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1866年以后的五年间，没有经济学著作谈及杰文斯的任何一篇早期的效用问题著述。唯一提到的是一篇刊载于《经济学家》杂志的短评，作者是莫利斯·布洛克，他后来对边际效用首次作了广泛的考察，人们有时把他列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一员。布洛克关注的主要是杰文斯提倡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瓦尔拉斯注意到了布洛克的评论，他作为上述期刊的读者，在自己从事效用理论研究五年之前就已经对杰文斯的理论有所了解了。

杰文斯从1866年年中到1870—1871年冬开始写《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这段时间，对效用理论没有给予多少注意。甚至作为F组的主席发表的演说也没有对经济学中抽象的理论分支表示兴趣。谁也没有想到杰文斯会在第二年出版一部该世纪经济理论的杰出著作。

发表这篇主席演说后不久，杰文斯就开始着手写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妻子对他的这个转变有详细地描述，但未加解释。她说：“三四年来，【21】杰文斯的思想主要集中在逻辑上，但在这个冬天他的兴趣重新转向政治经济学，并全力以赴地写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他专注于此，撰写的速度很快，但同时也损害了他的健康，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关于杰文斯1870—1871年冬突然转而写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缘由，他的儿子H. S.杰文斯提供了一些线索。他在《政治经济学理论》1911年第四版前言中说：“根据我父亲的一本手稿附记，我十分幸运地发现，如果不是因为1868—1870年出现了弗列明·詹金教授的论文的话，我父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可能推迟到1871年之后很久……詹金教授的论文的方法显然是数学的，还包含着一些图解供求法则的精巧的几何图形。我父亲在这个附记中提到，詹金教授已经同他开始通信，讨论经济学的数学问题、曲线的利用问题。接着便发表了詹金的论文：‘供求法则图解法’，结论是：‘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促使我写作并发表了1871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凯恩斯得到了一份杰文斯儿子提到的这份附记，并将它收进了论述杰文斯的一篇论文中。凯恩斯说：“这份附记（我勉强可以辨认，它像通常那样写在一个旧信封的背面）说：‘关于弗列明·詹金教授的这部文集和其他文集，我想作出如下解释以防误解。我的理论最初是在1862年的不列颠协会（Brit. As-soc.）上宣读的，后来收进统计杂志（Stat. Journal），1867年（原文如此）。1868年3月，詹金教授为不列颠每季评论（Br. Quarterly Review，原文如此）写了一篇文章，重申（？）……以数学语言表述供求法则。他赠我一份征求意见。作为答复，我送他一份上面提到的论文，随后还有关于这一理论正确性的一次通信，双方在信中都用曲线作为图解。1870年詹金教授发表了‘图解’（Graphic Illustration，原文如此），其中未曾提及我先前的（原文如此。？）。

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促使我写作并发表了1871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872年詹金教授在Roy Soc Edin（?）的会议记录汇编中发表了（?）'”。

【22】遗憾的是，詹金和杰文斯的这次通信没有保留下来。当然，我们可以看看杰文斯提到的詹金的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也就是詹金的全部经济著述。它们表明杰文斯担心的只是詹金利用数学方法将会夺去他自己的优先权。他并不担心在利用效用上会失去优先权，因为詹金从未涉足杰文斯论证的这个部分。

詹金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商会的。他对此感兴趣是因为他作为徒工所在的工厂发生了罢工。在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论及政治经济学与商会的关系。詹金在这里没有利用任何效用之类的观点，而利用了数学概念。他绝没有把效用和价值联系起来；实际上他所表述的是一种生产成本价值论，因为他说，物品的价格“（可以随意增加）应被正确地认为最终取决于生产成本”。

两年后詹金又论及这一问题，不过着重强调的是供求分析，还提出了一种图解。他以此为英国经济学家首次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供求曲线分析法。但他未涉及效用问题，除非读者假定某物品对购买者的效用体现在需求曲线的某一位置上。

詹金不接受效用思想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即使在第三篇即最后一篇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中也是这样。这篇文章写于他同杰文斯通信以后和他读过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后。在明确表述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与税收细则有关）的思想以后，詹金表示拒绝运用效用曲线而不是拒绝运用需求曲线。他说：“杰文斯教授用曲线把用类似于上述方式从交换中获得的效用加总起来；但是，如他所说，效用不允许进行实际的测定，而且他的曲线不是基于不同个人对他所拥有或他所需要的东西所做的不断变动的估价，【23】而是基于物品每一增量对每人的不断变动的效用。”

杰文斯一气呵成地写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于1871年10月出版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