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墨特变形为利维坦：联邦党人的海洋帝国视野

波希墨特（Behemoth）和利维坦（Leviathan）的传说来自犹太人的卡巴拉神秘教义，代表着其对世界历史的极为深刻的总体观察和认识，而这一观察和认识正是建立在陆地与海洋的深刻差异这一地理基础之上，显露出归属于命运范畴的地理因素施之于人类的坚韧和厚重的影响和痕迹。这种神秘教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陆地性政权与海洋性政权的冲突史，前者由陆地上的怪兽波希墨特（大象）来代表，后者由海洋中的霸主利维坦（鲸鱼）来代表。

然而，上述犹太人关于波希墨特和利维坦的象征在近代政治哲学之父霍布斯[31]那里发生了有趣的变形。[32]关于利维坦，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还是英国的霍布斯及其社会契约论的开山之作《利维坦》。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很少关注他另外一部取名为《波希墨特》的著作，那本书记述了英国的内战史。从霍布斯的上述书名及其主题来看，他好像在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

内战具有陆地的品性，由波希墨特这一陆地怪兽来代表，而他心目中的理想是海洋怪兽利维坦。在此，我们发现，与犹太卡巴拉秘义相比，波希墨特和利维坦的内涵在霍布斯那里发生了微妙却巨大的变形。波希墨特不仅仅用来指代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与海洋政体相抗衡的陆地政体，而且用来指代任何一个由于不稳固的联合而处于或面临分裂和内战状态的政体，而利维坦则象征着同一个政体由于实现了真正的政治联合（将主权建立在公民个体权利的基础之上）从而消弭了分裂和内战的隐忧的统一的主权状态。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霍布斯尽管接受了犹太卡巴拉秘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总体观察，即人类历史是陆地政体波希墨特与海洋政体利维坦的冲突史，但在他看来，波希墨特和利维坦之间的分野并非铁板一块，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即波希墨特可以变形为利维坦，利维坦也可以变形为波希墨特。他似乎认为，就其所属的英国而论，尽管在地理位置上为海洋所环绕，但如果不能克服内战这一陆地性的固有疾病[33]，实现稳固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统一和联合，其自然疆界和政治疆界将止步于海洋。或者说，英国在地理上虽然是一个潜在的海权国家利维坦，但如果在政治上处于或面临分裂和内战状态，那么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望洋兴叹的陆权政体波希墨特；[34]反之，其自然的和政治的疆界将直抵海洋，且可窥伺海外，波希墨特即可变形为利维坦。

霍布斯的利维坦学说尽管毁誉参半，大家各取所需，但在下面一点似乎能够达成共识：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一种主权学说，他似乎更关注内战，而忽视了国际关系，更遑论帝国问题。霍布斯的文本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论断。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霍布斯是以翻译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古代的所谓国际法或者说国际关系经典开始其学术生涯的[35]，这至少说明，霍布斯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内战和内政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内战和内政与外战和国际关系并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有时它们还有可能互相转换，在一个具有帝国视野的观察者那里尤其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波希墨特和利维坦这一传统隐喻在霍布斯那里所发生的微妙却巨大的变形就能一窥端倪。如果我们将视角从霍布斯身上移开，将目光投向美国的联邦党人们，关于霍布斯的种种疑团或许能够迎刃而解。据说美国政体是霍布斯的利维坦这一海洋帝国理想[36]的复活或重生。作为盎格鲁—萨克逊人，他们分享着同样的地理传统、政治传统，乃至帝国视野。至少，美国是人类第一个将其政体建立在霍布斯所开启的社会契约论原则基础之上的国家，而且，在他们的政治构想中，联邦党人和霍布斯都同样表达了对陆权时代的希腊和拉丁政治思想家的不屑和轻慢。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的第一段，在那个著名的美国问题提出之前，我们注意到，联邦党人首先对美国的未来进行了定位，即他们要建立一个“帝国”，而且是一个“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37]然而，与历史上的那个陆地性的罗马帝国有所不同，他们要建立的这个未来的帝国要建立在海洋的基础上，这不仅源于他们母国的政治传统，更是他们的地理条件使然。然而，为了充分利用大自然所赐的有利条件，真正能够向海洋挺进，海岛国家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前提就是克服陆地上所固有的分裂和内战的掣肘（霍布斯所谓的波希墨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稳固的政治统一和联合，将自己的自然疆界和政治疆界直抵海洋。否则，如果受制于无休无止的内部纷争甚至战争（即我们所说的“窝里斗”），各种资源和政治能量就只能消耗和局限在四分五裂、彼此封闭之陆地上，其自然疆界和政治疆界将无法抵达海洋并向外扩张。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五篇，杰伊这样写道：

大不列颠的历史，一般说来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部历史，它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经验得到教益，而不必付出他们所付的代价。这样一个岛国的人民应该是一个国家，虽然这对常识说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然而我们发现，他们长久以来分为三个国家，而且这三个国家几乎经常发生争吵和战争……假如美国人民分为三四个国家，难道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吗？难道同样的嫉妒不会发生，不会以同样方式存在吗？代替它们“友好联合”和“利益”一致的是，猜忌和嫉妒很快会使信任和友爱销声匿迹。它们的政策和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将是每个邦联的局部利益，而不是整个美国的整体利益。因此，和其他大多数互相接壤的国家一样，它们不是经常卷入领土争夺和战争，就是经常生活于惟恐发生领土争夺和战争的状态之中。[38]

关于海岛国家的这种特殊地理位置之于军事建制和民政制度的特殊优越性，以及这种国家的特殊问题，麦迪逊讲得更为清楚和直白：

美国若是联合起来，只要少数军队，甚至不需一兵一卒，对于外国野心来说，要比美国分裂而拥有十万名准备作战的精兵更能显示出一种令人生畏的姿态。前面曾经指出，缺乏这个口实曾经拯救了一个欧洲国家的自由。大不列颠由于其岛国的位置以及邻国军队难于攻破的海上力量，它的统治者从未利用真实的或虚构的危险来欺骗公众，扩大和平建制。合众国与世界上列强的距离，给它带来了同样幸运的安全。只要各州人民继续联合在一起，危险的建制永远不可能是必要的或者是合理的。但是片刻也不能忘记，只有联邦才能使它们得到这种好处。联邦解体之日，就是新秩序开始之时。弱小诸州的恐惧，或者强大诸州或邦联的野心，将在新世界里树立的榜样和查理七世在旧世界里树立的榜样是同样的。在这里仿效这个榜样的动机，和在那里造成普遍效法的动机一样。如果不根据我们的地位得到大不列颠根据它的地位得到的那种宝贵利益，美国的形势将只是欧洲大陆形势的翻版。那就会出现常备军和不断征税使自由到处遭到破坏的景象。分裂的美国，其命运甚至比欧洲那些国家的命运更加不幸。[39]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八篇，我们再次发现相关的论述，而且，汉米尔顿进一步区别和比较了海洋和陆地这两种不同的地理条件对于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各自之军事和民政制度的深刻影响。在他看来，海洋国家只要解决了内政问题，且佐以海洋的天然阻隔，即可不必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主要是陆军，海军例外），人民也没有遭受军事暴政的危险，从而能够确保自由的民政制度；而内陆国家由于与许多国家接壤，始终存在着外敌入侵的威胁，为此必须始终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主要是陆军），而这对国内的民主制度及其自由始终是一个威胁。因此，汉米尔顿这样说道：“假使我们十分明智，把联邦维持下去，我们就可以长期享受和一个岛国情况相同的利益”。[40]

因此，在联邦党人看来，美国必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和联合，消除内战的隐忧，使得海洋成为自己的天然疆界，它们认为这也正是新大陆与旧大陆的本质区别。在这种对于旧大陆的警惕和唾弃中，联邦党人显露出缔造新世界的强烈意愿。联邦党人似乎在暗示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与海权国家相比，四分五裂的陆权国家注定是不幸的，它们要更多地遭受战争这一来自神圣之域的“运气与强力”的随意裁决，人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很难有施展的余地。但于此同时，联邦党人也似乎暗示了从陆权国家转变为海权国家的唯一途径：首先必须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以公民个体权利为基础的政治上的统一和联合，冲破和松懈陆地上各种类群之间的板结而封闭的权力垄断格局，使自己的自然疆界和政治疆界直抵海洋，并向外扩张，从而消除陆地上特有的以种族、肤色、阶级等分野为基础的类群之间[41]无休无止的“窝里斗”。

如果说联邦党人借助海洋的视野批判了旧大陆的“窝里斗”这一陆地性的疾病，那么他们是借助帝国的视野贬低了古代的弹丸之地城邦及其古典共和国的小国寡民理想。他们的现实政治意图乃是否弃他们的政治对手（反联邦党人）对“古人、惯例或名声的盲目崇拜”，及其封闭、狭隘、不思进取的陆地意识和小共和国的政治理想。[42]比如，当谈到希腊世界的那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汉米尔顿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如果希腊人的智慧能与他们的勇敢比拟的话，他们就会从必须更紧密地联合起来的经验中得到教训，并且会利用战胜波斯军队以后的和平进行这样的改革。代替这种明显政策的是，雅典和斯巴达由于他们获得的胜利和荣誉而洋洋得意，起初成了竞争者，后来又变成仇敌并且互相危害对方，其危害情况远比他们从薛西斯那里受到的危害严重。他们相互嫉妒、相互恐惧、相互仇恨、相互危害，结果进行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结果是挑起战争的雅典人的崩溃和被奴役。[43]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现代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者一般将其视为研究古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重要事件，而且也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灵感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自然是非常倚重。然而，在联邦党人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并没有将那个事件作为一个外交或国际关系事件来观察和处理，而是作为内政来处理，而且是把它放在希腊诸邦的衰败和罗马帝国的崛起这个大视野下来考察的。关于希腊诸邦的命运和希腊留给后世的教训，汉米尔顿是这样总结的：

有一位希腊命运的公正评论者说，如果希腊是由一个比较严密的邦联联合起来，并且坚持团结，那么它就不至于受到马其顿的束缚；并且可能成为罗马推行大规模计划的障碍。（同上）

在这句简洁的评论中，英裔美国人的帝国视野和帝国冲动昭然若揭！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关于古代希腊世界的那场旷日持久、时断时续的战争，霍布斯未尝没有相同的视野和冲动。的确，他只是翻译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们还不能确切地了解那场战争在其后来最成熟的著作《利维坦》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他的那个著名的基本假设“自然状态”（the state of nature）背后，未尝没有那群固守各自的弹丸之地而没有充分联合，最终陷入战争状态的希腊诸邦的影子。但与罗马将帝国建立在纯粹的（对外）军事征服和（对内）阶级斗争这种陆地性原则之上不同，他心目中的利维坦是个海权性的帝国。其最本质的区别在于，霍布斯的海洋帝国利维坦建立在平等的个体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群体（阶级）基础之上，其根本意图在于打击贵族，瓦解其以土地为基础的对于人财物的垄断和封闭，使他（它）们能够自由流动，并置于一个统一的中央权威之下。本质上，这是一个陆地的海洋化过程，或者是波希墨特变形为利维坦的过程。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国家的自然疆界和政治疆界扩及海洋，最终成为一个具有扩张性的强大的海权帝国利维坦，而不是仅仅怯懦地匍匐在陆地上“窝里斗”的陆权政体波希墨特。在这个意义上，海洋实在是对陆地的一种拯救和治疗。[44]

因此，在联邦党人看来，美国要想成为一个海权政体，实现更加紧密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联合，必须要纠正邦联制在结构和原则上存在着的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立法原则是以各州或各州政府的共同的或集体的权能为单位，而不是以它们所包含的各个个人为单位”[45]。在他们看来，邦联中的各邦与古代封建社会中的封建贵族相类似。这些贵族在自己的地盘中拥有君主般的权力，他们各自垄断一块土地，并对依附于土地的大小封臣和臣民具有绝对的支配力，并借此经常与君主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这种国中之国、主权中的主权的政治怪胎最终不是堕入纯粹的军事暴政，就是陷于无政府的战争状态，不是毁于内乱，就是被外敌征服，“运气和强力”始终占据上风。所谓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此，汉米尔顿逐一回顾和检省了希腊世界的安菲替温尼和亚该亚同盟（第18篇），以及后来的日尔曼联盟（第19篇），瑞士联盟（第19篇）以及尼德兰联盟（第20篇）。在他看来，所有的这些联盟之所以遭致内忧和外患的双重袭击而趋于崩溃，是因为那些联盟和美国的邦联一样，都是将中央权威建立在不可靠的盟约这一集体性权能基础上，而没能直抵政府的唯一真正对象，“公民个体”。

联邦党人认为，美国如果不实现建立在公民个体基础之上的真正联合，从而更紧密地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那么，加盟邦联的各邦迟早会把由于共同的外敌（英国）而曾结成的脆弱联盟抛于一边，各自为战，最终成为欧洲旧大陆在美洲的翻版。关于这个问题，他们并不迷信孟德斯鸠的著名论断，即所谓的共和国的特征就是爱好和平，商业精神能使人举止温和，消灭战争的激情，更不认为未经真正联合的新大陆能够保持永久和平，各邦彼此和睦友爱。在这个问题上，汉米尔顿诉之于人的永恒的激情：

在实践中，共和国是否比君主国更不爱好战争呢？前者和后者难道不都是人们管理的吗？厌恶、偏爱、竞争，以及获取不义之物的愿望，不是对国家和对皇帝同样发生影响吗？人民议会不是常常受到愤怒、怨恨、嫉妒、贪婪和其他不正当的强烈倾向的驱使吗？议会的决定往往由少数被信任的人所左右，当然也就容易沾染这些人的情感和见解，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吗？到现在为止，商业除了改变战争的目的以外，还做了些什么呢？爱好财富同爱好权力或荣誉不都是一种凌驾一切和冒险的激情吗？自从商业成为各国的普遍制度以来，起因于贸易动机的战争，不是和以前由于对领土或统治权的贪婪而引起的战争同样频繁吗？商业精神在许多情况下不是给予这两种欲望以新的刺激吗？让人类判断最不易产生错误的指南——经验，来回答这些问题吧！[46]

汉米尔顿认为，人类对社会发展的长期观察，得出了这样一个政治上的原理：“周围或接近的国家是天然的敌人”。他还借助另外一位“聪明的作者”之口表达了联邦党人的这一共识：“邻国自然而然地彼此为敌，除非它们的共同弱点迫使它们组成一个联邦共和国，它们的宪法防止友邻之间发生分歧，消除那种使各国以牺牲邻国来抬高自己的隐藏的嫉妒之心”。联邦党人认为，这一段话在指出了祸患的同时，也提出了补救办法（同上）。