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关于场景概念和理论的研究

“场景时代”和场景概念在国内外的影响。如前所述，《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是一本商业著作，国外学术界的关注度并不高。在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综合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Scoble and Israel 2014”为条目进行全文文献和同行评审搜索，结果仅有11条，Springer link则更少。然而，作者斯考伯和伊斯雷尔对场景概念的阐发和对“场景时代”的想象，激发了全球广泛的社会关注。

在知名的社交网站“领英”上搜索，自2014年此书出版，有关的评论、分析和阐释已大约有208篇并逐年增加。“领英”作为一个职业社交网络，集结了诸多知名企业家、科学家、技术专家、公众人物等各类专业和职场精英，所以，这208篇博文其实是相当于208个专家访谈。这些专家被“场景时代”概念激励而做了更多的延伸阐释。比如，场景时代如何创造一个“feel good”（感觉良好）的市场营销？如何定义消费者的“experiences role”（体验角色）？社交媒体中的“conversation prism”（对话棱镜）如何更强有力地讲述品牌故事以提升消费者体验？“where-knowledge”（身处何地的知识）在今天已成为我们做任何决策的基本条件等。“领英”的作者在更多方向、领域、细节上对“场景时代”做了发挥，想象了一个更加丰富的新世界。在“场景时代”，场景概念成了一个凸显的热门概念。

知名科技博主汤普森（Ben Thompson）在2014年12月写的一篇年度回顾博文“The State of Consumer Technology at the End of 2014”中，对消费者计算（consumer computing，意指消费者的可计算化，数据化，本质上就是与计算机和网络的关系）的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他根据四个指标：核心技术、操作系统以及典型杀手级应用（工作/生产力方面的杀手级、消费者沟通方面的杀手级应用）的分析，并认为至今已经历了三个纪元：PC纪、互联网纪、移动纪。移动纪元的核心技术就是智能手机，包括了多点触控屏、自由互联网以及应用商店；移动工作/生产力领域的杀手应用智能手机则是利用机动性把计算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连接了线上和线下。但是，他未能回答第四纪元应该如何定义。未来不远的第四纪元是什么？美国白星资本（White Star Capital）的西班牙裔投资人赫尔南德斯（Christian Hernandez）的回答是“Into the Age of Context”，其意就是指斯考伯和伊斯雷尔所说的《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场景和场景的应用与传播，将是消费者计算技术的第四纪元（见图1-3）。

图1-3　赫尔南德斯的互联网发展与应用“四纪元”（作者自制）

2014年，《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很快被引进到中国，此后5年多时间内，国内奇迹般地跟风出版了诸多以场景为名的速成之作，其中两本同题为“场景革命”的著作，一是吴声的《场景革命：重构人与商业的连接》，二是朱建良、王鹏欣、傅智建合著的《场景革命：万物互联时代的商业新格局》；此外，还有蔡余杰和纪海的《场景营销：大连接时代的“营销颠覆者”》，孔斌的《场景营销：互联时代企业制胜的方法+应用+实践》，陈虎东的《场景时代：构建移动互联网新商业体系》等。篡改原书名以促进图书销售的若干本翻译书，如伊迪斯（Keith M. Eades）和苏里文（Timothy T. Sullivan）的《协同销售：新常态下场景化价值驱动的销售新模式》（The Collaborative Sale: Solution Selling in a Buyer-Driven World）、索利斯（Brian Solis）《体验：未来业务新场景》（What's the Future of Business: Changing the Way Businesses Create Experiences）、洛佩兹《指尖上的场景革命：打造移动终端的极致体验感》（Right-time Experiences Driving Revenue with Mobile and Big Data）。但根据原书名以及内容来比照，其实都基本上与场景并无关系。

基于大数据的场景研究现状和趋势，无论是在产业界、学界，还是网络社会环境中，对“场景时代”和场景概念的关注和研究，开始出现逐步走高的趋势。

本书首先采用了爬虫软件（python），对互联网络进行大数据抓取，主题词为“场景时代”，随机获取了较为靠前的761条数据并对此做出分析，其中，采用了两个平台，对高频词进行可视化数据分析：在网络中，“场景时代”和场景概念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其技术特点分析、商业营销应用分析等领域（见表1-1）。从2014年开始，关于“场景时代”的研究逐渐出现并日渐走高。这不仅表现在文章发表数量的增多，也表现在涉及的概念、范畴，以及研究的问题逐渐增多。截至2018年1月下旬，共有学术性文章和分析、报道类稿件297篇（以场景时代为主题词，模糊匹配文献总数为457篇）。同时，引用文献、引用频次、共引文献较多，共词网络愈加丰富。其中，斯考伯和伊斯雷尔的《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彭兰的《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吴声的《场景革命：重构人与商业的连接》，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谭天的《从渠道争夺到终端制胜，从受众场景到用户场景——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关键》，罗昕和李怡然《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形态变迁与商业模式重构》，李雪枫和罗喆的《“泛交流时代”：社交直播热像下的交流幻象》等成为共词网络的重要核心节点。此外喻国明也发表了一系列与场景理论有关的文章，主要有喻国明和梁爽的《移动互联时代：场景的凸显及其价值分析》。该文虽然并没有成为以上共词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但其关注点显然拓展到了商业、广告领域，开始走向探讨互联网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场景是个体接入互联网，获得网络赋能的主要平台。孙玮在《微信：中国人的“现世存有”》具有很强的哲学思辨性，虽然主要是讨论微信对人类而言的生存意义而非场景概念，但是，她把微信当作是人们随身携带的“移动场景”，就是伴随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生活场景，也拓展了场景研究的范畴。

表1-1　场景时代和场景研究共词网络时间轴变化

彭兰的文章是关于场景理论研究较早的一篇国内文献，观点主要包括：场景是一种传播的新要素，空间与环境、实时状态、生活惯性、社交氛围是构成场景的四个基本成分。场景促进传播中的信息流、关系流与服务流的形成与组织。

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的观点存在问题。第一，并未强调场景中的技术效能，正是技术的延伸应用才形成了场景中人与环境、人与人、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超链接关系。第二，作者将空间与环境看作客观意义上的因素，而忽视了移动互联时代人与空间环境之间的复杂性，特别是未能理解“媒介化社会”视野所指出和批判的，当下生存环境中蕴含的全球文化工业体系的媒介性质，消费主义对空间的挤压并传导至人从而形成对人的挤压和宰制，以及媒介与建筑和环境的啮合状态，由此产生的“去疆域化”“去编码化”而失去空间相邻性的“家园感”的归属效应。第三，研究者将“社交氛围”当作场景要素，但所谓“社交氛围”将社交行为虚化为“氛围”，恰恰遗忘了社交活动才是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根本性活动。如赫勒（Agnes Heller）在《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中所指出的：“我本身是他人出生于其中的世界的代理人……通过为他们阐释‘既成’世界而培育他们：当我把我的世界传递给他人，我是在表达我对这一世界的体验；当我‘传播’我的世界时，我同时也在使曾经占有这个世界的我自身对象化。”因此，与他人的交流，不仅是经验的交流，对他人的“培育”，也是自我的对象化。社交是人的存在的目的，而非“氛围”，更不能工具化地看待。可以看出，彭兰的看法，其实还是以一种工具化视角来看待场景。

吴声的《场景革命：重构人与商业的连接》属畅销书性质，影响较大。该书的副标题是“重构人与商业的连接”，可以看出其界定场景的范围是商业，定义场景的功能性内涵是指一种连接人和商业之间的工具，是直接以“工具”来定义场景。作者以格言式语言表达了一些缺少内在结构化关系的模型，包括场景四要素模型，场景构建的四方法模型。

其中，场景四要素有：“体验美学”作为价值要素，“空间”是客观要素（真实空间、虚拟空间），“社群”是动力要素，“数据”是管理性要素，指管理用户需求和场景的匹配工具。这和彭兰的场景四要素相比，重大的差异在于，彭兰较为清晰地意识到，场景之中，人是场景的主体，其过去的生活惯性经验和实时状态（与环境的交互关系）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而吴声的场景概念其实缺少人这个主体。其中所谓“体验美学”，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体验美学”是指主体对于对象的感知结果，还是作为对象的商品或服务的某种属性？抑或指主体和对象之间的交互和彼此感知的行为过程？在主体缺失或者不明的情况下，如何能阐释清楚场景这个东西呢？（见表1-2）

表1-2　彭兰、吴声场景要素比较（作者自制）

场景构建的四方法指“产品即场景”“分享即获取”“跨界即连接”“流行即流量”。这四个观点，存在一个同样的根本性问题，即因果倒置。其中，“产品即场景”，其实是指当代产品开发，特别是电子产品，尤其是IT和通信类产品，由于设计水准提升，科技含量大大增强，具有高度的智能性，往往自身具有很强的差异化特点、可识别特征，可传播的话题内容很丰富，即俗语所谓的“自带光环”，如苹果手机。同时，在较为成熟的垄断性市场中，寡头品牌本身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特征鲜明的“黑科技”产品，往往未上市已轰动。所以，如果说“产品即场景”，其实是某个品牌已经具有的影响力，和人们对此产品的过往经验——即彭兰所说的生活惯性，构成了现在的经验性场景，在人们的实时性活动中，帮助人们识别该产品、认知该产品，乃至认同该产品，是场景成就了“产品”，没有哪个“产品”毫无条件地就可以成为场景。人不是在一片黑暗中识别“自带的光环”，而只能识别“不一样的烟火”。前述拉什的“媒介的物化”、媒介化社会等理论，其实已经可以解释这点。

此外，谭天的文章基于媒介融合，分析了受众转化为更具主动性、参与性的“用户”时，场景成为在渠道终端——即媒介使用活动的最终阶段，移动终端、GPS、物联网、社交媒体等进行跨媒体融合的一种平台工具。这个研究的意义，跳出了商业领域，涉及场景打造的新媒体技术性平台在媒介融合方面的作用。罗昕和李怡然分析了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形态变迁，按照内容媒体（Web 1.0，大众单向传播）、社交媒体（Web 2.0，群体互动传播）、场景媒体（Web 3.0，个体精准传播）的路线进行演进，并且认为场景媒体是由数据驱动和制造的媒体形态。喻国明则更是从互联网的社会赋能这一研究视点出发，指出互联网通过激发个体价值与关系网络，赋予公众讨论、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权利与能力。其中，新媒体场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信息工具，“更成为重构社会关系、调整赋权模式的全新范式”。李雪枫和罗喆根据梅罗维茨的媒介融合思想，通过对社交直播现象的分析，认为发达的网络技术使得人们在虚拟环境中自由切换身份从而失去了社会性约束，同时，对依赖消费等级的社交环境缺少自省和批判，从而陷入“泛交流”的幻想，并失去了自我的主体性。

孙玮的《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是一篇具有哲学思辨价值的文章，讨论的是微信这一移动社交平台，作者提出，微信其实是人们随身携带的“移动场景”。微信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永久在线、永久互联、习惯性使用，伴随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所以，场景不是别的，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世界。这一场景，既是个体的、地方的，又是由于移动互联网接入，建构了人们的群体的全球“共在”感。所以，微信的使用及其场景，也是人类的主体性建构活动。

高小康基于智慧城市——城市学和城市文化学视角，也提出了在未来城市智能化发展中，创新性场景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的是智能化创新的设施和功能能否具有实质性的智慧，是否具有生长性和可持续性。判断这种成长前景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场景化。原因在于，智能应用的开发目标要从个别的、一般的用户需要转向对整个生活形态的影响，也就是要有场景意识，使新的智能应用改变现有的生活形态和空间形态。他进一步提出了场景技术、新的都市场景空间和运营平台，乃至文化氛围的建设和管理等观点。

根据以上回顾，可以看出关于“场景时代”和场景的研究，由于其高度的未来技术特点、社会效用、对人类生活的深度影响，已经突破了商业、广告和营销领域，横跨到文化分析和价值批判、人类的生活实践和主体性建构，以及城市文化建设和管理等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