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智杰译文集: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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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杰文斯的边际效用观点的形成

【1】一件物品对其消费者的效用或满足的概念,在1871—1889年的经济学研究中首次处于关键地位。这个概念的引入标志着经济学家观念的急剧变化。过去的经济学家虽没有完全忽视效用,但也没有有效地利用它。这是因为,一般来说他们没有从实用的观点,而主要在其最不实用和最明显的形式上考察它,亦即考察一个人从一定量消费中所获得的总效用。采用“边际的”观点,即把注意力集中于总效用相应于消费量的变动而出现的变动,为有效地利用效用概念开辟了道路。后来,当经济学家严格和全面审视他们的课题时,他们便来研究效用的节约(最大化),而过去他们却一直在研究成本的节约(最小化)。

新的“边际”观点通常被认为发端于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里昂·瓦尔拉斯的同时问世的主要著作[225]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伦敦,1871年,第2版1879年,第3版1888年,第4版1911年,第5版1957年)。法译本:《政治经济学理论》,H. E.巴洛特与M.阿法萨译(巴黎,1909);《政治经济学理论》,见《经济学家丛书》第3类,第Ⅱ卷(1878年),第173~312页,G.勃卡多编。意大利译本:《政治经济学理论》,O.温伯格译,耶拿,1924年。日译本出版于1913年。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维也纳,1871年),由其子K.门格尔编辑的第2版《国民经济学原理》(维也纳,1923年), R.舍勒作序。伦敦经济学院重印了该书第1版,作为《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珍本著作重印丛书》第17种(1934年)。在M.潘达里奥尼的指导下,由G.爱维灵和B.阿茄诺合译:《经济学基本原理》,作为《经济学家》杂志(1906—1907年)的增补;后来出版单行本(潘达里奥尼作序),埃穆拉,1909年。第2版还是在潘达里奥尼指导下,由B.阿茄诺与N.包尼利合译,书名改为《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巴里,1925年);《经济学原理》,J.丁沃尔与B.霍斯利兹合译,F.奈特作序,(格林克,1950年);日译本出版于1937年。瓦尔拉斯:《纯政治经济学纲要》(洛桑,1874—1877年);第2版,1889年;第3版,1896年;第4版,1900年;第5版即最终版1926年(重印本1951年)。英译本《纯经济学原理》,W.贾菲译(伦敦,1954年);日文节译本出版于1933年。。研究这些有影响的著作是如何写成的,从这些作者中的第一人开始可能比较方便。因为杰文斯远在他的主要著作问世10多年前(1860年2月19日)即已发现了边际效用的意义。拉恼泽依据杰文斯的未发表的日记(保存在杰文斯儿子手中)确定了这一日期拉恼泽:《杰文斯效用论的内容》,《经济学》,新编,第ⅩⅩ卷(1953年),第356~358页。。2月3日到5日,杰文斯还曾写到,他“几乎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的一本著作……价值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从而表明他此时还追随着英国古典学派的先驱者。但在两周以后,1860年2月19日,杰文斯写道:“整日在家,主要研究经济学,并且得出了我认为是对价值的真正理解。关于价值概念,我不久前说过许多错话。”拉恼泽认为,这里所说的“许多错话”指的是他先前赞成劳动价值论,【2】而“对价值的真正理解”则指效用价值论。

杰文斯本人在1860年6月1日致其兄弟赫伯特的信中确认了他发现的大致日期。他说:“在最后这个学期,我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几个月来,我幸运地提出了无疑是真正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是如此透彻和一贯,以致我现在读到这方面的其他著作时不能不深感愤怒……我从一些数学原理引出了政治经济学家们先前已经得出的全部主要规律,我只是把他们搞成一系列精确和有联系的定义、公理和理论,就像许多几何学问题一样。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所消费的任一商品(例如进餐)数量的增加,得自所用的最后一部分商品的效用或福利在程度上是减少的。进餐的开头和结束之间享乐的减少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我认为,一般来说,效用的比例是商品数量的某种连续的函数。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更复杂的形式上,以供给与需求规律名义已经提出了这个效用规律。不过一旦以简单的形式对它加以适当表述,它便揭示出了问题的全部……我不想把这些东西束之高阁而让别人占先,因此我想在明年春季把它发表出去。”《杰文斯通信和日记》,H. A.杰文斯(伦敦,1886年),第151~152页。

这是边际效用学派基本原理的最早陈述。它是完全准确的。它无疑表明,远在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前,杰文斯已经制定了该学派的基本原理。

是什么原因使伦敦大学的这位24岁的学生把边际效用思想引进他自己的经济学构想?本章没有选用有关杰文斯创新的个别材料,而是列举了一系列不连贯的情况,这些情况程度不同地增进了做出这种创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