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生命结构论

第一节 “生之谓性”：中国哲学关于生命即本体的思考

生，《说文》：“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此说甚确。卜辞中“生”作（甲380），（粹1131），像草木由土中滋生而出。卜辞中“生”有三义，一为生长，这是本义，如“不其生”（南无15，丙230）。一为活意，由生长意引出，如“生鹿”（粹951）、“生雏”（乙1052），即活鹿、活鸡。另一义尚不明，用以指时间，如“生八月”（佚938），陈梦家等以此“生”为“下”，“生八月”，即下一个八月。可见，卜辞中“生”之意主要指生长以及用以形容生长的活泼形态。后之释“生”者，多与这些意思有关。《广雅》：“生，出也。”《广韵·庚韵》：“生，生长也。”《玉篇》：“生，产也，进也，起也，出也。”在古代汉语中，“生”主要与生命有关：从万物生长过程看，“生”不仅指初生，也指生长。从自然生命来看，“生”既指植物生命，又指动物（包括人）的生命。从生命存在而言，“生”又是相对死而言的。从存在状态而言，“生”是活泼泼的，而非僵硬、死灭的。“生”最接近于今人所说的“生命”一词。

“生”与“性”相通。甲骨、金文无“性”字，先秦典籍中“生”与“性”并有，然又多以二者通用。清徐灏云：“生，古性字，书传往往通用。”此说不诬。《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郑玄注：“杜子春读生为性。”王念孙《读书杂志》：“生读为性。《大戴礼》作性。”《左传·昭公八年》杜预注：“性，生也。”《左传·昭公十九年》：“民乐其性而无寇雠。”《正义》云：“性，生也。”《吕氏春秋·孟春纪·性情篇》：“性者，生也。”后世还常将“生”和“性”二者混而用之。从“性”是后起字这一点看，“生”当即“性”的本字，徐灏之“生，古性字”的判断应是允当的。“生”本就含有“性”的意义，随着语言之细化，后世加“心”而成“性”。“性”和“生”对诂之广泛运用，说明“生”“性”二者意有相通，故而互借。其中所通之意反映了先人重要的思想观念：生指生命，性有本性、本质意。即是说，生命是天地自然之本性。

进而言之，“生”本指自然物的滋生成长，后亦指人的生长。姓，从生从女，表示人之所生。《说文》：“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白虎通·姓名》：“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可见，“姓”与“生”亦相通。百姓，金文作“百生”（颂鼎，兮甲盘）。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生假借为姓。”《左传·昭公十一年》：“归姓也。”杜注：“姓，生也。”《管子·大匡》：“夫君以怒遂祸，不畏恶亲。闻容昏生，无丑也。”戴望《管子校正》：“生读姓。”《列子·说符》：“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顾炎武云：“姓之为言生也。”《曲礼》：“纳女于天子，曰备百姓。”注：“姓之言生也。”姓为人生之本，标志人所由生之符号。在一个宗法思想浓厚的国度，姓具有重要意义，昭示人的自然生命之根系。故从自然生命角度言之，姓即是性，生命乃是人的本质。

自然万物和人都以生命为其根本特点，这一在语言层面中包含的重要思想，是中国文化长期演化的结果，它的直接根源是早期社会对生命的崇拜。对生命的崇拜，促进了人们对生命的认识，以生命为天地万物之本性就是理性自觉的产物，标志着人们对生命认识的飞跃，这种生命主要指自然生命（外物生命和人的生理生命），还不能说是一种生命精神，或那种天地万物背后流淌不息的生生宇宙。但是，将自然生命作为一种“性”，即天地万物之本质，实际上已接触到万物背后那无所不在的生命精神，只是尚未上升为抽象的理论概括。这一工作在从先秦到宋明之间的长期哲学讨论中完成了。语言学中的“生”与“性”相通，直接化为哲学领域中“生之为性”这一命题。

《易传》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扬雄《太玄》谓“天地之所贵曰生”，此二语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对生生精神的集中概括。天地以生物为本，天地的精神就是不断化生生命，创造生命是宇宙最崇高的德操。万物唯生，而人必贵生。“生”在这里已经不仅是具体的自然生命，而包括从自然生命中所超升出的天地创造精神。

在先秦哲学中，“生”乃指一种抽象的精神形态。即从生命的形态、生命滋生的动态、生命延展的过程，抽象为一种哲学精神。《易·乾·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颖达《周易正义》：“天本无情，何情之有？而物之性命，各有情也。所禀生者谓之性，随时念虑谓之情。”“性”即是万物所禀生之理，“生”即是“性”。生为天之理，天只以生为道。生命是宇宙的根本精神，是最高的本体。乾道变化，就是天地的变化。天地变化，所显示的是生命各有其序的精神。《易·系辞上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二程释云：“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万物自成其性须得。”又谓：“万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为道。”生为天地之根本，崇此生义，即是继其善，化成万物，即是各定其性。物生有性，万物是生之道的外化，万物之中含有生之性，即永恒的生命精神。万物各有其生，各张其性，然统而管之则为一性，即天地生生不息之理，所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是也。此中性为生之性，生为性之生，一物有一物之性，万物只是一性，即生之性。所透露出的思想极为明晰：生生不已的创造精神乃万物之本质，生命为宇宙的本体。

宋明理学家言及天地之性，多从“生”着眼。在传统易学中，元亨利贞四德，乃分属春夏秋冬之象，四德表现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生命顺序，四德乃生之序，四德之所由生，突现了生之理。程明道云：“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故元者善之长也。”元亨利贞，以元为生，元者生也，亨利贞则是生之展开，元即是以生统四德。朱熹云：“元亨利贞，性也。”也即是说：“生，性也。”宋明理学家还将“生”视为天地之心。张横渠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唯是生物，天地之德曰生也。”朱熹亦云：“某谓天地别无勾当，只是以生物为心，一元之气，运转流通，略无停间，只是生出许多万物而已。”这里强调，生为天地之心，生为天地之本、天地之性。

“生之为性”，已不是语言层面上的自然生命为万物之本的简单论断，“生”在此化为一种生之心、生之质、生之理、生之道，是横亘于天地万物之中的生命精神，唯有此精神才可称为宇宙之性。《孝经说》云：“性者，生之质。”董仲舒亦云：“性者，生之质也。”自然生命、生命形态不能称为性，唯生之质才为性。宋明理学家多从理上着眼，朱熹谓：“生之理谓性。”王夫之谓：“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所谓生理为性者，即是天地生物精神为宇宙之本质。

从崇拜生命到重视感性生命，再到从哲学中抽绎出一种生命精神作为宇宙之本质的认识过程，说明了古代中国人对生命认识的不断深化，其中突显出古代中国人的唯生思想。这种唯生思想强调：（一）万物有生，天地万物无不充满昂然奋进之生命，人类万物、飞潜动植无不是生命的结晶。（二）一切在天地间流动的生命都是生之理、生之质、生之道的体现，宇宙内在的生命精神控驭着一切。（三）这生之理、生之道、生之质是宇宙之“性”，生命为最高的本体。（四）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人的文化创造应效法天地，吮吸宇宙创生之精气元阳，高明其心，廓朗其意。（五）归于自我，即归于我之性，并可合万物之性。天人合一是生的合一。宋陈淳《四书性理字义》释性道：“从心从生。”以心体生，即会于天地之性。

钱穆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对物，可谓是科学文化；中国文化主要是对人对心，可称之为艺术文化。”方东美说：“各主要文化的决定因素，在希腊是哲学，在印度是宗教与哲学，在中国是艺术与哲学。”中国人将哲学与艺术相融，哲学的高度发展是和艺术相辅相成的，哲学精神寓于艺术境界之中，艺术是哲学的延伸，也是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人通过艺术体味人生，成就至高的哲学智慧，艺术精神和审美态度成为哲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哲学之生命精神必然会延伸到艺术，甚至可以说在艺术之中才能充分体现这种精神。

在中国人看来，生为万物之性，生也为艺术之性。艺术是人的艺术，表现的是人对宇宙的认识、感觉和体验，所以表现生命是中国艺术理论的最高准则。画家傅抱石说：“一切艺术的真正要素乃在于生命，且丰富其生命。有了生命，时间和空间都不能限制它。”中国艺术家以体现生命为艺道不二法门，生命被视为一切艺术魅力的本源。中国艺术家视天地自然为一大生命世界，鸢飞鱼跃，花开花落，日升月沉，乃至僵石枯树，一切无不有生气荡乎其间，一切都充溢着活泼的生命，传统思想中的“万物有生论”在艺术中表现得更彻底，更为诗意化。

艺术乃是以形象反映世界，在从表现生命为最高原则的中国艺术论看来，其一，艺术形象必须具有“生姿”——玲珑的活态，即要有一种活泼泼的样态，故须化静为动，转实成虚，点枯为生，一切死物僵态都与真正的艺术绝缘。其二，艺术要以“生姿”体现内在的“生意”，中国艺术不是仅仅对动感感兴趣，而是要追求活态背后所蕴藏的“生意”，即宇宙生生之精神。第三，正是基于对生命精神的认识，中国人在审美上又对玩味“生趣”颇倾心，天机流荡、气韵生动、生趣盎然则成为判断艺术成败的基本标准。艺术形象是“生姿”和“生意”的统一，意为姿之质，姿为意之谋。“生趣”又是“生姿”和“生意”统一所产生的韵味。由此而引出中国艺术中生命形象、生命精神、生命趣味诸问题。

重视生命是中国艺术尤其是诗、书、画、乐、园林等的基本特征。即如绘画而言，中国画家将表现生命作为最高纲领，画家目光所及，大自然生机勃郁、盎然而为活泼流荡之空间，一脉生命之流在绵延，即使是僵硬质实的形态也在这流中转化为活泼的风物。清王昱说，画家“眼前无非生机”。清布颜图说：“夫大块负载万物，山川草木动荡于其间者，亦一息相吹也。”苍茫之自然，充满着亘古不息的生命冲荡，画家作画唯在于酌取此生机、生意。故中国画有“写生”之术语，此写生不同于西方美术学的写生概念，而是泻落万物之生意。清方薰《山静居论画》这样解释：“古人写生，即写物之生意。”人物、花鸟中的写生法是要描绘出花鸟、人物活泼泼的情状。中国画学有“写意”一说，并分为大写意、小写意。所谓写意，也就是泻落自己心灵之意，心灵中对活泼泼世界的感受，写出一草一木的性情，写出一山一水的气脉。明唐志契《绘事微言》说：“岂独山水，虽一草一本，亦莫不有性情，若含蕊舒叶，若披枝行干，虽一花而或含笑，或大放，或背面，或将谢未谢，俱有生化之意，画‘写意’者，正在此处著精神。”在他看来，写意，就是要写出生生化化之意。中国画以表现生意为重要目标，有生意则自成高格，无生意者便落为下尘。米芾《画史》评董源说：“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因而目之为格高无比。米芾是一位艺术鉴定专家，他曾见到北宋初年绘画大师李成画二本，一《松石》，一《山水》四轴，当时李成画伪作很多，米芾鉴定二画说：“形貌似尔，无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张，松干枯瘦多节，小木如柴，无生意……皆俗手假名。”生意成了他区别真伪的标准。中国画家喜玩味生命的韵味，即所谓“生趣”。清代绘画批评家邵松年说：“凡天地间奇峰幽壑，老树长林，一一皆从一心独运，虽千幅百尺，生趣滔滔。”“生趣滔滔”，用语极重，用以形容生机之重要。另一位富有卓识的画家戴醇士说：“画者生机，刻意求之，转工转远，眼前地放宽一步，则生趣既足，生机自畅耳。”此以“生趣”“生机”立论，他们的观点颇能反映中国画学的总体倾向性。在中国艺术理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