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

直接注意到里昂·瓦尔拉斯（1834—1910）边际分析的第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是约瑟夫·加尼尔，他是《经济学家》杂志老资格的主编。瓦尔拉斯于1873年（时年38岁）把他即将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的样张60页寄给加尼尔，请求发表。

两个月后，瓦尔拉斯再次试图引起人们对其即将问世著作的注意，他向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宣读了一篇题为《交换的数学理论原理》的论文提要。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要观点，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及此事时说：“我在我的科学领域有了一项重要的发现，我在暑期向学会作了汇报。人们对整个报告的反应冷淡。”

研究院稍后于1874年1月的《会议与工作》上发表了瓦尔拉斯的论文，这是他的边际主义研究成果的首次问世。他意识到他的论文如果不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就很少有人看到，因此他再次请求加尼尔发表他的一部分手稿。加尼尔拖延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拒绝了，理由是“我们的读者99%都不会欢迎和欣赏这种著作”。加尼尔往常是善待瓦尔拉斯的，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拒绝的同时，又答应给他其他帮助，说是“考虑到您是已故政治经济学教授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哲嗣，富有才华，虽然脾气大了些”。瓦尔拉斯立即表示接受加尼尔的好意。于是加尼尔在《经济学家》杂志1874年4月号上转载了瓦尔拉斯发表在《会议与工作》上的论文，这是他应允给瓦尔拉斯帮助的一部分。杰文斯从这一转载的手稿中得知瓦尔拉斯持有和自己相似的观点。

【xx】瓦尔拉斯从1873年就开始争取古尔诺的支持了，由于过去受惠于他，所以瓦尔拉斯邀请他来研究院听自己的报告，同他磋商彼此的观点，请他出面同出版商哈歇特联系，还请他帮着写一篇数理经济学的论文。古尔诺（1877年去世）愿意帮忙，但他无能为力，他忙于自己的家务和出书事宜，而且，他发表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之后不久，患上严重的眼疾，以致在后来30年间放弃了一切数学研究。

据瓦尔拉斯自己说，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缘起于1848年偶然听父亲阅读政治经济学文稿。他回忆说：“我14岁时已得知土地及其产品有一种内在的价值，该价值来自与效用相结合的效用。”这种认为价值与效用之间有一种合理联系的看法，可能促使他走向边际主义。然而，瓦尔拉斯把自己看作政治经济学家却是大约10年之后的事了。这个转变发生在1858年夏，当时，他在浪费了4年光阴和7000法郎而未能当成工程师，并得到父亲谅解之后，瓦尔拉斯开始了自己的教授生涯，答应继续他父亲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未完成的工作。25年后，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说：“这有点像是父亲为我提供了铅笔初稿的一幅油画。”

所谓“铅笔初稿”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强调效用及其同稀缺性的关系，结果就有了“稀缺性”的概念，这个概念表现为一种比例，但这还不是边际主义。其中还有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未经解释的鼓励在政治经济学中使用数学的思想。这个草图留下了不少需要填充和修正之处。

瓦尔拉斯在1858—1870年虽经多方努力，【xxi】但未能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获得立足之地。在巴黎的12年中，他未能把数学和效用之间的重要关系加到那草图上去，尽管他在1860年和1869—1870年尝试过两次。

假如瓦尔拉斯不曾被意外地聘为洛桑大学的教授的话，他的生活也许就会这样继续下去。这一任命减轻了他的一些旧的义务并得到了新机会。这无疑改变了边际革命的进程。他于1870年12月11日到达洛桑，为此他的父母付出了3000法郎，雇人替他服兵役。在这新的环境中，他再次努力把政治经济学和数学结合起来。他到达洛桑不久写信给妻子说：“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了另一位同事、研究院的数学教授盖伊先生，并和他探讨了几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瓦尔拉斯什么时候第一次获得边际效用这个难以捉摸的基本概念呢？贾菲查阅了所有的通信和有关文件（含未发表的），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在里昂·瓦尔拉斯到洛桑以前的文件中，还是直到1872年10月19日为止的工作计划中，都没有任何一点效用最大化理论的迹象。”关于这个日期的一点“暗示”，是他在给一位同事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正在和洛桑的机械学教授安东·保罗·皮卡德研究他的即将出版的著作，“拟修改一些代数公式”。皮卡德早些时候向瓦尔拉斯提出过一个评注，贾菲说这个评注“对于使瓦尔拉斯运用数学观点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如果说皮卡德使得瓦尔拉斯运用“数学观点”，那么，瓦尔拉斯的《要义》一书临近出版还没有讲到边际效用，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份手稿，并开始找出版者。一个多月前，他在写给出版商吉约曼的一封信中曾说，他的关于纯经济学的著作“今天已经差不多全部完成了”，而且是一种“完全新的形式”，意思是说他运用了数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