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生命节律

李约瑟说：“对古代中国人来说，时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参数或一连串均匀一致的时刻，而是被分为具体的各别季节以及季节的再划分。”中国人不是以抽象的目光看待时间，而是将时间理解为一个无往不复的生命过程，这样也相应地引起人们对生命本身予以关注，对某个生命过程、某个生命阶段予以重视，从而导致中国文化中“节”的观念产生。这就是本节所说的“生命节律”。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恰恰根源于对“节”的认识。卡西尔说：“对神话来说，没有时间‘本身’，没有永恒的持续，也没有规则性的重现和连续，只有个别内容的构造。……时间整体被类似于音乐小节线的界线划分开。”人类很早就通过直观对时间进行分节，如确定一个周期定期举行祭祀活动，对植物生长阶段进行划分，但这种分节是粗线条的，而且对规则性时间也缺少必要的把握。人类对时间的分节越来越趋于精微，越来越注意其规律性，就越接近对自然时间的把握。汉民族对时间的认识也是伴着对“节”的认识而展开的，对节的认识由粗到细。殷商之时，只有春秋，而无四时，春秋以来开始有了四季之分，并将一年分成十二月，《尚书》中还出现了节气之说，有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吕氏春秋》增为八个节气，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以及二至、二分，到了《淮南子》则增为二十四节气，西汉易学家孟喜还提出七十二候的说法，即将二十四节气中的每一节分为初候、次候、末候，每候大约五天。

在这种划分中，四时是根本的，其他“节”的出现都是四时的再划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划分的基本依据，分节是为了越来越细致地描述生命过程，而不是对时间进行抽象的归纳。成中英在谈到中国人这种时间观时说：“不论是中国哲学或是中国传统史学，都将时间视为落实、具体的实有，不能脱离事物变易、成长等发展的过程而另成一物。换言之，抽象挂空之物、概念以及形式等，都与时间无关，时间一直被认为是生命脉动、创生、繁衍的属性，也是个体变衍的过程。”他的这些判断是正确的。这种时间观总是粘带着感性生命，对中国人来说，时间似乎只是为了描述生命变化过程而设的，将时间分节，是为了进一步了解生命有秩序的律动。

中国人的生命节律观侧重于两个向度展开，一是纵向展开，将一切时间都看成生命滋生化育的过程；一是横向展开，即是以时统空，世界万事万物被统一于相同的时间生命节律中，生命节律“拥抱”万物，通过生命的关联和类推，将世界变成彼此相联的和谐统一体。

从纵向看，由于受到阴阳五行和《易传》哲学的影响，战国至西汉的许多思想家，极力将时间“生命节律化”。如前文曾提到的干支，是中国古代的基本纪时符号，中国人用它纪时、纪日、纪月、纪年。干支起源较早，商代卜辞已经普遍运用了。战国以后，人们通过形训、音训等方法，附加上许多生命内含，干支不仅是记载时间的抽象代码，也是显示生命律动的符号。《史记·律书》中所说的“甲者，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就是将干支粘带上具体的生命，以生命的生长过程来表述时间。刘熙《释名》曰：“甲，孚也，万物解孚甲而生也。乙，轧也，自抽轧而出也。丙，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见也。丁，壮也，物体皆丁壮也。戊，茂也，物皆茂盛也。己，纪也，皆有定形可纪识也。庚，犹更也，庚坚强貌也。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壬，妊也，阴阳交物怀妊也，至子而萌也。癸，揆也，揆度而生，乃出之也。”这样的解说，同样是一种生命时间的考虑。《汉书·律历志》和《说文》《白虎通》等都有类似记载。在这里，十日的顺序被梳理成一个由成长到衰败的生命过程。十二辰也是如此。《史记·律书》说：“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于时属十一月；“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于时属十二月；“寅言万物始生，螾然也”，于时属一月；“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于时属二月；“辰者，言万物之娠也”，于时属三月；“巳者，言阳气已尽也”，于时属四月；“午者，阴阳交”，于时属五月；未为六月，“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申为七月，“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酉为八月，“万物之老也，故曰酉”；戌为九月，“言万物尽灭”；亥为十月，“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又加入一个新的循环中。

从横向的角度看，中国文化重视以时间的经纬去编织宇宙生命的新秩序，宇宙被理解成充满生命节律的时空。中国人以时间的生命节律看待世界，自生命之进程而言时间，时间是一个由盛到衰，再由衰到盛的循环过程；从生命之关联而言时间，世界万事万物都处于彼摄互联、阴阳互荡的生命秩序中。如中国文化将五音、十二律都置于生命节律中，整个宇宙都回荡着这充满生命的音乐节奏。如《汉书·律历志》所说的“商之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云云，即是将时间节奏化。至于十二律，也是如此，《史记·律书》《汉书·律历志》和《白虎通·五行》等都有论述，也将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和应钟十二律描述为一个生命顺序。

据《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记载，孟春律属太蔟，仲春律属夹钟，季春律属姑洗，孟夏律属仲吕，仲夏律属蕤宾，季夏律属林钟，孟秋律属夷则，仲秋律属南吕，季秋律属无射，孟冬律属应钟，仲冬律属黄钟，季冬律属大吕。孟春何以配太蔟，《国语·周语下》载：“太蔟所以金奏赞阳出滞。”初春，阳气初萌，故有太蔟之律应，应阳者也。仲春阳气虽萌，但仍不够，《周语》韦昭注谓夹钟助阳，而使气令不滞伏于下。季春之月生气方盛，万物滋生，姑洗之律“修洁百物，考神纳宾”，故以之配。其他依此类推。都是根据阴阳气化的变化来考虑，十二律表现的是从滋生、发育、盛大到衰落，再到新生的过程，从阳气初萌，到阳气始盛，到阳气大盛，再到阴气始出、阴气大盛，等等，阴阳消息，循环不已，将生命的滋生、化育纳入阴阳变易的时间节律中。

中国人将万物纳入时间的过程中，并用生命的节奏去填塞，这样也反过来影响人们对时间的看法。时间中的“节”的划分，表现了一种生命的秩序，从一时间到另一时间的移动，不仅仅是自然时间的移动，也是一种黏附着丰富生命内容的移动，时间的流淌是富有生命节奏的吟唱，时间被生命化、节奏化了。

实际上，无论是纵向展开还是横向展开，最终都统归于一个整体，这整体就是气，气使得时令、物候、人情、世事等都伴着同一个生命节奏。生命节律形成的核心是气。在中国人看来，整个宇宙为一大气场，气的消息决定了生命的有序律动。“通天下一气耳”，宇宙中唯一气运行，气分而为阴阳，阴阳鼓荡，一进一退，一消一长，使得万物笼为一体，也使万物同在一个生命节奏中展开。因此中国人的生命节律观，不是一般的运动，而是整个宇宙都在气场中做有秩序的生命律动。

中国文化言天，其处处在言人，上述理论最终还是落实在人的生命节奏如何契合宇宙生命节奏上。时间呈“节”的运动，而人也应该“节之顺之”，契合生命节奏，顺应万物发展。这便牵涉到人的情感节律和万物节奏的契合问题。

在先秦，《易传》提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主张，强调物我互感共振。《易》上经言天道，下经言人事。下经首卦为咸，咸为感，即交感、通感、感应，《彖传》云：“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之情可见矣。”有了感应才能“辅相”“裁成”天地之道。《吕氏春秋》综概前说，广开“同类相感”之论，《应同》篇认为：“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细研十二纪，其中包含这样一个普遍的道理，即：随着时间有秩序的律动，人类社会乃至人的情感也呈现节奏化的特征。十二纪纪首先从物候入手，四时更替，物候也随着变化，如孟春之月，“蜃虫始振，候雁北”；孟秋之月，“寒蝉鸣”；季秋之月，“候雁来，玄鸟归”。这正如《文心雕龙·物色》所云：“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时间的节奏能使微虫入感，可见大自然的生命律动是整体的，又是相互感通的。人的心灵也被这时间节奏化了，在《十二纪》中，不仅人的生产活动呈季节性变化，而且一切社会文化活动也与季节特征相感应，如夏天阳盛期，大自然虫声鼓荡，因而将音乐归于此季，如《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明理》等，这其中也包括人的情绪变化。《黄帝内经》则更注意人的情绪和时间变化之间的感应关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春三月，“使志生”；夏三月，“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秋三月，“无外其志，使气清”；冬三月，“使志若伏若匿”。人的生理和四季同跳着一个脉搏。《史记·五帝本纪》云：“中春其民析……中夏其民困……中秋其民夷……中冬其民隩。”

汉人承先秦哲学之绪，将“物类相感”“气感”之说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淮南子》《春秋繁露》《太玄》等都涉及物我相感问题，其中以董仲舒为最，董氏同类相动说明显有十二纪影响的痕迹，但他更重视从“相通”的角度言“相感”。他从“人副天数”的逻辑出发，建立了人（从肌体到心灵）和万物的全面对应关系，他将人的四情配四时，《为人者天》说：“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阴阳尊卑》云：“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是故春气暖者，天之所以爱而生之；秋气清者，天之所以严而成之；夏气温者，天之所以乐而养之；冬气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天之情实际上是人情感的反射，他的论述最终导致一种神学上的对应。

寻求人类社会活动和四时全面的节奏化对应，当然是很难行通的，甚至有时是荒唐的，但这种生命节奏观却成就了中国艺术。艺术是情感的外露，而情感本身就有节奏化的特点，人的情感能和大化生机共感共振，便能启迪灵感，构造意象，也拓展了更广阔的生命空间。所以中国艺术很早就把“与时消息”“俯仰万物”作为重要的目标来追求。“心物感应说”这个中国艺术的基本命题就是在这种生命节律观的影响下形成的，所谓“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人秉七情，应物斯感”等，均强调人情感的节奏化。《文心雕龙·物色》：“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它说明中国艺术的生命节律观，强调的是整体和谐的生命律动，同时也是以自己独特个性参与的生命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