全部认为是曹家的故事，北京现实中的曹家就是书中的贾家。用故事去推断曹家的现实状况，这是典型的以假为真。从他认为写实的观点理解，更是矛盾。曹家的曹頫在被抄家后调京治罪，被赦后的生活只是比其他被抄家的略好而已，哪来的二次中兴，况且曹頫也不可能有一个类似元春的成为皇妃的女儿。还有，曹家在北京的生活即使有点好转，也不可能达到《红楼梦》中的繁荣程度。再说，在天子脚下，能让一个家族建一处犹如皇家花园规模的大观园吗？周汝昌这种完全比对的认识，更让人们认识到曹家和贾家的不可比对。他的这些观点实际是自己否定了自己。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周汝昌也不好自圆其说。周老将曹雪芹认作曹寅的孙子，同时又说他乾隆二十八年去世，时年不到四十岁（这是他硬去凑合资料的说法，否则他的理论站不住脚）。我们看一下，曹雪芹仅改书就用了十年的时间，连写带改就是十多年，而《红楼梦》中从贾宝玉出生一直到十六七岁时结婚为止，又是十多年，这两者加起来就是三十多年的时间。照此，从乾隆二十八年向前推算，曹家在北京中兴的时间就推到雍正年间了，也就是刚抄家接着就中兴了，这可能吗？从前面讲，曹家在北京何时能赦罪？赦罪后达到书中的规模也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这样前后算起来，曹家在北京的中兴可能吗？他繁华的生活经历岂不是子虚乌有？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一些原来只有红学专家才能接触到的资料开始被广大红学爱好者认识和共享，一些非主流红学研究者立足自身的理解得出各种各样的观点。朱光东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全面反清的作品，书中的鄙视仕途经济就是不仕清，是政治立场，从书中的一个回目“啖腥割膻”来看，作者是对清朝有刻骨仇恨的反清志士。马兴华认为作者是明宗室成员朱由析，《红楼梦》描写的是南明的故事，他认为书中有对帝都京城的描述以及贾府的规模就像皇室。李鸣鸟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是明末清初的著名人物查继佐，查庭嗣以“不敬上”获罪从而导致整个家族的衰亡，天津水西庄与大观园轩馆的名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庄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土默热认为《红楼梦》与《长生殿》极相似，《红楼梦》的初创者，不是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洪昇。考证出《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正册中的人物原型，就是清初活跃在杭州文坛上的“蕉园诗社”成员。大观园就是杭州的西溪。更有人认为大观园在河北任丘，因为任丘也有一个随园，是北随园，南随园也就是袁枚说的随园，袁枚曾说他的随园就是大观园，因而任丘的随园也被认为是大观园。这是极端荒谬的逻辑推理。

红学尽管有许许多多的流派，但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这两大派别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