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资本活力研究的框架体系

（一）理论基础与设计理念

城市资本活力研究主要基于竞争优势理论、创新优势理论、要素流动理论以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建构了涵盖资本规模、效率、产业结构等五项指标的评估体系，以此衡量城市的竞争优势、发展要素以及经济增长规律。城市通过分析自身的资本活力度，有助于对自身发展形成准确定位，在突出优势、克服劣势中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1.竞争优势理论

在以实物生产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的竞争力主要集中在产品竞争方面，其代表理论有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论、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马歇尔的集聚优势论以及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上述理论研究都认为竞争市场的本质是同质产品的竞争，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是产品成本。其中，李嘉图和亚当·斯密认为经济效率的不同主要导致产品成本的差异。马歇尔观察了企业集聚的现象，认为生产资料存在集聚的趋势，特别是在生产要素流动情况下，生产资料集聚效益更加显著，生产要素集聚更易于降低生产成本，进而达到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效果。俄林则从产品的投入要素间价格差异的角度探究了产品的比较优势，并表示产品生产的要素禀赋差异才是导致产品价格不同的主要原因。

2.创新优势理论

创新本意有三个，即改变、更新、创造新的东西。其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1912）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把创新定义为一种新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结合。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实现新的均衡替代旧的均衡主要来自创新这种内部力量，创新引起经济发展和增长。二战后，创新理论逐渐往扩散理论方向发展，罗杰斯（1962）研究了众多创新扩散案例，考察了创新扩散的基本规律，认为扩散受创新特点、传播时间、传播渠道等因素影响，并深入分析了影响创新采纳率和扩散网络形成的原理，提出了著名的“创新扩散S-曲线理论”。近十几年来，信息技术发展方兴未艾，创新要素更多，创新效应更大，创新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

3.要素流动理论

传统的要素理论认为，引起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威廉·配第（1662）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是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萨伊（1803）指出，土地、资本和劳动是创造价值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二战以后，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信息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库兹涅茨（1955）等人认识到技术、管理因素对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性，将它们与资本和劳动等同起来，形成了生产要素。全球化浪潮的发展使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各国之间的流动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生产要素流动的认识逐渐趋于细化。一方面，新的生产要素不断产生，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例如技术、管理、信息等非实体性要素从实体要素中脱颖而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惊人的驱动作用。另一方面，新的生产要素的出现，使原有要素的含义、构成、作用和地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4.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试图回答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以及如何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等根本问题。哈罗德（1939）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基础上，考察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又把经济增长理论系统化，这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兴起。索洛（1956）等人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并得出如下结论：劳动和资本都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劳动与资本可以相互替代；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量及投入比，由利润率和工资率的相对变化来调节。罗默（1986）结合外部性、物质要素的收益递减性和知识、技术收益递增性这三个因素提出“收益递增的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变化作为内生变量，把特殊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看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而使整个经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性。卢卡斯（1988，1992）把人力资本作为独立因子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洛的技术进步概念结合起来并具体化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总的来说，新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将知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引入经济增长评估模型，并将其作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素收益递增、知识外溢等新思想，通过理解要素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充分挖掘城市的基础性要素，在优化要素组合的过程中，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此外，新经济增长率理论在关注内部效应的同时，也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解释了各国和各个时期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新经济增长理论着眼于城市发展的新动力，摆脱了传统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和“劳动决定论”，有助于城市不断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二）设计原则与指标体系建构

1.设计原则

城市竞争力是综合的、系统的概念，是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能力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生产能力、居民生活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环境质量等。因此单纯用一个指标很难反映城市的整体状态和水平，必须建构一个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是反映城市竞争力水平的主要尺度，指标体系建构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对于城市资本活力指标体系设计，通常需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科学性原则。选取的评价指标必须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城市竞争力的真实水平，每个指标的名称、解释、计算方法和分类都要规范。虽然指标选取得越多越能全面反映城市发展现状，但是过多的指标数据会增加运算过程和结论的误差，且很多指标描述和反映的都是同一个本质，所以选取的指标只要具有科学的代表性即可。

（2）系统性原则。评价城市竞争力需要一个指标系统，包括若干个相互补充的子系统才能反映整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而各个子系统的水平又需要若干指标项的相互作用来反映。因此，评价城市竞争力的指标选取需要遵循系统性原则，从全局出发，把握住系统的整体性，覆盖一个城市综合发展的各个方面，避免遗漏。

（3）可比性原则。城市竞争力水平高低是一个相对概念，需要与其他城市进行比较才有意义。在建构指标时应注意不同地方统计指标的含义、统计的范围和单位等。由于不同城市发展优势不同，所以在选取指标时应注意公平性，充分反映每个城市综合水平的同时，突出各城市优势项目。由于每个城市都在不断发展，所以有些指标的重要程度会因发展水平变化而变化，需要注重评价指标的连贯性。

（4）可操作性原则。选取可收集到的指标或是通过收集到的数据可进行计算得到的指标，那些在理论上重要但实际操作中难以得到的指标尽量不予采用。尽量选用可以量化的指标，定性分析的指标尽量不采用，以增加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减少主观判断误差。

（5）动态性原则。指标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一个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竞争力水平，但指标体系还应体现城市系统变化，体现城市在不同方面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对城市竞争力水平进行预测和指导，所以还应考虑选择一些对城市未来提升竞争力水平有重要作用的指标。

2.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资本活力指数”基于Compustat、Wind、同花顺、统计年鉴等数据来源，以注册在各地区的内地上市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及海外主要交易所上市企业为具体观察样本，通过五个指标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营商环境的变化，确保了评价数据的权威性、客观性、准确性和可得性。

上市公司作为地方企业和行业中的龙头梯队，其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公开性更强，对地方就业、经济增长、社会福祉的影响更为深远，因而将其作为样本更具科学性。考察地区上市公司资本活力发展状况及历史演变，能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营商环境状况有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知。

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由三个分项指数、五个指标组成。它们分别是：规模指数，由两个指标组成，即上市公司数量和上市公司总市值；效率指数，由两个指标组成，即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结构指数，一个指标，即产业新兴度。城市资本活力指数中，三个分项指数——规模指数、效率指数和结构指数的权重分别是50%、25%和25%。其中，上市公司数量和上市公司总市值在规模指数中各占1/3和2/3的权重，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在效率指数中各占1/3和2/3的权重。结构指数反映的是某城市所有上市公司的产业新兴度均值，用该城市各上市公司所在行业MB的市值加权平均值衡量。最后，对规模指数、效率指数和结构指数的排名进行加权求和，产生各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的总得分。

（1）上市公司规模。截至年末归属于该地区的海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上市公司数量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质量的重要体现，反映了该地区市场的活跃程度。

（2）上市公司市值。截至年末归属于该地区的海内外上市公司市值总和（海外市值均以年末汇率转换为人民币计价）。上市公司市值能够反映该地区市场吸引和培育大企业的能力。

（3）人均上市公司数量。截至年末归属于该地区的海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与该地区户籍人口总数的比值。地区上市公司数量总数从地区总量反映地区的经济活跃度，而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则反映了该地区的劳动力效率和劳动力质量。

（4）人均上市公司市值。截至年末归属于该地区的海内外上市公司市值总和与该地区户籍人口总数的比值。与人均上市公司数量类似，人均上市公司市值也是一个地区劳动力效率和劳动力质量的体现。

（5）产业新兴度。截至年末归属于该地区的海内外上市公司所在行业MB（MB即市值/账面净资产的值，行业MB即该行业所有上市企业的市值总和/账面净资产总和的值）的市值加权均值，因此MB能反映资本市场对于企业未来发展潜力的看好程度。通常，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兴行业MB值都更高，如信息技术、医疗保健、消费类行业等。一个地区的行业MB均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中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占比，也反映了地区经济的成长潜力，是判断地区未来经济增长是否有足够动力及营商环境是否能够吸引和培育朝阳产业的重要体现。

城市资本活力指数有三个特点：第一，指标简洁。第二，数据全面可靠。第三，视角独特。

“资本活力指数”与其他评估体系之间的比较及启示如下：

目前，业界和学界评价地区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的城市竞争指标主要有地区生产总值、营商环境指数（世界银行）、地区市场化指数（樊纲课题组）和城市政商关系指数（聂辉华课题组），这些指标都得到了媒体广泛的报道和关注，在学界和业界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但是，这些指标体系也各自存在一些弊端。本文通过表格和文字结合的形式，将以上几个指标体系与“资本活力指数”体系进行对比，并给出相应的分析和建议。

从表1.1中可以看出，各指标体系都存在其特色和弊端。具体而言：1）地区生产总值是最常用且权威的指标，其数据来源可靠，获取成本较低，按年更新，数据覆盖范围及时间跨度都较广，但也存在及时性较差和维度较单一的弊端；2）营商环境指数作为受全球认可的指标，其体系非常全面，获取成本较低，按年更新，数据具有国际可比性，但无法作为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比较指标；3）市场化指数作为反映地区市场化改革进程的相对关系的权威指数，构造非常精细，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高度认可，但存在着数据更新成本较高，因而难以持续观察的问题；4）城市政商关系指数作为反映地区政商关系的创新指标，能够从“亲”“清”两个维度反映企业面对的政府环境，但其指标覆盖范围有限，更新难度也较大，目前无法进行长时间序列的观察和比较。

与以上四个指标相比，“资本活力指数”既能够通过上市公司大致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质量，又能从多个维度的指标丰富观察的角度。同时，该指数使用的是经审计的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来源客观可靠，成本较低，还能够按年度更新，保证了信息的及时性，也能够提供长时间序列观察和比较的机会。

为考察“资本活力指数”的有效性，本文也将“资本活力指数”2018年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与政商关系前10位、地区生产总值前10位的城市进行了对比，具体名单见表1.2。

从上表可以看出，“城市资本活力指数”得到的排名前10位城市与其他两个指标有一定的重合度，这反映该指数与其他指数反映的内涵有共性。但是，“资本活力指数”也有着与其他指标不同的侧重点，因此结果也与其他两个指标有一定的差异。

综上所述，“资本活力指数”具有数据来源可靠、及时性较强、成本较低和便于更新的优势，且其内涵与其他指标也有一定程度的共性。因此，本文建议采用“资本活力指数”作为持续考察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质量的指标，为及时改进营商环境提供依据。

但是，本文也认为，资本活力指数仍有扩容空间。作为一个客观间接的预测指标体系，上市公司具有得天独厚的数据公开可得性优势，便于进行实时监测，有利于评估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营商环境。未来通过扩展统计地区（城市）和公司分部（分公司）区域分布状况，提炼企业跨地区（城市）发展状况指标，形成资本活力区域发展一体化（连接度）指数，也有利于考察企业区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潜在趋势和发展方向的影响，更好地为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营商环境改善等治理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对研究一体化状况及产业扩散与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价值和分析空间。

3.概念定义与指标解释

本书基于Compustat、Wind、同花顺、交易所网站等信息渠道，选取2001—2018年度归属于各城市的沪深上市公司（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及海外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计算出历年资本活力指数排名情况。在统计分析相关数据时，宏观经济数据和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地方统计年鉴。表1.3和图1.1阐释了本报告涉及的相关概念定义、指标体系及特定变量的数据情况。

注：资本市场对于各行业的预期也会随着经济形势和产业发展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就近五年的情况而言，信息技术、日常消费品和医疗保健行业的市场估值较高，符合目前市场上比较公认的新兴产业，可选消费、材料和工业行业的市场估值次之，能源、金融、电信业务、公用事业和房地产行业市场估值较低。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路径

1.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方法与思路，致力于围绕城市竞争力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具体为：

（1）文献研究法。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研究是以产品竞争理论、产业发展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通过阅读大量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关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现状，分析优势和不足，对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城市和地区竞争力的前沿动态问题展开讨论。

（2）比较研究法。研究基于Compustat、Wind、同花顺、交易所网站等信息渠道，选取2001—2018年度归属于各城市的内地上市公司（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及海外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计算出历年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资本活力指数排名情况，从纵向展示了城市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与此同时，从横向比较了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的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以及产业新兴度，由此认识不同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的变化情况。

（3）实证研究法。研究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依据大量文献资料和网站信息，重点参考了年鉴和政府统计公报等权威渠道的数据资料，对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城市的资本活力进行实证检验与统计分析，并根据统计结果，总结了城市竞争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参照城市资本活力指数，进一步提出了提升城市资本活力的对策建议。

2.分析路径

本书运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要素流动理论等多种理论方法，观察城市资本活力动态发展，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探究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区域城市竞争力的行为表现、发展前景等方面的问题。

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研究从城市层级（规模）和区域两个维度出发，对不同城市资本活力展开了系统性分析。其中，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涵盖了一二线城市；副省级城市，包括副省级省会市和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包括地级的省会市和其他地级市；县级城市。同时，还有三个按区域编制的城市资本活力指数（长三角、粤港澳和京津冀）。迄今为止，已经公开发布了粤港澳城市资本活力指数、长三角县域资本活力指数和中国地级市资本活力指数。此外，本书还将利用各种机会发布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城市资本活力指数，为城市定位提供重要参考。具体的研究框架如下：

第一章是对城市资本活力研究的总体性概述。从研究的时代背景、理论与实践意义出发，认识城市资本活力研究的必要性。同时还对研究中采用的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具体内容、研究方法进行了概括。其后各章分别选取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并运用城市资本活力研究指标体系对其进行系统性分析，为城市的准确定位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二章选取了经济总量前20位的城市作为分析对象，以各城市的资本规模（上市公司数量和上市公司总市值）、资本效率（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产业新兴度为核心指标，在对比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与全国平均资本活力水平的基础上，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的资本活力指数并披露了相关指标排名。该研究旨在对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当前和未来资本活力发展进行合理预测，并提出一定的参考建议。

第三章选取了部分副省级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作为研究对象，围绕城市的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产业新兴度等指标，在对比副省级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与全国平均资本活力水平的基础上，计算副省级省会和计划单列市的资本活力指数并披露了相关指标排名。基于此，该研究旨在对副省级省会和计划单列市当前和未来的资本活力发展进行合理研判和预测，并提出一定的参考建议。

第四章选取了地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以城市的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产业新兴度为核心指标，在对比中国地级市与全国平均资本活力水平的基础上，计算中国地级市的资本活力指数并披露了相关指标排名。该研究对中国地级市当前和未来资本活力发展进行合理研判和预测，并提出一定参考建议。

第五章选取了县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围绕城市的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产业新兴度进行系统分析，在对比中国县级城市与全国平均资本活力水平的基础上，计算中国县级城市的资本活力指数并披露了相关指标排名。该研究旨在为中国县级城市定位提供重要数据参考，以引导城市制定适用的发展战略。

第六章以京津冀区域内城市的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产业新兴度为核心指标，在对比京津冀区域内城市与全国（不含港澳台）资本活力水平的基础上，计算了京津冀区域内城市的资本活力指数并披露了相关指标排名。该研究引导京津冀区域内城市认识自身发展现状、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强化城市间的相互协作能力。

第七章以粤港澳区域内城市的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产业新兴度为核心指标，在对比粤港澳区域内城市与全国（不含港澳台）资本活力水平的基础上，计算了粤港澳区域内城市的资本活力指数并披露了相关指标排名。该研究引导粤港澳区域内城市明确自身发展优势与劣势，在优势发挥与创新发展中，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

第八章以长三角区域内城市的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产业新兴度为核心指标，在对比长三角城市与全国（不含港澳台）资本活力水平的基础上，计算了长三角城市的资本活力指数并披露了相关指标排名。该研究旨在对长三角城市当前和未来的资本活力发展进行合理研判和预测，并提出一定的参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