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市场化扩大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机制讨论

市场化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受政府干预的影响，因此我们利用我国31个省（市、区）1999—2014年的面板数据，将市场化指数和政府干预度分别设为解释变量和门槛变量，然后通过门槛效应检验确定模型存在双重门槛。具体情况见表7。

表7 门槛效果检验和门槛值估计结果

注：P值和临界值均是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反复抽样500次得到的结果。

根据门槛值0.1908和门槛值0.1147，将政府干预度划分为三个区间：（0,0.1908）（0.1908,0.1147）和（0.1147,1.5）。每个区间对应的市场化指数的系数分别为mar1、mar2和mar3。进而对门槛回归模型加以估计，得到如表8所示的拟合结果。

表8 门槛回归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市场化进程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门槛效应十分明显：当政府干预度低于0.1908时，市场化指数对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体现出较强的负效应，市场化指数每上升1个单位，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降低0.7个单位；当政府干预度高于0.1908低于0.1147时，系数由-0.0074076变为-0.0019421，表明市场化指数对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的负效应减弱。当政府干预度高于0.1147时，市场化指数的系数由负变正，说明市场化指数对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的效应由负效应转变为正效应。此时，市场化指数的提升会带动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的提高。

综上所述，在政府干预度较低的情况下，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起到缩小区域差距的作用；在政府干预度逐渐加强的情况下，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作用会有所减小，甚至在政府干预达到一定强度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区域发展差距。

（二）政府干预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机制讨论

同样的方法，利用我国31个省（市、区）1999—2014年的面板数据，将政府干预度和市场化指数分别设置为解释变量和门槛变量，通过门槛效应检验确定模型存在单一门槛。具体情况见表9。

表9 门槛效果检验和门槛值回归结果

根据门槛值5.4700，将市场化指数划分为两个区间：（-1,5.4700）和（5.4700,12）。每个区间对应的政府干预度的系数分别为gov1和gov2。进而对门槛回归模型加以估计，回归结果见表10。

表10 门槛回归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干预影响区域发展差距的门槛效应十分明显：当市场化指数低于5.4700时，政府干预度对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体现出正效应，政府干预度每增加1个单位可使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上升20.4082%；当市场化指数高于5.4700时，政府干预度对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体现出的正效应有所增强，政府干预度每增加1个单位可使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上升36.1288%。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发展，迈过市场化效应门槛的省份呈递增趋势：1999年，市场化指数超过5.4700的省份只有北京和上海，而到了2014年，市场化指数超过5.4700的省份大幅增加到27个，而低于门槛值5.4700的省份只剩下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还是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干预都会扩大区域发展差距。而且，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干预对扩大区域发展差距的这一作用则更强。并且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地区会受到这一效应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干预扩大了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利于收敛，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提高，区域发展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区域收敛。之所以产生这样事与愿违的结果，可能是因为不合理的政府调控造成了区域发展的“隐性差距”。而且，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都可能产生不利于协调发展的因素。对于中央政府而言，阶段性的政策安排可能会导致不同区域出现发展失衡；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对于自身的利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导致封闭发展状态、竞争行为异化、角色定位错位和在微观层面进行直接干预等问题（钟昌标，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