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理趣”的概念

“理趣”作为一个概念，在汉译佛经中大量出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五十三：“善现字平等性，语平等性，言说理趣平等性。”《大宝积经》卷五十三说：“常随理趣而观照，增长妙智量无边。”《成唯识论》卷四：“识此识，有理趣无边。”该书卷五：“征有此识，理趣甚多。”中土佛学界也以理趣为追求目标，晋僧睿《小品经序》：“法华镜本以凝照，般若冥末以解悬。解悬理趣，菩萨道也。”在佛教中，理趣，指深含佛理的趣味。

宋人重理，作文、写诗、画画乃至讨论哲学均重视“理趣”。真宗朝，在科举考试中，便以理趣为尚。欧阳修说：“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据宋孔平仲《谈苑》卷三记载：“真宗虽以文词取士，然必观其器识……取其所试文词有理趣者。”北宋末年，徽宗也重理趣。据《宋史》载，大观四年（1110）有臣僚进言道：“场屋之文，专尚偶丽，题虽无两意，必欲整而为二，以就对偶，其超诣理趣者，反指以为淡泊。请择考官而戒饬之，取其有理致而黜其强为对偶者，庶几稍救文弊。”有无“理趣”成了颁行学宫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

宋代的理趣不仅是程文追求的理想，也是宋诗的审美理想。宋诗重理，与唐诗判然有别。宋代诗学形成重理趣的丰富思想。宋代理学家、陆象山的弟子包恢在《敝帚稿略》卷二中说：“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李耆卿《文章精义》推崇朱子之诗，认为其诗“音节从陶、韦、柳中来，而理趣过之”。朱子诗以理趣称胜，李氏将其目为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不达理趣，在宋人看来，是一重大缺陷，如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四中说：“谢庄《竹赞》云：‘瞻彼中唐，萧竹猗猗’，……殊乖理趣。”

其时书法理论也以理趣为尚。苏轼《题鲁公帖》说：“吾观颜鲁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独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斥希烈，何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在东坡看来，颜真卿书法不但有凛然方正之理，还有超出书法形式之外的趣味，即一种“理的趣味”。

受到这一风气影响，宋代绘画也以理趣为尚，“理趣”一语在其时画品画论著作中时有出现。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妇女形相》说：

历观古名士画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官，中有妇人形相者，貌虽端严，神必清古，自有威重俨然之色，使人见则肃恭，有归仰之心。今之画者，但贵其姱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不达画之理趣也。观者察之。

韩拙《山水纯全集》《论用笔墨格法气韵之病》说：

若行笔或粗或细，或挥或匀，或点，或重或轻，不可一一分明，以布远近。取似者气弱而无画也。其笔太粗，则寡于理趣；其笔细，则绝乎气韵。

受宋代画学追求理趣之风的影响，后世中国画学也将理趣的追求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画学中谈理趣者不断，像清代绘画理论家沈宗骞所说的“弃时世之共好，好理趣之独腴”的观点，在中国画学中非常普遍。

宋人认为，乾坤中只是浑沦一个“理”字，而“作画只是一个理字最重要”。近代中国画研究专家郑昶说：“宋人之画论，以讲理为主，欲从理以求神趣。”此为中的之论。宋人在山水、道释、花鸟、墨竹等画科中普遍强调“理”的趣味，宋人的绘画可谓“思想的绘画”，绘画是表达宇宙人生的思想——“理”的一种手段，追求“理”的传达，于“理趣”的玩味中得到性情的陶染和灵魂的提升。宋人为自己的人格而作画，为表达思想而作画，为寻求性灵愉悦而作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理趣乃宋代绘画的最高审美理想，也是切入宋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