Ⅶ

杰文斯在《理论》初版中说：“对我来说，对效用规律的本质和意义作了最明确解释的作者是理查德·詹宁斯先生……”詹宁斯关于边际效用的观点【12】最初发表于1855年，并在来年的第二本书中予以确认。杰文斯只提到詹宁斯的第一本书《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要素》（以下简称《自然要素》），而且完全不认识作者本人，虽然他们都住在伦敦。杰文斯初读詹宁斯的书的日期对确定杰文斯思想的来源是很有关系的，日期不同，会使其受惠于人的性质有所不同。他是在澳大利亚时最早阅读詹宁斯的《自然要素》的吗？或者，是回到英国之后，在1860年早些时候着手制定他自己类似的理论之前？或者，是在他早先发表他的观点和1870—1871年冬写作《理论》这段时间之间？最后这个说法的证据充足。

杰文斯的确可能在澳大利亚时就已经阅读过詹宁斯的书。这本书由一家伦敦的主要厂家出版，在悉尼的书店也售卖过。但是，杰文斯对它并没有注意，即使他在这些年初次读过也罢。因为我们确知，杰文斯在澳大利亚期间的观点并不带有任何詹宁斯的色彩。特别是我们知道，即使在他回到英国之后，他还持有劳动价值论，而詹宁斯公开宣称反对这种理论。我们没有同样有力的证据表明，杰文斯没有在1860年2月从《自然要素》中获得更好地运用效用的线索。如果这样，杰文斯应对詹宁斯深表谢忱。他可能经由新近出版的加尼斯的书会发现有关詹宁斯的资料，它们应能引起他的好奇心。但是却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杰文斯当时绝不知道詹宁斯。首先，从他这一时期的通信和日记中，看不到对詹宁斯的任何暗示，从他早些时候的两篇有关该问题的出版物中也看不到这种暗示。在他后来所写的文字中也没有提及他当初已经知道詹宁斯。其次，虽然杰文斯关于经济学的观点一般来说与詹宁斯的观点是吻合的，但是，这些观点在早期的表述方式上并没有任何类似之处，否则是暗示他认真地研究过詹宁斯的著作。看过杰文斯的两篇早期有关效用的短文，我们可以说他读过边沁的书，但我们从中得不到一点线索，表明他读过詹宁斯的著作。另外，杰文斯的《理论》中却提及、称赞和援引过詹宁斯。在很多地方，《理论》同《自然要素》在形式和例证上都很相像。看来，很可能杰文斯发现詹宁斯的书是在他从伦敦大学【13】获得学位并进入曼彻斯特的欧文学院之后，在那里，除了别的以外，他还讲授经济学。

虽然杰文斯从《自然要素》中援引了若干段落，但他可能也同样有效地利用了詹宁斯的第二本书《关于财富和需求的社会欺骗》，因为这本书在许多方面以同样方式研究了同一课题。詹宁斯的这两本书包含的许多想法，杰文斯发现他会完全赞同的。第一，詹宁斯虽然没有使用数学概念术语，但他主张在社会科学中运用数学。如果说这并没有对杰文斯产生什么影响，那么也应是出现在他面前的一种机会。詹宁斯可能读过早期数学经济学方面的东西，或者至少见到过它，因为他在第一本书的扉页上引述了休厄尔关于该问题的论文中的话。后来，詹宁斯谈及应用数学于社会现象中可能的好处时说：“假如研究哲学的这些同等的分支（心理学和经济学）是可能的话，则借助于纯数学科学将会使它们的语言更合适，使观察和实验更确定，更有把握地推断过去现象的长远后果，从而使最熟悉和精通自然哲学史的人最恰当地理解使用数学方法的意义。”杰文斯承认詹宁斯重视利用数学，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还引述了詹宁斯的另一些段落。

詹宁斯拒绝劳动价值论的立场是明确而坚定的。他声称：“全部价值来自人类劳动的命题是一个重大的基本的谬误；这个谬误虽然表现为一种抽象命题，而且有一定限制条件，但是，它以其潜藏的后果毒害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经济学。”他援引威特利的话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以此把自己列入“德鲁蒙德教授”中效用理论的可能的奠基者。杰文斯在他的《理论》中用两页多篇幅引述了詹宁斯关于边际效用的一个解说。以下是詹宁斯有效地利用边际效用思想的另一例证：

“……没有价值可以加到数量无限的物品的有限数量上，因为很显然，如果这一数量的物品被持有，则另一同量物品可以代替它，直至人的本性的各种欲望得到满足。【14】我们还看到，当适量商品已经满足了消费感觉时，则该商品的每一连续增量产生的满足感觉越来越少；反之亦然。由此可见，物品不丰裕，则任何有限数量物品定有较多价值；物品愈丰裕，则他的价值必定较少；每个商品的价值随其数量增加而消散，像水一样，直至价值因其数量的‘不断增长而消失’。”

这个段落比杰文斯所援引的段落更好地表述了边际效用递减思想以及它同物品价值之间关系的观点，它表明詹宁斯对该关系已有了多么明确和完整的理解。在劳动的边际反效用问题上，杰文斯也引用了詹宁斯的话。杰文斯早先已经表述了这一看法，但当他后来在《理论》中加工整理这一点时，他觉得用詹宁斯的说法更适宜。

在经济学同正在发展中的心理学问题结合方面，詹宁斯比杰文斯更明确得多。在下述文字中，詹宁斯表述了关于心理学的普遍性或主观经济学的思想。他说：“物质从外部接触到人体，例如消费中发生的情形；或者，劳动的努力从内部发起，例如在生产和分配中的情形；从这些地方引起了某种感受，或是多少不等的满足，或是相反；当这些感受同物体，或同它们所有发生的行为联想在一起时，便引起各种复杂的概念。在这些概念中，物质和行为被看作或多或少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扼要描述的因果关系的链条，即内在地从物质导致我们思想形成的链条。”詹宁斯后来又问道：“为什么在政治哲学的这个分支中，我们的老师没有系统地谈到人类本性的原理，为什么没有运用这些法则和条件以求在困惑中得到帮助？而了解这些法则和条件已在精神哲学的历史记载中赢得了盛名。”詹宁斯以当时心理学文献的叙述而告终。他援引了托马斯·布朗的《人类精神哲学讲义》（1820年）和詹姆斯·穆勒的《人类精神现象分析》（1829年）这看来是对心理学文献的有分寸的利用。然而，我们应当记得心理学史仅仅提到19世纪前半期的另一位英国作家【15】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于他，詹宁斯当然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