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讲 信息技术与信息技术哲学
进入21世纪之后，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5G等技术推动着万物互联、万物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次技术革命。与以往的技术革命不同的是，这次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人们的心智模式。无论是已经改变了社会经济运行规则的互联网技术，还是正在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或者是将要改变社会的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技术，都在这次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中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因此，我们要理解这些技术的本质和它们对社会经济运行所产生的影响，就必须理解信息技术的概念及其背后的思想，也就是信息技术原理与信息技术哲学。我们在全书的第1讲（即本讲）中，主要就来讨论信息技术哲学的基本范式，以及信息技术哲学的思想对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在完成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后，学会了通过劳动分工和相互协作创造现代文明，进而使得古典主义时代的以自然和神为中心的农业文明转向了以人类自己为中心的工业文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人类不仅进行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还以技术为基础对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生产关系进行了改造，重新塑造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体系。我们当下正在经历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转型，其核心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技术方式来变革以往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并颠覆工业文明所塑造的传统的技术观念和思维方式。现代科技虽然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社会的主流思维方式、制度安排以及社会形态还受工业文明的影响。因此，如果说工业文明把人们从自然和神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让人们能够从现代化的思考回归到对文明本身的理解，那么，信息文明就是让人们重新认知自我、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不仅能改造自然，还能重新定义生命！智能时代，生命的内涵也会因为技术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变化。从哲学角度来说，信息文明将解构基于工业文明形成的二分法的理念，使得实在与虚在、主体与客体、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多个概念重新被定义。我们需要以全新的认知方法和能力去认识外部世界。为此，我们将首先从信息技术哲学角度来讨论信息文明中的“信息”的概念和技术的本质。
1.1 信息技术哲学概述
显而易见，过去三十年间，改变社会最重要的技术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数字经济”“互联网+”“社交网络”等极大地丰富了过去数十年间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以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为例，可以说正是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整个社会。对创业创新的关注，也正是在互联网发展的浪潮中被不断地加强的。从宏观角度来说，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传统经济的生态，数字化和智能化是在网络时代才真正得以逐步普及的。同以往的技术相比，信息技术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生存和物质生活的基本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精神生活，造就了新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哲学，对未来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研究未来信息社会的发展，应从信息技术范式带来的改变开始。
当信息技术从消费、生产逐渐延伸到个人生活的各个角落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发生了改变，理解世界的哲学也就发生了改变。从哲学角度探讨信息技术，就是从根本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研究技术：一方面是研究信息技术时代的内在价值观的演变，另一方面是研究信息技术对未来文明改变带来的认识论的影响。由此可知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使命：将信息技术的研究从社会意义和人文影响提升到哲学的高度，用研究哲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信息技术引发的哲学思考，包括利用本体论、认识论以及分析哲学等对其进行探索，以构建一整套理解信息技术的哲学逻辑。
在研究信息技术哲学之前，我们要树立一个基本认知：特定的时代（或者特定的文明）会产生特定的哲学，特定的哲学包含了这个时代人们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和价值观。我们身处信息时代，我们要研究的信息技术哲学与传统的哲学有很大的区别，这一区别之所以能存在，不仅是由于传统的哲学理论无法解释信息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思想，还因为信息技术哲学根植于技术本身，其所关注的课题也往往与传统哲学有着很大的差异。信息技术哲学的特质是探讨信息技术带来的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所有关于新世界图景的想象和思考。不同于近代哲学的二元对立和后现代哲学的解构与分析，信息技术哲学在自然与人、技术与人、物质与心灵、实践与认识、理性与情感等之间造就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使这些传统的二元对立趋向于对接，形成主客体、主客观融合度更高的世界。如果说信息技术带来的是实现传统世界从分裂到融合的技术纽带，那么信息技术哲学就继承了这样的特质，将传统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在解构之后进行融合，并从技术、制度、思维方式等多个维度对其进行探讨。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是自上而下地探索。信息技术哲学来源于从技术到社会再到思想“涌现”这一过程。这决定了我们研究信息技术哲学的方法论与研究传统哲学有所差异，对研究者的基本素养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对信息技术哲学进行探索：一个是从哲学的角度去看待信息技术范式的演化，另一个是从信息技术范式演化带来的影响这一角度去理解哲学。
前者的方法论是将哲学理论作为分析的工具，对信息技术的本质和价值进行研究，形成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哲学思考系统，进而建立起一套理解信息技术的“哲学思维”。因此，我们要研究信息技术哲学，就需要有研究哲学的理论知识体系，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后现代流派的思想，传统经典哲学主要研究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以及社会哲学、生物哲学、数学哲学、人本哲学等。这也是建议做信息技术研究的学者充分涉猎哲学思考的原因所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刻地认识技术的本质和影响。
后者则是从信息技术范式演化的角度来理解它对哲学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类社会价值观和时间观的影响，如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关于信息伦理的讨论。信息技术对哲学领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出现了一系列在传统哲学中没有讨论过的、结合了技术概念的哲学问题，如“赛博空间”“人机共生”“计算机伦理”等话题。
如果说前者是对信息技术哲学的反思，那么后者就是对信息技术哲学的前瞻。通过探讨和反思前瞻的理论，我们才能基于归纳和演绎的基本方法对信息技术哲学进行充分地研究和思考。
在理解信息技术哲学时，我们可以重点运用双重视角研究方法，如我们从本体论视角分析信息技术的实在性特征时，可以理解信息技术构成“虚拟实在”的基本逻辑；我们从现象学的角度分析信息技术时，可以看到传播技术的“在场效应”的发展脉络；我们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信息技术时，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伦理学中所涉及的关于“机器伦理”的问题……简而言之，双重视角研究方法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学术研究过程中实现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方法。换言之，正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巨大影响力，信息技术哲学才可能成为未来最重要的哲学研究方向之一，也应该成为所有研究信息技术的学者都涉猎的研究方向。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从信息技术哲学入手探讨技术范式的变化正好可以切中信息技术研究的要害。信息技术哲学是信息技术范式与哲学互相影响所塑造的新学科，而在对哲学本质进行思考的过程中，信息技术所“隐蔽”的关于人类思想和文明的底层真相才被我们真正地“解蔽”出来，进而得知事物发展背后的本质。
最后，我们将介绍牛津大学哲学与伦理学教授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基于信息技术哲学定义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相关的概念，主要是信息圈（infosphere）和再本体论化（re-ontologize）这两个概念。信息圈是基于“生物圈”的概念提出来的，它指由所有信息化实体及其属性、互动、处理与相互关系所构成的信息化环境。由于包括线下和模拟的信息空间，因此信息圈是一个远高于网络空间范畴的概念。换言之，信息圈可以理解为信息化本体论的实在或者存在的同义词，即某种具有语义属性的同时又具有本体属性的事物。所谓再本体论化，即通过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原有事物的固有本性的方式，如纳米技术与生物技术能让事物再本体论化。
通过对上述两个概念的理解，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根本认知，即利用信息技术对信息圈进行再本体论化，可获知信息技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再本体论化最明显的方式是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在工程实施中，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技术要素，如软件、算法、数据库和协议等，将外部对象纳入信息圈，进而成为信息圈内部的实体与能动者，即可逐渐构成我们所看到的信息空间。换言之，信息技术的应用既是实体世界的再本体论化，又是新世界的创造过程。因此，现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模糊起来，这一点也会成为信息时代最大的特质。
1.2 技术哲学视角的信息
信息技术哲学作为新兴学科从学科属性上与技术哲学和传播学关系最为紧密，因此我们从技术哲学和传播学角度分别来探讨信息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前者决定了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范畴，后者决定了信息技术哲学的内在价值。
首先我们从技术哲学角度来讨论，由于信息技术哲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是当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因此我们将技术哲学放在了技术的当代形态中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基于当代技术的主要范式是信息技术，因此技术哲学的当代范式就是信息技术哲学。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范式理论来说，技术范式的演变推动了哲学范式的演变，正因为信息技术的范式演化导致了技术哲学的范式演化，使得技术哲学有了新的主题和方向。
在这一框架与逻辑下，我们看到技术哲学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转向”，这种转向不仅使技术哲学拥有了当代哲学的诸多特质，如解构、多元和语义化，而且使得技术哲学将“信息”作为研究的主体，信息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非常大的扩展，因此信息技术哲学汇聚了当代技术哲学转向后的各种内在要素。这里将引用我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信息技术哲学的讨论，来大致说明信息技术哲学中“信息”的含义。
我们从本体论、信息论和认识论3个维度讨论信息概念演变的过程。
从本体论角度讨论，就是讨论本体自身产生的信息的内涵。从信息论角度讨论，就是从通信科学相关的理论思想进行讨论。从认识论角度讨论，就是讨论信息的认识论转向过程和经验主义哲学在信息概念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1）首先我们讨论信息的本体论内涵，这是信息在一般意义上的概念。本体论层次的信息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第一是“形式”，第二是“知识”。信息（information）这个词的英文字面意思是“赋予某物以形式的行动”，也就是说有两层哲学含义：“赋予质料以形式的行动”和“传授知识给他人的行为”。前者偏向于本体论，后者偏向于认识论。
注意，“形式”这个词实际上是古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尤其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无论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还是柏拉图（Plato），都将形式作为最重要的哲学概念进行研究，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只有理念世界是真实的”理论，都涉及形式概念的讨论。而到了中世纪，哲学家或者神学家们通常也将information一词同古希腊的“形式”对应起来，如圣·奥勒留·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在《论三位一体》中发展了柏拉图的知觉理论，认为视觉过程包含外在世界的物质形式和通过视觉感知的information印在心灵中的形式。因此，“形式”是理解信息概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本体论的维度就是将信息理解为知识，即确定性信息。其基本特质就是本体信息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事件或者过程，它既可以是事物本身，也可以是事物的运动状态或变化方式。知识是通过感官知觉获取的，这也就是中世纪大学体系里形成的一个基本理念，即塑造学生对感官知觉的信息获取能力。人工智能通常从“知识”的角度理解信息，将信息视为一系列知识术语的集合，通过对可共享的概念进行显性地描述，实现了信息检索、信息访问等功能。
（2）从信息论角度理解信息。这里主要涉及信息论的奠基人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和控制论的奠基人诺伯特·维纳（Nortert Wiener）的工作。香农将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消除，他认为通信的本质在于获取信息以降低人类心灵关于某事的不确定性。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信息就是通过知识的获取来减少接受者的主观认知状态的不确定性。
因此，通信理论的基础就在于从发送者传递到接受者的信息减少了接受者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这个概念强调了信息的语义内涵，认为信息携带的消息内容减少了接受者关于某事的主观认知状态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存在，个人内在心灵认知状态的不确定性被转换为个人外在选择的不确定性，通过这个转换人们可以对信息进行客观地测量，因此完成了信息的科学化，信息的哲学意味就被科学“测量的艺术”所替代了。控制论的奠基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中写道，“信息就是我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把这种适应反作用到外部世界中，以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名称”。维纳认为人与外部环境交换信息的过程都可以被当作是一种广义的通信过程，因此，人与人、机器与机器、人与自然物等不同对象都可以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换，这就是维纳建立控制论科学的基本逻辑之一。
另外，维纳也认为信息是负熵，即有序程度的度量。“熵”，在物理学中是系统混乱程度的度量，我们所了解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即在孤立系统中，体系与环境没有能量交换，体系总是自发地向混乱度增大的方向变化，进而使整个系统的熵值增大，即孤立系统一直在不断地熵增，整个宇宙也一直在不断地熵增。从这个角度看，信息的价值在于抵抗熵增，将无序变得有序。总之，从信息论角度理解信息的核心在于：一方面要看到信息概念的科学化，即信息逐渐成为可以精准测量的对象，另一方面要看到信息和负熵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认为只有信息能帮助我们储备知识，从而对抗熵增，实现个人或者社会价值的提升。
（3）从认识论角度讨论信息。如果考虑到信息从产生、认识、获取到应用都离不开人，那么就可以将信息定义为主体所感知或者表述事物存在的方式和运动状态，这就是信息在认识论层面的本质。
现在我们知道信息的本质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的含义，而从西方哲学完成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开始，学者们不再探讨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了，而是开始探讨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中获取知识，结果就是“宇宙由形式组织的观念变得声名狼藉，这种‘使形式化’的语境由物质转换到了心灵”。因此，信息的本体论逐渐被遗忘，并逐步转换到了认识论的研究中。
信息被经验主义哲学家们认为是“感官碎片化”的、不会变动的外在物质，信息从神圣秩序的宇宙中坠落为由微观粒子运动所产生的系统的一部分，从形式结构转变为实物，从理智秩序转换为感觉刺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涉及科学和商业的领域中，信息成为了一个单纯外部知识输入的对象，而并不包含其本体论的哲学意味，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都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信息的外部性的，而现在所谓的“信息时代”更多地强调的也是信息作为外部环境的演变，而不是信息内在形式的逻辑。
基于以上对信息概念的梳理，我们可以将整个信息革命理解为将所有“原子世界”的信息转移到“比特世界”的过程，因此所有技术就获取了价值。
简单总结：信息=数据+意义，其中“数据”取决于信息的总量和链接的节点，“意义”取决于关系的价值和信息的价值。因此，我们看到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内涵就在于：一方面通过节点和容量的增加获取数据的数量（大数据、互联网与物联网），另外一方面通过智能算法和加密手段提升信息的意义（人工智能与区块链）。
然后，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理解信息哲学，这里需要简单地了解“信息方式”和“哲学方式”之间的关系。所谓信息方式就是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信息处理、生产和传输的不同方式，也就是信息技术的现实表达。所谓哲学方式，就是信息技术改变社会、文明和世界观导致的信息技术的意义表达。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马歇尔·麦克卢汉（Mershall Mcluhan）和马克·波斯特（Mark Postar）将信息方式区分为“口语时代”“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哲学，而“电子时代”塑造的是后现代哲学，信息技术哲学正是其中最重要的技术哲学范式之一。
另外，媒介的变化会改变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看到网络结构成为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网络意味着非线性结构对线性结构的消解、关系对实体的消解、现象对本质的消解以及情境对定义的消解，我们看到后现代的表达方式不仅出现在各种网络媒介之中，也出现在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之中。正如媒介哲学家沃尔夫冈·希尔马赫（Wolfgang Schirmacher）所说：“IT是一种人工自然，是一种后现代技术，我们用它得以自由地生活在一种没有预先决定的、游戏般的、富有审美的境界之中。”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信息革命改变了哲学家认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改变了哲学中对思维、意识、经验、推理、知识等话题的研究。可以说信息技术的概念和方法正成为后现代哲学的“解释学”，形成了哲学家们对世界的新的解释逻辑，成为一种理解信息技术的“元认知”。
最后，我们从信息技术哲学的分科来看，一门学科的发展前提就是要拥有很多分支学科，信息技术哲学也需要相关的哲学研究分支学科。如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技术哲学除了“信息技术哲学”之外，还包括“生物技术哲学”“纳米技术哲学”和“认知技术哲学”，形成了所谓“四大会聚技术”。而信息技术哲学则包括很多具体的技术范式领域的研究，如计算机、物联网、人工智能、新媒体等，从而形成了相应的“计算机哲学”“物联网哲学”“人工智能哲学”“新媒体哲学”等，由此构成了更微观的或更下一级的分支信息技术哲学。由此可见，信息技术哲学的分支学科的内涵就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技术范式构建不同的分支，使其能够覆盖所有的技术领域，这一方面使信息技术哲学的内涵被拓宽，另一方面使信息技术哲学具备了更好的适应性和实用性。
这里要解释下所谓技术的“会聚”现象，由纳米、生物、信息和认知四种技术所组成的“NBIC会聚技术”是21世纪提出的新概念，指的是四个迅速发展技术领域的协同与融合的现象。会聚技术可以通过不同技术的融合与交叉发挥单个技术无法发挥的功能，形成集合与协同的作用。正是由于技术的会聚现象，信息技术哲学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分支技术的会聚形成交叉学科的哲学探讨。一方面我们知道信息作为一种新的人工制品，是一种杂糅物，本身就具备易于融合的特质，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哲学也具备了影响其他学科的作用，为我们探索新领域的哲学思考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路径。
1.3 信息技术哲学的意义
在讨论了信息空间的本质以及信息的技术哲学概念之后，我们还需要探讨信息技术哲学的具体影响和价值。下面，我们将从信息技术哲学对哲学发展的意义、对技术发展的意义以及对社会发展的意义3个角度讨论这个问题。
（1）首先讨论信息技术哲学对哲学发展的意义。信息技术哲学虽然是一个非常细分的哲学分支，但是，由于它具备了上文所探讨的融合及与技术发展强相关的特质，因此，对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体现哲学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另一方面可以体现哲学的具体性和多元性，由此延续了传统哲学的生命力。
这里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是信息技术自身的特质导致其很容易过渡到哲学的研究。当今社会，人们都在使用信息技术认知外部世界，因此，它的媒介作用就很自然地过渡到了各种使用场景中。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世界的基础，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调整人类与物质现实和文化现实的体验和联系。正是基于这个逻辑，泛计算主义思潮才成为了新的理解世界的形而上学（所谓“计算主义”就是认为所有的物理系统都是计算系统，宇宙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计算机）。
这种泛计算主义思潮来源于“计算机之父”康拉德·楚泽（Konrad Zuse），正是他将数字计算模型推广到了宇宙论的尺度，后来的学者弗里德金（Fredlcin）将这个构想进行延伸，把宇宙设想为一个巨大的元胞自动机（Cellulan Automation，CA）。这种观点在早期主要来自于对图灵机模型的思考，即将宇宙理解为时空离散的，把宇宙中的计算映射为数字计算。正是由于这样的思想，我们才构建了整个信息技术发展的基本模型。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容易涉及不同领域的哲学问题。信息技术发展中的其他技术范式，如虚拟现实，使得我们很自然地研究哲学上的“实在与虚在”“多重身份认同”等关于本体论的形而上的问题。信息技术中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也涉及哲学中的认识论尤其是关于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这是以往的经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辩题之一。除此之外，关于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讨论、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伦理关系等都引发了哲学中关于人类的基本世界观和哲学的反思。换言之，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多发地带”，是一个可以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哲学启迪的新源头，其也使“信息技术”的哲学解释和影响力在时空维度上得到了空前的扩展。信息社会已然打造了焕然一新的新世界，使得前所未有的现象和经验成为可能，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强大的工具和方法论，并提出了非常宽广和独特的问题与概念，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无穷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信息革命也深刻地影响了哲学家从事研究的方式，影响了他们如何思考问题，影响了他们考虑什么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影响了他们如何形成自己的观点甚至是所采用的词汇。简而言之，哲学和信息技术之间的互动使得哲学的生存空间得到了极大地延展，也使得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拓展到人类文明和未来底层的思考，因此，哲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2）接下来讨论信息技术哲学对技术发展的意义。通常来说，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正是哲学对终极问题的思考导致了人们认知世界方法的变革，从而使得技术发展趋势和边界有了新的变化和拓展。在信息技术哲学对技术发展的影响上，也存在类似的推动关系。例如，对计算机本质的理解差异就会推动计算机技术从机器向智能化设备以及人工智能等更深入的领域发展，这是我们理解信息技术哲学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又如，人工智能哲学理论认为智能的底层逻辑来自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可程序化，尤其是对原子世界和信息世界关系的讨论，推动了人工智能哲学的研究。在关于认知哲学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世界可以全部分解为与上下文环境无关的数据或原子事实的假想，是人工智能研究及整个哲学传统中隐藏得最深的假想。换言之，用不同的哲学方法去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会获得不同的信息技术范式，这也导致了不同技术路径演化的周期和程度差异。
总之，信息技术哲学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的根基，在发展路径和认知边界上提供了基础的思考范式。我们理解了信息技术哲学的框架，就抓住了整个信息技术发展的底层逻辑和发展脉络。
（3）最后讨论信息技术哲学对社会发展（尤其是信息社会发展）的意义。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直接帮助我们认识到计算机和网络是信息社会的“建构物”和“核心表征物”，并进一步理解信息技术为什么会造成社会的时代性变迁和根本性变化，即从哲学的层面上把握上述的关联，引导我们更有效地“顺应”新的时代、更好地“建构”信息社会。信息技术奠定了当今信息社会的基础，而信息技术哲学则是我们理解这个纷纭复杂的信息社会的基本视角。正是由于人类文明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信息社会（甚至“智能社会”），因此信息技术哲学是我们今天认知社会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此，我们需要提到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提出的“信息主义”概念。卡斯特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了包括《网络社会的崛起》《千年的终结》《认同的力量》在内的“信息时代三部曲”，其中用“信息主义”的概念描述了当今社会新的技术范式，并将其视为重塑社会的决定性的物质基础，认为这一新的技术范式改变了社会结构，导引了相关的社会形式。他对信息技术中的网络技术尤为重视，认为网络社会崛起的过程就是网络技术造就当代社会的过程。他的这些观点实质上是信息技术决定论的社会观，是以当代信息技术为支点对社会的新解释，是关于“信息技术与社会”的一种社会哲学。从卡斯特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信息、数据、技术等载体正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本产生种种复杂多变的联系，从而重构今天的人类社会。而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研究的范式、路径与方法也必须重构。
从我国发展的现实来看，信息技术哲学对如何面对我国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对如何通过信息技术推动我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产业转型与升级，如何通过信息技术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如何通过信息技术中的大数据技术进一步提升政府管理效率等问题，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深刻影响。作为数字经济大国，我国需要构建一整套符合我国现实的信息技术哲学研究理论与体系，这有助于我们理清当前问题，并准确把握未来趋势。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须进一步讨论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人”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影响。信息技术极大程度地解放了人的脑力和体力，以“图灵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不断地挑战人类关于智能、意识和自由意志等话题的思考。信息技术不仅构建了社会，还构建了社会中的个体“人”的新的价值和意义。在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的著作《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中，很重要的讨论就是关于人的讨论，以及未来关于人机结合下的信息文明的讨论。未来人们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特征和能力，出现诸如“信息人”“赛博人”和“网络人”的概念，从而使得人的能力得以延伸。正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才引发了技术思想家关于人类社会和文明更深层次的思索，人的自由与本质的问题、人的数字化发展新方式、人的情感的技术性增强、人在网络空间中的价值和异化……信息技术对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乃至人的未来等根本性的问题必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不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来认识人的问题，就很难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也很难切中问题的要害和关键。这里不得不提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迈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在《生命3.0》一书中的讨论，他将生命的发展史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1.0阶段生命只能通过自然选择进行演化，无法从个体意义上进行设计；2.0阶段以人类为代表，可以对软件进行设计，即通过学习来调整自我的行为模式；3.0阶段以“人机共生”的生命体为代表，软件和硬件都可以进行设计，这个生命主体可以通过升级来提升软件，也可以通过更换零件来提升硬件。基于这个逻辑，我们思考人类文明未来的路径时思路被极大地拓展，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也得以丰富。我们很容易基于信息技术哲学开始思考对技术、人文、社会和文明的基本态度，换言之，信息技术在促进人类的发展方面起着空前强大和深刻的作用，但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异化。于是，信息技术的技术限度与人文限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需要从哲学角度加以探讨的问题，尤其是涉及信息技术与人类未来的问题时，我们难免要关心它是更容易导致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技术悲观主义？信息技术哲学如何对此加以分析和评价，也成为了重要的课题。
总而言之，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也带来了新的人本观和伦理观。因此，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不仅是技术本身，也是关于未来人类对生命的认知以及对文明的底层思考，读者需要建立一种基于哲学维度的思考能力。信息技术改变我们认知的基本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外向的，或者叫作“关乎外部世界的方式”；一种是内向的，或者叫作“关乎自身的方式”。我们的世界正在逐渐成为一个“信息圈”，所有的外部世界正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再本体化”，而信息技术揭示了认知身份雇佣的信息本质。因此，未来人类文明进入信息文明后最大的变化在于人类将成为信息体，并加入那些对于信息造物更加友好的环境之中。作为数字时代的“移民”，我们将会被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所取代，我们将在信息技术所构建的世界中重新获得并理解世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